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作者授权新语丝在网络发表） 周恩来的海外生涯 杨小牛 编著 第二章 旅欧 一、“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 周恩来第二次出洋到的是欧洲，即所谓的西洋。 1919年4月周恩来回国后，便逢上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时势造英雄。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才华出众、胆识过人的青年俊杰，如毛泽 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等等。周恩来由于其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兢兢业业、一丝不 苟的工作风格，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的风云人物。 这个时候，周恩来一生中第一次被反动当局逮捕。 五四运动胜利结束后，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继续向前迅猛发展，而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 的镇压也在继续进行。 1919年11月16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福州打伤多名抵制日货的中国学生，并打死一名警 察，制造了“福州惨案”。11月25日，天津学生一千多人上街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 建人民。12月10日，由天津男女学生共同组成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周恩来当选 为执行科长。12月20日，天津学生和各界群众在南开操场召开有十多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 并当场焚烧在街上检查到的十几辆卡车日货，还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声讨日本帝国 主义的罪行。12月27日，在南开操场又召开了数万群众参加的第二次国民大会。 与此同时，反动当局的阴谋也在策划当中。 1920年1月初， 直隶省长为了瓦解学生运动，下令学校提前放寒假，以期釜底抽薪之效 。周恩来等人洞破其奸，在他主持觉悟社的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提前放假”、“反对日本 干涉中国内政”等口号，由学联组织学生广泛宣传。同时组织日货调查团，抵制日货。 1月23日， 学联的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时，遭到三个日本浪人的毒打。各界 代表向直隶省公署请愿时，反动当局不但不惩办店主和日本浪人，反而派出军警殴打学生， 并逮捕了请愿代表马骏、马千里等二十多人。两天后，当局又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 各界联合会、国民大会等。 镇压越深，反抗愈烈。 1920年1月29日，天津各校学生五六千人集合，以周恩来为总指 挥，奔赴直隶省署请愿。大家推举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方舟）、张若名四人为代表， 要求催办福州惨案的交涉，要求释放被捕代表。但直隶省署大门紧闭，周恩来等人便强行闯 入省署，结果全部遭到逮捕。紧接着，武装军警冲入了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中，用枪托打， 用刺刀刺，学生重伤多人，轻伤无数。这就是天津的“一·二九”惨案。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入狱。 在狱中，周恩来一边组织被捕代表进行坚决的斗争，包括全体绝食，一边又开展了一种 特殊条件下的学习和宣传工作。请看周恩来在狱中记下的《检厅日录》： 五月十四日，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 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五月卅一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六月二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六月四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六月七日，周恩来讲解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今天，马 氏学说讲完了。 这样，在狱中，周恩来向难友系统地宣讲了马克思主义。这在1920年的中国是极其可贵 的。更何况宣讲地点是监狱，愈发增添了几分历史意义。出狱一年多后，周恩来在一封讲到 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他又说过，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 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由此可见，狱中生活对于周恩来的影响有多大！ 是的，监狱囚禁人的肉体，使行动失去自由，却无法禁锢思维的翅膀。从1月29日到7月 17日，将近半年的狱中生活，周恩来静下心来思考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在国内的斗争和 学习，总结经验和教训，确定今后的方向。这种冷静，尤其在火热的爱国运动之中，是多么 的难能可贵啊！ 笔者认为，正是在狱中，周恩来初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出狱后，周恩来就逐 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这是一种艰辛的选择，这是一条艰难困苦的道路，然而，周恩 来一旦作出决定，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孟子曰：“虽千万人，吾往矣！”说的就 是这种舍生取义的殉道精神！ 在狱中，周恩来觉得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解尚不充分，尤其是对这一理论指导的 革命行动知之不多，为之，他开始考虑去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探索救国的道路。 6月8日，觉悟社社友、原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生、后来是天津河北女子第四小学教师的 李愚如，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特意到检察厅看守所与周恩来等告别。下午，周恩来写了《别 李愚如并示述弟》一诗。述弟指潘述庵，又名潘世纶。他是周恩来南开学校的同班同学，也 是觉悟社的社员。在诗中，周恩来说：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的这般快了。 前些日子念强来说， 你要往英， 我以为不过说说。 你要往法， 我也以为不过说说。 哪知不几天， 你来别我； 当面告诉我， 你能去了， 你竟去了。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炼你的才干， 保你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伦理， 全凭你这心头一念。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行行珍重！ 你竟去了。 你能去了。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的这般快了。 诗中所说的“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表明周恩来在狱中已 经考虑旅欧一事。 1920年7月27日， 天津地方审判厅被迫宣布释放周恩来、郭隆真、马千里等被捕代表。 天津各界组成大规模慰问团迎接被捕代表出狱，并给他们佩戴纪念花及赠送“为国牺牲”四 个金字的纪念章，全体出狱代表喜气洋洋地在审判厅门前合影留念。接着，九辆高悬着“欢 迎代表出狱”门旗的大卡车开了过来，请代表们上车，在沿途群众的夹道欢迎下，直达商会 开迎接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代表被捕代表作了关于狱中斗争情况的报告。 二、西渡 周恩来出狱的时候，大江南北正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 、张若名等都决定到法国勤工俭学。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去寻求真理，无疑吸引着每一位 热血青年。可是，这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刘清扬和张若名的家庭都很富裕，赴法费用自然 不在话下。 周恩来却为赴法旅费苦恼。这时，严修再一次帮助了他。 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写道： “为了支付前往法国的路费，总是乐于助人的严范孙尽管对周的学业成绩感到失望，但 信任周，给了他500元钱。 律师刘崇佑似乎也钦佩周的真诚和品德，也给了周500元钱。” 曾想招周恩来为女婿的严修对周恩来的革命活动虽然不那么认同，但他认定周恩来是匹 千里马，因而在这个时刻，再次雪中送炭，资助周恩来赴法。后来，严修又几次托人捎钱给 周恩来。 1921年2月27日，严修在日记中说：“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琴湘子）、周 恩来的学费，交伊持去。”同年11月18日，严修在日记中又写道：“琴湘来，交补助李福景 、周恩来学费。” 严修对周恩来的欧洲之行有莫大的帮助。在周出狱后不久，严修就向张伯苓提出，推荐 两个南开学生去欧洲留学，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李福景。他还写信给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 ，“为周恩来、李福景介绍。” 确实，五四运动中展现出来的青年，得到来自多方面的爱护，特别是老一辈开明知识分 子的关注。如严修、张伯苓对于周恩来，如杨昌济对于毛泽东和蔡和森。这一批老的学人， 对于他们，不仅有学识上的传授，不仅有生活上的关怀，而且还有人格道德上的重大影响。 韩素音在书中提到的刘崇佑是周恩来的义务辩护律师，他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为周恩来 等人慷慨陈词。刘崇佑对周恩来也异常器重，韩素音在书中还提到他似乎想把自己漂亮的侄 女许配给周恩来，周的回答是“国家需要我们的全部精力，” 婉言加以拒绝。刘崇佑似乎 并不在意，反而从收入中拿出500元资助周恩来赴法。 周恩来在行前又同天津的《益世报》商定，担任他们的旅欧通讯员，为他们撰写通信， 以所得的稿费补贴旅欧的生活费用。 看到觉悟社的大哥大姐们去异国他乡寻求救国救民的金钥匙了，邓颖超不由得心中一阵 怅然。她是多么向往和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一块去法国勤工俭学啊！只是她家境清贫 ，根本筹措不到旅费，她是用羡慕的眼神和遗憾地心情告别周恩来、郭隆真等人，祝他们旅 途平安，一路顺风。 邓颖超始终没有去国外留过学，她和毛泽东一样，是在国内成长起来的革命者，是“土 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者。她一直在天津参加革命活动，领导妇女运动。 1924年1月，邓颖 超成为天津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一； 1925年3月，邓颖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6月10日，邓颖超当选为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7月初，邓颖超被反动当局通缉； 8月7日，邓颖超南下至广州，和从法国归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相见。在广州 ，两个相知多年的革命者结合了。 周恩来临去法国前，邓颖超想到欧洲天气寒冷，怕周恩来不适应，特地赶织了一件毛衣 送他，在毛衣领侧内绣了一行小字：“给你温暖----小超。”摸着软茸茸的毛衣，周恩来分 明感到了同志间纯洁真挚的友谊。他安慰邓颖超说：“小超，别灰心，你年龄还小，以后还 有学习机会。我到欧洲后，一定给你写信... ”刚强的邓颖超点了点头... 1920年11月7日， 周恩来在上海搭乘法国邮轮波尔多号前往欧洲。同行的有郭隆真、李 福景、张若名等197人。 这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批赴法留学学生。 波尔多号是一艘巨型邮轮，载重二万吨，上下共十层。周恩来等人住在最低层的统舱内 。这次航程近一万六千公里，历时三十六天，经过西贡、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 度洋，再穿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到达法国的马赛港。沿途所经过的大多是英 、法的殖民地。周恩来常和李福景等人谈论，感到一出国门，就觉得中华民族处处受人歧视 。是啊，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国家衰弱，民族衰弱，人民贫困，就会受到歧视，侮辱 ，乃至侵略和瓜分。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一旦辅之以刻骨铭心的感性认识，立刻增添了 周恩来救国济世的强烈的愿望和坚定的意志。 在途中停留的每一个港口，周恩来看到白种人似乎高人一等，而中国学生则受到歧视， 上岸需要通行证。令人感动和欣慰的是，在西贡，周恩来等学生受到了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 。华侨们挥舞旗帜，点燃鞭炮，周恩来感到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更认识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他在给弟弟周恩受的信中说：“西贡虽说是安南地方，我国人 居住这里的很多，也是一个海外华侨的聚集地啊。” 周恩来对于被压迫民族充满了同情。在科伦坡，他看到了许多苍蝇叮附在骨瘦如柴的筑 路工人身上。“他们被当作了畜生，没有被当作人。”周恩来对此异常愤慨，他对同学们激 动地说：“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责任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与周恩来同船去法国的谢树英回忆说： “我们乘坐的是特设舱位----统舱，舱位设在船头，分上下铺位。我先认识李福景，经 李介绍认识周恩来同志。‘邮船’经香港、西贡、新加坡、印度洋、锡兰、科伦坡，再经非 洲三角的吉布提、阿拉伯海、亚丁， 入红海， 经苏伊士运河塞得港，由地中海至法国马赛 上岸，共计航行四十余天。 “一出国门， 中华民族受人歧视欺侮， 国际地位甚为低落，极感愤慨。 “由新加坡横渡印度洋到非洲这段航行时间最长，在汹涌澎湃的波浪中，轮船振荡得很 厉害，同行者多在舱中静卧，周恩来同志却在船头甲板上坐着，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大风 大浪，镇定如常。 “周恩来同志以历史事实激励了每个人的爱国热忱，使人认识到积弱不振的中国，处在 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他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能坐视’。一系列的谈话，充分表现 了周恩来同志忧国忧民，矢志改革中国现状的赤胆忠心，令人佩服。 “李福景有志于到英国学土木工程； 我的志愿是学采矿；而周恩来同志表示要从根本 上改造中国的社会，表现出周总理青年时代的远大抱负。他矢志革命救国的决心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1920年12月中旬，周恩来等人到达马赛港。登岸时，留法华法教育会学生部干事已在迎 候，帮助他们换乘火车，第二天早晨便到了美丽的城市巴黎。在巴黎已经有几个南开同学， 包括搭乘前一班船到达法国的李愚如。周恩来由南开同学带到了拉丁街旅馆暂住。 周恩来原来只准备在巴黎作短暂停留，可能是因为旅途劳累，加上水土不服，他得了一 点小病，就在巴黎小住了半个多月。他在给严修的信中说：“留法中国学生甚多，合勤工与 俭学生约在两千人以上，与今日之留日学生数目差相近矣。南开同学在法者有二十余人，多 散居各地，在巴黎不过数人。” 1921年1月5日，周恩来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伦敦，准备在伦敦入学。 周恩来之所以选择在英国伦敦就学，是有其设想的。他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一封信中曾说 ：“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 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而英国是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正如周恩来在给他的堂伯父周贻鼎信中所说：“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举凡世界之大观 ，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 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因而，伦敦正是周恩 来所希望加以考察研究的地方。 周恩来和李福景曾住在罗素广场附近的伯纳德35号，这是一所学生寄宿的房子。两人一 起报考了曼彻斯特大学，周恩来还报考了爱丁堡大学。因为伦敦的生活费用太高，居大不易 ，而爱丁堡的生活费用则相对低些。周恩来曾经设计过一个美好的设想。他在给表哥陈式周 的信中说：“弟在此计划拟入大学学习读书三四年，然后再往美读书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 大陆游览。今方起首于此邦社会实况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为弟所注意者也。” 周恩来和一般旅欧勤工俭学的同学情况稍有不同。他没有做过工，主要靠稿费生活，从 而腾出时间和精力来考察欧洲各国的社会综合情况，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22岁的周恩来精力充沛，眼界开阔，思想开放，他的目光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空扫视，他 的思维在马克思、恩格斯学习和战斗过的国度自由倘佯。 三、交换·反复·比较·抉择 如果说日本的米骚动强烈刺激了周恩来，使他感觉到日本的道路走不通，并开始探寻其 他的途径，那么，战后欧洲的严重动乱再次深深地刺激了他，使周恩来感觉到资本主义的道 路不能行之于中国，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 出国前，尽管周恩来听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各国的严重破坏，但他没有想到这种 破坏是如此的巨大，是如此的深刻。单是英格兰一地失业人口总数就超过百万。“四年来影 响所及，欲其求免于穷困也难矣。”这是周恩来发出的感叹和得到的结论。 1921年2月1日，周恩来撰写了《欧战后之欧洲经济》这篇文章，这是他到欧洲后写的第 一篇旅欧通信， 发表在1921年3月22日、23日的天津《益世报·伦敦通讯》上。在文中，周 恩来初步考察了英国，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深刻分析了欧战后由于经济凋蔽而带来 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周恩来劈头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 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 ，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是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 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状况遂乃因之以不安。” 正是看到了欧洲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周恩来开始觉得西方不足仿效 。这也正是当时国内思想界先进分子敏锐之感觉，然而，对于亲眼目睹资本主义危机的周恩 来来说，这种感觉格外深刻。 自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为了救 亡图存。无数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苦苦地探求着，苦苦地摸索着。先是以日为师，保留封建 制度的象征----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得到的是失败；而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早 期的陈独秀提出仿效法国的大革命，抛弃温和改良主义，这是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提出仿效俄国，抛弃资产阶级革 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为旧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当时的周恩来，正处于第二和第三个境界之中。 