【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作者授权新语丝在网络发表） 周恩来的海外生涯 杨小牛 编著 第四章 中苏风云 一、“一言为定，我在莫斯科等你”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成立不到两个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离开了北京。 这一天，北京正好下了一场大雪，到处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这时的中华大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虽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渡长江，风卷残云般地把 国民党反动派赶出了大陆，但整个大陆并未完全解放，国民党遗留的特务、土匪气焰嚣张， 土改尚未完成，新中国的政权尚未巩固，毛泽东离开北京欲何之？ 毛泽东要去莫斯科，毛泽东要访问苏联，毛泽东要和世界革命的领袖斯大林会面。 毛泽东访苏，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也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出 国。 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前往北京车站送行。毛泽东神采奕奕，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当和一位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的中年人握手时，毛泽东格外地叮嘱了一句：“一言为定，我 在莫斯科等你！” 那位中年人爽朗地笑着说：“请主席放心！只等你一声令下，我就随即出发！” 他就是周恩来。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而他杰出的外交才能，也早已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享有盛誉。因此，中共中央 决定，毛泽东访苏：任务是给斯大林70大寿祝寿、休息和参观，增强苏中两党两国的相互了 解和友谊，而有关中苏两党两国间条约、协定的谈判，则由久负盛名的谈判能手周恩来随后 去办。 毛泽东早就想去莫斯科看看。 1948年春天，毛泽东就准备秘密访问苏联，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考虑到毛泽东正在指 挥大规模的全国解放战争，作为统帅，不便离开，便派了米高扬秘密访华，听取毛泽东和中 共中央说明情况和意见。 1949年春，毛泽东又有去苏联的想法，但还是脱不开身，便委托刘少奇代表自己率中共 代表团前去莫斯科。 斯大林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在会谈中，斯大林的态度是诚恳的，他多次承认自己在中 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当刘少奇提到中央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斯大 林提出国家不可长期无政府。得知斯大林这个意见后，中共中央加快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 步伐，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新中国。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建议，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就可能成立于1950年1月1日，而新中国的国庆日将不是10月1日，而是1月1日了。 到1949年底，国内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结束，局势相对缓和，毛泽东便动身前往世界革命 的心脏----莫斯科。 12月26日，莫斯科。 莫斯科的冬天是极其迷人的。白雪皑皑，粉妆玉砌。 正午时分，伊万大帝钟楼上那口古老的大钟敲响了。“当当当……”第十二下钟声刚过 ，一列专列驶进了莫斯科车站。顿时，欢呼声一片。 这是毛泽东的专列。让毛泽东于正午12时到达莫斯科，这是苏联方面的精心安排，是对 毛泽东的格外礼遇。 除了斯大林，苏联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动，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下午六时，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位巨人，第一次会面了。 在会谈中，斯大林直爽地问毛泽东：“毛泽东先生，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事情？你有 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的回答令人捉摸不定。他说：“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个什么东 西的，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 既好看，又好吃，这是什么东西？苏联翻译卡壳了，急得脸都红了。一旁的师哲赶紧解 释道：“好看就是形式好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说内容有味，实实在在。” 苏联人还是没有明白。 斯大林沉思片刻，又继续婉转地询问。毛泽东则回答说，他打算让周恩来来莫斯科一趟 。斯大林仍然没有弄明白毛泽东的意思。 而后，斯大林又几次热切地问毛泽东，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要求？要办什么事情？毛泽 东仍然没有直言。斯大林有些着急了，他郑重地说：“您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 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依然委婉的回答：“东西不仅要搞，而且要既好看，又好吃，但必须让周恩来到 莫斯科来搞。” 毛泽东认为，如果苏联方面真心帮助中国革命，就应该主动提出帮助的内容，否则，我 们何必低头弯腰去向别人乞求呢？ 然而，中苏两国文化的差异，不但使苏联方面听不懂毛泽东所说的“既好看又好吃”的 是什么东西，又不明白毛泽东的心理。 终于等毛泽东发了几次脾气，等中苏两党之间有了更多的交流，斯大林才明白既好看又 好吃的指的是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毛泽东本人不想参与谈判，而让周恩来来莫斯科负责。斯 大林立即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1950年1月2日晚8时，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询问毛泽东对签定中苏条约等事的意 见。 毛泽东提出了三种方案请苏联方面选择。 （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巩固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 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 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乙）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条约交换了意见。 （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 以不来。 莫洛托夫毫不犹豫地回答：“甲项办法好。” 毛泽东马上追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但他对周恩来能不能尽快赶到莫斯科表示怀疑。 毛泽东笑了。莫洛托夫哪里知道对此中共中央早有决定，毛泽东是成竹在胸。 点燃一支烟，毛泽东扳着指头算着说：“我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 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 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至此，中苏两方面皆大欢喜。 一天深夜，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等苏共领导人驱车前往莫斯 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拜会在那里下榻的毛泽东。这对斯大林来说，是破例的活动，表现了 他对中国党及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两个巨人消除了误会，会谈气氛愈发融洽。 斯大林诚恳地说：“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对此感到内疚 。”在谈到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斯大林兴致勃勃地说：“就由我和毛泽东先生签 字。” 毛泽东笑着说：“你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文 件，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 二、“周恩来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谈吗？” 电召周恩来赴苏后，毛泽东便悠闲自得地去列宁格勒等地参观。 毛泽东之所以坚持要周恩来到莫斯科负责中苏谈判，就因为周恩来是党内独一无二的外 交家。毛泽东颇有自知之明，他曾夸奖周恩来说：“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 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去莫斯科。这个代表团颇为 壮观，除同毛泽东先期到达的陈伯达、师哲、汪东兴、叶子龙等以外，随同周恩来前往的代 表团成员有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 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 力，另外有欧阳钦、柴树藩、程明升、常彦卿、沈鸿、苏农官、何谦等同志。 当周恩来经过西伯利亚抵达新西比尔斯克车站时，同毛泽东通了电话，但因为线路有问 题，传音不良，两人谈了一会就中止了。1月18日，周恩来到达乌拉尔山的斯维尔德洛夫斯 克车站时，又同毛泽东通了电话。这次两人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活动、愿 望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的内容等，也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这样，两人达成了一致，周恩来 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便可以开展工作。 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抵达莫斯科。 这是周恩来第四次到达莫斯科。第一次，1928年参加中共六大；第二次，1930年向共产 国际汇报工作；第三次，1939年9月去莫斯科治伤。 这一次是第四次。这一次去莫斯科，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前三次去，中国革命或处于 低潮状态，或处于微妙局面，作为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既汇报工作，又反映情况，并接受 指示，提出意见。这一次，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这对苏联 人民，对全世界要求进步与和平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周恩来的身份也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代表，更主要的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 的身份来到莫斯科的。这一次，他不是来参加会议，汇报工作，接受指示的，他是以一个国 家的代表身份来参加平等谈判的。 从1939年9月到1950年1月，不过十年多时间。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 但中国革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令人感叹不已。正当壮年的周恩来倍加珍惜这种 来之不易的剧变，欣喜地重访旧地莫斯科。 在莫斯科车站的广场上，苏联方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相对于毛泽东，中共的另一 个领袖周恩来是苏联方面的老熟人了。周恩来又见到了老朋友米高扬、维辛斯基等苏联领导 人。 周恩来面带微笑，与他们亲切握手。人们不禁惊叹：再也找不出另外一个人代替周恩来 为中国总理了。周恩来从容大方的举止，彬彬有礼的风度，亲切机智的语言，令人陶醉不已 。难怪当年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央政府，有一位现成的总理，那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在车站发表了演讲。周恩来说明了此次来苏的目的，他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 商。” 苏联方面安排周恩来住在一幢别墅里，别墅离毛泽东较远。过了一天，周恩来便搬到毛 泽东楼上的一间房间里，便于和毛泽东及时商量问题。 周恩来到达后，斯大林又打电话问毛泽东对下一步会议的意见。 毛泽东回答：“我没有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谈吗？” 斯大林还不放心，他特地派人把师哲叫到办公室，要师哲把他的话重新翻译给毛泽东， 再了解一下毛泽东的态度。 毛泽东笑了，他说，他只是要周恩来出面谈判，别无他意。 可见，斯大林以过去对中国党发表了一些不恰当的意见为鉴，这一次对中国党十分尊重 ，力求切实明白中共和毛泽东的意图。斯大林在苏共党和国家政治生活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 错误，如个人崇拜，如独断专行，甚至被人描写为暴君，但是，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 取得胜利之后，他便改变了过去的态度，真诚地帮助中国党，特别是在中共决定出兵朝鲜之 后。其间斯大林虽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些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主义，但是，比较于后来上 台的赫鲁晓夫，斯大林要真诚得多。 1月22日，即周恩来到莫斯科的第三天，根据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安排，中苏两国最高层 领导再次会晤。中方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等，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 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师哲任翻译。 会议开始前，照例由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敬酒。此后，斯大林兴致 很高，又举杯向中国党的同志们敬酒，表示欢迎毛泽东、周恩来到苏联，为中苏友谊而干杯！ 或许斯大林觉得毛泽东知识渊博，仿佛是一个学者，因此，他在称呼毛泽东时，在名字 后面加了“先生”二字，而不是“同志”。 师哲已经多次听到斯大林这样称呼，他忍不住问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我有一个问题 ，想当面请教一下，可以吗？” 斯大林微笑着点点头，说：“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师哲谦和地问道：“斯大林同志，我们中国同志非常尊重您和苏联领导人，一直称您和 苏联领导人为‘同志’。可我不知道，您为什么称毛泽东同志为先生呢？” 在场的人都有些紧张，尤其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面前，苏联领导人只有接受指示，执 行指示，从来不敢发问。 斯大林有些发窘，他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他环顾四周，大声说道：“对，是同志 ，是同志！” 斯大林又转身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苏共领导人说：“对，是同志，应该称 同志……” 一声“同志”，一下子把中苏领导人的距离拉得更近了，会场的气氛更加融洽。 会谈开始了。 毛泽东首先发言。他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给东方，给亚洲，特别是给中 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严重威胁着苏联的安全，因此，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应该以条约的 形式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应是加强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方面的合作，共同 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以及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并具体地谈了中长铁路、旅顺、大连等问题。 毛泽东提议将中长铁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斯大林表示赞同，他说 ：“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议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 一个是限期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条约的形式暂不变 更。”毛泽东同意前一种办法。 在会谈中，周恩来是中方主要发言人。由于事先有了充分准备，周恩来开门见山地提出 谈判中中苏两国应解决的具体问题，即谈到起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 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文件。随后，双方商定由周恩来同苏方当时的部长会 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负责商定起草各项文件事宜。 从1月23日起，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外交部副部 长）、罗申（驻华大使）开始就条约和协定问题进行会谈。有时毛泽东也参与会谈。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拟，是按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商量的原则进行。起 初，苏方根据周恩来讲的基本思想和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中国代表团看。周恩来看了之后 ，说：“不对，我讲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 周恩来把王稼祥、李富春、陈伯达叫来一起商量。毛泽东看了苏方起草的文稿，大摇其 头说：“这不行，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于是，周恩来亲自动手，整整花了两天多时间， 重新草拟了条约文本。师哲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联方面看了之后，觉得很满意， 认为内容全面，表述精确，中国同志很不简单。 中苏条约的名称，原先叫《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1945年苏联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 订的条约名称相同，这未免不太合适。周恩来就建议在“友好同盟”后面加上“互助”二字 。周恩来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 具体内容。”毛泽东对此也十分赞同，他说：“加‘互助’两个字好，平等互利，互相帮助 嘛。” 苏联方面对周恩来的建议和解释十分重视，马上向斯大林作了汇报。后来，条约的名称 就变成了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三、斯大林错怪了中国方面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毛泽东和 斯大林都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国方面出席的还有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赛福鼎 ，苏联方面有米高扬、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维辛斯基、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葛罗米柯 、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布尔加宁、罗申等。代表中国签字的是中国政府总理兼外长周恩来 ，代表苏联签字的是苏联外长维辛斯基。 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略矮，每次记者拍 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移动一两步，照片上就看不出来了。 这天签定的文件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 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同时还签定了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 50个企业的协定。 在签订过程中，斯大林突然对师哲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 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哇。” 斯大林错怪了中国方面。中苏贸易协定由于苏方工作人员粗心，出了差错，修改、纠正 耽误了时间，直到签字仪式开始时仍未能将贸易协定拿出来。他们怕斯大林责怪，所以就称 中方未准备该协定的中文本，蒙骗了斯大林，逃避了责任。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了招待宴会，热情地宴请中国代表团。苏联礼节性的宴会 时间一般很短，此次也不例外，但宴会杯盏交替，气氛热烈。 斯大林热情地举起酒杯，主动向毛泽东祝酒：“毛泽东同志，祝贺您访苏圆满成功！” 两人愉快地一饮而尽，毛泽东也热情地回敬斯大林。接着，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 基等也纷纷向毛泽东敬酒。而后，他们又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是他们在中苏会谈中的对手 ，对于周恩来杰出的外交才能，他们深有体会。米高扬在给周恩来敬酒时，幽默地说：“现 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周恩来爽朗地笑了，他十分自信地回答说：“米高扬同志，不久，你还将会看到中国共 产党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在宴会上，毛泽东热情地邀请斯大林说：“再过几个钟头，也就是今天傍晚，我们要举 行答谢宴会，也是告别宴会。希望您，斯大林能莅临。我们希望您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 况不允许，您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 斯大林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说：“我历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 宴会，而且已经成了惯例。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 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 毛泽东对此十分高兴，他再次表示了中国同志对斯大林的尊重和体谅。毛泽东说：“如 果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 斯大林肯定地说：“不会的，既然来了，就要参加到底。” 中午12时过后，招待宴会结束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王稼祥等人立 刻忙开了，着手安排告别宴会。因为此次盛大的宴会是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夫妇的名义举 行的。宴会邀请了斯大林在内的五百位客人，其中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各人民民主国家驻 苏大使、苏联知名人士以及各国使节。为此，中国方面特地租用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 堡尔大旅社的第一层作为宴会地点。 下午6时许，来宾陆续到了。斯大林虽然决定出席，但人们并不知道。因为他从未出席 过其他国家大使在克里姆林宫外举行的宴会。依照惯例，人们对斯大林出席宴会不抱希望。 6时30分正，一队长长的高级轿车在米特勒堡尔大旅社门前停了下来。车门开处，一个 威严的身影出现了，随后跟着的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人们不禁惊呆了。斯大林，是 斯大林，斯大林亲自来参加中国同志的告别宴会了。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夫妇、李富春亲自在门口迎接贵宾。毛泽东和斯大林亲切握手 ，互致问候，然后向大厅里走去。 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不仅是外宾，甚至是许多苏联的高级干部也没有在这么近的距 离里看见过斯大林。 宴会厅是玻璃墙隔成的一大一小两个厅。毛泽东、周恩来陪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 成员在里间小厅，其他来宾则在外边大厅。然而，人人都欲一睹为快，看一看两位历史巨人 ，纷纷向里间拥挤，连素来讲究外交礼仪的各国使节也坐不住了。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急得 浑身冒汗也没有用，眼看玻璃墙快要被挤碎了。周恩来急中生智，索性让服务人员拆掉了玻 璃墙，两厅合为一厅，人们才渐渐安静下来。 酒会继续进行，由周恩来致祝酒词。为表示友谊，费德林给周恩来翻译，师哲给斯大林 翻译。周恩来事先把自己的讲话稿给费德林看过，费德林译成俄文拿在手里。 临场讲话时，周恩来没有拿文稿，2000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和原稿一字不差，令费德林 深为叹服。周恩来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 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的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 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斯大林也举起了酒杯，发表了致酒词。他说，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 都说了，代表了他的意思。社会主义阵营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可惜今天与会者少了一 员-----南斯拉夫未被邀请，因为南斯拉夫自己把自己划到外面去了。斯大林对此表示惋惜 ，接着讲了团结就是力量。 席间，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身体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主席 、周总理健康。宴会持续午夜，尽欢而散。 此后，中国代表团便准备启程回国。周恩来亲自过问给斯大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 主要工作人员的礼物，并亲自给所有的服务人员分发礼物，有的服务人员虽然一直没有会过 面，也一个不漏，每人一份。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临上汽车时，所有的服务人员都 哭了。除了个别人尚能到车前握手送别外，全都哭得出不了门，平时给毛泽东端饭的姑娘瓦 丽雅哭得尤其厉害。师哲跟一位送行的苏军上校说起此事，那位上校说服务人员觉得毛泽东 比斯大林更亲。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毛泽东理解他们，关心他们，不浪费电，毛泽东自 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进进出出很有规矩。这些服务人员感动得了不得。 莫洛托夫到毛泽东住处把毛泽东送上汽车，而后又先于毛泽东赶到火车站，在那里迎接 毛泽东并送上火车。莫洛托夫告诉毛泽东说，要保护身体，在路上，到国内，都要保重，并 一语双关地说：“你们的道路是遥远的，行程是漫长的，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继续自己的 行程。我们祝贺你一路福星高照。这是斯大林再三让我告诉你的。另外，保卫工作要做好， 千万不要大意，这是临别赠言。” 2月26日，中国代表团到达边境城市满洲里，毛泽东给斯大林发了致谢电，周恩来给维 辛斯基发了致谢电。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到北京。 四、斯大林屈尊 在中苏会谈中，由于苏联方面对于中国同志不够了解，也由于他们不自觉地流露出大国 大党主义，会谈中曾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件。 在条约和有关协定的谈判过程中，中苏共同发表了一个公告。《公告》指出：1945年8 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协定均失去效力，“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 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苏 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告》之所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是因为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和苏联 政府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同意外蒙古独立。1949年刘少奇访苏时已表明：我 们承认蒙古独立。 有一次，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交谈了几个问题后，周恩来指出：“关于蒙古 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 斯大林一听立刻就紧张了，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并不存在问题，有什么要 声明的？再说，蒙古同志不在，我们谈蒙古问题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力谈论人家的命运？” 周恩来知道斯大林产生了误会，解释说：“我们政府必须有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时，我们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 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么，蒙古独 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必须表明态度。” 听了周恩来的话，斯大林心中的石头这才落了地，大大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两国都 可以发表声明，还是中国政府先发表，苏联政府后发表支持中国的声明，蒙古政府也表个态。” 最后以两国公告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答记者问中透露了中苏正在商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 个消息发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惶惶不安。 仅仅在10天之后，即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长篇演 讲《美国的亚洲政策》，制造一连串的谣言。 艾奇逊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 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 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 对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艾奇逊的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艾奇逊的挑拨离间，立刻引起了斯大林的警惕，他派莫洛托夫等人去与毛泽东商议对策 。1月17日，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到孔策沃别墅看望毛泽东，给毛泽东看了艾奇逊1月12日的 讲话材料。莫洛托夫建议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份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谰言，毛泽东 当即同意了。 1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向新华社记者的谈 话。文章短小精悍、犀利泼辣，有力驳斥了艾奇逊的谣言。文章连夜发回国内，指令有关部 门于21日发表。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经常以某一方面负责人向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以评论 员发表评论的形式对某一事件表示态度，而且效果很好。 但苏联方面却不能理解这种形式，认为毛泽东违背了和莫洛托夫的约定。 这一天，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会面，并特地作了说明：主人方面只 有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客人只邀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无需他人参加，只带上翻译师哲便可。 斯大林请毛泽东、周恩来入座后，先让莫洛托夫谈一谈。 莫洛托夫说的就是有关中、苏、蒙三国联合发表声明驳斥艾奇逊的事。莫洛托夫说：“ 我们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 明。但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关，它代表不了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谈话也代替不了政 府的观点和意见。中国方面没有按照商定的那样去做，这就违背了我们的协议。这个做法没 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中国方面是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清楚。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 成的协定，那就必须遵守。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 天也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 毛泽东的脸色沉重，感到十分不快。 斯大林接着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乱了，减弱了我们的力量……” 斯大林看着毛泽东，见毛泽东露出愠怒之色，于是改变口吻说：“毛泽东同志，来日方 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 毛泽东依然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一言不发。周恩来在一旁作了解释，说中国方面这样做， 是由于历史形成的。过去，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乃至对于美国国务 院的《白皮书》，我党都用过类似的方式进行评论、驳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就拿艾奇逊 在去年发表《白皮书》而言，毛泽东同志写了题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用的只是“新 华社编辑部”的名义。这次同样是批驳艾奇逊，我们又采取了这种方式，一些国家的报纸还 转载、摘发了胡乔木的谈话，并说它泼辣尖锐，入木三分…… 斯大林听了却摇摇头，不以为然。毛泽东依然脸色凝重，显然是对斯大林的意见十分恼 火。周恩来见解释无效，毛泽东又毫不退让，他也不再说话，表情十分严肃。 谈话陷入了僵局。 敏感的斯大林察觉到自己的行动惹恼了民族自尊心很强的毛泽东，于是宣布谈话结束， 并邀请毛、周二人去他的别墅赴宴。 为了平息毛泽东的恼怒，斯大林屈尊俯就，请毛泽东、周恩来上自己的专车，而且让他 们坐平时只有斯大林才能落座的后排座位，斯大林和师哲坐在加座上。 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师哲同斯大林闲聊了起来。师哲问斯大林：“斯大林同志，你不 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作客吗？” 斯大林立即予以肯定的答复。聪明过人的毛泽东虽然不懂俄语，却猜出了师哲说的话。 他绷着脸问师哲：“你和他谈的是什么？不要请他再到我们那里去作客。” 师哲承认他和斯大林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毛泽东断然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斯大林似乎也听出了什么，急忙问师哲：“他说什么？” 师哲掩饰道：“这是我们私人之间的话，没有什么？” 到了斯大林的别墅后不久，宴会便开始了。毛泽东余怒未消，在餐桌旁沉默。马林科夫 、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跟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四处张罗，设法活跃 气氛。 斯大林打开了留声机，动员大家跳舞。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纷纷离座，热情邀请中 国同志跳舞。毛泽东和周恩来及其他中国客人端坐不动，热情的主人再三邀请，终于把周恩 来和师哲拖进舞场。 为了圆场，周恩来有说有笑，和苏联的同志一同起舞，但毛泽东的情绪渐渐感染了大家 ，宴会竟不欢而散。 虽然在毛泽东、周恩来首次访苏期间，中苏双方曾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但这无损 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友谊。相反，正是这一些小事，提醒了斯大林注意尊重中国同志。在斯大 林有生之年，凡是和中国有关的事情，无论事情的大小，他都要亲自过问，避免发生错误。 何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对于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回国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说：“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 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 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这 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 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因此，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于新中国是有利的。胡志明对此很羡慕，他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也要向您请示。” 斯大林笑道：“你怎么能向我请示？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你是国家主席，官比我大，我 应向你请示。” 胡志明半开玩笑说：“你同中国同志订了一个条约，趁我在这里，咱们也订个条约吧！” 斯大林说：“你是秘密来的，怎么同你订约？否则，人家要问你是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呢？” 胡志明幽默地说：“这很简单，你派架飞机把我送到天上去转一圈，然后再派些人到机 场迎接我，再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公开化了，然后我们两国就签订条约嘛！” 斯大林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东方人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五、“我们要管”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和外长第一次出访苏联回来不到8个月，周恩来再次飞往莫 斯科。 