当时欧洲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思潮，而且纷纷冠之以“社会主义”的招牌，使人眼花缭乱 。周恩来认为，“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但是，究竟应该信仰哪一种“社会 主义”，周恩来心中尚未有数。不过，这个时候，他对费边社会主义比较有兴趣。费边社会 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潮，因而颇带有“温和”、“稳健”的色彩，被不少人所推崇。 但周恩来并没有认定费边社会主义。他是一个谨慎的人，决不随大流，决不盲从，在没 有经过认真的考察、仔细的研究以及反复的比较之前，他决不会轻易地下结论。正如他在给 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说：“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 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 周恩来对英国的工人运动进行了认真考察，特别是当时正在进行中的煤矿工人大罢工， 有百万工人参加，成为英国社会各界乃至欧洲各国关注的焦点。周恩来在英国时，以及后来 在法国，都对这次工人运动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还写了九篇通信给《益世报》，介绍 工人运动的经过以及个人的分析和结论。九篇通信的具体题目和成文时间如下： 1921年4月13日，《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 4月21日，《英国矿工之罢工风潮续志》； 4月26日，《英国矿工罢工风潮再志》； 5月4日，《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再志》； 5月27日，《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 6月1日，《煤矿罢工中之谈判》； 6月7日，《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 6月13日，《矿主矿工直接谈判》； 6月20日，《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 英勇的工人运动给了周恩来以启发和教育。当时周恩来心中有两种斗争着的社会改良方 案：一种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革命，即十月革命的方式；一种是渐进的、缓慢的改革，就 是英国的做法。两种方案在周恩来脑海里交织着，哪一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呢？周恩来的想 法是：“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 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 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 也。”然而，在考察了英国工人运动之后，周恩来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抛弃了中和两者 的糊涂观念，抛弃了改良主义，认定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还是空想，只有俄国十月革命的 道路才是正确的。他在最后一篇关于煤矿工人罢工的通信《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中明确 地指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除根本解决外，其道无 由，观此益信。”这个论断表明了周恩来思想的一个飞跃。 周恩来不仅深入考察了工人运动，而且还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战后的欧 洲，共产主义运动日趋高涨，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随手可得，这比在国内和 日本条件要优越得多。周恩来阅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 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认真作眉批，写笔记。 在保存下来周恩来当年读过的书《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一书中，他在马克思下 面的一些话下划了着重线。“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 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 阶级的存在仅仅因生产发展到一 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 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 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在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基础上，经过冷静的观 察与思考，周恩来对于战后流行于欧洲的各种思潮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他认为无政府主义的 “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若要解除一切强迫，解除一切束缚，不 但旧势力无法根除，新生力量也无从组织，不免流于“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发轫于无政 府主义，在当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而且在“英国 始终也没大兴盛过”... 陈云同志有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 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反复，比 较”。周恩来就是在实际生活中贯彻了这个原则，最终确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作出了自己 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更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一旦作出了决定之后，无论在枪林弹雨中， 无论在雪山草地中，无论在明枪暗箭中，无论在痛苦和委屈中，他始终没有一丝一毫地动摇 过自己的信仰。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首先是有伟大的人格，伟大的灵魂；一个伟大的共 产主义者，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人！在这一点上，周恩来是千秋万世的楷范！在这一点上，连 他的敌人都不得不由衷地叹服！ 周恩来作出这样一个抉择，绝不是一时一刻激情勃发，热血来潮，而是有一个阵痛的过 程。在日本，他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对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狱 中半年的冷静思考，经过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考察以及对各种思潮的研究比较之后， 大约经过三年时间，周恩来迈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这一步，不仅改变了周恩来的人生， 而且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进程，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朝闻道，夕死可矣。得到了真理的周恩来，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啊！他在给觉悟社朋友的 信中兴奋地说：“觉悟社的信条自然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用一个Communism（共产 主义）也就够了。”他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对信仰的忠贞不贰，对原则问题的坚定不移，这是周恩来 人生信条。而执行政策的灵活机动和实行手段的因时制宜，又是周恩来的重要特色。这个他 人无法比拟的优点，为周恩来日后赢得了谈判的艺术大师的称号。 20世纪20年代初，在欧洲，一个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成长起来了。 四、《伍的誓词》 1936年，当埃德加·斯诺初次进入陕北这块贫穷闭塞的黄土地时，他不由得被一群衣衫 褴褛却生气勃勃的共产党人迷住了。在和中共领袖长谈之后，年轻的美国记者写了著名的《 西行漫记》，震动了整个世界。 斯诺见到的第一个中共领袖就是周恩来。当周恩来用英文和他打招呼，他惊奇极了。后 来，当另一位瘦长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和他交谈之后，他才解除了自己的迷惑。毛泽东 在叙述了1920—1921年中共建党时的国内情况时又说，与此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 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周恩来是在法国入党的，时间是1921年初，介绍人是张申府与刘清扬。 本来，周恩来是准备在英国入学的，而且爱丁堡大学也同意免去入学考试，只考一门英 文。但麻烦事也不少。首先，考试时间定在9月，开学则在10月，还要等待半年。更令人头 疼的是，英国的生活费用是全欧洲最高的，在伦敦生活，每年的生活费用约二百镑左右，折 合中国货币在千元以上，真可谓伦敦居，大不易。爱丁堡是苏格兰首府，生活费用稍为便宜 ，但每年仍需千元左右，是巴黎的两倍。巴黎虽然是世界名都，可谓花花世界，但生活费用 相对伦敦而言低得多，每月只需中国货币四十元，一年也不过五百元左右。这对经济拮据的 周恩来来说，当然是一个好去处。 更何况，当时留英的中国学生仅200人，而在法国勤工俭 学的学生达两千人以上，是其十倍。于是，周恩来在伦敦只呆了五个星期。1921年2月上旬 ，他又到了巴黎。 在巴黎，周恩来碰到了张申府、刘清扬夫妇。 经他们的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张申府和刘清扬都是周恩来的旧识，特别是刘清扬。刘清扬是觉悟社成员，五四运动中 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长，代表天津学联代理过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务理事，由此和 周恩来十分熟悉。刘清扬思想激进，追求进步，是五四先进中的女中豪杰，是女界的领袖人 物之一。李大钊在北京筹建共产党小组时，就有意介绍她参加。刘清扬本来想参加，但看到 张国焘也在其间，便拒绝了，因为她和张国焘有过一段感情纠葛。当然，那时刘清扬对共产 主义也没有明确的认识。 张申府也是五四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他当时是北京大学的讲师，研究哲学，与李大钊是 北京共产党小组最早的成员，和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对周恩来这个比他年轻 五岁精明干练的青年十分欣赏。 1920年12月27日张申府和刘清扬从国内来到法国，在巴黎遇上了周恩来。他乡遇故知本 是人生乐事之一，再加上兴趣相同，志向合一，于是经常进行长谈，交流思想。张申府出国 之前，就受中共的巨腕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委托建立海外的组织，他先发展了刘清扬，又 见周恩来思想进步，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多，又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遂介绍周恩来入 党。 1962年，周恩来回忆说：“1920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 了。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张申府回忆道： “那时（我们）相当幼稚，发起建党是第三国际推动的，但党的名称，陈独秀于1920年 7、8月间还来信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 没有定。 陈独秀幼稚，他也不知道怎 么叫。后来，威经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同意了。” “我是1920年12月到法国去的，是被吴稚晖聘为里昂大学中国学院的教授，去教逻辑的 。那时，我是北京大学的讲师。同船去法国的还有蔡元培、汤尔和、陈大齐、刘清扬、郑毓 秀等。到法国后，和国内保持通信联系。” “我和周总理认识， 是在1920年8月的陶然亭聚会上，总理等代表觉悟社，我和李大钊 代表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周总理也是1920年底到法国的。” “周总理和刘清扬都是我介绍入党的， 时间约在1921年1月或2月，先介绍的刘清扬， 然后由我和刘清扬介绍总理。 当时入党手续是：和总理谈话后，写信向陈独秀报告。我和 刘清扬结婚，也是在1921年春天。” “接着，由上海又去了两个党员：赵世炎和陈公培。他们两人是上海入党的，都是陈独 秀介绍去的。这样，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 ，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 后来， 小组的事，就由周总理他们管了，我不怎么管。” 在另一次回忆中，张申府说： “我为什么要到法国去呢？我不是去学习的，而是去教书的。1920年下半年，我是讲师 了。 在北大很活跃， 经常写文章。跟校长蔡元培也很接近。李石曾、吴稚晖他们在法国办 里昂大学。当时里大，要办一个中国文学院，缺教授，头一个找到我。所以我出国的目的， 不是去学习，而是去教书。当时蔡元培也到法国去考察，所以同路的有蔡元培。我先到上海 住在陈独秀家里。还有几个北大学生。如李光裕(又名善初、阐初。解放后，当过国务院秘 书，是我中学同学)、陈大齐(北大心理学教授)等，刘清扬也和我们乘同一艘船去的。 同船 去的还有广东的郑毓秀，她带了二十来个女学生，她是个法国通。当时法国通第一个是李石 曾，第二个就是郑毓秀。那时提倡勤工俭学，说做半年工，可以读半年书。我们坐的是法国 高尔基尔号船。1920年12月30日到马赛。然后坐火车到巴黎。到巴黎后，我住在巴黎大学对 面的学校街50号。 刘清扬是俭学生， 不勤工，自费读书。我和刘清扬不住在一起。我每月 拿薪水是八百法郎，生活没问题。” “周总理到法国比我早一个月，他在英国呆了几天。他是自费，英国生活水平高，又回 到法国，因战后法国生活便宜。总理在法国和我们在一起了。因我们早就认识。刘清扬和总 理都是天津觉悟社的。刘清扬五四时期在严祠小学教书，周总理在南开中学读书。李大钊在 五四后常去天津讲演（李过去是天津法政学校的学生），天津学生对北京很羡慕。1920年8 月(放暑期)觉悟社全体社员到北京来了。有二十多人到北京来访问，到了北大。后来觉悟社 在陶然亭开了一个招待会。李大钊和我也去了。刘清扬是招待会的主席，周总理在会上讲了 话。我和李大钊也在会上讲了话。所以同总理熟。到了法国，我与刘清扬成了夫妻，当时介 绍刘清扬入了党。接着我和刘清扬又介绍周总理入了党。我向他讲了国内党组织的情况，时 间是1921年2、3月，阴历年已过了。不久，赵世炎到了法国，他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 的。接着陈公培也到了法国来了，他也是在国内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 于是我和周总理、 刘清扬、 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 刘清扬则回忆说：“到法国之后...不久，张申府介绍我，我又同张申府一起介绍周恩 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同时世炎也是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 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 中共在北京、上海、济南、武汉、 长沙、广州、巴黎、东京已有八个建党发起组，后来，人们把这八个共产党小组统称为共产 主义小组。 1921年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13人： 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 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 海，还有包惠僧。为什么八个共产党小组独独巴黎小组没有参加一大？ 据张申府说：“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前， 我曾接到国内寄来的通知，在我们党 小组内讨论过，因时间紧、路程远，不能回来参加，我给陈独秀写信谈过此事。不久，我们 便知道国内的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了。”张申府这个说法是否全部准确可靠，还可以研究。 但他说的：“因时间紧，路远，不能回来参加”，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从负责具体组织召开 第一次代表大会、亲手发出开会通知的李达的有关回忆，可以得到印证。据李达说：“1921 年6月中旬， 马林和尼可洛夫两位同志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 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上海的党通知各地党小组，各派 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李达的回忆，在上述这段话的前后，都提到国内外八个党的发起组 ，虽然指出巴黎小组与国内联络很欠缺，但文章明确地把巴黎小组包括在八个党的发起组之 内。据此分析：“一大”开会通知是发给了巴黎党小组的。 但是，党的“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从“6月中旬”发出通知到正式开会，只 有一个多月，而当时从上海到法国，单程就需要一个多月，往返至少需两个多月，巴黎党小 组接到开会通知，也根本来不及派人参加。毕竟，从一衣带水的日本回国，要比远隔重洋的 巴黎方便得多，顺利得多。 不过，巴黎小组虽然没有参加一大，但仍把它列为中共建党的发起组之一。毛泽东在和 斯诺的谈话中，也把周恩来列入党的创始人的行列。 关于周恩来的入党时间，过去也有过争论。 有人说周恩来是1920年底赴法勤工俭学途中，在轮船上由张申府介绍入党的，这一说法 显然不妥。据查有关原始资料，周恩来与郭隆真、李福景等赴法勤工俭学学生197人， 于19 20年11月7日乘法国轮船波尔多号离上海赴法， 同年12月13日抵马赛港。而张申府和刘清扬 于1920年11月24日与蔡元培等同乘法轮离开上海。12月27日抵马赛。周、张既不同船，当然 不可能在船上介绍入党。 有人说周恩来是1921年1、2月间由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入党的，这也不实或不确切。据 有关史料记载，他到巴黎后仅呆了10多天，1920年12月底即转赴伦敦，对英国作“社会实况 之考察”。 1921年2月23日，他在给亲戚的信中说：他与南开同学李福景原拟争取官费留英 ，因了解到“英伦生活程度之高，实难久居”，不如到法国，“费用可省去十分之六、七” ，由此做了“舍英而法”的决定。这样，他在伦敦仅仅呆了一个多月，1921年2月中旬，又 回到巴黎。 此情况表明：1月份到2月中旬以前，他都不在法国，与张申府、刘清扬不在一 起，不可能在此期间入党。2月中旬以后，他有可能见到张申府和刘清扬，但他和张在国内 虽认识，并不很熟悉，按一般情况分析，发展入党需要一个了解过程。张申府的有关谈话也 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到法国后因为刘清扬的关系，我与周恩来经常往来，彼此更加熟悉 ”，这样，在1921年2、3月间，才先后介绍刘清扬、周恩来入党。这表明：张申府是在与周 恩来“经常往来”、“更加熟悉”的基础上介绍周入党的。 2月底以前来往的时间还短，介 绍入党的可能性较小， 3月间介绍入党是比较合乎事实的。张申府的另一次谈话，也肯定是 3月。 还有人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承认张申府为党员，给予‘通讯员’的 名义，要他在欧洲发展组织。张介绍刘清扬、周恩来入党。”这个说法既无原始资料作证， 与当事人张、刘、周的说法也不符。而且张申府根本否认党中央曾正式给他‘通讯员’的名 称。他说：“1921年巴黎共产党小组成立后是由我联系，1922年我到柏林后，在德国的党员 由我联系，在法国的党员由赵世炎联系，但当时我们都没有中共中央驻德（或驻法）通讯员 这个名称。” 流传更广的说法是周恩来在1922年入党。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邓小平宣读的悼词即是 如此说的。这表明了当时中共中央的看法。