事情的起因是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悍然宣布出兵朝鲜，武装干涉 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同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我台湾海峡，并以联合国名义纠 集十几个国家出兵侵朝。 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讲话，严厉斥责美国对朝鲜和我 国领土台湾的侵略，并明确指出：“各国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 ”“全中国人民的同情都应站在被侵略方面。” 同一天，周恩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台湾、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周恩来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 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 湾而奋斗到底。”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7月7日和10日，两次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组建东北 边防军的问题。当时周恩来担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 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因徐向前有病，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因而主持军委工作的实 际上是毛泽东、周恩来。 7月13日，周恩来书面报告毛泽东说，这两次会议商定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第13兵团、第42军和若干炮兵师、高炮 团、工兵团，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5日前到达东北各地区；空军编成三个团在 东北训练，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开会，检查和讨论了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并提出，将来如果 出国作战，可以采取“换班的办法，轮流补充”，“用这种办法整补为最好”。 朝鲜战争之初，朝鲜人民军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从6月25日到9月中旬，朝鲜人民军解放 了朝鲜南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的人民，将美伪军压缩至洛东 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带。 然而到了9月中旬，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经过精心策划，美军于9月15日在朝鲜西海岸 仁川登陆，两面夹击人民军。人民军由进攻转入退却。9月28日，美伪军占领汉城，29日进 抵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三八线”。此后，美军越过“三八线”，疯狂向北扑来。 周恩来与毛泽东等新中国的领导人，密切关注着战争的发展。 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 ，作了《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周恩来指出：“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 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 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 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 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 之不理。”“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一句，是周恩来亲笔加上的，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态度 。这篇讲话发表于10月1日的《人民日报》。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朝鲜金日成首相、朴宪永外务相给毛泽东发来电报 ，恳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兵支援。电文中说：“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给我 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 ，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 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 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把这点 报告贵国总理。”在会见前，周恩来对翻译浦寿昌说，要突出一个“管”字，把这个字译成 英文要有相当的份量。因为当时中美没有直接的外交关系，周恩来的谈话，实际上是要通过 印度政府给美国传话。 朝鲜兄弟告急，中国出不出兵？ 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酝酿了多次，讨论了多次。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 个问题。次日，又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主张出兵，周恩来也主张出兵。周 恩来说，我们不想打，但是敌人逼我们，快到鸭绿江边了，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援朝，也是 卫己，唇亡齿寒嘛！ 早在10月2日，即南韩军队越过三八线的次日，毛泽东就致电斯大林：“我们决定用志 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 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 ，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决定先调至满洲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 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 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 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10月4日，彭德怀被中央接到北京。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谈了自己的意见 ，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 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颁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 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 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 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苏联是极其关注朝鲜局势的。中共中央的决策征求了苏联的意见，并得到了苏联出动空 军支持掩护中国军队的许诺。然而，就在此时，斯大林突然通知中国说，他们的空军还没有 准备好，要暂缓出动。 得到这个消息，周恩来十分震惊：一切不是都已经说定了的吗？苏联为什么单方面改变 主意？看来，没有准备好只是个推托之词，斯大林是不愿甚至是不敢和美军作战，和林彪不 愿出任志愿军司令员一样，斯大林也犯了恐美症啊。 毛泽东脸色沉重，在屋里来回踱步，不时地喷着大口大口的烟，大脑里急剧地转动着。 “恩来，情况严重啊。没有空军，大部队白天无法行动，困难太大啊。” “我们要慎重地考虑考虑……” 10月8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秘密出访苏联。周恩来只带了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 。他们乘坐的是安2型飞机，时速只有200多公里，到莫斯科用了三天。第一天飞到伊尔库茨 克，第二天到新西伯利亚，而后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到莫斯科。斯大林却不在莫斯科，而在 黑海之滨的疗养地休养，周恩来又匆匆和正在莫斯科养病的林彪一起飞抵黑海边的阿布哈兹 区，又到阿德列尔斯大林的休养所。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也都在那里等候。 与此同时，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研究之后，决定暂缓出兵。 10月12日20时，毛泽东发出了一份电报： 彭高、邓洪韩解： （一）10月9日命令暂停执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毛泽东 10月12日20时 当年志愿军领导人洪学智回忆道：“我们13兵团已经做好了一切战前准备，可以说是万 事俱备，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就立即向朝鲜出动了。就在这时，斯大林突然通知我们说，他 们的空军还没有准备好，要暂缓出动。后来我听彭总讲，斯大林说的没有准备好，并不是真 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对我们能不能打胜这场战争有怀疑。他看到我们真的决定要 出兵了，而且美国准备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他就犹豫了。斯大林觉得中国的军队虽然 在国内战争中胜利了，但装备那样差，到底能不能打败美军，没有底。觉得如果他们出动空 军掩护我军，一旦我们打败了，就把他们给卷进来了，苏联就有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甚 至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苏联态度的变化，毛主席和彭总都感到很突然。” 六、“还是中国同志好……” 周恩来飞往莫斯科时，中央政治局还在继续讨论出兵问题。毛泽东虽然主张出兵，并已 经下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但他也是有顾虑的，思想压力很 大。一是中国革命刚刚胜利，国内经济尚未恢复，卷入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实在有些力 不从心。二是美军武器装备好，特别是拥有制空权，劣势装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士气高 昂，但有把握打胜这场战争吗？难怪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啊。 10月10日午后，周恩来、林彪与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谈。 斯大林对朝鲜战争非常关注，对战局的发展了如指掌。他明白，单靠朝鲜人民军，根本 不可能战胜美伪军，相反，美伪军必然将占领整个朝鲜，陈兵鸭绿江、图们江，威胁中国东 北和苏联东南。斯大林打算让中国方面出兵朝鲜，与人民军并肩作战，因为他不想让苏联与 美国直接在战场上交手，一则没有把握，二则二战后苏联损失十分惨重，需要一段休养生息 的时间。而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是与斯大林商量过，征求了他的意见，并得到了苏联方面 出动空军支持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许诺。 简短的寒暄过后，斯大林介绍了朝鲜前线的情况，指出目前朝鲜受到了极大的挫折，战 局形势严峻，对我们极其不利。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中国对一般情况是了解的。但主要考虑到国内实际情况和主观因 素，认为不出兵为宜。因为中国由于长期战争，连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许多有关国际 民生的问题尚未解决。如果现在又卷入朝鲜战争，不仅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国家经济 的恢复工作也无法谈起。在这种情况下，要承担战争的重担，实在困难。何况中国军队的武 器装备十分落后，参战困难重重。如果这场战争僵持不下，还可能牵涉到兄弟国家。因而认 为不出兵为好。 听了周恩来的说明，斯大林指出，按照目前情况，美军已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 人民军如果没有后援，最多坚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最 终被敌人消灭掉，不如早点主动撤退，保持实力。 斯大林认为这两种选择是下策，不论是自己撤退，还是被敌人消灭掉，都意味着让敌人 占领整个朝鲜，美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估计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东北恐怕没有安 宁之日了。中国内地情况自然不同一些，但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是谈不上了。美军从空中、 陆地、海上随时进行骚扰。 听了斯大林的话，周恩来明白，斯大林还是想让中国出兵。不过，斯大林希望中国方面 主动提出，因为他深深感到中国同志的民族自尊心很强，自己不应把意见强加于他们。因此 ，斯大林先不提让中国出兵，而是提出了让朝鲜撤退。 斯大林说，如果朝鲜同志坚持不下去，眼看着他们白白牺牲，那还不如马上告诉他们进 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把主要力量、武器和物资以及部分工作人员撤到中国东北，一面坚 持斗争，一面有利于以后重新进入朝鲜。而把老弱病残和伤员撤到苏联境内。斯大林建议， 把会谈的意见，即让朝鲜同志撤退，立即电告金日成。因为局势瞬息万变，不能再拖延时间 了。 这时，林彪插话说，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应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那里多山，多森林 ，他们可以进入山沟森林，进行长期游击战争，可以转战于朝鲜南北，以待时机。 斯大林说，恐怕敌人不会允许游击队存在下去，而会很快地把他们消灭掉。斯大林强调 ，既然不出兵，我们就得具体地筹划，如何安置朝鲜同志和他们的武装人员，保存实力，以 待时机。 斯大林也是极其富有谈判经验的， 他在阐述了不出兵的种种不利情况，提出了出兵朝 鲜的设想。他说，鉴于我们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朝 鲜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设想，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 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自然，也只限于在后方 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斯大林 说苏联曾经设想装备中国的陆军，包括步兵、炮兵、工兵、坦克部队、机械化部队等，装备 、训练中国的空军，并设法帮助中国建立海军，但这要花很多时间和财物。 斯大林之所以提及装备中国的军队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还是围绕一个目的，让中 国出兵。斯大林说，中国设想改装部队，使各兵种规范化、整一化、现代化的做法是完全正 确的，合理的。但苏联的经验是，在战时完成这样的计划，要比平时完成得更快更好，更有 成效。而且，因为部队处在战争中，可以随时发现缺点，随时加以改进，进一步完善。 在此之前，斯大林还根据出兵的设想，提出装备中国多少个师团，援助多少坦克、大炮 、飞机，以及装备多少机械化部队和特种部队。 一句话，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中国方面出兵，苏联方面考虑中国方面改装部队的愿望 ，即在战争中帮助完成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这种想法充分反映了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抗美援 朝是中苏两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义务，出兵朝鲜，无论有多大困难，也不能讲什么条件。斯大 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精神。 最后，斯大林换转话题，说中方提出改装部队的意见，交布尔加宁负责同军部和中国同 志共同研究处理。现在还是应该把我们商讨的结果和建议立即告诉朝鲜同志，请他们不失时 机地作好撤退工作。 随后的谈话就变成了海阔天空的闲聊。在宴会上，斯大林向林彪敬酒，应该说，这是很 高的礼节了。何况，一个大党领袖，一个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向你敬酒， 哪怕是从礼貌起见，也应该表示表示。然而，林彪却一再拒绝斯大林的盛情。斯大林再三敬 酒，而且只是一杯红宝石甜葡萄酒，林彪却始终不敢用舌尖舔一下。 最后，斯大林无可奈何地笑着说：“酒里没有毒药，稍饮一口不妨。”林彪仍然不敢尝 一下，甚至连举杯作个饮酒姿势也不肯。 在座的人都替他难堪。斯大林说了一句：“不知这位将军如何在前线指挥作战！？” 第二天清早，周恩来在布尔加宁的陪同下返回莫斯科，回到了住地奥斯特罗夫卡娅8号 公寓，周恩来坐下准备喝茶水。师哲则去康一民的房间看看中央有什么新的指示。 康一民正在抄电报，一见师哲进去就说，刚刚收到毛主席的电报，中央准备出兵。 师哲大吃一惊，拿起电文一看，电文第一句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多数 人主张出兵。 师哲连忙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不相信，以为他看错了。师哲又回康一民的房间拿来了 电报。周恩来看完后，陷入了沉思。 电报上说： “（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 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东北更 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接到电报，周恩来心潮起伏。他深深地知道，毛泽东和党中央下这个决心是非常之不容 易，他不禁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伟大气魄而激动。是的，无论从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出发，还是从新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出发，周恩来完全赞成中央的决策。我们出兵朝鲜 ，是我们自己的决策，我们决不要求苏联必须怎么着；苏联能出动空军，能援助我们武器装 备，我们表示欢迎感谢，否则，我们决不低声下气地乞求。 1960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他（指美军）逼近了鸭绿江，我们就 下决心，去与斯（大林）讨论。两种意见：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这是斯（大林）说的。 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 会主义，中国还在。谈了一天，晚上就要决定，马上电问毛主席。”“毛主席电报去，觉还 是出兵，先打李承晚军，把美军孤立，逐步想办法。” 1971年12月30日，周恩来同在京上层爱国人士的讲话中说：“抗美援朝时，我同林彪一 道去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说苏联是否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指出兵朝鲜），没有 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林就很高兴。后来毛主席决定，即使苏不派飞机，我们 还是出兵。”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周恩来同莫洛托夫会了面，说明了中共中央的最新决策，希望把 来电转告斯大林。 斯大林得知后，心潮起伏。老实说，虽然半年多前他和毛泽东会了面，两人之间消除了 不少障碍，但是，他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一直持保留态度。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农民出 身占多数的党，怎么可能无产阶级化呢？斯大林一直怀疑毛泽东和中国会变成第二个铁托和 南斯拉夫，直到中国共产党不顾自己的安危，毅然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同号称世界第一强国 、连斯大林也不愿同它交手的美国开战，这种怀疑才消失了。 “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斯大林像是对周恩来说，又象是在自言自 语，泪水从他灰黄的眼睑里渗了出来…… 经过周恩来的争取，最后苏联方面同意给予军事装备的援助，同意派飞机帮助中国防空 和训练，不过，飞机只到沈阳。 周恩来回国后，10月29日同苏联顾问沙哈诺夫等会谈。沙哈诺夫对周恩来说，苏联方面 又同意派苏联航空员驾驶喷气式飞机到安东担任防空。11月10日左右，苏联空军移到了安东。 周恩来在莫斯科只停留了两三日，将军火一事办妥即飞回北京。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因为形势紧迫，周恩来在同苏联谈判时，只谈了军火的数目，而没 有谈军火的价格。当时中方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贡献而接 收的。但师哲对周恩来说，根据他对苏联的了解，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不付钱的想 法。 因而在回国的飞机上，周恩来提到，准备在下次会见斯大林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 取作出明确的规定。 遗憾的是，后来没有机会办成此事。斯大林从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中国偿还。但他死后 ，中苏交恶，又碰到中国经济困难，赫鲁晓夫乘人之危，向中共要军火的款项，向中共和中 国人民施加压力，行径无异于落井下石，极其卑鄙。这是后话。 七、“一五”计划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后，到年底便将美伪军赶回三八线一带，扭转了 朝鲜战局。经过朝中两国军队的沉重打击，1951年7月，美国政府不得不坐下来谈判。但是 ，美帝国主义并没有死心，企图以军事压力配合谈判，实现其无理要求。 鉴于朝鲜战争短时期不可能结束，中共中央作出了边打边建的战略决策。 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有各大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2月18日， 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的党内通报。通报强调，中央提出的“ （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这样，在中共中 央提出的自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指导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着手考虑 五年经济计划。 1952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 臻、宋劭文六同志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在周恩来、陈云的 领导下，当年4月，政务院各部门初步提出了各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或轮廓框架。8月 ，中央财经委员会根据这些材料试编了《五年计划轮廓草案》，连同附件汇编成两大册。这 两大册文件，实际上并非完整成型的规划，内容偏重说明要求苏联援助的项目和愿望。 由于新中国缺乏制订五年计划的经验，为征询苏联政府对“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的意 见，商谈苏联援助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1952年8月15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 府代表团赴苏。 代表团阵容庞大，包括各部门各行业的负责人。除周恩来外，还有副总理陈云、中财委 副主任李富春、驻苏大使张闻天、副总参谋长粟裕、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燃料工业部部长 陈郁、中财委秘书长宋劭文、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炮兵副司令员邱创 成、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邮电部副部长王诤、外交部政治秘书师哲、外交部苏东司司长徐 以新和亚洲司司长陈家康等60余人。 8月17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周恩来、陈云在苏联呆了一个多月， 两次会见了斯大林。周恩来向苏联同志介绍了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谈了大致五 个方面的内容：一、中国的经济概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 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斯大林对“一五”计划提出了一些 中肯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一五”计划轮廓草案中设想的五年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20％ 的速度是勉强的，建议把它降为15％或14％。斯大林强调，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作计 划。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他同意帮助我们设 计一批企业，并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同时也可派些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建设。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斯大林的意见对我们是有很深刻的启 发意义的。当时我们提出工业年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根据前3年工业年平均增长34.8％ 的速度设想的，虽然计划指标已低于这个数字，但对经济恢复时期的恢复性质（数量小、基 数低、恢复易）的高速度不能持久保持这一点，则认识不足。” 斯大林对援助中国“一五”计划作了原则承诺，具体事宜则指示各有关部门同我方人员 直接洽谈。他对中国代表团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最后肯定的意见，需要两个月时间加以计 算以后，才能说可以给你们什么，不给什么。斯大林的积极表态，对于中国代表团在苏联开 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为了便于同苏方各部门工作人员谈判和面对面研究计划的制订问题，周恩来把代表团分 成了若干相应的小组，让他们分头同苏方各有关部门的同志直接接洽，开展工作。而周恩来 、陈云、李富春则可以从具体事务中脱身出来，用更多的时间考虑并同代表团各小组分别研 究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重大问题。为了使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富有成效、圆满完成党和国家交 给的任务，周恩来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啊！ 在访苏期间，中国代表就延长苏军对旅顺口海军基地使用权问题、修建中蒙铁路及组织 中苏蒙铁路联运问题，同苏联签订了协议。当时帝国主义对苏联等国实行经济禁运，橡胶、 钨、锑等稀有金属均在禁运之列。我国可以直接向苏联提供稀有金属和通过东南亚向苏提供 橡胶，并有适应种植橡胶的条件。为此，双方还签订了有关种植和割制橡胶的决定。斯大林 高兴地说，你们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发展橡胶生产两件事上也是援助苏联嘛！ 各小组的工作大致走上轨道以后，周恩来和部分代表团成员参观访问了英雄城市斯大林 格勒。此行目的，一是慰问这个英雄城市的居民。他们在苏联卫国战争非常英勇顽强，蒙受 了重大牺牲，为扭转战争局势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二是调查斯大林格勒 保卫战中这个城市遭受的实际破坏情况；三是了解斯大林格勒战后所进行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的情况。 周恩来参观了当年的几处重要战场：面粉厂、万人壑、北菜园、伏尔加河岸、市街心大 厦。战后在这里任省委书记的莫斯克文描绘了苏联人民和军队一起战斗的惊心动魄的情况。 战争虽然结束已经六个年头了，但所到之处依然是断垣残壁，令人触目惊心。这座深受战祸 的城市只不过是恢复了某种生机，还远远谈不上发展。 周恩来还乘游艇游览了伏尔加----顿河运河，并在船上过了一夜。在游艇返航途中，周 恩来两次登岸。第一次是参加运河岸边一个小镇上哥萨克青年举行的传统的青年联欢会。青 年们聚在岸边热烈欢迎周恩来加入他们的联欢会。联欢会载歌载舞，几乎成了狂欢会。 第二次下艇是参观一个码头和停泊港。在这个码头上，竖立了一尊60尺高的斯大林铜像 ，像体的内部是空的，并安装了电梯，乘电梯可以达到铜像的顶部。主人介绍说，这座铜像 的靴子大小和重量与胜利牌汽车相等，可谓非常之壮观。 回到莫斯科后，周恩来对代表团各小组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并对工作作了进一步安排， 指定李富春同志代理代表团团长，领导代表团继续谈判工作。9月24日，周恩来、陈云、粟 裕等一行17人返回北京。 1953年4月4日，米高扬约见李富春。米高扬说，苏共中央已经仔细看过了中国的“一五 ”计划，经济专家也仔细、精心地作了研究，他代表苏共中央向李富春通报一下苏共中央、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专家的意见：第一，“一五”计划的基础是工业化，首先建设重 工业，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第二，建设速度定得过快过高，原定整个工业每年递增20％，这 个速度快了一些，每年递增14％至15％就可以了；第三，要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的基础 工作；第四，要注意考虑农业问题，增产要有具体办法；第五，需要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 业，以补大工业之不足；第六，发挥原有企业的潜力；第七，巩固人民币，扩大购买力，发 展商品流通；第八，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工人数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第九，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 苏共中央的这些意见，是实事求是的，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很有帮助。 1953年8月11日，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 ，而后，“一五”计划又经过多次修改，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一五”计划。 “一五”计划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 基础。其投资之数目，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共计人民币766.4亿元，相当7亿两黄金。而 其效果也是显著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评价说，“一五”计 划“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八、彭德怀一饮而尽 周恩来此次访苏，还和斯大林商谈了有关朝鲜战争的一些问题。 8月21日，周恩来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和国际形势的看法。斯大林听后 表示同意中共的谈判方针，并同意帮助装备中国60个师，但炮弹消耗与敌人之比是1比9是不 行的，应该是20比9，必须压倒敌人。 斯大林说，朝鲜战争对美国来说是败血症，实际上北朝鲜和中国都没有损失领土，美国 也了解朝鲜战争对他们不利，迫切需要停战。如果宣布苏军继续驻在旅顺口，他将更伤脑筋 。美国在朝鲜既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其他地方也就更难以达到其目的。停战谈判是一个大 问题，毛泽东主张忍耐、坚持是对的。我们援助朝鲜是不吝惜的。美国扣押战俘是非法的。 斯大林还提出了谈判的三个步骤：以我方被俘人员11.6万人计算，如果敌人扣留我30％ ，我方则扣留敌俘13％左右作为交换，说明我们不相信敌人所谓我方被俘人员有不愿回来的 事实，故扣其比例的半数，促使敌人改变态度。如不成，第二步可主张先行全面停战，然后 再解决双方遣俘问题。再不然，第三步可将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双方交中立国代管，然后 由当事国进行访问，陆续接回。 针对有人认为朝鲜战争打下去会导致世界大战的想法，周恩来批驳说：朝鲜战争推迟了 世界大战。毛主席的估计是五年、十年、十五年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 斯大林也高兴地说：毛泽东的估计是对的。但要说明一点，美国没有本领进行大战，他 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愿打仗。斯大林又强调：我们对美国应坚持立场，只有硬，才 能解决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公道对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以原子弹和空袭吓唬人，是不能 解决问题的，决定战争，还是陆军。 斯大林同意援助朝鲜五个高射炮团，以增加防空能力。他认为中国空军不能出击到三八 线以南。因为空军不是志愿军的，而是国家的，出击等于正式宣战。因而，不管在战略上还 是战役上，空军现在都不要出击，不要破坏谈判局面。 周恩来建议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秘密来莫斯科，进一步谈一谈。斯大林同意了。 9月1日，彭、金、朴三人抵达莫斯科。9月4日，斯大林约见了他们，在座的有莫洛托夫 、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以及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恩来、 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 斯大林说，中朝人民是英勇的。中国空军不能出击到三八线以南。因为空军参战就意味 着国家参战，而中国公开参战，对和平阵营是不利的。但是，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应该积极行 动，苏联可以援助朝鲜三个空军师，可以给中国和朝鲜各一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给朝鲜再 增加五个高射炮团和两千辆汽车。阵地前沿则多布一些地雷。 谈到士气问题时，斯大林说，军队没有勋章，没有官阶，没有薪金，这是不正确的。不 要将军、元帅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 对于斯大林的意见，中国方面解释说，原来打算全国解放后逐渐实行从供给制转到薪金 制，后因朝鲜战争而推迟了两年，预计1954年完全可以实行薪金制。 对于谈判方案，斯大林也谈了他的意见。斯大林说，没有必要同意美国的方案。这是立 场问题。应采取按比例也扣敌人一定数目的俘虏，比例可大可小，可以比他们少一半，也可 以和他们一样多。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邀请大家去他的别墅会餐。席间，斯大林依次向大家祝酒。忽然， 斯大林举着一个大酒杯，要彭德怀也给自己斟满一大杯白酒。 师哲知道彭总有胃病，不宜多饮酒，便让彭总不要过量。周恩来知道彭德怀有酒量，立 即示意师哲不要干涉。 彭老总很干脆，站起身来，大大方方地与斯大林碰杯后，一饮而尽。斯大林很高兴，满 意地端详着彭老总。显然，斯大林十分欣赏彭德怀的性格与风度。后来，斯大林赠给彭总一 辆“吉姆”轿车，以表心意。 深夜，宴会结束，大家告辞出门。金日成推周恩来走在前面，彭德怀又推金日成走在前 面，因而，彭老总走在最后。斯大林立即要师哲把彭老总请到他身边，两人在大厅里边走边 谈，有说有笑，十分融洽。 9月12日，斯大林以家宴方式宴请了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周恩来等也出席了宴会。 席间，周恩来谈到了墨西哥提出的关于朝鲜问题的三点建议。斯大林说，美国急于找一 出路解决朝鲜停战问题。联合国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你们 带回去。我们应为新的联合准备条件，应该设法促成亚洲国家区域联合，如果成功，苏联亦 可参加。 周恩来回答说，我们现在对联合国早已不感兴趣，现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甚好 ，为亚洲的联合准备了群众基础。这样可促使亚洲国家的某些政府赞成区域联合。 斯大林说，不要急，区域联合是要政府参加的，争取日本、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等国 参加很重要。 斯大林又说，朝鲜战争是艰苦的，是否不愿东欧各国帮助？ 周恩来笑着说，没有不愿的道理。 后来东欧各国对朝鲜战争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 九、紧急访问 1956年11月17日，周恩来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 、尼泊尔、阿富汗进行友好访问。 正当周恩来在国外访问时，11月29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会见刘少奇时，转达了赫鲁 晓夫的意见，希望周恩来在南亚访问后到莫斯科一谈。中共中央通知周恩来：“政治局常委 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我国总理由苏正式邀请访问苏联，是有必要的。”12月初，波兰大使 也提出，由于波兰大选在即，希望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访波，以示支持。 为什么苏联、波兰先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问呢？ 事情得从苏共二十大说起。 苏共二十大是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 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国际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与此同时，波兰、匈牙利先后爆 发了反革命事件，社会主义阵营内一时产生了一阵混乱。 怎么办？赫鲁晓夫此人并不是一个草包，他明白，此刻最紧急的事就是取得中国党的支 持。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第二大党，经过抗美援朝，威望日高。斯大林逝世后，毛 泽东的声望和地位是他赫鲁晓夫所远不能及的。因此，在二十大之后，在处理波匈事件之后 ，赫鲁晓夫迫切地想了解中国党的态度，力图争取中国党对他的支持。 12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电告周恩来：“波兰大使来谈，他们的国会选举时间是1月 20日，迫在眉睫，而统一工人党有得不到多数的危险，希望中国予以帮助。其办法是请中国 负责人于选举前去波兰一次。他们想请毛泽东同志去。当我们告诉大使，毛泽东同志在这个 时期不能去的理由以后，又告诉他苏联已邀请你去莫斯科，在时间许可并征得你同意的情况 下，也许你可以应邀去一次。现在波兰的斗争，已转变为统一工人党和其他政党（带资产阶 级性的）争夺工农选票的斗争，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如果统一工人党失去领导权，那是很 不利的。因此我们认为你去一次波兰是有必要的（波兰大使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不知你 的意见如何？如果去，时间应在1月15日至20日之间，最好在1月15日以前，那么你到莫斯科 的时间就应在1月5日至10日之间，以便有4至5天时间举行中苏会谈，发表会谈公报，然后去 波兰举行中波会谈，发表公报，帮他们一手。这样，你在东南亚的访问就应缩短10天左右” ，“是否可访，如何安排，请考虑电告。”12月3日和8日，周恩来电复中央，认为在访问南 亚诸国之后去苏联作正式访问，并同苏共交谈一些问题是必要的；也同意去波访问的安排。 但是为了避免过多地牵动访问南亚各国的日程，建议将访问阿富汗时间推迟。12月21日，周 恩来再电中央，鉴于巴基斯坦接待十分隆重，全部日程早在十几天前就作了布置，访巴时间 不可能缩短；请外交部告潘自力大使，要潘面告尼泊尔驻印大使，说我已经在南亚五个国家 访问了一个半月，身体有些疲劳，需要休息一下，另外，准备在1月初赶回北京，有些事要 同政府商量，而在1月7日后还要去苏联访问，建议访尼日期推迟到一月底。