另外，在1945年七大时，周恩来本人也把1922年 秋作为自己的入党时间。虽然，1922年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1985年5月23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指出： “毛泽东、董必武两位同志在七大时所填入党时间是1921年， 而八大时都改为1920年 ， 即他们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 “我们意见，将周恩来同志的入党时间改为他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1921年。” “同时，我们党的其他创始人，其入党时间，都应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时算起。” 这份报告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自此，恢复了周恩来入党时间的本来面目。周恩来的 党龄从1921年算起，到1976年，整整55年。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 确立了信仰，加入了组织，周恩来就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斗士。 1922年3月， 周恩来接到郭隆真的来信，得知原觉悟社社友黄爱因领导湖南长沙纱厂工 人罢工而不幸英勇牺牲，一时百感交集，悲愤填膺。他挥笔写下了《生别死离》这首诗。诗 中写道：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做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它，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的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撒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离别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这首诗附寄在他给国内觉悟社社员衫逸（李锡景）、衫峙（郑季清）的信中，充分表现 了周恩来革命到底的精神。周恩来表示：“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的了，并且很坚决地要 为他宣传奔走。”“我对他（指黄爱）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对 于C.P坚定的倾向。” 这是周恩来的誓词！ 1923年4月15日， 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二期发表这首诗时，便冠之以《伍 的誓词》。 死，算得了什么？周恩来就是抱着这种态度为革命鞠躬尽瘁，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五、一致公认的重要人物 1921年2月中旬， 周恩来从英国回到法国时，正逢上留法勤工俭学生第一次大规模斗争 的高潮。 当时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达二千人之多，他们本来是抱着美好的希望而来，满以为可以 边勤工边俭学，或求得自己的光明前程，或求得祖国的光明前程。然而，实际情况却都是大 相径庭，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再次爆发了经济危机，从1920年下半年起，欧洲 大陆一片萧条。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物价上涨，经济凋敝。法国亦不例外，这使滞法的中 国学生陷入做工不能，欲学不得的困境。到1920年底，“已经做工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 ，而“近来冬季失掉工作的又几乎有做工数的四分之一”，可见情况之严重。 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勤工俭学生们的境遇都十分悲惨。他们有的住进了巴黎的贫 民窟，大部分则挤到普安特大街39号的华侨协社中去。华侨协社的大院中搭起了一个长四丈 宽五尺的布棚，里面挤进了40多人，真是无法想象。由于失业学生源源不断地涌来，最后把 一楼大厅和三楼贮藏室开辟成集体宿舍，供大家住宿。 住的条件如此简陋，但毕竟尚有容身之地。相对住而言，吃显得更加重要。人是铁，饭 是钢嘛。然而，华法教育会发给失业学生的生活费每天仅五法郎。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五 法郎只能购买最廉价的食品，常用的食谱是白水煮马铃薯，兼之没有钱买煤油，马铃薯煮得 是半生不熟，吃了不容易消化，时间一长，就闹胃病。李璜曾经描述了勤工俭学生的惨状。 “我见他们因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又因其中有久卧花园草地和地板之上，不免要受潮湿， 而有腿肿致不良于行者。我为之心恻然。”“两年不到，病死者六十一人，目前送入公立医 院就医者有八十余人之多！” 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的经历过五四运动，甚至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有的受到五四运动 的影响，思想要求进步。到法国后，他们也没有沉寂，而是组织了社团，开展各种活动，并 且形成了两个中心。 一个是以巴黎以南卢瓦雷省的小城镇蒙达尼为中心。1920年至1921年，这里有中国学生 140多人， 其中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张昆弟、萧子璋、向警予、蔡畅等 。李富春、李维汉等人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工学励进会），不久改称为工 学世界社。其宗旨为：“在积极方面，想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 如储金， 定书报， 互相 勉励，疾病救助， 工学交互， 为将来别种建画之预备。 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孤独生涯 之烦苦，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等事。”后来在工学世界社的社章中规定“以实行社 会革命为宗旨。” 另一个中心是法国中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邹。在此地的留学生包括赵世炎、李隆郅（李 立三）、邓希贤（邓小平）、陈公培、刘伯坚等。他们在巴黎成立了劳动学会，不久便到克 鲁邹。赵世炎是中共党员，出国前在上海见过陈独秀，一直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能够看到 从国内寄来的党的文件，并与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21年2月28日，勤工俭学生们发动了“二·二八运动”。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华法教育 会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于失业学生停发维持费，并诬蔑他们“既无做工 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还声称要将学生遣送回国。 本来失业学生已占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大多数，而停发维持费，无异于釜底抽薪，一下子 使他们由困境陷入了绝境。正当大家悲愤之际，又传来华法教育会职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救 济勤工俭学生款项的消息，这个消息无异于火上浇油，使学生感到忍无可忍。正在这时，蒙 达尼学校当局以拖欠学费为名强制学生退学。几件事合在一起，促使学生采取激烈行动。在 蔡和森等人的领导下，2月28日，400多名勤工俭学生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请愿，高呼争 取“生存权、求学权”的口号，要求政府发给学生津贴来解决入学问题；要求里昂中法大学 和比利时中比大学应该任学生自由入学。这次请愿遭到法国警察和法队的驱散与毒打，代表 十余人被囚禁于警察局两个小时左右才被释放。 “二·二八”求学运动虽未达到原定目标，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迫使驻法公使馆延长 发放三个月每人每日五法郎的救济费，华法教育会答应继续为失业学生找工作。而学生们的 斗争也并未停止。5月30日，由向警予、蔡畅、熊季光、熊叔彬、魏璧、劳君展等人联络其 他女生组织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要求里昂大学招收女生。以后，又发动了进占 里昂大学的斗争。 “二·二八运动”时，周恩来刚从英国回来，而且不在巴黎，而在法国中部的布卢瓦镇 ，所以没有参加这次斗争。但是他对此次事件异常关注，对其始末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写出 了长达二万五千字的长篇通信《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分十天在天津《益世报》上连 续刊载，表示了对这些学生的深切同情，为他们争取了国内舆论上的同情和支持。 对于此次求学运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也有不同意见。这次运动的骨干是从蒙达尼公学 和女校来的蔡和森、王若飞、李维汉、向警予、蔡畅等人。而在克鲁邹的赵世炎、李隆郅（ 李立三）、陈公培、刘伯坚等人则不赞成请愿，认为请愿是向反动政府乞怜，要求补助是寄 生虫。针对求学运动，他们提出了“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他们主张，勤工俭学生 们应当坚持到工厂去做工，用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并通过做工来深入工人，接近 留法华工，从而进行工人运动。徐特立、黄齐生（王若飞的舅父）这两位老教育家也赞成他 们的主张。 那么周恩来的态度怎样呢？ 周恩来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中说：“勤工尚可能也，俭学 须视各人之个性与自治力如何为定。凡欲作勤工俭学生者，须自认愿为现代制度下之劳动者 ，而以劳动自治为第一条件，俭学为附带条件。” “二·二八运动”教育了留法学生，几支革命力量深感有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的必要性 。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等请劳动学会派代表到蒙达尼出席工学世界社的会议，从而加强 联系，增进了解。赵世炎、李隆郅（李立三）等不止一次到蒙达尼，而王若飞则曾到蒙达尼 的胶鞋厂做工。通过接触和交流，双方的观点迅速取得一致，并且立刻共同行动起来。 赵世炎等人以“劳动学会”为核心，组织了“勤工俭学同盟”，在此基础上，又进而联 合“勤工俭学互助团”、“勤工俭学互助组”、“勤工俭学讨论刊社”、“劳人会”、“工 学实践团”等勤工俭学生团体，最终形成了“勤工俭学会”，以“互助”、“劳动”、“改 造社会”为信条。接着，赵世炎给蔡和森、李维汉等去信，又赶到蒙达尼与他们面谈了两三 天。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而后，赵世炎又从克鲁邹写信给蔡和森，主张成立一个包括留 法学生和华工中优秀分子的共产主义组织。蔡和森马上回信，表示同意这个设想，并主张采 用“少年共产党”这一名称。这是成立少年共产党的最初酝酿。 周恩来没有参加“二·二八运动”，但在随后的反对中法借款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6月初， 北洋军阀政府派遣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到巴黎，名义上是代表总统徐 世昌接受法国巴黎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实际上肩负着与法国政府商谈秘密借款和购买军 火的“重任”。6月16日， 由于法国统治集团内部有矛盾，这件事在巴黎各大报纸捅开了。 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后，异常的愤慨。他悲愤地写道： “是直一分赃之借款也。 而担保品之重， 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 ！请静听吾述其借款之内容： ……乃在法发行中国国库证券三万万佛郎，以七千五百万佛郎交给中国政府，二千五百 万为经手人回扣，二万万存储中法实业银行，并担保其营业三年，担保条件以烟酒税同印花 税保险，以购买北京、浦口修路材料，广东修路材料，全国实业材料（为）交换条件。中法 实业银行内幕之无法维持，法国各报已公然载之，无可为讳，使此二万万佛郎填其亏累之坑 ，三年内仍有亏折，则中国政府且将担任包赔，是借款之利未见，借款之害尚不止偿还三万 万总额已也。即使中法实业银行能幸免于赔累，而购料之条件，已为其限制，是固无自由使 用余地也。况担保品之重，国家无丝毫实利之收。又如上述耶。二千五百万是经手人的回扣 矣。七千五百万，合之现在国币不及一千二百万，是将用之于正当政费，如办教育与实业耶 ，抑仍供武人政客私囊之饱耶，此固不待智者而后明也。” 在这里，周恩来清楚地介绍了中法借款的内容，深刻地分析了借款的利弊，表现了青年 周恩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于这样一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借款，周恩来自然持反对态度， 并立即呼吁广大华工与留法学生行动起来。周恩来对此充满了信心，他说：“若是之借款， 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梦死断无予以可字者。”字语铿锵，掷地有声！ 事不宜迟，周恩来立即付诸行动。他和赵世炎、蔡和森等共同商量了对策，然后与旅法 华工中的工学世界社成员袁子贞等，联络华工、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 东问题研究会、巴黎通讯社、旅欧周刊社六个团体，组成了反对借款委员会。 几次商谈后，这六个团体发表了拒款通告。通告云： “同胞均鉴：朱启钤名为代徐世昌受学位来法，实则阴谋借款，并偕吴鼎昌专办此事。 吴来巴黎，匿迹韬声，其阴营秘事，可想而知。二星期后，吴始出面，不久乃有借款之传说 ，今已通过法国国务会议，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矣。借款总额闻为三万万法郎，以全国交通实 业购料作抵，以七千五百万交中国政府，二千五百万为经手人回扣，二万万存储中法实业银 行，并担保其营业三年。 该银行近濒破产， 亏耗达二万万法郎以上， 朝存款而夕被没收 ，是无可讳， 且其三年内营业倘有亏折，均有中政府包赔。是实借七千五百万之债，而偿 还之额将超三万万以上也。年来内乱频仍，阋墙之端，均肇于借款成立之后，殷见不远，实 所心寒。 第朱启钤、吴鼎昌者， 下贱成性，买欢军阀，献媚外人，国家存亡，在所不计。 同人等义愤填胸，难与两立，业已为种种积极运动，以与抗争，尚祈同胞一致进行，以挽狂 澜，不胜屏营之致。” 通告慷慨陈词，旗帜鲜明地反对借款，严厉斥责军阀假公济私借款打内战的阴谋。 一系列的行动随后便展开了。发传单，寄通告。他们还将拒绝借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出， 分送法国国会议员、政府成员以及各大报社，约达一千份左右。巴黎报纸全文刊登了决议案 ，并附录了评语。有的国会议员指出旅法华人此时反对中法借款是“事正其时”，因为当时 法国国会及财政委员会尚未通议此项借款。与此同时，他们还致函吴鼎昌与驻法公使陈×， 严厉谴责他们的卖国行径。在致吴鼎昌的信中，乃有“公如不自动取销动议，则上天入地， 必有与公相见者”之语。在致陈×的信中，则劝告陈×说：“先生负外交重责，代表国家， 宜有所表示。” 6月30日， 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徐特立、刘清扬、 袁子贞等300多人在巴 黎哲人厅举行旅法华人各团体的拒款大会。会前，曾经致函驻法公使陈×，邀其与会。陈× 心中有鬼，不敢与会。 大会宣读了各地华人团体来函来电一百几十封，并发表了“拒款宣言”，动员与号召国 内同胞与各国华侨“联合一致反对非民意之借款”，并请法国人民支持。会上宣读了由周恩 来撰写的关于借款真相的调查报告。大会的宣言如下： “（甲）对于中法借款运动，应请公使负责打销，‘否则用相当方法对待’。打销之后 ，应即正式发出中法宣言，用作证据，以释群疑； （乙）旅法华人正式向各国宣言，在中国真正代表民意之代议机关未恢复以前，对于 所有一切借款，决不承认； （丙）依照甲乙两项决议，用旅法华人名义，向法人发出正式宣言，申明拒款主旨， 并请其赞助； （丁）依照甲乙两项之决议， 用旅法华人名义， 向国内同胞及各国华侨发出宣言书 ，并详述中法借款之主旨及其经过，并联合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 当大会讨论第一条时，有人问相当方法是什么意思，当即有人回答：“手枪。”大厅里 立即响起一阵掌声。可见当时人们反对借款的决心！ 6月30日，周恩来写了通讯《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寄回天津《益世报》发表。 这篇通讯在国内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巨大反响。国内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抨击北洋政 府的卖国行径，明确反对中法借款。人言可畏！在正义的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法国政府被迫 中止对借款的讨论，朱启钤则潜往美国，吴鼎昌则避至伦敦，以避锋芒。 然而，中法借款谈判仍在暗中进行。 7月25日，法国《巴黎时报》透露出借款合同已经 商妥和草签，代表中国政府签字的是吴鼎昌和陈×。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怒发冲冠。周恩 来等立即组织与领导广大留法学生与华工表示坚决反对。旅法各界当日便发出第一次通告， 声明只要“一息尚存，决不能亲见此次卖国借款有成立之日”，“无论用何种手段，以诛此 辈奸人”。 7月29日，旅法各界接着发出了第二次通告， 指出“此项借款，确与中国存亡有关。应 知借款成功之日，即国内战祸再起之时，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者，此借款也”。 8月13日， 周恩来、赵世炎组织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并责令驻法 公使陈×出席说明真相。陈×心中有疾，对于此种集会避之唯恐不及，怎肯自投罗网？于是 派其秘书长王曾思到会。大会上，大家要求立即取消此次卖国借款。王曾思不但矢口否认， 而且出口伤人，触犯众怒，当场被群情激愤的群众痛殴，可谓自讨苦吃。王被迫代表陈×签 署了一个“中法借款条约作废”的声明。声明内容主要为：反对此项借款；如果借款成立或 今后再举行类似借款，公使和全体职员立即辞职，以谢国人。拒款委员会将此电告国内各大 报馆及法国外交部。法国政府见事情闹大，只好宣布暂缓借款。 反对中法借款运动是继“二·二八运动”后，中国留学生发动的第二次斗争。较之于第 一次斗争，意义更加重大。周恩来对此有过评论。他说，两次斗争都是反对官僚，但性质却 有很大差异：一个是为生活问题，一个是为国家问题。 反对借款运动被称为是“国外的五四运动”。它虽然不及五四运动之范围广、声势大， 但两者之间也有许多类似点。事件的起因都与巴黎有关，都与外交有关，都与北洋政府的卖 国行径有关；事件的发生都以学生运动为其始，而后继之以各界人士的爱国运动；事件均以 胜利而告终。 周恩来是这次运动的领导者，这是当仁不让的事实。他首先广为传播中法借款的消息， 并联络旅法学生、华工以及各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告》等等；他先后 领导组织了两次群众拒款大会，声势极为浩大，影响极为广泛；他还先后写了《旅法华人拒 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中法大借款 案之近讯》等四篇通讯，为此次运动的胜利奠定了舆论基础。总而言之，周恩来在宣传群众 、发动群众、组织与领导群众斗争中起了旁人不可代替的作用。 反对借款运动烽火刚息， 1921年9月，又发生留法勤工俭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事件 ，把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斗争推向高潮。 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以解决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求学和生活问题的名义创办的，校 长是吴稚晖。长期以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直要求入校学习。 周恩来在这年1月25日致严修 的信中谈到。“恩来居法约半月余，以事外之身来看，以为勤工生之救济，舍里昂大学外实 无再善之所。”但校方却以“勤工学生程度太低”和“自费殊为不易”为借口，不愿招收留 法勤工俭学生入学。 这年夏天，吴稚晖公然宣布国内另行招生。8月20日，驻法公使馆又因 对勤工俭学生发动拒款运动不满，宣告停发在“二·二八运动”之后改由使馆发放的勤工俭 学生的生活维持费。这一串的事件，宛如火星落到了干柴堆中，立即掀起了冲天火焰。当时 留法勤工俭学生心中均充斥着凄怆悲壮的心情。言为心声，他们的心情可从他们办的《求学 运动》半周刊中反映出来。 “有钱的公然有人从他们故乡将他们招来入大学。