就这样，周恩来 一行暂时中止了对南亚的访问。 周恩来访苏、波的消息一发表，南斯拉夫、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 国家的邀请接踵而来，匈牙利尤其殷切。 12月30日，匈牙利驻华代办沙尔约见外交部代部长张闻天，再次表示，如果周总理同意 访匈，将是对匈牙利共产党人、工农革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的很大支持。沙尔热忱地说：“ 周总理既然已经到了欧洲，即使在匈牙利只逗留一天，对匈牙利也是很大的支持，布达佩斯 离华沙和莫斯科都很接近。”鉴于匈牙利的盛情及其国内的情况，中央决定周恩来访苏、波 后赴匈访问一天。 1957年1月3日，周恩来返回北京。5日，周恩来接见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华大使、代办。 周恩来讲述了他访问南亚各国的观感，提出通过这次访问形成的一些思想和看法，以供 各国党和政府参考。周恩来说，通过访问，他觉得世界上明显地存在着两个阵营，即社会主 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同时也存在三种力量，即社会主义力量、帝国主义力量和民族主义 力量，这不是按社会制度，而是按国家来分的。这次访问，除了越南，其他都是民族主义国 家。这些国家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甚至 像巴基斯坦虽然参加了西方军事条约，也不提五项原则，但仍有广泛的和平愿望，强烈地反 对殖民主义，同意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帝国主义不愿意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友好 ，既要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也要破坏民族主义国家。因为民族主义的发展，将使整个殖民制 度动摇。我们要努力发展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按照五项原则办事。对于帝国主义，我们 也要争取同它们和平共处。当然，社会主义各国更需要加强团结，使帝国主义无孔可钻，使 世界和平有可靠保障。正因为这样，我接受了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的邀请，推迟了去阿 富汗、尼泊尔的访问。周恩来向东欧其他国家使节明确表示，你们过去和现在提出的邀请， 只好推至下次再去了。去阿富汗、尼泊尔的访问不能再度推迟；去阿、尼访问之后，也不能 再去东欧。这次国外旅行，总共将达3个月，今年不能再在国外耽搁得太久了，否则，我就 变成为一个无住所的总理了。 1957年1月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离开北京去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代表团成员 有副总理贺龙元帅，中联部部长王稼祥，驻苏大使刘晓，随员有乔冠华、熊复、张彦、龚澎 等。 1月的莫斯科，虽然依旧是白雪皑皑，但大地已经开始解冻，气候异常暖和。驻苏大使 馆的同志们在机场列队欢迎从祖国飞来的周恩来一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苏共中 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和驻华大使尤金等到 机场迎接。 随后，周恩来、贺龙一行由苏方联络部负责人陪同，乘车去克里姆林宫宾馆休息。周恩 来对贺龙元帅打趣道：“贺老总，你住的那间卧室可是皇后住的，我住的这间是沙皇住的。 ”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1月8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隆重宴会，欢迎周恩来一行。苏 方出席的有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赫鲁晓夫 、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谢皮洛夫等。 布尔加宁在宴会上致词说，苏联非常珍视中国方面对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所采取的立场， 你们为揭露帝国主义者在东欧的阴谋活动所作的努力，给予我们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以巨大帮 助。 周恩来致答词中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多次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并且曾经经历 了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长期过程。我们从切身的经验中认识到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我们 共同的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重要保证，我们必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 结。我们这次到苏联来访问，就是要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党两国的亲密团结。 周恩来此次访苏，经历了两个阶段：1月7日至11日和17日至19日，11日至17日分别访问 了波兰和匈牙利。 十、“哪怕只去访问两个钟头也是好的” 1月7日和8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和格罗提渥为首的民主德国代表团在莫斯 科举行了会谈。中方成员有贺龙、王稼祥、刘晓，民主德国方面有统一社会党书记兼第一副 总理乌布利希、副总理努舍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博尔茨、驻苏大使柯尼希。 周恩来首先表示对1月7日在莫斯科签署的苏联、民主德国两国政府代表团的联合声明表 示支持。而后，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交换了意见。 会谈后发表了新闻公报，表示支持以卡达尔总理为首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坚 决反对旨在反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颠覆活动，坚决反对威胁着欧洲和平与安全的西德军国 主义化和以美帝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旨在反对民主德国的颠覆活动。 1月10日下午3时，周恩来同匈牙利总理卡达尔会谈。卡达尔一行是由苏联邀请而来参加 匈、苏、中三方会谈的。匈牙利出席此次中、匈两党会谈的还有马罗山，中方在座的有贺龙 、王稼祥以及驻匈大使郝德青。当时卡达尔既是匈牙利总理，又是工人党书记，马罗山是副 总理兼外长，是工人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周恩来首先仔细询问了匈牙利国内的情况、存在的困难和今后的打算。卡达尔除介绍了 这些情况外，还特别谈到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对于周恩来接受邀请决定访问匈牙利 ，卡达尔和马罗山十分高兴，认为影响重大，作用不可估量。卡达尔激动地说，哪怕只去访 问两个钟头也是好的，何况决定去一整天。马罗山则说，重要的不是访问时间的长短，而是 访问这一事实本身。 匈牙利的同志对周恩来的安全十分关注，考虑到匈牙利国内尚不安定，还有可能发生挑 衅事件，因此，他们建议周恩来访匈一不事先发表消息，二不安排大型活动，三离匈后才发 表联合公报。 当晚，匈、苏、中举行三方会谈。中、匈会谈人员同前，苏方参加的有赫鲁晓夫、布尔 加宁、米高扬、谢皮洛夫等。三方就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些最主要问题，就扩大和巩固各国共 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接触以及进一步发展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与合作交换了意见。 关于中匈联合公报问题，周恩来强调了要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谴责西方帝国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匈牙利进行的颠覆活动，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和镇压反革命，决不能心 慈手软。周恩来指出，即使联合国开除匈牙利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不是也不在联合国内 吗？这样我们反而更多了一个联合国外的朋友。 会谈中，赫鲁晓夫建议匈牙利召开一次布达佩斯积极分子大会，邀请周恩来参加并讲话 。卡达尔、马罗山对此表示同意。赫鲁晓夫还建议邀请铁托同时访匈，举行几方高级会晤， 由中国从中调解。周恩来当即表示了不同意见，说此事应等我与中央联系决定。 次日，周恩来将他与毛泽东通电话后商量过的一些设想告诉了卡达尔。周恩来说，毛泽 东主席的想法是：第一，现在邀请铁托到布达佩斯会晤不妥，因为铁托已经邀请周恩来访南 ，但尚未成行，他很有理由要求周恩来先去访问南斯拉夫；第二，万一铁托来布达佩斯，总 共才有两天的时间，很难解决多少问题。我们要求同，但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的地方 ，两天之内又不能解决，反而妨碍了我们访匈的任务；第三，这是访问南斯拉夫的时机尚不 成熟，但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我们是同意访南的。我们准备将来对东欧进行第二 次访问。 卡达尔对此表示理解。周恩来并请他转告赫鲁晓夫。 在会谈中还涉及到关于中国向匈牙利提供两亿卢布贷款的问题，周恩来答应先贷一亿卢 布自由外汇，另一亿的物资将在贸易谈判中解决。1月11日，三方签署了会谈公报。 这次匈、苏、中三国会谈，涉及了不少问题，可以说是周恩来访匈前的实质性准备。 就中苏双方而言，两党对于支持、稳定和巩固波兰、匈牙利新政权的意见完全一致。因 为当时波兰、匈牙利国内形势还不太稳定，两国与苏方的关系也有待于改善，因此，中共中 央全力从政治上支持波兰哥穆尔卡领导的党和政府、匈牙利卡达尔领导的党和政府，并从经 济上予以大力援助。而苏联由于二十大的风波，赫鲁晓夫威信降低，中共影响上升，所以苏 联方面也希望中共协助对波、匈做些工作，以利于东欧局势的稳定。不过，中苏双方对某些 问题各有自己的看法，存在着分歧，但尚未影响到两党的关系。 在莫斯科，周恩来还接受了莫斯科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月11日至17日，周恩来访问了波兰和匈牙利，而后返回莫斯科，继续进行对苏联的第 二阶段的访问。 苏联方面为周恩来一行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了群众大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米高 扬、伏罗希洛夫等人出席。布尔加宁在致词中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欢迎中华人 民共和国代表团，也是为了听取中国同志想对我们说的话。布尔加宁谈到匈牙利反革命暴乱 时说，这是帝国主义者利用匈牙利内部反革命势力，反对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 ，苏联根据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请求，给予匈牙利及时的援助，帮助匈牙利人民维护了他 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十分崇敬中国朋友在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问题上的明确和坚定的态度 ，这种态度和苏联是完全一致的。 周恩来在答词中说，我们注意到两年多来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我上一次来苏联访问， 正是继朝鲜停战以后，又在印度支那扑灭了殖民主义引起的另一场战火的时候，国际形势曾 经肯定地趋向于缓和。而这种发展对于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心愿是不合的，匈牙利事件就 是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次冒险的进攻，企图从匈牙利打开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团 结的缺口。匈牙利劳动人民在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在苏联军队的援助下，粉碎了 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目前匈牙利的政治情况和经济生活正在逐步地恢复正常。 1月18日，中苏会谈圆满结束，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回国。 十一、“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 周恩来此次访苏，也十分坦率地谈了中国党的一些意见。周恩来说，苏联要经常批评大 国主义，波兰同志要经常批评波兰的反苏情绪，这样两方面就可以结合起来。如果苏联也批 评波兰的反苏情绪，就会引起波兰人不满，火上加油。周恩来还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出 兵波兰的事提出批评，指出苏联的这个做法是错误的。赫鲁晓夫等对此表示不同意，说周恩 来讲这些事情是不尊重他们。 1957年1月24日，周恩来访苏回来后，将中苏会谈的情况写成报告送交了党中央和毛泽 东。这个报告是了解此次中苏会谈的可靠材料。报告中说：关于苏共领导，对他们的成绩已 经在公开的演说中做了足够的估计，现再将他们错误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说明如下： “（一）据我看来，苏共党内领导同志的错误基本上是思想问题。他们常常把苏共党的 利益同各兄弟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常常把个人领导的利益同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常常把苏联 的利益同世界人民利益对立起来。这样就使得他们常常主观地、片面地、冲动地设想问题和 解决问题，而不能客观地、全面地、冷静地把上述两方面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样他们即使纠 正了一个错误，也不能保证不犯另一个错误。他们有时承认这是自己的错误，也只是为着应 付一时，而并非彻底的觉悟。……譬如兵临华沙实行威胁，这显然是武力干涉兄弟国家兄弟 党内部事务，而并非镇压反革命。这种严重错误他们曾经承认过，甚至就在这一次谈话中他 们也承认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是不许可的。但是他们却又狡辩这不是错误。”“当我们对斯 大林进行全面分析，提到思想根源社会根源等问题，他们屡次却不愿接触。至于提到对斯大 林功过评价的分量时，似乎他们的看法较过去有些改变。但是我看这只是为了一时的需要， 并非出自深刻的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一到莫斯科就感觉到了。17日刘晓宴会上，赫鲁 晓夫又提到斯大林问题，……有很多不恰当的话，也并无自我批评。当我们逼问他们20年来 助长斯大林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等错误的发展，难道同斯大林共事的同志，特 别是苏共政治局的同志不负有一定责任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承认斯大林的错误是逐渐增 长的，如果不怕杀头的话，他们至少也可以少做些助长斯大林错误的发展的事，而多做些约 束斯大林的事。在会谈时候，他们不肯公开承认。”“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说，他们都是第 三代的人，根本说不进去，似乎对约束斯大林的错误无能为力。我当时还是强调斯大林错误 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指出他们这些当时的领导人在助长斯大林的错误的逐渐增长这一问 题上总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同时我还提到中国党认为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只能给党带来好处 ，提高党的威信。赫鲁晓夫在已到机场临下汽车的时候告诉我说，他们不能像我们那样作自 我批评，如果那样作，他们现在的领导就成问题了。”“关于波兰问题，波兰事件明明是由 于历史上俄、波之间民族隔阂很深，战后多年来工作又未作好，最近兵临华沙一举更是影响 很坏，所以目前波兰不便提出‘以苏为首’的说法。波兰同志也承认同苏联同志间互相信任 不够，而哥穆尔卡正尽力挽回这些不利的情况，尽力调整波苏关系，表示坚决镇压反苏的挑 衅行动。但是苏联同志……不愿意接受大国主义的批评，持这种态度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说服 波兰同志。”“因此，关于改善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问题在10月30日宣言发表后， 虽然在历次同兄弟国家的公开声明中都一再提到它，但是在具体问题上仍然表示畏缩，而且 常常喜欢和习惯于指导和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内部事务。” “（二）中苏关系问题。现在正是大敌当前，所以苏联同志对于中苏团结态度甚殷。但 是，我看苏联领导者并非心悦诚服和赤恳无间。譬如对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文，许多苏共领导同志公开举杯庆贺，但是他们最负责的三位同志（指赫鲁晓夫、布尔加 宁、米高扬----作者）对此文却只字不提。并且当我们同他们争论该文中关于批判斯大林问 题一段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使他们不愉快的（或者是使他们感到为难的，我记不清楚了）。 ……因此，我认为在中苏关系问题上，苏共某些领导同志表现功利主义思想，所以我在会谈 的最后一天中关于撤销五年计划长期供货合同问题、关于顾问专家问题、关于原子能导弹事 业合作和援助问题，都根本未提。不仅是因为时间不够，主要的为了不使他们感到我们是在 乘人之危同他们讨价还价。这些事可以留在以后再提或者不提。” “（三）在国际局势问题上，我觉得他们考虑或者应付具体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 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另一方面，在策略问题 上，由于原则性不够明确，故有时灵活无边，常常不能通过具体策略的正确运用去圆满地实 现总的战略方针。……所以在国际事务中也常有发生使人担心的事件的可能。譬如，他们这 次一般地承认我们关于目前世界上存在两个阵营和三种力量（社会主义力量、帝国主义力量 、民族主义力量）的提法，同意我们的这种分析，但是他们在起草的公报中又有苏、中、印 三国团结的笼统的提法，有中苏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制造方面进行合作的说法。我们认为这 是虚张声势，不好，后来都取消了。苏方起草的公报稿未用，签字的公报稿是在我们起草稿 件的基础上的。” “（四）虽然如此，中苏关系较斯大林在世时毕竟是不同了。第一，现在是大敌当前， 极需加强中苏团结互助，这个最高原则双方认识到的，也是都承认了的。第二，中苏两国可 以平等地坐在一起开始讨论问题了，即使苏联同志对某些重大问题持不同意见，但不能不同 我们讨论。中国党的文章正在影响着苏联的干部和人民，乃至某些领导人员。第三，各兄弟 国家和兄弟党之间也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塘死水不能争论了，现在不同的意见可以讲了， 这有助于推进团结和进步。第四，苏联广大人民是热爱中国的，对中国人民的成就和力量的 壮大感到高兴的，对中国人民的友爱是与日俱增的，但是人民的骄傲自大并未全去，而且又 增长了自由主义气氛。这次对我们的接待是十分隆重的，这也表示苏共领导同志是想在人民 面前和全世界面前搞好。第五，一方面他们领导人中有些唯我独尊，利令智昏，既缺乏远见 ，又不懂人情世故。一年来虽然碰了不少钉子，但是受益还不大。另一方面，他们却也有时 表现信心不足，内心有些恐惧，所以在对外事务中和兄弟党的关系中常常采取一些吓人的手 段。他们同我们谈话中有时也谈些真心话，但是就是不肯放下架子。总结一句，我觉得对他 们不做工作已经势在不许，但是又绝不能求成太急。因此，恐非有计划有步骤长期而耐心地 进行这个工作不可。” 毛泽东对于此次会谈也有评论。他在1957年1月27日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中苏关系 ，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 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 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 ，就给他们捅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 好是臭骂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 。