受了大学专门的知识的， 公然有人 将他们招来当大学特待生。 眼面前的一群穷而无告的人们，宁肯出五佛郎一天将他们当‘ 残废者’ 供养， 再一面从数万里外用三等舱恭迎一群阔绰的学生来。人们究竟对于里比两 大这种态度作何感想？ 举千数百曾受中等以上教育之青年，或投之散工之群，顿其精力于煤灰铁屑之中；或 以最低生活费集而豢之于巴黎附近。工作既同于牛马，豢养又等于鸡豚，受之者能无冤乎？ 施之者能无罪乎？视同秦越之肥瘠而不加喜戚于心者，又岂能逃于别有肺肝之责邪？ 以勤工俭学之所得，与中国之需求相权，其能等量齐观邪？当今中国所需求者为大学 者，为大工程师，而勤工俭学所得，充其量仅得为东鳞西爪、片纸只字之垃圾堆，鼓锉掺锥 之机械人，则长此以往将何益于中国社会？若仅以垃圾堆、机械人自足，则在国内亦尽有其 机遇，又何必倾中人之资逋逃万里为？以此观之，勤工俭学之目的固别有所求，即努力谋与 国人之所需求相应焉耳。勤工俭学同学颠沛流离无其他成绩可言，而此心实可以对天地鬼神 而无愧色！” 《求学运动》一文中的话说得痛快淋漓而又感人肺腑，其中“勤工俭学同学颠沛流离无 其他成绩可言，而此心实可以对天地鬼神而无愧色！”一句简直催人泪下，铁石心肠的人也 不由得动容变色！ 此外， 克鲁邹勤工俭学生151人联名给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李石曾先生写信，请求李先 生予以支持和帮助。信中说： “我们敬爱的石曾先生， 近来在法找工， 很不容易，教育会尽其力也只能找到极少数 的散工，大半是华工回国空的位置。且厂主渐渐减少工资，而生活需要并不减低。同学中做 散工的， 普通七八方一天， 技艺纯熟的也只十一二方，计算起来，简直衣食住都算不周全 ，所以勤工俭学现在处于极困难的地步。 大家没饭吃了，请求官僚维持。官僚们平素就讨厌这些苦学生，正好借机施行阴谋伪计 ， 操纵大家的行止， 剥夺大家的自由， 并且还要一律送回中国， 什么‘留法中国青年监 护处’，正似华工朋友们的陆军部。 勤工俭学自身既感偌大的困难，官僚们复乘机威压利诱，陷大家于绝境。我们乞丐学生 当只有回国、奋斗两条路走。回国呢？‘既然如此，何必当初’，来法所耗费的有用时间， 到何处取偿？回国后又怎样呢？这条是我们的死路，我们誓不愿走；奋斗呢？我们要从十八 层地狱里打出来，乃是有心无力，也只有另辟新路啦。 里昂中比两大学，和我们的历史有密切关系，先生很明白的。 我们现在工不能做，学 不可求， 流离漂荡被诱入笼的时候，倒反诬我们为流氓无赖，多在中国招一般有钱的贵族 子弟来，真合世所谓‘只有锦上添花，那有雪中送炭？’ 先生，我们的宣言，我们的通告，望先生加以详察。先生既为勤工俭学的发起人，又为 里比两大的筹备者，责任所在，我们也很愿和先生开诚相见。 至于里比两大经济一层，庚子赔款法国也已声明退还，拿一部分津贴勤工俭学生，且各 省也有款来，这件事也不成重要问题。 先生，勤工俭学生困苦极了，社会上的笑骂都起来了，表同情的人也完了，先生感想及 此谅也伤心。 先生的病状好了么，念念，此颂幸福。” 信写得委婉动人，留法勤工俭学生们的凄苦与无奈溢于言表。 是的，既然里昂中法大学的创办是为了解决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求学与生活问题，那么， 他们入学的要求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校方没有任何理由将他们拒之门外。 然而，校方却找出了很好的借口。 9月12日，里昂中法大学当局发出通告，拒绝留法勤 工俭学生入学。通告云：里昂中法大学“为一高级教育机关，其中学生应随里昂大学各科或 与彼相系属的高等学校上课”；而且，学校培养的学生“定当做教授，从事于各种相当科学 的研究”。言下之意，你们勤工俭学生有这种资格吗？通告给勤工俭学生更大的打击是：“ 考取的学生，即当预计他留校五年或六年，以从事于适当的研究。在此期间，他们应付食宿 费，享受特待权，并支用私人用度。若非官费或有支付款项的确实保证，不能收录，并应当 鼓品励行。”言下之意，你们勤工俭学生读得起吗？ 这个通告，仿佛在留法勤工俭学生的伤口上撒了盐，激起了他们更大的怒火。他们决心 要抗争到底。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互相之间进行联络，交换看法，准备进一步的斗争。 6月14日， 驻法公使陈×又使出狠毒的一招，他在巴黎华法教育会的揭示版上发出通告 ，说：“这次‘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停发维持费，系法国外交部意见。该部认为，这次中 法借款与法国在远东利益有极大关系，而中国学生不解平日受到救助的意义，竟行反对，实 属忘恩负义。停发维持费，乃自食其果。本会特此通知。” 通告一出来，陈×的卖国嘴脸显露无遗。法国外交部何能干涉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的内 部事务？更何况停发维持费的理由在于法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影响？究竟中国少年监护委员 会是对勤工俭学生负责，还是对法国政府负责？这种卖国贼的逻辑，真是不可理喻，荒谬之 极！ 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作出 决定，“以开放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发动“入学运动”，提出“誓死争回里大”的口号 。这时，又传来消息， 里大校长吴稚晖从国内招来的120多名学生预计9月24日到达马赛，2 5日入学。 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人商定，由勤工俭学生派代表同学校当局谈判，若谈 判不成，则勤工俭学生强行进驻里大。在讨论中，周恩来始终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他提醒大 家：斗争是复杂的，敌人要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要讲策略，要作好两手准备。他建议各团 体留下一部分骨干，以便负责后方工作和准备以后的斗争。以后的事实表明，周恩来的建议 是极其明智的。大家决定由周恩来等人留下工作。 9月20日晨， 勤工俭学生联合会发出一个紧急通告，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本会今 日移驻里昂中国大学，巴黎方面留驻巴代表五人”；第二，“由本会于巴黎、圣日尔曼、芳 丹白露、克鲁邹、沙多居里、墨兰、蒙达尔等处的同学，组织先发队百人，随同本会出发， 占据里大”；第三，“各学校各工厂勤工同学接到这通告后，请即日组织援里队，陆续向里 昂进发，最迟于通告到后四十八小时内有代表三人以上赴里昂”。 9月20日， 由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张昆弟、颜昌颐、罗学瓒等10 0多人组成的“先发队”， 分别从巴黎、克鲁邹、蒙达尼等地奔赴里昂。周恩来等人到车站 送行。对此，周恩来有过生动的记叙。 “九月二十日晚上，巴黎的里昂车站静悄悄的走了数十位悲壮的少年，在同一夜中，各 地应出发的少年们，也都很严肃的上了他们的冲锋的道儿。等到二十一日早晨，高踞在山上 的旧里昂炮垒中，巴黎已聚集了新冲锋到的九十七位少年，又一会儿增到了一百二十五人。” 然而，里昂中法大学早有准备，所有教室、宿舍的大门均已上锁，无法进入。“先发队 ”只好在校内的草地上休息，并派代表与校方交涉。校方居然要求里昂市长以“逮捕匪类” 的名义派警察前来镇压。第二天，大批的武装警察包围了“先发队”，并押送他们入军营， 囚禁了20多天。留在巴黎领导斗争的周恩来、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等得到消息后，立即 四处奔走，揭露事情真相，呼吁社会同情。许多法国人了解到事实真相后，对中国学生表示 同情。一些法国报纸也纷纷报道此次事件，有的甚至出版了号外，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声势。 在法国进步势力的支援下，法国当局被迫允许学生代表入营探望慰问“先发队”成员，周恩 来也专程前往看望。 关于“先发队”的英勇斗争，周恩来在《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中有过详细地描 述。他写道： “这时候（指9月21日）大学门口， 来了警察八人，严重监视。所有勤工俭学生，许入 不许出，于是他们一切电报电话和书信，都不能向外通达了。他们来占据，当事的人便回敬 他们一个无名义的拘留。到了下午四时半，空气更紧张了，大学协会书记伴着五六个警察来 到众人面前，将所有人的护照逐一查验，最后复行收去，说了一句明日退还的话便走了。居 留证没了，他们的自由更丢失一半。挨到晚间，每人给了军用床一架，并无被盖，悲壮的少 年们，忍饥受气奋斗了一天，至是更得互相慰藉，‘枕戈待旦’的渡那凄凉的秋夜，里昂的 情形是如此了。 “里昂方面，到二十二日，便有警察数十名来到校内，让先发队赶快迁出。大家不肯， 遂被逼上汽车，俨然一群待罪的囚犯，十数辆汽车，载满了一群勇敢的少年，绕了几条路儿 ，便带到一个大兵营中，做了俘虏。当时有里昂市长送了些面包与他们，做接风的礼物，他 们不受，毕竟让他们派人出去买来吃了。他们在军营中起首几日，营房以内的行动，尚甚自 由，每人给一出入证，许在营内出入，饮食也归营中供给。但是营房以外的自由，便不能得 到了，确是一个俘虏式的待遇。” “先发队”成员还进行了绝食斗争，抗议法国当局的无理拘捕和迫害。但是，反动当局 置若罔闻。 10月13日，200多名武装警察将104名学生押送至马赛，强令他们登船回国。 周恩来、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等人奔走呼号，但毫无效果。押送回国已成定局，那 么索性回国参加革命。只是法国尚有许多勤工俭学生，李立三便提议由赵世炎留在法国领导 斗争，因为赵世炎是“勤工俭学会”和“劳动学会”的负责人。蔡和森、陈毅等都表示同意 。恰巧有一位勤工俭学生拿着一张中国驻里昂领事李骏的名片来探望。这张名片上写有两个 人的名字，其中一个人因为有事没有来。于是，赵世炎冒名顶替，大模大样地走出了兵营， 继续留在法国。 不久，蔡和森、陈毅、李立三、向警予、罗学瓒等人被押送回国。 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意义极其深远。一位留法勤工俭学生回忆说，这次斗争“向我 们说明，想学习一点搞实业的本领都不允许，在这样的世道里，要靠实业救国不是纯粹的幻 想吗？”现实的斗争破碎了不少人的幻想，使更多的人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 的道路。 “先发队”被强行遣送回国后，周恩来一气写成了长达三万字的通信《勤工俭学生在法 最后之运命》，分十八天在天津《益世报》上连续刊登。他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之后 ，满怀激情地呼吁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 同昂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 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在这几次斗争中，周恩来表现出了卓越的胆识和才能。何长工对此回忆说： “周恩来同志不仅表现出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而且表现出对于事变的卓越的观察能力 和组织运动的领导才能，成为大家一致公认的‘很重要的人物’。” 六、“伍君到德后，...成绩很好” 经过几次斗争，“赶快团结起来”已经成为勤工俭学生中先进分子的共同要求。进占里 大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革命斗志反而更加旺盛。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分头联络各地 学生，准备筹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底或1922年初，周恩来、赵世炎托人转给李维汉一封 信，约李到巴黎的一个旅馆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一事。他们决定分头 进行筹备工作。 1922年3月初， 周恩来同张申府、刘清扬一起，从法国来到柏林，住在南郊的一个小镇 上。去德的原因是，德国马克贬值，一日几跌，用外币的外国人反而觉得生活费便宜，在巴 黎一个月的生活费在柏林可以用三个月。到德国后，周恩来仍奔走于巴黎和柏林之间，在勤 工俭学生们和华工之间作过各种讲演，进一步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和奠定群众基础，积极推动 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 周恩来和张申府、刘清扬从柏林写信给留在法国活动的赵世炎，建议在五一节前完成筹 备工作。但赵世炎也有自己的困难，他的证件在占领里昂大学斗争中被警方没收了，行动不 太方便，一时无法在巴黎居住，而住在法国北方，通过通信的方法同旅法、比的同志联系， 加上各地同志之间一开始的认识并不统一，所以，筹备工作到五月底才全部完成。 1922年6月， 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广场上，正式召开了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 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代表18人，他们是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 、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余立亚、袁庆云、傅钟、王灵汉、李维农、萧朴生、 萧子璋、汪泽楷、郑超麟、尹宽、任卓宣。广场上的一个老太太租给了他们18把椅子。 周恩来身穿一件黄色大衣，是从德国赶来参加会议的。他对这个地点和环境很满意，说 这样的布置很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报告了筹备经过，并宣读了陈独秀的一封来信。其时陈独秀是中 共中央负责人，他在信中说，国内已经成立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党不能有两个，希 望他们加入法国共产党为一个支部，或者改名为S·Y。 接着，周恩来报告了组织章程草案。关于组织的名称，周恩来提议定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但多数人不赞成，而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在讨论组织章程时，周恩来又提议新团员入团应 当宣誓。又有人反对，认为这带有宗教色彩。周恩来细心地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 ，而是带有政治约束的，如袁世凯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作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 而讨伐他。但大家仍未同意。 会议开了三天，最后定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选出了三名委员，组成中央执 行委员会：赵世炎为书记，李维汉任组织委员，周恩来任宣传委员。还决定出版一个内部刊 物《少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党部设在赵世炎住的小旅馆里，即巴黎南部十三区意大 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 大会结束后，周恩来又回到柏林，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主要靠稿费生活。他同聂荣臻说 ，不进工厂做工，可以扩大接触面，深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这时，他“将全部时间放在组 织上”，并为《少年》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 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前一个月， 即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周恩来、赵世炎等得知消息后，10月在巴黎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会议，举行总投票，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时，在进占里昂大学斗争中被驱逐回 国的蔡和森来信，要求李维汉回国工作。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便委托李维汉为代表，带信给 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从而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20日 ，周恩来、赵世炎等为李维汉筹备了路费，送李维汉踏上归途。 正在他们等待答复的时候，又得到一个消息，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 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到达莫斯科。他们又立刻去信表示敬意，并声明已向国内提出加 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要求。 1923年1月，参加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复信给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议他们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旅欧支部，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租来的一个礼堂内召开了临时代表 大会，到会代表42人，在赵世炎的主持下，讨论改组问题。当时旅欧少年共产党一共有成员 72人，其中旅法58人，旅德8人，旅比6人。大会总共开了四天，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 ，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要求入团的团员 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进一步明确了这个组织的性质。会议还明确指出“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会议还改选了领导机构，因为此时中共中 央决定调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12人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会议选 出了周恩来等5人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刘伯坚、袁子贞等3人为候补委员，新的执行委员会 又推举周恩来为书记。 会后不久，又收到团中央1月29日的来信，批准他们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 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后，周恩来从柏林返回巴黎，专门从事党 团工作。他住进了赵世炎原来的住处----巴黎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小旅馆三层第16号房间， 这也是执委会的办公处。 房间的面积可谓小得可怜，只有三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木桌，便没有什么空间了 。然而，周恩来身居斗室，心忧天下，陋室虽小，日理万机。来的人多了，房间里人满为患 ，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店活动。聂荣臻回忆说，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 话，就是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 着开水吃。 周恩来既是青年团的书记，也是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但是，那时候，党组织一般不 出面工作，而用团的名义展开一切活动。团的活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陈独秀在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 当时全国党员共195人，其中旅欧的 除留俄的8人外，共有10人，即留法2人，留德8人。 赵世炎于1923年3月到莫斯科后， 参加了中共旅莫支部的工作。在4月28日的支部大会 上，支部负责人罗亦农介绍说：“新从法国来俄的同志中有六位党员，除赵世炎同志是旧党 员外，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是法共党员，熊雄、王＄是德共党员， 照章程， 凡属第三 国际支部的均可为正式党员。”接着，赵世炎详细报告了党在西欧的活动情况。他说：“本 党在西欧的活动无非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实际上都是在青年方面进行了工作。 ”“现在留在西欧的还有四、五个党员。” 聂荣臻回忆道：“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 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 得知了团中央同意他们加入的消息，周恩来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他在3月13日给团中 央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报告第一号》中代表 全体团员向中央表示：“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 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 ，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周恩来全力负责了旅欧青年团各方面的工作。