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也想影响他们。我们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 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 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关于这一次会谈，赫鲁晓夫后来长期耿耿于怀。1959年他从戴维营赶来庆祝新中国成立 十周年时，傲慢地说，1957年初，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给我们上大课，我们也忍受了，虽然 我们不同意他讲的内容。 可见，中苏当时已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导火索是苏 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不过，总的看来，两国的关系还是和睦的。 十二、来不及吃鸡汤面 1957年1月11日，周恩来、贺龙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由莫斯科去波兰人民共和国 访问。自1956年6月波兹南事件发生以来，波兰国内出现了许多困难，虽然波兰党和政府采 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改正过去的错误，防止局势的恶化，但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间仍然存在 着对政府不满的情绪，特别是对苏联的严重对立情绪。这种情况使执政的统一工人党同其他 几个政党在1月20日开始的议会竞选中面临严峻的形势。因此，在去波兰之前，周恩来就明 确表示，我们去波兰的方针主要是支持，在群众中公开支持。 周恩来到达华沙时，波兰政府总理西伦凯维兹在华沙机场欢迎，并致了欢迎词。当天， 波兰政府由西伦凯维兹主持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招待会，统一工人党书记哥穆尔卡在 招待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非常珍视各国党之间实事求是的讨论，珍视你们党的友好态度。 当天，中波两国领导人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就国际局势和中波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交换了意见。哥穆尔卡首先介绍了1956年6月波兹南事件和10月召开八中全会及苏联干预的 一些情况。他说：波兰党的主要缺点，是在通过各民族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及建设社会主义问 题上的思想准备不够。中国报纸最近一篇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文章对我们是个很大的 帮助。你们谈到了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及斯大林的估价，是对全面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贡献 。各国党都应在这方面继续作努力。《人民日报》的文章在很多问题上对我们党都有帮助， 如矛盾问题，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问题，教条主义及修正主义，以及对外应保持团结等 。我们也完全同意重视党的领导的作用。在民主化过程中，党的力量愈强，自由的范围也愈 大。周恩来鉴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需要，阐述了苏联的作用问题。他说：苏联在与许 多国家的关系中都存在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不平等。这个错误与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以及其带头作用这点比较起来，只属第二位。我们都是列宁时代的党，大家都还在摸 索道路，多少都会犯些错误。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应该承认苏联的领导，并帮助他，只有这 样才能团结好。 1月11日深夜，周恩来亲自到哥穆尔卡私人住宅拜访，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许多问题。 在1月12日的会谈中，周恩来首先谈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介绍了访问南亚的一些情况 。然后根据哥穆尔卡介绍的情况，对波兰党的工作提出了几点想法，供他们参考。周恩来谈 的意见有：1、波兰党在哥穆尔卡领导下，在八中全会以前就开始纠正过去的错误。这种改 变是必要的，中国党支持这个领导。2、纠正错误不能一概否定过去的成绩。哥穆尔卡最近 的几次讲话都肯定了这一点，我们支持。3、以前民主不够，要纠正。现在把民主提得不适 当，公安机关削弱了，是不是需要加强一下专政，给反革命分子以应有的打击。4、思想教 育工作十分重要。在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变革中，加强思想工作是主要的问题，不能让各 种意见都毫无限制地流传。党必须注意党报的工作。5、在经济工作上，我们的经验是必须 强调自力更生和长期奋斗。波兰目前很困难，过渡的办法要采取，但要给人民以自力更生的 信心。6、党的团结，这是最具有关键性的问题。党的团结首先决定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团结 。周恩来还说：我们知道，在西方前线上与帝国主义作斗争是很艰巨的。我们希望波兰党在 哥穆尔卡同志领导下取得更大的成绩。 1月14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进一步表示对波兰党的支持。1月15日，周恩来与哥穆尔 卡举行第二次单独会谈。周恩来转告了毛泽东电报的内容。哥穆尔卡表示感谢毛泽东的关怀 。他说：现在波兰党内情况仍不好，当前最本质的问题是团结党、加强党，使党员积极起来 。从匈牙利事件中应得出教训，只讲帝国主义的挑衅不符合实际情况。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 因是匈党过去过多地使用行政命令办法，正如波党过去一样。现在我们的重要任务是使党善 于做政治工作。我们对八中全会期间中国党的支持表示感谢，希望今后在国际问题上多相互 商量。我们很感谢周恩来同志接受访波邀请，周恩来同志这次访问对波兰党内情况及党在大 选中的地位带来了好处。两国共同声明必将加强波兰的地位和社会主义阵营。 在波兰期间，周恩来同波兰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广泛接触。在华沙，波兰党在民族文化 宫为欢迎周恩来举行了群众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说，中国政府委托我来访问苏联、波兰、 匈牙利三个兄弟国家，以通过互相的直接接触来加强团结。我以十分满意的心情欢迎11月的 苏波会谈。苏波联合声明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所发生的任何问题，能够通过友好 协商来解决。 为了表示对波兰党和政府的支持，周恩来还参观访问了波兰许多城市，如哥白尼的故乡 克拉科夫市以及罗次市、卡托维兹市、罗茨瓦夫市。 1月16日，中波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这一次访波，既加深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又 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于中波和整个国际局势具有重要意义。 在访波期间，波兰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他 返回莫斯科后，有次和代表团在使馆进餐时，感慨地说，在华沙会见哥穆尔卡时，哥穆尔卡 还住在一幢普通的公寓套间住宅里，由他夫人替他做饭。哥穆尔卡出去散步有时一个人出去 ，有时有夫人陪同，都没有警卫人员，哥穆尔卡却处之泰然。 1月16日，周恩来一行到达布达佩斯。卡达尔在机场致欢迎词说，匈牙利工人阶级将永 远纪念在我们困难时期人民中国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所给予不可估量的思想、政治、道义、 物质上的援助。周恩来亦充满深情地说，你们国家遇到了暂时的曲折和困难，你们为纠正过 去时期的严重错误，保卫社会主义事业，反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而进行的斗争是 十分艰巨的。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力量得到了一次重大的锻炼，这种锻炼是严酷的，却是非常 有益的。匈牙利事件有力地证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互助，是社会主义国家 独立安全的可靠保证。 早在莫斯科与卡达尔会谈时，周恩来就指出，我这次访问的时间很短促，只有16日一天 ，恐怕到匈后不过在形式上与各方面见见面而已。你们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奋斗，我们祝贺 你们。中国党、政府和毛泽东同志都为你们的胜利而高兴。卡达尔和马罗山则表示，我们认 为周恩来访匈是很好的，在国内和国际上加强我们政府的地位方面是会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的 。因此，哪怕是去访问两个钟头也是好的。这次能去布达佩斯一天，我们是很高兴的。我们 希望周恩来在公开场合能对匈牙利的问题讲几句话，不一定很长，也是个鼓舞。卡达尔还说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这决不是客气。对那些思想混乱的好人，对动摇的共产党人影响很大，因为他们对中国无怀 疑，无偏见，比《真理报》讲这些话要好。这是苏共二十大以来第一个大的理论文献，精辟 地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当时布达佩斯的局势尚未恢复正常，文革中传说周总理是乘坦克进城的，并非事实。但 代表团由机场到住所的路上，从汽车玻璃窗向外还可偶尔看到停有苏方的坦克。局势正如卡 达尔在机场提到的那样，匈牙利工人阶级今天仍然在同已经遭到决定性失败的，但仍在进行 反抗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并给予不断打击。 当天，中国代表团与匈牙利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我方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总理 、贺龙副总理、王稼祥以及驻匈大使郝德青。匈牙利方面有卡达尔、马罗山、明尼赫等人。 双方就匈牙利局势以及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中，中国政府代表团对匈牙利 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领导下所进行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努力，表示深切的关怀。匈 牙利方面对中国已经并继续给予匈牙利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表示感谢。两国政府代表团会 谈中对匈牙利的局势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 周恩来表示，中国方面充分理解匈牙利党和政府在纠正过去领导者在人民民主问题上、 在革命专政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敌人利用非斯大林化和反对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主义的 斗争口号，企图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引起并制造混乱。而历史的深刻教训是，纳吉集团在反 革命势力的进攻面前，节节退让，为反革命势力开辟了道路，并且落到了反革命的泥坑中去 。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间谍，进攻的矛头指向匈牙利共和国的合法制度和共和国主要机构 ，使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成果受到十分严重的威胁。中国方面了解到进行这场斗争 的必要性和它的艰巨性。会谈结束后，双方签署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1月16日下午，匈牙利党和政府为欢迎周恩来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在首都举行了由匈牙 利各地的1500名党和非党积极分子参加的群众集会。这是自1956年10月事件以来匈牙利党中 央在布达佩斯首次召集的大会。卡达尔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先后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周恩来 是在匈牙利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来到布达佩斯的，匈牙利人民十分感动，周恩来在讲话时全场 掌声雷动，表示对这位兄弟党的友好使者最热忱地欢迎和崇敬。 为了在这次会上发表讲话，周恩来在访问波兰期间就着手准备，直到这次会前还在推敲 和修改。周恩来的这份改得密密麻麻、来不及打印的讲稿，对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进行了全面 分析，他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匈牙利人民对过去领导者所犯错误的不满， 要求纠正过去的严重错误，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匈牙利在 民族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团结和友好合作，这些要求是完全正 当的，这些要求的目的不是为了动摇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为了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 巨大优越性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另一方面，在人民提出这些正当要求的同时，匈牙 利国内外的一些势力乘机阴谋摧毁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许多共产党人和爱国者惨遭 杀害。因此，对颠覆国家的反革命分子不能不进行镇压。周恩来还指出：现在匈牙利工农革 命政府表示决心，要坚决纠正过去领导者的严重错误，这是完全正确的行动。中国人民十分 满意地看到，在匈牙利，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一切健康的民主力量越来越团结在匈牙利社会主 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周围，支持党和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匈牙利的政治情况和经 济生活也正在逐步地趋向正常。在匈牙利人民医治创伤，进行各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的时候 ，可以指望六万万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持。周恩来的讲话，转达了中国人民对匈牙利人民的深 厚友谊。鉴于匈牙利面临的严重困难，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表示，除原来向匈牙利政府提供 的3000万卢布的经济援助以外，再先贷款1亿卢布外汇，另给1亿卢布物资，如还有困难，中 国将继续提供援助。 晚上，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除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问题交换意见外， 为了让周恩来继续访问南亚时澄清匈牙利事件的真相，卡达尔说明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些情况 。他说：尼赫鲁说苏联有1000辆坦克在匈出动，这个说法不正确。驻匈苏军有坦克卫队，但 大部分未投入战斗，主要用于封锁西部边境，防止帝国主义侵犯。关于伤亡人数，说死了50 00人这个数字夸大了。据最近可靠材料，死亡1700至2000，伤1300人。匈逃亡国外的难民有 13.5万人，其中2.4万人是因害怕暴徒屠杀而逃的犹太人。尼赫鲁说有15万难民，这个数字 也太大了。说卡达尔政府只敢在政府大楼的楼上办公，楼下全是坦克，也是谣言，政府的成 员们一开始就参加了无数次积极分子会议，我个人也到过乡下，还参加过不怀好意的工人委 员会。工人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许多是资本家、旧军官和宪兵，为装饰门面也吸收一些好的 劳动者，但不支持我们政府，并与我们对立，要推翻我们，我们当然不能依靠他们。动乱事 件发生时，有700名西方记者在匈牙利，这里没有任何秘密。各国驻匈的外交代表们也看见 了这里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因此，根本没有派联合国观察员或秘 书长来调查的必要。周恩来表示，到南亚后，我要说明这些事实，还可能遇到尼赫鲁，我要 把你们讲的情况告诉他。有些人希望匈牙利政权改变性质，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次会谈一 直进行到深夜一点钟。 一天的访问异常紧张，但周恩来对这次访问很满意。他在18日电告毛泽东说：布达佩斯 的情况，比我们估计得要好些，领导同志很坚决，很团结。他们懂得专政的重要，坚决反对 政府的人是少数。他在后来访问十一国的报告中也说：“尽管我们在布达佩斯只停留了一天 ，但是，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那就是，匈牙利人民正在坚决地纠正过去领 导的一切错误，决心用全付力量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毫不动摇地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 团结。” 周恩来在匈牙利只停留了24个小时，也整整忙了24小时，辛苦极了。1月17日一大早， 使馆工作人员给周恩来送去了他爱吃的鸡汤面，但他却没来得及吃，匆匆登上飞机去莫斯科 了。 十三、“家庭内的矛盾” 1959年1月24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出席了苏共二十一大。 苏共二十一大是一次特别的代表大会，因为尚未到正式召开党代表大会的规定时间。大 会的主要目的是对所谓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反党集团”作出正式决议。 这里先介绍一下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党集团”问题。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不但给国际共运制造了混乱，也使他本人陷 入了困境，苏共领导集团中间有些人对他也越来越不满，终于导致了1957年6月事件的爆发。 1957年6月18日，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乘苏斯洛夫、科兹洛夫、基里钦科 、别里亚也夫等人不在莫斯科，召开了主席团会议，提出赫鲁晓夫执行的路线政策有问题， 对赫鲁晓夫进行批判。主席团最后以七票多数通过：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任命他 为文化部长；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补选入书记处，莫洛托夫任第一书记，马林科夫为部长 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为国防部长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但米高扬、勃列日涅夫、福尔采娃、阿列斯托夫坚决反对主席团的决议，赫鲁晓夫表示 主席团无权撤销他的职务，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国防部长朱可夫 支持了赫鲁晓夫，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全国各地迅速接来，召开了中央全会。赫鲁晓夫 得到了苏共二十大选出的新中央委员的多数支持，终于击败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 托夫。中央全会最后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将 其三人开除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对萨布罗夫、布尔加宁等人也作了处理。 苏共二十一大详细地列举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所谓“反党集团”的种种 错误，比1957年6月全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如此，“反党集团”中还增加了成员，变成 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与谢皮洛夫反党集团”。 