而主要的工作便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培养青年学生，并扩大自己的组织。 《少年》这份机关刊物成为宣传共产主义的坚强阵地。 早在1922年7月， 周恩来就着手筹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月刊）的 编辑和出版工作。同年8月1日，《少年》创刊。编辑部也设在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那个小房 间里。《少年》最初是十六开本，每月一期，每期约三十页。从第七号起，改为二十四开本 ，每期四十二页。从第十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少年》月刊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 义学理”。 它曾刊登过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法兰西内战》的一部 分、列宁的《告少年》即《青年团的任务》等译文， 还刊登了共产国际与少共的文件与消 息。《少年》还发表了不少文章阐述共产党的性质与作用，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 周恩来是《少年》的重要撰稿人。他在《少年》上接连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 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斗争》、《俄国革命是失败 了么？》等文章。《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写于1922年8月16日，发表于《少年》第二号。 文章深刻地批判了当时流行于国内的各种反动思潮，对以资本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 等作为救中国之道的主张，一一予以驳斥。周恩来指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 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 乃是最后一着，不管中国是前列，是后列，我们必须预备着，从事着，也永远不许忘掉。全 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啊！” 对周恩来的工作，邓颖超等创办的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有过评价。《觉邮》 在发表周恩来的《生别死离》一诗和给谌小岑和李毅韬的信后，加了如下按语：“伍君（指 伍豪，即周恩来）到德后，对于主义的宣传，甚为尽力，除组织旅欧东方少年G·P外，又出 版《少年》半月刊，成绩很好。” 七、主义的研究与宣传 1923年5月，国内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奇案。5月5日，由上海开往北京的一趟快车 ，在山东临城被盘踞抱犊崮的土匪孙美瑶部拦劫，车上二百多名中国乘客和三十余名外国乘 客被绑架作为人质。列强乘机大作文章。一边是土匪的漫天要价，一边是帝国主义的有意插 手，内政外交，为之一乱。 列强有的提出中国“水陆一切交通路线皆归外警保护，全中国要点均驻外兵”，有的要 “以国际军队占据京津铁路，以外员编练中国警队归列强管辖”。此种条件，无理之极，使 人不禁想起了《辛丑条约》及《二十一条》。 6月12日，孙美瑶部被收编，所有外国人质均 被释放，事件已告一段落。然而列强犹不思利害，仍然准备“在华设立万国警察共同管理中 国铁路。” 7月2日，《巴黎时报》报道：山东临城劫车案发生之后，“列强大多数已同意于在华设 立万国警察，共同管理中国铁路之议，不日即将见诸实行。”周恩来看到这个消息后，气得 拍案而起，立即联络各界人士，开展反抗斗争。 7月3日，周恩来在巴黎西郊华侨协社召开了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议，商讨行动计划。 周恩来以《少年》杂志社的名义主持会议，徐特立代表湖南学生会，郭隆真代表旅法中国女 子勤工俭学会，还有华法教育会、旅法华工会、少年中国学会、北大同学会、《先声周报》 社等八个团体参加。这八个团体决定印制传单分送巴黎各报社。 7月8日下午3时，周恩来又召集二十几个旅法团体的代表在巴黎中华饭店召开会议，决 定成立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临时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书记股中文书记。会议决定开展 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运动的具体措施和步骤。 而后，周恩来等人以临时委员会的名义拍发了《致国内各界公电》、《致中国旅欧日美 南洋工商学各界电》和《致驻外各公使函》，向国内群众和国外各界人士发出呼吁。电文说 ：“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电文号召“现（中国）政府不足 恃，应另组国民政府，以除内奸，而御外患。” 9月15日下午，巴黎市社会博物馆召开了旅法华人 “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大会”。到 会有二十六个团体，大约四五百人。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了讲演。他说：“国事败坏至今， 纯由吾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之列强。吾人欲图自救，必 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周恩来还向大会报告了他起草的《旅法各团体 敬告国人书》（《告国内父老书》），指出中国对“国际的侵略行动，是要内以民族自决， 外以团结起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共同起来反抗的”。 并用革命暴力和统一战线去实现 “推翻 北京政府”，“全国工农商学各界自己起来组织国民政府”。大会成立了各团体联合会，周 恩来、徐特立、郭隆真、许德珩、袁子贞等当选为领导成员。 由于国外国内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斗争，最后，帝国主义打算“共管”中国铁路的梦 想破灭。 周恩来虽然积极参加实际斗争，但他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主义的研究，并且有许多精辟 的见解。 例如，他主张革命的原则不可变易，但实行的手段应当灵活。他在《西欧的“赤”况》 一文中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与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 则当因时制宜。” 周恩来研究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后，着重强调共产党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俄国 三次革命既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等十月革命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并 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 导。” 周恩来极其重视军队和军事工作。 他在给邓颖超的信----《德法问题与革命》中指出 ：“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他的最后保证者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欧乱现在方兴未艾 ，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周恩来引用了卢森保的一句话：“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 周恩来认为这句话颇有见地，是“独到之语”。 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都作了精辟的论 述。他在《革命救国论》中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对中国革命的五派势力-- --劳动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海外华侨、智识界（知识分子）和新兴工商业家（资 产阶级），都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劳动阶级” 是“ 最可靠的主力”军，其次是庞大的 农民阶级，“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 太为辽远”。 研究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批判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周 恩来为此做了大量工作，花费了大量精力。 在勤工俭学生中，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思潮。聂荣臻风趣地回忆说：“1000多名勤工俭学 生，都是热血青年，受着各种思潮的影响，政治上可以说没有一个‘白丁’，他们不是属于 共产党或青年团，就是属于无政府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国民党左派或右派。” 在勤工俭学生信奉的各种思潮中，尤以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比较突出。周恩来便首 先向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开火。 在旅欧青年中，有几十名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于1921年秋组织了“工余社”，1922年1 月又在巴黎创办了机关刊物《工余》。其成员比较著名的便是陈独秀的两位公子----陈延年 和陈乔年，他俩是“工余社”的主要成员。陈延年还当过《工余》的编辑，化名林木。 无政府主义者大都是热血青年，他们都是主张革命的，由此，周恩来采取说理的方式， “在学理上愿与无政府主义者辩驳讨论”，使他们明白无政府主义的道路行不通，只有共产 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周恩来、赵世炎还采取个别接触的办法，做陈延年和陈乔年的工 作，并让同“二陈”熟悉的同志给他们写信，“与之问讯，且探其动静”。 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先是陈乔年后是陈延年陆续转变了思想，到1922年，二陈已经抛 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而且参加了少年共产党，陈延年还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二陈一旦找到 了真理，便马上修正错误，成为忠贞不渝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大革命时期，他们坚决反对陈 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真是当时少有的“先知先觉者”，惜乎在“四一二”政变后先后牺牲 ，令人痛惜不已。 二陈的转变，带动了不少人，到1923年末，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反对无政府主义 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923年初，国内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刊物《互助月刊》在“同志消息”一栏中说：“法国 之《工余》杂志，为吾党派法之机关报，前为陈延年君编辑，近陈君因转变为共产党，编辑 事务改由李卓君担任矣。” 1923年1月3日，“工余社”的主要组织者李卓拜访了“国际战友”----法国的无政府主 义老将格拉儒。格拉儒问起了陈延年的情况。格拉儒问道：“陈君从前还能卖些小册子，为 什么现在不作声，连我去信也不回答呢？”李卓回答说：“陈君已变成共产党， 每月他写 一种半月刊的报， 太忙。” 格又问：“他变成共产党了！我现在明白点了。你与他常见面 吗？”李回答说：“不，已有两个多月了。” 与无政府主义者相比，国家主义派极为可恶，其头目是曾琦、李璜，1923年定名为中国 青年党。他们以反共先锋自居，嚣张得很。国家主义派认为：“中国目前之大患，不在列强 之压迫，军阀之专横，议员之无耻，而在多数国民无国家之自觉心。”由这样一个论断出发 ，国家主义派否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 的矛盾，因而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的特定历史时期毕竟还是同路人，而国家主义派是赤裸裸地反共， 对他们决不可以等闲视之。 1924年2月，《少年》改名为《赤光》，由周恩来任主编。周恩来等人以《赤光》为阵 地，同国家主义派在政治上、理论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在《赤光》上连续发表 《革命救国论》、《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对国 家主义派进行驳斥。 在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中，有一位年轻的青年团员显示了出众的才华。他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年纪最小，人却很老练，写的文章尖锐泼辣，很有分量，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关于周恩来对于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斗争情况，聂荣臻回 忆说：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恩来领导党团员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了坚决 斗争。因为我们组织得好，人数较多，又握有真理，这些斗争都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 1922年8月， 旅欧“少共”创办了《少年》月刊（后改名《赤光》）。恩来是主要领导 人和撰稿人。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说服力强，论战中常使对方无言以对。 因为无政府主义在青年中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第一个论战的目标，就对准了无政府 主义派。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等文章中，都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他说，离开了阶 级斗争，高唱真善美，要求绝对自由，反对一切组织和纪律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 思潮，根本行不通，对青年毒害很大， 要革命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除了写文章而 外，他还经常作为团组织的代表，与无政府主义派进行面对面的辩论。恩来立场坚定，才思 过人，口才雄辩，说理透彻。我多次见到他把对方批驳得哑口无言，甚至有的还为他的演说 鼓掌。由于恩来的领导和大家的努力，到1923年底，我们终于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其中一 部分人还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像陈延年、陈乔年同志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 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之后， 恩来紧接着领导我们向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展 开进攻。国家主义派是勤工俭学生中的主要右派，他们以‘爱国主义’为幌子，极力鼓吹反 苏反共，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诬蔑我们搞统一战线是假， 要吞并国民党赤化全中国是真。针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恩来在文章中，在说理斗争中，反 复举例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是支持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为 了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他说， 我们的第一步， 是搞革命的三民主义， ‘打 破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完前面第一步以后的问题，像人走路一样，没有走完第 一步，是不可能走第二步的。恩来的上述观点，驳得国家主义派理屈词穷，其中有些人有所 觉悟，改变了立场。但曾琦、李璜之流很顽固，组织了‘中国青年党’与我们对抗，而且后 来把这种论战带到了国内。当然，中国革命的进程，给他们作了历史结论。 社会民主党与国民党右派，当时人数很少，影响也不大，没有成为我们论战的重点。” 八、国民党右派对他恨之入骨... 竟拿出了手枪 作为旅欧党团组织的领导人，周恩来也是中共最早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 为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中心口号：“一切共产党都有义务以全力来 建立一个牢固的统一战线，以抵抗世界资本对工人阶级各个阵地的进攻。” 同年6月，也即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即提出和国民党 民主派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斗争。 同年7月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确定党的革命纲领和现阶段任务的同时，又作出了《关于“民 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 同年8月，党中央召开了杭州西湖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作 出与国民党组成联合阵线，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决定。屡遭失败处于绝望 之中的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在共产国际、 苏联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 孙 中山于1923年1月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和《孙文越飞宣言》， 表示联俄联共的决心。 针对即将全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形势，共产国际于同年1月12日又及时作出关于国共合 作的决议。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体 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对于党的决定，周恩来是持赞成态度的。因为无论从他所领导的实际斗争，还是他所探 讨的中国革命理论来看，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周恩来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自是我们最大的仇雠 。”“但不有内贼，外贼何能张牙舞爪的一无忌惮！” 由此，“ 非内倒军阀，外倒国际帝 国主义，不足以图存。”在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工商业家之间，工人阶级“终将为 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义的”；农民阶级“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 命战线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呈现一片生机，“其中尤以青年学生为最能无所忌惮的反对列 强，反对军阀”；工商业家“依他们现时的阶级地位说，自然很难单独去号召一种革命”， 但“他们也渐觉悟到军阀不打倒，列强不赶开，他们的工商业是万难独立振兴的”，“不久 的将来终会有一部分人来走入救国的革命队中”。 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基础上，周恩来又中肯地评价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 他既充分肯定了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对它提出了恳切的希望。周恩来认为 国共合作大有益处，“对外目标一致，好集中革命势力；对内能坚固各个革命分子的决心， 消弭某些部分人的目前部分利益的争执，训练统一，步骤一致，不复有时同时否的阻碍，号 令集中，指导自如，易于杀敌”。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不是信仰共产主义吗？国民党信仰的可是三民主义，信仰不一，道 不同不相为谋，国共之间怎么能够合作呢？国家主义派提出了“善意”的问题。 针对国家主义派在国共问题上的种种攻击，周恩来镇定自若，理直气壮地进行回击。他 说：“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 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 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国民革命’是‘ 阶级妥协’？ 且非如此， 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 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不走到第一步， 何能走到第二步？” 即先进行民主革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 是周恩来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那么，国共合作会不会使共产主义为三民 主义所左右所改变？周恩来明确地回答说：“谁左右了谁，谁改变了谁，这要看实际情形始 能决定。假使今日之中国共产主义者自加入国民党后抛弃共产主义不信或忽视了无产阶级的 最后敌人----有产阶级----不管，而后方得谓三民主义左右改变了共产主义者，但仍与共产 主义无涉。”由此，周恩来指出，有人希望“我们上此圈套，我们却决不‘甘心盲目’、‘ 发了疯’、‘走弯了路’”。 可以说，青年周恩来的头脑比一般人要冷静得多，考虑的问题也全面得多，因而得出的 结论是比较成熟的。 理论上认识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周恩来在实际工作就为之辛勤奔波。 1922年8月， 孙中山先生委派国民党左派王京岐赴法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王京岐原本 是旅法勤工俭学生，与周恩来熟识，他因为积极参加进占里昂大学的运动而被法国当局驱逐 回国。王京岐到法国后，很快与周恩来取得联系。此时，中共中央也委托周恩来协助王京岐 开展工作。 1923年3月10日，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举行常年大会，讨论团员以个人身份 加入国民党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加入国民党或与国民党合作。4月25日， 王京岐在给国 民党本部的信中说：“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 亦与吾党相差不远。”这样，双方合作的条件日趋成熟。 1923年6月16日， 周恩来、尹宽、林蔚三人代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至法国里昂， 与国民党本部派至法国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的代表王京岐商谈。双方达成了协议，决定旅欧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周恩来、尹宽、林蔚三人先行加入。 8月，王京岐回国述职前，周恩来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 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 这是无可致（置）疑的事。”信中就国共合作提 出了建议。“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革 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 、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 当前所要做的工作。”在信中，周恩来还提醒王京岐回国后筹措必要的组织活动经费。 这 些重要的建议， 表达了中共旅欧支部的良好愿望和合作诚意，也为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建立 指明了方向，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的进程，推动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早日建成。不久，国民 党本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 由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加入，国民党旅法支部的成员扩及德国和比利时。为此 ，国民党本部将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召开成立 大会。周恩来同志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指出一些国民党员“虽然登记党籍，但 都不负责任，此类人实占我党最大多数，不唯普通党员具有这一弊病，即使在欧的蔡孑民、 王亮畴等党内知名人士也是如此，用着党时，自称老同志，不用时则专会反对党的决议，甚 至跟着别人作落井下石之举，实为可悲。不能不承认本党内存在着隐患。”这种切中要害的 批评对正在改组的国民党是个极大的推动。在这次会上，王京岐当选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 当选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科主任。王京岐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 部部长，主持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 会后，周恩来又以筹备员的身份积极筹组国民党巴黎区分部（即巴黎通讯处）。 1924 年1月17日，巴黎通讯处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出席大会并报告筹备经过，会议讨论通过了 通讯处规约并选举聂荣臻为通讯处处长。国民党巴黎通讯处成立时拥有成员30多名，但不久 就发展到180名。 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下， 国民党在法国的马赛、 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德 国的柏林等地，也先后建立起支部。朱德当时就担任国民党德国支部的组织主任。 1月18日 ，周恩来以巴黎通讯处筹备员的身份致函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彭素民，报告通讯处筹组经过 和成立情况。信中说：“通讯处大会情形大致如上述，正式职员且已选出，此后当由干事会 向支部报告其进行状况，再由支部转达总部。至此，恩来所受我总理中山先生及总部的组织 巴黎通讯处的使命已告结束。” 和国内建立国共合作一样，旅欧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既有国家 主义派的攻击，也有国民党右派的阻挠。正当旅欧国共合作出现大好形势时，“国民党右派 分子极端恐惧，大肆攻击我党。因周恩来同志领导中共和共青团员对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 斗争，国民党右派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在一次会议上，右派分子竟拿出手枪对准周恩来，幸 亏我们的同志手疾眼快马上将手枪夺过来，使他们的刺杀阴谋未能得逞。” 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欧洲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与国内相比较，不仅形成得早，而且 工作也相当出色。 1924年6月在巴黎建立了国民党欧洲总支部，统辖法国、德国、比利时等 地国民党基层组织，成为欧洲大陆上中国革命派的统一机关，大大增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 进一步扩大了革命影响。而周恩来在此间也获益非浅。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为他回国 后进行的国共合作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殷鉴。 1926年，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高潮时期，旅欧支部的绝大部分同志先后返国斗 争，其历史使命宣告胜利完成。 九、半个多世纪的情谊 20世纪初旅法勤工俭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曾有出洋求学的先例。1840年鸦片战争以船坚炮利打破了清朝的闭 关自守后，曾国藩等人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选派了几批幼童出洋留学。这几批幼童可 谓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其中也出了不少人材，如著名工程师詹天佑。而后西学东渐，乃有李 大钊、陈独秀的旅日。而旅法勤工俭学与以前相比，声势、规模要大得多，人数达二千以上 ，所以才称得上“运动”二字。这批青年，可以说是当时中国青年中的精英。一方面，他们 有一定的旧学底子，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或多或少受到新学的影响，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的 洗礼，思想激进，眼界开阔，追求进步。他们出国，大部分是抱着救国的志向，虽然观点不 同，或主张实业救国，或主张教育救国，或主张改良，或主张革命。 观点迥异， 但爱国之 心、求学之志是极其可贵的。 在这批勤工俭学生中，产生了许多杰出人物，包括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领导人。在50 年代中共中央六个政治局常委中，旅欧的占了三个， 他们是周恩来、朱德、邓小平。 其他 著名的中共领导人还有：李富春、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聂荣臻、陈延年、陈乔年、蔡 畅、向警予、陈毅、傅钟、何长工、李维汉、李立三、李卓然、刘伯坚、郭隆真、刘鼎、张 昆弟、孙炳文、熊雄、熊锐、 罗学瓒、颜昌颐、余立亚、 欧阳钦、穆青、袁子贞、谢唯进 、江泽民等。 周恩来作为旅欧党团的负责人，和这批人接触较多，在艰苦的斗争生涯中，他们之间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 朱德，一个伟大的名字，这个名字和中国革命紧紧地连在一起，密不可分，后来被称为 “红军之父”。 1886年， 朱德出生于四川仪陇县的一个佃农家庭。 1909年，朱德进入云南讲武堂，开 始了军旅生涯。辛亥革命期间，朱德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参加了同盟会，并先后参加了云 南“重九”起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 从1916年到1920年，这是军阀混战的五年，也是朱德苦闷彷徨的五年。经历了多年的斗 争，朱德已经认识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没有出路。他后来回忆说：“由于辛亥革命及其 以后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先生和一切仍然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 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探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1922年端午节，朱德乘船到了重庆，受到了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的热烈欢迎。杨森邀请 朱德留在川军任职。朱德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他说：“我想去欧洲留学，寻找新的生活。” 对真理的追求，终于使朱德跳出了一个旧式军人的圈子，走向了新世界。 朱德先到了上海，住在长滨路一个同盟会员陆佛眼家中，而后住进一家法国医院治疗失 眠症。住院期间，朱德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书报杂志，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以反 帝反封建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各个党派中尤其引人注目，朱德准备加入这个组织。 朱德随后去北京与好友孙炳文会面。两人从促膝谈心，最终把话题引到了中国共产党。 朱德希望在北京能见到共产党的领导。而当他们听说陈独秀在上海时，他们便连袂南下。 在上海，他们首先拜访了孙中山先生。朱德后来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的谈话中回 忆了这段往事。 孙中山希望他们重回滇军，讨伐唐继尧和陈炯明，孙中山还表示可以先付十万元。朱德 和孙炳文拒绝了。 “孙先生很仔细地听我们说明拒绝的原因。孙炳文和我对于孙先生及其国民党信徒动辄 与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掉了信心。 实行这种战术的结果， 总是革命派败 北，军阀势力增强。我们自己在这种一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度过了宝贵的十一年。中国革命 到现在是失败了，俄国革命却获得了成功。俄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是采用 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告诉孙先生说，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 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省港大罢工的胜利和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向我们证明，共 产党人知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和孙中山会谈后，朱德他们又与国民党的领导人胡汉民、汪精卫分别见了面。朱德评价 胡汉民说：“他是个十足的反动派，香港买办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对于汪精卫，朱德轻 蔑地说：“看到汪精卫，就令人想到姨太太。” 接着，朱德拜见了陈独秀。朱德满以为马上就可以实现入党的愿望了。谁知陈独秀冷冷 地拒绝了他的申请。 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 “陈独秀冷落地看着来客，特别打量这个当时名声并不太好的将军----朱德。十多年来 的军阀混战，以及混战对中国的影响，大概是他在一瞬间思索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 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陷入了过 去曾缠绕他的绝望情绪之中。 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 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默然不发一言，失望地听着。他敲了未来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 “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迷惘之中的朱 德， 与孙炳文在1922年9月搭乘“阿尔及利亚”号轮船前往马克思的故乡----德国。 在德国，朱德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党的第一把手陈独秀在上海拒绝了他的申请，而另一 位年轻清秀的共产党人却接受了他的请求，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位青年便是周恩来。当时周恩来24岁，而朱德却已过而立之年，比周恩来年长12岁。 当周恩来已经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并且负责了中共旅 欧党团的工作时，朱德，这位“红军之父”，还在党外徘徊。正是所谓的“闻道有先后，术 业有专攻”啊！求道不论早晚，朱德的精神，不亦难能可贵吗？ 史沫特莱写道： “这两个人（指朱德和孙炳文）在一个中国商人家里住了下来，他们听说有一批中国留 学生刚刚组成中国共产党支部。朱德连忙向主人打听。这批学生的主要组织者据说是一个名 叫周恩来的人----就是后来和他的战友陈毅、聂荣臻、李立三、李富春和蔡畅（李的妻子） 回国创造中国历史的那个人。主人并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这批人，可是有人告诉他们周恩来 在柏林的地址，他已到德国去组织另外的支部了。 他们两个人坐火车于1922年十月底到达柏林，立即去周恩来的住处。这个人会不会像同 胞手足一样接待他们呢？会不会疑虑重重，详细询问他们在军阀时代的经历呢？朱德想起自 己的年龄， 他已三十六岁，青春像一路鸣叫的鹰， 早已一闪而逝，留给他的是衰老和幻灭。 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两眼闪着 光辉，面貌很引人注意，称得上清秀。可是，那是个男子汉的面庞，严肃而聪颖，朱德看他 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 周恩来举止优雅，待人体贴，在招呼他们坐，询问有何见教的时候，甚至还有些腼腆。 朱德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 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 ，怎样为了寻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革命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 的脚底下化为尘埃，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他娓娓而谈，周恩来就站在他面前，习惯地侧着头，一直听到朱德把话说完，才提出问 题。 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 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过了几 个月，回信来了，两人都被吸收为正式党员，但朱德的党籍对外界保持秘密。” 1922年11月，周恩来与张申府共同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德终于实现了自己渴望 已久，梦寐以求并为之奔波万里的愿望。 正因为有了周恩来、朱德的柏林会面，才有了六年后在中国革命史占有光辉一页的朱毛 井冈山会师。倘若没有周恩来的慧眼识真杰，倘若朱德当时被陈独秀拒绝后灰心沮丧，那么 ，中国革命便少了一位叱咤风云的总司令，十大元帅中便缺了一位忠厚的兄长，这将是一件 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啊！ 周朱柏林会面，远远没有朱毛井冈山会师那样有名，这是因为前者的意义没有后者之重 大。但我们亦不可小瞧前者。五四运动以后，一大批青年远涉重洋，甚至包括一批前辈学者 如徐特立，还有年过半百的普通妇女----蔡和森、蔡畅的母亲葛健豪，以及十年戎马的旧式 军人朱德，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周朱在马克思的故乡柏 林会面，这说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当时先进人士的共同选择，这说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是 中国社会的内在要求，而不是外来强加的。因而，正是有了成千成百像周恩来、朱德这样的 共产党人在各地的会面，中国革命力量才逐步壮大起来，才会产生大革命后分散的革命力量 重新聚拢壮大，如同朱毛井冈山会师一样，革命力量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才有了红 军和根据地的壮大。 就这样，在柏林，朱德和周恩来素昧平生，倾盖如故，成为并肩战斗半个多世纪的战友。 入党后， 朱德一边勤奋学习，一边参加革命活动。 1925年1月，朱德参加了中共旅德 支部主办的《明星》刊物的工作。这时他参加留法学生会的工作，并担任中国国民党驻德支 部的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 4月，朱德为声援保加利亚被迫害的人士去参加秘密集会而 被捕，后被释放。 6月，朱德出席德国共产党为声援中国五卅运动而召开的群众大会， 再 次被捕。7月，朱德被德国驱逐出境， 随即赴莫斯科，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 习。