中共代表团成员有周恩来、刘宁一、刘晓、李雪峰。代表团对二十一大再次谴责马林科 夫等“反党集团”一事未作表态，对要求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作检讨一事，也未作表态。 中共代表团的不表态，是有其考虑的。其一，这是苏共党内的事，中国党不宜加以评论 ；其二，更重要的是，中共认为苏共的处理有问题。 苏共六月事件后，赫鲁晓夫特地派米高扬到杭州见毛泽东，介绍有关情况，以争取中共 的支持。米高扬的使命得到成功。 1957年7月，毛泽东在内部谈到此事说，莫洛托夫当权，不一定有利，首先是国际形势 紧张，按政策比较起来，还是赫鲁晓夫比较好。至于作风，他们彼此都是一样，半斤八两。 我与米高扬谈了8个小时，我们说，我们希望你们稳定，你们不稳定，不好办。 11月，毛泽东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公开支持了赫鲁晓夫。他说：苏共中央“在反 对反党集团、巩固党的团结，在改善苏联陆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等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明智措 施，将毫无疑问地促成苏联各种事业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的支持是从大局出发的，不等于没有一点看法。中国外交 部在向各使馆就此问题发出的通报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在某些问题上的看 法也可能有对的地方云云。毛泽东在访苏时也曾私下表示，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等人的处理 是不公正的。六月全会后，马林科夫被贬到一个小水电站当站长，卡冈诺维奇去一个小工厂 ，莫洛托夫先去蒙古当大使，而后去奥地利任国际原子能机构苏方代表。后来莫洛托夫从奥 地利离任返抵莫斯科车站时，苏联群众发现后，自动集合在站台上欢迎，可见他的威望。 中共代表团的不表态，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极度不满。 1959年赫鲁晓夫来华参加新中国国庆十周年庆典时，曾指责中共说，你们说社会主义阵 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 1960年华沙条约国会议二月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设宴招待各国代表团时，又攻击指责 了中共。他在祝酒词中说，有的党口头上宣传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而实际上是在拆苏 联的台。 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这是毛泽东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来的。在各国共产 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 阵营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互相合作，召集会议，需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 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世界范围内 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出疯子。所以我们 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 事。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第一，现在承认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 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对于毛泽东的意见，南斯拉夫不同意，波兰的哥穆尔卡也有意见，赫鲁晓夫内心却很高 兴。因为在他威信降低时，中共提出以苏联为首，就是以赫鲁晓夫为首，这是对他的莫大支 持。 但是，在召开二十一大前，苏共中央却向中共发出通知，说苏共二十一大决定取消以苏 联为首的提法，其考虑显然不够慎重，一方面暴露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一方面更不 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因此，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劝说苏共改变决定。 在和苏斯洛夫、赫鲁晓夫的先后面谈时，周恩来指出，既然客观上存在着两个阵营，社 会主义阵营总应该有个核心，有个带头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起到核心模范的作用，不能只 作为召开会议的召集人。经过考虑，苏联方面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删去了二十一大决定中 有关取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 苏共二十一大原来还准备提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功过问题。 在赫鲁晓夫为周恩来准备的洗尘宴会上，他们俩交换了有关第三国际的评价问题。赫鲁 晓夫提到苏共党内有人建议，在二十一大的决议中，提出有关第三国际的评价问题。但有些 兄弟党认为，因为对第三国际历史上的作用的评价问题，恐有分歧，为避免被敌人利用，以 不提这个问题为好。不知中国同志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说，那还有一个情报局的问题，情报局在历史上是起了最不好的作用的。周恩来 接着说，他个人考虑，作为一个方案，可以考虑，但要注意两点，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共 同性，共同规律的问题；一个是特殊性的问题，即各地区、各兄弟党历史国情的特殊性问题 。如果取消了马列主义、无产阶级的共同规律，那就陷入了修正主义；如果违反各国兄弟所 处的特殊历史国情和政治形势，阶级力量对比等，那就成为教条主义。 最后，苏共决定撤销对第三国际的评价问题，未把它列入苏共二十一大的决议中。 由于气候变化以及疲劳过度，周恩来患了重感冒，卧床休息好多天。苏共二十一大就由 刘宁一、李雪峰和刘晓参加。 当驻苏大使刘晓及其夫人张毅去宾馆看望时，只见周恩来两眼无神，全身无力，胃口也 不好。张毅便提出由使馆派一名厨师给他做些可口的饭菜。周恩来不同意，说他是苏方招待 的贵宾，不能从使馆派厨师来特别照顾他。张毅出了个主意，她从留苏的研究生中找了一位 南方人，是北师大派去的研究生曹子宁，要她照料总理的饮食，要求她和苏方的炊事员搞好 关系，给总理做些可口的饭菜。 旧历春节时，周恩来在驻苏使馆设宴招待了越南代表团团长胡志明，对越南方面作了一 些工作。 胡志明对中苏两党的分歧和争论，一般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他风趣地说，大使夫人和大 使同志家中总避免不了有矛盾的吧？家庭内的矛盾，还是属家庭中的，由自己人来亲手解决…… 二十一大期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扩大经济合作协定，周恩来、赫鲁晓夫都出席了签 字仪式。 1959年2月9日下午，周恩来返回北京，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到机 场欢迎。 十四、出席苏共二十二大 苏共二十一大以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总的来说继续恶化。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 之后，赫鲁晓夫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对中共施加压力，尤其从经济方面采取严重步骤， 毁约并撤走全部在华专家。 1961年10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乘专机离京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赫鲁 晓夫亲自到机场欢迎。中共代表团成员有彭真、陶铸、康生、刘晓。 1961年10月17日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是赫鲁晓夫主持与参加的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大会的使命是进一步反斯大林，打击反对派，全力贯彻执行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苏共二十二大再次强调反对个人迷信，进一步谴责斯大林破坏法制，并且公布了列宁反 对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的遗嘱。二十二大结束前又最后通过决议，将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 —斯大林墓，安置在克里姆林宫墙旁，大大降低了斯大林的地位，与一般政治局委员同等待 遇，使反斯大林的活动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对于斯大林的评价，是中苏论战的起因之一，两党历来的观点就不一致。 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得知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要批斯大林时， 当即急电请示中央：批判斯大林的会议，代表团是否出席？中央电示：批斯会议照常参加。 代表团决定，对于苏共批斯大林一事，不发言，采取回避态度。 中共与苏共对于批判斯大林在原则上是没有分歧的，问题在于如何批判。 毛泽东对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他认为，批评斯大林有两重性，好 处是破除了迷信，解放了人的思想，但方法不对，没有分析，一棍子打死，引起去年几个月 的反苏反共大风潮，这是不好的。他又说，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 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 。毛泽东认为对斯大林“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这也是当时中共中央集体的意见。 中共中央的意见，对于赫鲁晓夫起了明显的牵制作用。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赫鲁晓 夫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地位并不稳固，因此他改变口吻，争取中国党的支持。 1956年12月31日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宴会上，众目睽睽之下，赫鲁晓夫特意走下台与中国 驻苏大使刘晓拥抱，并请刘晓上台坐在他与莫洛托夫之间。赫鲁晓夫在祝酒词中说：“敌人 是仇视我们政府的，敌人说什么‘斯大林主义假面目’，其实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斯大林曾和阶级敌人无情斗争，我们曾和他们一起进行了这一斗争，我们现在仍然要和 以前一样对阶级敌人斗争。敌人说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是的，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们 因此而感到骄傲。” 但到了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变化，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问题上又 改变了调子。大会期间，周恩来指出赫鲁晓夫等人的做法是错误的。赫鲁晓夫拒绝接受，他 说，我们过去需要你们的支持，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而现在不同了 ，苏联人民已经无限信任我们，苏共已经同你们站在一个水平线上。赫鲁晓夫真是不打自招 ，一语道破他耍两面手法的内在原因。 中共代表向列宁—斯大林陵墓献了花圈，以表明己方的立场与态度。在献给斯大林花圈 的缎带上写着“献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赫鲁晓夫等人大为不悦，却又无可 奈何。 苏共二十二大再一次猛烈攻击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火力 尤其集中于莫洛托夫一身。究其原因，是因为莫洛托夫指责了苏共的新纲领。在致二十二大 的信中，莫洛托夫认为会上即将通过的苏共新纲领草案的精神实质是反对革命的，纲领草案 中含有实用主义、和平主义乃至修正主义的观点。莫洛托夫的看法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因 为苏共二十二大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论点。这个论点的危害性，历史已经作 出了结论。 苏共领导人对莫洛托夫的指责十分恼火，于是莫洛托夫成了“反党集团”中的主要思想 家，主要谋士，“不可救药的保守主义者”，“违反列宁的明确指示”。 苏共二十二大还批判了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利扬斯基攻击伏 罗希洛夫在“反党集团”中起了积极作用，同整个“反党集团”一样应当对反党活动负完全 的责任。 伏罗希洛夫对于苏共中央关于“反党集团”的处理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他在苏共二十一 大上有一段众所周知的发言：反党集团企图用派别活动来破坏团结，在有关国家的许多最重 要的问题上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总路线，这个分裂集体已被中央委员会揭穿，并且被可耻地从 我们党的胜利大道上清除出去了。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伏罗希洛夫是坐在主席台上资历很深的元老，却被资历较浅的波利 扬斯基抨击，并在大会上被公开指责为反党集团成员，苏共党内党外的议论很多。 苏共二十二大与中共的另一个重大分歧就是对待阿尔巴尼亚的问题。 在二十二大召开之前，当中共通知苏共中方代表团的名单之后，苏方表示将派专机迎接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临行之前，中方通知苏方，阿尔巴尼亚党中央领导人 穆夫蒂乌访华后拟同中国代表团一起搭乘该机取道莫斯科返回阿尔巴尼亚。苏方则表示，这 架专机是专接中共代表团的专机，言下之意，不同意让穆夫蒂乌搭乘。在对待穆夫蒂乌事件 上，就反映了苏中两党的分歧。苏方的表现，缺乏一个兄弟党应有的态度。 周恩来得知之后，立即通知苏方，中共代表团不坐苏方提供的专机，而准备租用这架飞 机去莫斯科。就这样，穆夫蒂乌乘坐了这架租用飞机随同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 苏共二十二大公开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号召推翻阿党第一书记霍查与另一领导人 谢胡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创了一国共产党在自己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国共产党 的先例，说什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搞个人迷信”、“破坏党内生活准则”、“背离了马列 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代表团势必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 10月1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致贺词。他在贺词中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各兄弟党之 间，必须像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护我们的团结。“我们认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 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 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 。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 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有争执和分歧的兄 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我想，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应具有的立场。” 赫鲁晓夫等人虽然没有接受中共的意见，但在发言中注意了分寸，留有余地。赫鲁晓夫 在大会总结发言中说：“我们对中国朋友的不安具有同感，重视他们对巩固团结的关心，如 果中国同志们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谁会比中 国共产党能更好地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周恩来发言后，会上对中共的指责声不断。于是周恩来决定提前回国，以示表态。适逢 国内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周恩来提出国内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他需要提前返国，并指 定彭真为代理团长。赫鲁晓夫虽然心中不快，但周恩来做得合情合理，也只得笑脸送回周恩 来。 十五、最后一次访苏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了天，苏联的赫鲁晓夫下了台。 10月11日，正当赫鲁晓夫隆重庆祝七十寿辰后不久，在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黑海度假 之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了讨论撤换赫鲁晓夫的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他采取了特殊的 保安措施，从最初的预备会议开始，到14日最后的决议通过，对赫鲁晓夫进行了隔离。 10月11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通了个电话，通知他主席团正在开会，说主 要讨论赫鲁晓夫的关于划分农业机构的计划草案。赫鲁晓夫拒绝了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返回 莫斯科参加会议。正在黑海边度假的米高扬接到电话后却立刻动身。隔了一段时间，勃列日 涅夫又打电话通知赫鲁晓夫，说若赫不来莫斯科的话，主席团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开会，讨 论议事日程，赫鲁晓夫这才同意返回莫斯科。接他回去的不是他的私人专机，而是一架军用 飞机，赫鲁晓夫到机场后，没有回家，便直奔克里姆林宫。 这次行动，勃列日涅夫他们作了充分准备，原来准备保留赫鲁晓夫中央委员的职务，因 为选举或撤换中央委员，需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来决定，必须通过党章规定的手续。但赫鲁 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态度粗暴，言语带有侮辱性，因而苏共主席团最终决定不保留他的中委 职务。 赫鲁晓夫最初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以期像1957年6月事件那样，取得多数中央委员的支 持。主席团会议开到10月13日深夜，会议休息时，米高扬说服了赫鲁晓夫，要他自愿递交退 休声明，即后来在报上发表的辞职申请书，称赫鲁晓夫因年龄和健康原因，已根据本人要求 被解除职务。而后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由米高扬主持，苏斯洛夫作报告，着重批评了赫鲁 晓夫国内政策的错误，一致通过解除他的一切党政职务。 10月16日凌晨，为赶在消息公布前通知中共中央，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紧急约见中 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他说，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及健 康状况恶化，根据他本人的请求，决定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0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部长会 议主席职务，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下台，内幕虽不清楚，但中共中央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改善中苏关系的 契机。于是，中共中央采取了多方面的努力。 第一，中共中央对苏联新领导的就职发联名贺电，以热情的语言祝贺苏联新的领导人， 并祝贺苏联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和着陆成功。 10月28日晚7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苑厅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提出中苏两党 之间进行一些接触。周恩来说，我有两个提议，第一个提议：十月革命节快到了，我们有意 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到你们那里去祝贺，顺便同你们的党政负责同志进行接触。如果这样对你 们有困难的话，那么我们第二个提议是：我们欢迎苏联的负责同志到中国来，进行接触，不 论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我们都欢迎。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再次接见契尔沃年科，进一步肯定了昨天提的 第一个建议。周恩来告诉大使，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派以他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并建 议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能利用这次十月革命节，邀请12个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去莫斯科庆祝 这个伟大的节日，以便进行接触。 10月30日上午9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保、匈、捷、波、蒙六个社会主 义国家的驻华大使。周恩来说，今天请六位大使来谈一个问题。最近苏联发生了问题，就是 赫鲁晓夫被撤销职务。我们认为这是个好事，是起积极作用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不仅对 苏联本身起影响，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的关系以及对世界都起影响。所以，我们打电 报对苏联新领导人表示庆贺和希望。今天报上全文发表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讲话。我们 还想采取进一步的推动。我们已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提议，我们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去庆贺 ，并借此机会同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进行接触。这个代表团将由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 总理为首的同志们组成。我现在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通过你们向你们的党和政府作一个 建议，建议你们也能派出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这样，我们就能有机会 互相接触。 对中共的努力，苏共也作出了积极反应。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也联名向中国领导人 复电致谢。10月31日下午，契尔沃年科在钓鱼台宾馆会见周恩来时说，我受苏共中央和苏联 政府委托转告，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并认为这将为进行接 触和交换意见创造条件。 11月5日，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代表团成员包括贺 龙、伍修权、刘晓和乔冠华等。周恩来座机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下午6时15分到达 莫斯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苏斯洛夫等在机场迎接，宾主亲切握手问候。随后 ，中国党政代表团去列宁山的国宾馆下榻。 次日，代表团按惯例拜访了新上台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 金、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中苏双方领导人都作了十分友好的表示。代表团参加了纪念十 月革命节的一系列活动，出席了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第二天又 参加了莫斯科举行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对于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到来，苏联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十分欢迎的，但表达方式却十分谨 慎。许多老朋友往往目不转睛地盯着周恩来，盯着中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滚烫的泪水在 眼中翻腾。一些新朋友则想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攀谈，却被苏联保安人员公然阻止。 11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联国庆招待会上，发生了中苏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政治 事件。 当周恩来和苏联领导人交谈过后，便向苏联元帅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准备找他们交谈。 迎面走来了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他见到周恩来便胡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 妨碍我们。”周恩来立即厉声斥责：“你胡说什么？”随后转身拂袖而去。马林诺夫斯基却 像发疯了似的，在周恩来走后仍然胡言乱语：“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 泽东搞下台了。”这时周恩来和翻译已经走远，没有听见。另一位翻译虽然听见但已来不及 找周恩来报告。马林诺夫斯基又跑到贺龙副总理那里继续挑衅，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辱骂斯大 林和毛泽东。贺龙当场予以顶回。代表团的同志听说后，都极为气愤，迅即离开了宴会大厅。 回到驻苏大使馆后，周恩来认真听取了翻译的汇报，仔细核实和分析了马林诺夫斯基挑 衅的全部情况，认为这绝非偶然事件，这是对我们党、国家、人民及其领袖不堪容忍的侮辱 ，是公然煽动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11月8日上午，苏联领导人来到我代表团驻地回拜。周恩来便就马林诺夫斯基挑衅这一 严重事件向他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勃列日涅夫便打马虎说，马林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 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在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周恩来则义正辞严 地予以驳斥，说，马林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 动，而是反应了苏联领导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以老子党 自居的倾向依然存在。而当着中国党政代表团的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 在周恩来的严词驳斥下，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 ，这是比马林诺夫斯基的道歉还要高级的道歉。波德戈尔内说，我们和马林诺夫斯基划清界 线。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都在8号那天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 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和中共已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难道 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林诺夫斯基敢于这样胡说八道？ 他们说，马林诺夫斯基是胡说并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周恩来郑重地说，问题没有 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勃列日涅夫连连点头说：“那当然，那当然！” 11月9日上午，周恩来在驻苏大使馆与以格瓦拉为首的古巴党政代表团共进早餐。周恩 来详细地讲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指出这一事件表明：一、他企图当着帝国主义国 家的使节和记者的面侮辱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中国党和本人； 二、企图煽动中国党推翻毛泽东同志；三、和帝国主义者一样，他们把中苏两党两国的原则 性争论看成是个人之间的权利之争。这是赫鲁晓夫的工作和思想作风，一会儿骂一通帝国主 义，马上又伸手同美帝国主义友好，接着就来攻击中国党。 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给中苏两党的会谈蒙上了一层阴影。 接下来的中苏会谈很不顺利。当时中方十分关心赫鲁晓夫的解职原因，因为这直接关系 到苏联的对华政策。但从11月5日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直到11月9日双方会谈，不论周恩来如 何向苏联新的领导人探询，对方始终守口如瓶。 第一次会谈开始时，周恩来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搪塞着说，这可以在下次 谈。这不会妨碍我们研究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设性办法，勃列日涅夫接着说，中苏之间积累的 问题很多，今天只提出某些问题，建议开始讨论停止公开论战，并围绕这个问题寻找其他步 骤。 　　勃列日涅夫避开不谈赫鲁晓夫解职的政治原因，周恩来也没有同他讨论停止公开论战。 因为挑起公开论战的不是别人，正是赫鲁晓夫。何况，从1963年起，苏联公开攻击中共以及 煽动、胁迫其他兄弟党的材料不计其数，而中共直到此次高级会谈为止答复苏方攻击的材料 为数不多。 　　富有谈判经验的周恩来预感此次会谈难有大的突破，于是就从具体问题着手，向勃列日 涅夫提出关于召集国际共运会议的问题，以便从中探寻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究竟有多大差 别。 　　周恩来提出，赫鲁晓夫在台上时，按照他的方针，预定的在1964年底(后改到1965年召 开)举行的国际会议，能否不开。如果一定要开，最好能先由中苏两党进行协商，取得一致 意见后，再与兄弟党磋商，然后再决定是否召开。 　　周恩来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庆祝会上的讲话中说，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条件 成熟了，依我们看，条件并未成熟，还要创造。” 　　勃列日涅夫则强硬地答复：“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 　　周恩来则退一步问道：“你们是否能不再提你们过去决定在今年12月15日召开的那个起 草委员会?” 　　勃列日涅夫依然僵硬地回答：“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委员会。” 　　周恩来耐心地劝说道：“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找出一个途径，达到最后的目的，即 召开兄弟党的会议，这是一回事。坚持苏共中央1964年7月30日信中通知召开的12月15日的 起草委员会，起草一个兄弟党会议的文件，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这是另一回事。 如果把兄弟党会议同赫鲁晓夫下命令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联在一起，就没有谈判余地了。所 以这个问题还是回到赫鲁晓夫问题上来了。” 　　勃列日涅夫不为所动，回答说：“开会是我们党的决议，是建议，不是命令。” 　　周恩来依然不愠不火地说：“8月30日我党给你们的信中已答复，你们召开的那个会议 是分裂会议，我们主张开团结的会，反对开分裂的会。如果你们一定要开，我们坚决反对， 决不参加。” 　　见周恩来的态度如此明确，如此坚定，勃列日涅夫便倒打一耙，说中共中央的复信是命 令。周恩来立即予以驳斥：“我们的信是我们两党来往的信，是建议。你们是由一个党决定 ，通知其他25个党参加开会，不来不行嘛！即便有一部分党不参加也要开。这不符合兄弟党 协商的愿望，也不符合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 　　周恩来还指出，我们从多方获悉，早在1964年2月12日，苏共中央就背着中国党向兄弟 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党的信，号召对我们党进行“反击”，并且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 ”。到了7月30日，赫鲁晓夫就下达了开会的通知。显然，这是个有预谋的反对中国党的分 裂会议，怎么能指望我党参加呢？ 　　周恩来还提醒他们，迄今为止，已经有七个兄弟党决定不参加12月15日那个会，如果你 们要开，那就是分裂。 　　但勃列日涅夫等人依然摇头拒绝，周恩来又退一步建议通过双方和多边协商，开一个团 结的会。勃列日涅夫是毫不讲理，毫无商量的余地。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道：“你不开不好 吗？另起炉灶不好吗？你们既然同赫鲁晓夫一样，为什么要赫鲁晓夫下台呢？” 　　勃列日涅夫这才遮三掩四地说：“他血管硬化，身体不好，脾气坏，还说过种玉米，造 成粮食困难。” 　　还是米高扬一语道破天机，他说，赫鲁晓夫被黜后，中央全会选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对 中苏问题，即苏联对华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 别。 　　周恩来虽然有了种种预感和思想准备，听到米高扬的发言后，心中仍然一沉。他平静地 反问道：“既然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 　　米高扬为自己辩解说，他讲的是和赫鲁晓夫的思想分歧，而后又强调说他们是集体领导 ，党的决议和纲领都是集体作出的，没有什么赫鲁晓夫的一套。实际上，他们和赫鲁晓夫的 区别，连他们自己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会谈回来，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同志们一起研究了与苏联领导人以及其他兄弟党接触和会 谈的情况，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周恩来指出，现在情况弄清楚了，虽然新领导解除了赫鲁晓 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要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仍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关于解 除赫鲁晓夫的职务问题也不会给我们讲什么了。我们继续留在此地已无益，但对他们的意见 还应作个正式答复。答复中留个沟通的渠道，对中苏两个大国来说还是需要的。 　　讨论是否和苏联发表一个中苏联合反帝的声明时，代表团认为，一则苏联新领导在联合 反帝问题上并无任何实际行动，对我党亦无丝毫让步；二则弄不好成为他们招摇撞骗的资本 ，被他们利用，因此，不能和他们发表联合反帝的声明。 　　11月11日，周恩来对苏共的意见答复道： 　　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团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 ，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 　　现在情况弄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马林诺 夫斯基的挑衅使新气氛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一点，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持不变。 　　第二点，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 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 马。 　　第三点，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 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恩来继续说，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 系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就需要双方努力 。如果仍然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当苏联领导企图把自己破坏此次会谈的责任推到中方时，周恩来严词驳斥说，第一，米 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 7月30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 气氛也破坏了。 　　11月12日，中苏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按计划是由勃列日涅夫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 原因。但正如周恩来所预料，勃列日涅夫是老调重谈，说不出什么新意。为了逃避责任，勃 列日涅夫提出，苏共中央建议：只要中国方面准备好，就举行两国高级会谈，以便就一系列 问题交换意见，也就是一步一步向前迈进，恢复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信任，加强 相互之间的团结。周恩来则表示将报告中央，并说，正如我们昨天说过的，我们的门是开着 的。 　　11月13日，中央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在去机场的途中，柯西金在汽车上对周恩来说 ，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周恩来当即追问他区别何 在？柯西金却闪烁其词，王顾言他。 　　临走之前，周恩来向宾馆里的服务员一一道谢，并向他们赠送了小礼品。男服务员送支 钢笔，送条领带；女服务员送块桌布、披肩、被面之类。可能是预感到以后没有机会到莫斯 科了，周恩来特意到厨房去看望了炊事人员，向他们表示感谢。他说，他每次来莫斯科都是 这些人接待，尽管两国关系紧张，一般人民对中国还是友好的。 　　11月14日下午，周恩来的座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东郊机场，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 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群众数千人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同毛主席绕场一周，向大家挥手致意。 　　1964年11月访苏，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一次访苏，而后中苏交恶，乃至发生边境战火， 周恩来一直没有机会去访问苏联。 　　周恩来是中苏交往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是中苏友谊的奠基者。他经历了中苏两党两国 交往的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除了最早的列宁帮助中共建党和他逝世后到中苏恢复正常外交关 系这两段时期，尤其是他参与了中苏两党两国之间许多重大的交往，可以说，在党内，他是 苏联问题的权威。故在中苏交恶之后，中共中央特地让他给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一场关于中苏 问题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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