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和朱德以及叶挺、贺龙、刘伯承等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风云变幻的半个多世纪了，周恩来、朱德志同道合，一起为 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奋斗，为新中国的强大而奋斗。 1946年朱德60寿辰时，周恩来称赞这位兄长和战友时说：“你是那样的平易近人， 但 又永远坚定不移， 这正是你的伟大。”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噩耗传来，年已九旬的朱德悲痛万分，热泪一滴滴地顺着 脸颊往下流，嘴里不断念叨着：“恩来，你在哪里？”在那些乌云密布的日子，朱德吃不好 ，睡不着。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和难以言表的焦虑，拄着手杖，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并行了 一个庄严的军礼...那份几十年的战友情，感人至深！ 朱德一定坚持要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可是他的腿已经站不起来，怎么出得了门？望着 电视机屏幕上的周恩来，眼泪不由得扑簌簌地往下流... 周恩来逝世后，朱德的健康也不好。可他总是说：“总理不在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太好 ，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他带病开会，接见外宾，找人谈话，乃至病情加重不得不住院。 当“四人帮”大肆诬蔑和攻击邓小平时，朱德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在毛主席领导下， 由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个班子很好，不能动。 1976年7月3日，朱德病危。邓颖超赶到医院去看望，朱德已经处于昏迷状态。邓颖超俯 下身，在朱德耳边轻轻地呼喊：“总司令，总司令，我是小超。”朱德睁开眼，望着邓颖超 ，似乎有话说，却把头往旁边用力一偏，那边正站着泪流满面的康克清。邓颖超明白了朱德 的意思，在朱德耳边大声说：“总司令你放心，我会尽力照顾康克清同志。” 朱德点点头，轻轻地吁了口气。 7月6日，朱德溘然长逝。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有一次问邓小平：在旅欧期间，什么人与你关系最密切？邓小平想了 一下，回答说：周恩来。我一直把他看作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最长。 邓小平是1920年10月19日到达马赛港的，比周恩来早两个月。 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第一次会面可能是在1923年2月17日至19日召开 的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上。 参加会议的共42名代表，他们之中除了参加成立大会的人员外， 还增加了陈乔年、聂荣臻、邓希贤、傅钟。邓小平原名邓先圣，邓希贤是他的学名。 邓小平回忆说：“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 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 影响下， 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 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 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萧朴生、汪泽楷两人。” 1922年夏在蒙达尼入团以后，邓小平很快就成长起来。他在巴耶支部担任了两届宣传干 事，又接受支部的命令与傅烈共同为华工办理工人旬报。当年的一个勤工俭学生吴琪回忆： “我所接触的同学中，年纪最轻的要算邓小平同志。1922年下半年，我在巴黎郊区皮浪哥饭 店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 他年龄虽轻，却很老练， 才气横溢，身体强壮，精神 饱满，说话爽直，声音洪亮，铿锵有力。时过半个多世纪，但这一切仍印在我的脑海中。” 从1923年开始，邓小平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开始正式成为职业革命家。江泽民 回忆说：“1923年夏天，学校放暑假后，我同乔丕成到巴黎找临时工作。在这个时候，恰好 召开旅欧共青团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领导。我俩都作为代表参加了。会上产生了书记局，由 周恩来任书记，李富春任宣传，尹宽任组织，傅钟、邓小平同志也是负责人。 会上决定改 《少年》为《赤光》，但实际上到1924年2月才实现改版。” 《赤光》是半月刊，十六开本，每期十来页。出版起来灵活迅速，印数比《少年》多， 发行也更广泛。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战斗性强，旅欧华人盛赞《赤光》为“我们奋斗的先锋” 和“旅法华人的明星”。 周恩来、李富春、萧朴生、傅钟等先后参与《赤光》的编辑工作。周恩来负责编辑、发 行以及主要撰稿人的重任。《赤光》创办后不久，邓小平也来到了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 周恩来的斗室中，成为《赤光》编辑部中最年轻的成员。 邓小平做的具体工作是刻写和印刷。白天，邓小平去工厂做工，下工后，他不顾劳累， 立即赶到狭小的编辑部，接过周恩来写好或改好的稿件，一笔一划地把它刻在蜡纸上，然后 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最后装订起来。有时候事情多，不得不通宵苦干。他们吃的是面 包，喝的是白水，有时连菜蔬都吃不上。但是，艰苦的环境并没能消磨他们的斗志，他们始 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正是在这朝夕相处之中，周恩来、邓小平由相识到相知，由知 之不多到知之甚多，最后达到默契。周恩来的精明能干、认真负责以及彬彬有礼的风度吸引 了邓小平，而邓小平的开朗真诚、成熟老练亦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 由于邓小平刻的《赤光》字迹清晰，装订简雅，大家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亲切地称他 为“邮印博士”。 除了搞具体工作， 邓小平还在《赤光》 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这可能跟周恩来的带动有 关。周恩来在《赤光》发表了近四十篇文章。邓小平发表的文章有《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 大肆捏造》、《请看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在这些 文章中，邓小平揭露了青年党的丑陋行径，批驳了青年党的无耻谰言；抨击了帝国主义列强 假中国请求为名，从组织专家委员会入手，借负审查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及整理中国债务之责 ，干涉中国事务的罪恶阴谋。不过，这些文章大都属于揭露性质，尚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邓小平后来也说：“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 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周恩来、李 富春、邓小平等参加了大会。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邓小平、周唯真、余增生、李俊杰、 徐树屏当选为执委会正式委员。 7月16日，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决定由周唯真、邓小 平、余增生3人组成书记局，负责日常行政工作。邓小平具体负责抄写油印和财务管理。 这样，邓小平就成为旅欧共青团的领导人。而根据当时党的规定，只要担任旅欧共产主 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就正式转为中共旅欧支部的党员。 于是，邓小平于1924年7月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二十岁差一个月。 这时的周恩来，即将奉命回国。旅欧党团的同志们依依不舍。他们站在周恩来的周围， 和他合影留念。其中有李富春，有聂荣臻。邓小平身着西装，头戴帽子，站在最后一排。 旅法勤工俭学的虽然都是年轻人，时间也不过区区几年，而且旅欧党团的领导人经常更 换，但大致也可分为两代人。第一代以赵世炎、周恩来为代表，完成了建党建团任务，并领 导开展了斗争，培养教育了一批人，扩大了组织；第二代以邓小平、傅钟为代表，他们接过 第一代传下的旗帜，继续战斗。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比周恩来小6岁。但周恩来出生于19 世纪，而邓小平出生于20世纪，所以又可以说，邓小平比周恩来小一个世纪。 巴黎给邓小平以美好的回忆。1974年他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邓小平告诉随行的同 志，他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和他的战友们曾住在意大利广场那里，并时常去广场旁的一个小咖 啡店喝咖啡。邓小平还请中国驻法大使馆的人带他去意大利广场那里看了一下。看完后，邓 小平感慨地说：“面目全非了。”回国途中，在巴黎机场作短暂停留时，邓小平用剩下不多 的零花钱买了一些法式面包带回北京，送给病中的周恩来和留法勤工俭学的一些老战友。 巴黎的岁月，给周恩来、邓小平这对战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在巴黎结下的友谊经过 中国革命的琢磨而欲发璀璨。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抗战烽火中 ，在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建国后，邓小平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 陈毅元帅有一诗，云：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笔者冒昧 将其改为：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友谊亦如此，斗争见真情。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友谊就 是这样。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身患绝症，“四人帮”欲抢班夺权，瞄着第一副总理的职务。 周恩来洞察形势，在党和国家命运的转折关头，毅然推举老战友，曾被两番打倒的邓小平出 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不负重望，在周恩来病重时，挑起了党和国家的重担，使周恩 来异常欣慰。在周恩来病危时，邓小平通宵达旦地守在这位可敬的兄长身边。周恩来去世后 ，邓小平悲恸不已，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为老战友致了悼词，并决心继承战友的遗志，完成 战友的夙愿，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回忆说：“因为父亲的关系，我们从小就认识周伯伯， 也非常地爱 戴周伯伯。 因为邓妈妈与父亲同姓，所以有一段时间家长们曾让我们叫她姑妈，由此可见 父母亲与他们的亲情。周伯伯对我们这些孩子非常之慈祥，他还和我们开玩笑，说我是我们 家的‘外交部长’，我的二姐邓楠则是我们家的‘总理’，和他的官一样大！我们的少年时 代，就是在像周伯伯这样的许许多多革命老前辈的关怀下幸福地度过的。‘文化大革命’中 ，我们亲眼目睹了我们的这些长辈所经历的险峻的境遇。周伯伯病重时，我们和父母亲一样 的担心；周伯伯病逝后，父母亲带领我们全家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当 最后走到周伯伯的遗像前鞠躬时，我们每一个人都禁不住失声痛哭。每想到那时的情景，每 念及周伯伯的风采和音容笑貌，我还是难以自禁地悲盈于怀。至今，我们保留着参加周伯伯 追悼会时所佩带（戴）的黑纱。” 1980年8月， 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这样描述他和周恩来 的关系。邓小平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 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十大元帅中有三人曾旅过欧，除朱德外，还有陈毅、聂荣臻。 陈毅于1919年10月10日下午到达马赛的，比邓小平、周恩来他们都要早。不过，他回国 也比邓小平、周恩来早。他在欧洲正好呆了两年，1921年10月14日，陈毅和蔡和森、李立三 等人作为进占里大的“先发队”被法国军警强行押上船，驱逐回国。 周恩来和陈毅在欧洲的接触并没有可靠的资料记载，但两人相识是确切无疑的。至于了 解多深，则不得而知了，或许因为两人同在欧洲的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于1921年2月上旬回 到欧洲大陆，而10月份陈毅便回国了。客观条件限制了他俩的交往。 周恩来和陈毅，是在革命活动中相识的。 1921年2月周恩来回到巴黎后不久， 正值爆发了“二·二八运动”。陈毅是这次运动中 的骨干。 他和蔡和森等400多名勤工俭学生于2月28日上午8时半聚集于公使馆附近的广场， 列队向公使馆请愿，敦促驻法公使陈×向北京政府转达他们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要求，并 提出：先将准备遣送留法勤工俭学生归国的经费拿出来暂时维持大家的生活；要求无条件开 放里昂和中比两所大学， 请北京政府认可每人每月津贴400法郎，以4年为限。 陈×再三推 脱，不敢出来。大家再三要求，陈×无奈，在全副武装警察的保护出场，说了一些不着边际 的客套话。当大家追问解决办法时，陈×王顾左右而言他，终于触犯众怒。一声“打”字， 万众赴前，陈×抱头鼠窜，法国军警遂下毒手，有的同学被枪托和警棍打伤。这次示威虽然 遭到残酷镇压， 但陈×也不得不答应继续给勤工俭学生之中失业者3月份的维持，并同意与 有关学校交涉，暂时允许勤工俭学生在校学习。陈毅和同学们的斗争得到了重大胜利。 周恩来十分关注此次学生斗争，并进行了深入调查，写了详细的报告。如果不出意料的 话，周恩来与陈毅应该见过面，即使谈不上相识二字。 退而求其次，如果周恩来、陈毅在“二·二八运动”中无缘会面的话，那么，在反对中 法借款运动中应当是相识了。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生们得知中法秘密接触这一消息的途径有二：一是周恩来从报上看 到并马上通知大家；二是陈毅从工厂中的法国工程师口中得知，也立即告诉大伙。共同的爱 国心，使周恩来与陈毅不约而同不谋而合。 陈毅得知这一消息纯属巧合。这天晚上，陈毅应邀到法国工程师加尼埃家中做客吃晚饭 。席间，加尼埃突然请陈毅介绍四川的情况并希望陈毅介绍几个在四川的朋友。陈毅感到十 分惊讶，加尼埃说，北京政府提出向法国政府借款购买军火，北京政府愿意以川、滇诸省的 铁路建筑权和全国印花税相抵押，并且已派特使到巴黎缔结协定，并说他本人作为工程师已 决定被派往四川进行铁路勘测，设计工程。 陈毅闻之大吃一惊，辞别工程师后，立即与蔡和森等人联系。 在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领导的反对借款运动中，陈毅表现异常出色。他怀着强 烈的爱国激情，连夜赶写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通讯，号召各地勤工俭学生积极参加斗争；他 还深入华工区域发表演说，鼓动群众起来斗争。 6月30日，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 陈 毅等300余人汇集巴黎哲人厅召开大会，发表拒款宣言和通告，揭露中法秘密大借款的反动 实质，愤怒声讨朱启钤等“下贱成性，买欢军阀，献媚军阀”，表示对卖国贼“义愤填胸， 难与两立”。陈毅还与赵世炎等把拒款宣言和决议案用法文印出1000余份，分送法国各大报 馆和知名人士，以争取法国人民的支持。 7月25日，中法暗中草签5亿法郎的借款协定，陈毅心中大怒，他与其他同学在给朱启钤 、陈×的信中警告：若不立即取消协议，则将“以暴力对付”，并呼吁海外华侨“一致进行 ，以挽狂澜”，表示“一息尚存，决不愿亲见此次卖国借款有成功之日。” 8月13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各界华人举行了近千人的拒款大会，并选出了陈毅等10余 人为代表到驻法公使馆去质问陈×。 陈×心怀鬼胎，不敢见人，只派了驻法公使馆一等秘书王曾思等出来应付。王曾思语言 支吾，矢口否认有草签借款条约一事，又胡说什么勤工俭学生“被人蒙蔽，受共产党挑动” ，结果引起公忿，饱之以痛殴，并被迫当场签字同意向法国外交部声明，反对5亿法郎的借款。 关于此次事件，陈毅在《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百零四人通启》中说：“当8月13 日在巴黎开会时， 中国驻法公使陈×派王曾思、沈觐yi两秘书到会，不肯报告借款真相， 言语支吾，大动公忿，致受打骂。” 在这次斗争中，陈毅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细心的周恩来，对此不会视若无 睹。 而陈毅在进占里大斗争的表现，则给了周恩来更深刻的印象。 在克鲁邹勤工俭学的同学们，是争回里大斗争的最早发起者。陈毅等人在克鲁邹首先组 织“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团”，建立起办事机构，分头进行工作。 陈毅不仅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脚踏实地的斗争精神，他的文笔也非常出众。他撰写的《 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回里比两大运动团的宣言》情景交融，有理有据，富有强大的感染力。 陈毅在《宣言》中呐喊道：“我们现在被抛弃了！我们被抛弃了！我们被抛弃的原因， 我们安得知之？我们除去历史的关系不说，我们复何可言？但历史告诉我们，正当的争攘， 不是恶德。经验告诉我们，与的不如取的。理智更告诉我们，被幸福忘却的人们，终为幸福 寻着。”由此，“正大光明的求学运动----要读书----又何致于害羞，还怕难以出诸口！” 9月5日， 陈毅代表克鲁邹勤工俭学生147人在《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团通告》 中写道： “勤工俭学生之前途， 已日趋困难，无工同学占全数十分之八，专靠维持费，无日不在生 活恐慌中。”加上近日有“停止维持费以及遣送回国之说。已做工者亦受经济恐怖之影响， 大有朝不保夕之势。诸君，诸君！吾侪之希望穷矣，吾侪之末路至矣，不戮力同心急起直追 ，速图全体解决之法，将何以自堪，更何以自了！” 9月20日， 陈毅作为四川籍学生代表，与赵世炎、蔡和森等100多人组成“先发队”， 准备强行进驻里昂大学。 何长工回忆：9月21日上午，“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陈毅等同志，由巴黎到了里 昂，浩浩荡荡冲入里昂大学”。随后，“先发队”被警察包围，陈毅则迅速起草了《致法国 同胞书》，用手摇机印好带在身上。大批警察强行挟持他们上了囚车。 当囚车穿过大街时，陈毅示意大哥陈孟熙，孟熙便将身上带的《致法国同胞书》从囚车 铁丝网中掷出去，大家便如法炮制。法国行人拾起争先恐后地阅读，使法国当局十分难堪。 10月10日，陈毅等人在里昂军营绝食一天，对无辜受辱表示抗议。兵营外的周恩来则马 不停蹄，四处奔波呼号，他还设法来到兵营，慰问失去自由的战友。 10月14日晚，陈毅、蔡和森等104人被押送回国。在船上，陈毅作诗吟道： 我今东归，归向那可爱的故乡。 故乡是我的情人，不知她而今怎样？ 欧陆的风云苍茫，一股横流东向。 袖手空归的我呀，怎好，怎好还乡？ 去国的壮怀，只如今头垂气丧。 曾记否少年的肩头，应负担什么分量？ 这时的陈毅，年仅20岁。他虽然在历次斗争中不甘人后，十分英勇，但毕竟认识还不明 确，还没有树定坚定的信仰，而此时的周恩来，已是中共党员，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了 ，并正在酝酿成立青年团的组织。 因此，陈毅在欧洲并没有赶上少共的成立，他还不是青年团员，相比之下，邓小平比他 要幸运得多了。当然，这不能归咎于陈毅，倘若他能继续留在欧洲，那么，旅欧党团组织一 定会多了一个中坚分子，周恩来一定多了一个得力助手。奈何天公不作美，却留给人三分遗 憾，七分遐想。 陈毅回国后并没有消沉，他在《赠勤工俭学同人》这首诗中写道： 别了，别了，苦朋友们！ 永别吗？不可知。 能再见吗？更不可知。 不管他罢，只望分头进行却能始终一致！ 你们回忆往事吗？ 勤工，苦工，最后连苦工也落空。 单衣，枵腹，竟至于无有宿处； 呼号，请求，谁承望触怒官方而被囚； 绝食，跳墙，反招致武装押送，被迫还乡... 我们是罪犯吗？不是！ 我们是寄生虫吗？不是！ 为什么受着这无端的刑罚和横暴的处置！ 将来呢？ 风寒大雪，对我们它总是毫无顾惜。 饥饿驱策，到哪里去寻得生活之资？ 祸变不停，一味地有来有去， 我们只有伤、老、病死，... 如此的人生才可痛苦呵！ 要是这样屈辱地消磨一世！ 苦苦朋友呵！ 自杀疯狂的同学，他们未免无勇气。 堕落颓唐的同学，我们应把他们救起。 那寄希望于我们的父老，我们理当厚报。 振兴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我们无可卸逃。 拼全力担承吧，有一分力气尽一分辛劳。 苦朋友呵！ 我归去了，你们叫我归去的。 前途虽然渺茫，但你们始终不要忘记： 被幸福遗忘的人们应自己奋起把幸福寻至。 与的不如取的，轻易得的不如斗争赢得的， 这就是现实和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记着！坚忍不拔，立志移山， 纵然是历尽一切艰险， 保存着本来面目呵， 他年再见！ 1923年，陈毅在北京中法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毅的口才，陈毅的文笔，陈毅的能力，陈毅的风度，这一切，给了周恩来极其深刻的 印象。 1957年暮秋时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周恩来把陈毅介绍 给客人，并披露了一项重要的消息。周恩来说：“这是陈毅同志，最近从华东调进中央，今 后准备由他主持外交工作。”当时周恩来已经兼任了八年的外交部长。 是的，还有谁比豪爽开朗、足智多谋的陈毅继任外交部长更能让周恩来欣慰呢？ 1972年1月6日， 陈毅走完了他革命的征途。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八宝山烈士公墓 举行追悼会。起初打算的追悼会规格很低，政治局委员也不一定要参加。但是国家副主席宋 庆龄却说：“尽管我碰到许多困难，我还是要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我深深地景仰他，因为 他是一个胆识过人，具有真诚性格的人。”宋庆龄还说，国家的会她是“经常请假的”，而 陈毅的追悼会，她是一定要参加的。 10日中午，毛泽东在卧榻上是辗转反侧，终于吩咐卫士：“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 的追悼会。”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打电话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 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 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就这样，周恩来巧妙地抓住机会，为一生的战友赢得他本来应该赢得的政治地位。 在追悼会上，周恩来亲自宣读了悼词，一切一切，尽在不言中。 聂荣臻当年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相较于朱德、陈毅，他和周恩来的相识较晚一些，而 和邓小平差不多时间。邓小平与周恩来第一次会面不知是何时，但聂荣臻与周恩来的初识是 在1923年2月的旅欧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 当时聂荣臻是留学比利时的学生。 他后来回忆这次见面说：“他（指周恩来）待人亲 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聂荣臻是1922年8月即少共成立两个月后加入少共的。 不久，刘伯坚便告诉聂，周恩来 等人倡议，需要筹集一笔钱作路费，让李维汉带信回国，与团中央取得联系，接受团中央的 领导。聂荣臻虽然生活十分拮据，还是慷慨解囊，凑了一些钱，加上其他同志的援助， 李 维汉终于成行， 并与团中央取得联系。 当1923年2月周恩来在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上宣布与 国内取得联系的喜讯时，聂荣臻等人由衷地感到高兴。 自聂荣臻加入少共后，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与周恩来并肩战斗。聂荣臻回忆周恩来在 法国的经历时说： “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刻苦。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小 旅馆里，真可谓身居斗室，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方米。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 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就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 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找人谈话，就是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 ，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1924年6月， 周恩来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回国工作。周恩来高兴极了，一则回到了祖国 母亲的怀抱，一则回到了党中央的周围，亲自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这是毕生的荣幸啊。聂 荣臻等人便在聂的住处为他饯行。聂荣臻还弄了些法国葡萄酒。由于心情畅快，加上酒逢知 己，周恩来居然喝得有些醉意。 在周恩来病危期间，聂荣臻多次要求去医院探望，却总得不到批准。1月7日中午，聂荣 臻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允许他去医院了。聂荣臻当时身体也不好，正值 心脏病发作，而且还发烧，医生劝阻他不要活动。聂帅却立刻赶到医院，但又不让他进病房 。咫尺之间，怎能隔断相交五十年的战友？聂荣臻发怒了，元帅发怒，雷霆万钧，谁挡得住 ？就这样，聂荣臻硬是闯进了病房。 站在病床前，看着枯瘦如柴处在昏迷之中的周恩来，聂荣臻潸然泪下，口中不住轻呼着 ：总理啊，总理啊！ 旅欧期间，周恩来还结识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如赵世炎、蔡和森、李富春、李立三、徐 特立、向警予、蔡畅、傅钟等，后来他们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的著名人物。 十、“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 旅欧时期，不仅是周恩来革命生涯的关键时期，也是他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时期。他不仅 掌握了无产阶级的武器----马克思主义，不仅得到了战友们同志们的崇敬和爱戴，而且得到 了邓颖超的爱情。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信阳，1904年2月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幼年失父，靠母亲 杨振德行医和当家庭教师过着清贫的生活。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中学时代都是在天津度过的，但因为不在一个学校， 加上封建闭塞 的社会风气， 两人互不认识。何况，周恩来长邓颖超六岁，邓颖超上中学时，周恩来已东 渡日本。但因为周恩来在学生界较有名气，邓颖超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 但两个人正式相识却是在五四运动期间，是革命运动促使他们相识。有趣的是，两人都 分别记住了自己第一次见到对方的情景。 邓颖超记得是在1919年6月的一次群众大会上， 一个青年穿着蓝色长衫、白色胶鞋，头 戴一顶鸭舌帽，英俊潇洒地站在主席台旁。台下有人指点着说：“那人叫周恩来。”这立即 引起了女同学们的一阵悄声议论。邓颖超这才知道周恩来是谁。 新中国成立十几年后，有一次周恩来谈起往事，越说越兴奋，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对邓 颖超的第一印象：“有次在天津集会，最先站出来讲话的，是一个两只大眼睛很引人注意的 女孩子。”这是邓颖超给他的第一印象。 1919年9月16日， 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二十名男女青年成立了觉 悟社。为了隐蔽自己，方便革命活动，觉悟社社员决定用数字作为自己的代号，大家用抽签 来决定自己的代号。结果，邓颖超抽到了1号，周恩来则抽到了5号，分别化名为逸豪和伍豪。 周恩来是觉悟社的灵魂，而邓颖超是觉悟社的小妹妹。邓颖超对长自己六岁的周恩来十 分尊敬，觉得周恩来精明干练，知识渊博，斗争经验丰富，真不愧是老大哥。而周恩来对于 聪明能干的邓颖超也十分关照，把她当作小妹妹。然而在那时，两人之间只有纯洁的革命情 谊，而没有私人的感情色彩。 周恩来那时宣称抱独身主义，他认为，只有独身主义，了无牵挂，才可以一心从事革命 ，从事救国，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中国。因此，尽管他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有不少女孩 子对他暗生情愫，但都被周恩来的独身主义挡退了。 邓颖超当时只有十五岁，年纪很小，根本没有考虑个人问题。加上当时觉悟社的二十多 个成员相约，从事学生运动期间不谈恋爱，不结婚，免得分心，邓颖超自然恪守约定。何况 ，深受妇女解放运动影响的邓颖超，一心要独立，一心要自由，根本不会把自己的一生托付 于某个男子，依靠于某个男子。 当然，确实有人对邓颖超产生爱慕之情，而性格刚烈的郭隆真闻之则一拍桌子，大声道 ：“谁要纠缠我们小妹，我决不答应！” 在郭大姐的威势下，一些男青年望而却步。 到了欧洲，周恩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待个人问题也不再持 极端态度，在此同时，大约是在1921年，邓颖超对婚姻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看法，认为男女 都应该结婚，但应冲破封建桎梏，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应找一个志同道合、条件相适的人。 周恩来和觉悟社社员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和邓颖超自然也不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周恩来的来信越来越频繁，总计达250多封。 在两人探讨“中华崛起”之路时，周恩来逐渐 发现邓颖超正是他要寻找的人生伴侣，于是毅然向邓颖超表达了爱慕之情，时间大约是1923 年春天。 1923年春天，邓颖超在天津达仁女校小楼上她的宿舍里和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峙山夫 妇商量建立一个研究妇女问题的组织。正在这时，马千里的女儿、六岁的马翠官蹦蹦跳跳地 进来了，手里扬着一封信。 邓颖超接过信，一看那熟悉的字体，便知道这是周恩来的信。 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明信片上，芳草萋萋，鲜花怒放，三个披着 金发的美丽女郎迎风奔跑，散发出青春的活力。翻到背面，是周恩来的字：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地奔啊奔！” 邓颖超一时迷惑不解，周恩来寄这张明信片究竟是什么意思？ 李峙山和谌小岑拿过了明信片，看完之后，李峙山笑了。 “喔呀小超，你还不明白，这是翔宇在向你表示啊！” ... 谌小岑、李峙山夫妇走后，邓颖超默默地看着明信片，沉浸在回忆之中。 邓颖超明白了，这是周恩来在催她表态啊，希望她抛弃顾虑，“打破一向的束缚”，接 受周恩来的感情。 在1922年秋天，身负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重托的李维汉，回国时也来看过她，告诉了周 恩来在欧洲的情况，还捎来了周恩来的信。临走时，李维汉笑嘻嘻地说： “我常听恩来谈起你在五四运动中，斗争非常勇敢，而且坚韧不拔。他对你的印象很深 很深啊。这次，是让我当一回传书的红娘吧。” 邓颖超不由得脸红了。 邓颖超心中有点乱。她知道周恩来在法国有一位共同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女友，是一位美 丽的姑娘，她一直以为他俩会好起来。现在周恩来为什么对她这样表白呢？ 沉思了一会，邓颖超理清了头绪，写了回信。信中首先征求他对邓、李、谌要建立一个 进步的妇女组织的意见。末了才提到收到了明信片，并含蓄地问：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吗 ？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恩来的回信热烈直接，他表示十分赞同他们的计划，而后倾诉了对邓颖超热烈真挚的 感情。 周恩来说，到欧洲后，他认识到革命与恋爱与婚姻并非对立。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 鲁普斯卡娅，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侣。在他身边，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已经恋爱 结婚，都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周恩来还坦率地说，他身边是有一位比较接近的姑娘，但他觉得她性格脆弱，经受不了 革命的考验，不适合作为革命伴侣。而小超你勇敢坚强，这正是革命伴侣所需具有的品质... 看了周恩来的回信，邓颖超思绪万千。她被周恩来真挚的感情、坦诚的态度、热烈的追 求打动了。霎那间，纯洁的友谊顿时升华为热烈的爱情。 邓颖超是独生女，唯有母亲杨振德一个亲人。她需要征求母亲的意见。杨振德见过周恩 来，打心眼里喜爱这个稳重的青年。但是，个人的经历和对于爱女的关注，使她采取了极其 慎重的态度。她对邓颖超说：“别着急，等他回来以后我看看再说。你们俩人现在一个在国 外，一个在国内，着什么急呀？” 于是又拖了两个月。 周恩来却等不住了。他又频频写了热烈的来信，一向沉着冷静的周恩来，在恋爱中也变 得沉不住气了。 邓颖超想，母亲也没有反对和干涉的意思。既然自己深深爱他，又何必让他在等待中焦 急？ 邓颖超于是回信， 给了周恩来明确的答复。 这样，1923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了爱 情关系。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1923年确定了关系，1925年结婚，从相识到结婚，整整经过 了六年时间。1956年，周恩来对侄女周秉德说，他在旅欧初期，曾经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 ，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然而，“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 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 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这样， 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 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所说 的女友是指同为觉悟社成员，又去法国留学的张若名。以后她专心学术， 曾研 究德国著名学者纪德的思想。 真金不怕火炼，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经历了中国革命的考验，已经成为世人羡慕的楷 模。或许他们之间的感情感动了上苍，在他们有生之年，始终是对方的唯一伴侣。这在腥风 血雨的革命生涯中，是极其幸运的。毛泽东、朱德、邓小平、陈毅都因为革命而失去了他们 的伴侣... 十一、法国政府数次邀请周恩来访法，终未如愿 1924年，国内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极需大批的干部。由于国内革命 斗争的需要，也由于旅欧党团组织要他回国向中央汇报情况， 7月下旬，周恩来和刘伯庄、 周子君、罗振声三人从法国坐船回国。 从1920年到1924年，周恩来在欧洲度过了从22岁到26岁近四年的青春岁月。他已经由一 个爱国青年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职业革命家。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在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对周恩来作了评价： “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 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 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周恩来是个具有超人魅力的人，他走到哪儿，都会受到那儿人们的喜爱。 周恩来从英国返回法国时，曾住在离巴黎五十公里左右的布鲁瓦，房东是一位寡妇，名 叫玛达姆·勒伯夫。老太太对这位彬彬有礼的东方青年十分喜欢。她经常对人夸奖住在她家 中的乔·耐特（周恩来的英文名）如何勤奋，如何刻苦，如何聪明能干。 五十年后，法共（马列）总书记雅克·儒而盖见到了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儒而盖告诉周 恩来，法国的报纸对周恩来当年在雷诺汽车厂工作的情况作了一些报道，结果引起了很大的 轰动。周恩来爽朗地笑了。 1978年11月，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英、法、比三个西欧国家。 在伦敦，著名作家费里格斯·格林接待了代表团。格林深情地说：“我要和你们好好谈 一个人呵！他照亮了我一生。他的光辉，使许多人打开眼界，升起智慧。”格林所说的就是 周恩来。格林又赞叹道：“如果说，在当今世界的政治家中，有谁称得上是把欧洲真正地、 又那样持久地迷住了的人， 我认为，唯有中国的周恩来。” 在法国，前驻华大使马纳克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有一批杰出的中国革命家来法 国勤工俭学，就是以尊敬的周恩来总理为首。”“我们法国人一直尊敬他们，怀念他们，并 以此为荣。”总之，“见了中国人，赞美周恩来，就成了不可少的话题。” 周恩来也十分怀念旅欧的生活经历。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写道：“他常常 光顾拉丁区的咖啡馆，在那里会见的人士中有许多后来被发展为共产党员。他在那里似乎也 喝过无数杯免费的咖啡。40年后，在1964年，周恩来总理还通过中国在巴黎新建的大使馆为 他在拉丁区奥罗里咖啡馆‘赊帐喝过的数百杯咖啡’还了帐。” 法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这是戴高乐总统极其明智的决策。 1964年7月， 法国驻缅甸大使奉戴高乐之命向中国驻缅大使耿飚表示：希望戴高乐总统 与周恩来总理互访。而后，法国方面通过种种渠道频频向中国表示戴高乐愿意访华的要求， 实则希望中国方面能在两国领导人互访问题上迈出第一步。 戴高乐不愿意给后人留下屈尊就驾的印象，而中国方面当时也有一条原则：即党和国家 领导人同资本主义大国领导人互访，必须“他先我后”。 1965年2月17日， 法国外交部亚澳司司长马纳克向中国有关方面表示：为了增进中法友 谊，加强两国关系，法国最高当局决定，拟邀请一位中国政府领导人访法，法方首先考虑的 是周恩来总理。 5月16日， 戴高乐在爱丽舍宫私宅召见了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亲自表示邀请周恩来总 理访法的愿望。 6月22日，黄镇大使奉周恩来之命转告法国总理蓬皮杜说：“周恩来总理表示高兴访法 ，并感谢戴高乐总统的邀请，但遗憾的是，周恩来总理今年下半年的日程已有安排，不能应 邀访问贵国，他愿意邀请蓬皮杜总理访华。” 蓬皮杜回复说：“如果周恩来总理在他时间允许的时候来法国访问，他将受到同我们两 国关系相称的接待。我很满意地听到周恩来总理邀请我访问中国，我也希望能访问中国，但 下半年议会预算讨论和明年年初大选在即，政府首脑不能出国访问。” 1969年4月22日，戴高乐召见即将出任驻华大使的马纳克，希望他促成中国领导人访问 法国。戴高乐说：“到底派谁来，我也不知道。只要中国领导人愿意访法，你都可以以我的 名义邀请，并将受到我的很好的接待，如果中国方面回请，德姆维尔总理将接受邀请。” 遗憾的是，6天之后，戴高乐被迫辞去了总统职务。 而国内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周恩来成为世界上最忙的人，根本脱不开身访法。 在有生之年，周恩来没有实现访问法国的宿愿。 在西欧期间，周恩来和法共、德共都有密切的联系，同第三国际和苏共的旅法代表都有 比较多的接触。中共旅欧支部曾有好几批往苏联学习的学生，都是周恩来亲自向各方面联系 ，并得到了法共、德共、苏共组织的大力帮助。 周恩来和胡志明的友谊也是从旅欧开始的。胡志明当时叫阮爱国，是当时法共的重要成 员之一，他曾介绍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三加入法国共产党。1939年周恩来 在重庆时，曾向人介绍胡志明，说是他“留学法国时的朋友”。 1980年6月9日，76岁的邓颖超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对法国和欧洲议会进行了正式友好 访问。法国人民虽然以未能在法国接待周恩来总理而遗憾，但却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已故周 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并为之而自豪。 法国国民议会隆重欢迎了邓颖超。在西奥利机场贵宾厅，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安德烈· 德勒埃德代表法国国民议会议长雅克·沙邦----戴尔马对邓颖超说：“我们都知道，您不仅 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且是周恩来总理的尊敬的夫人。周恩来总理的品格和才能在法国 是众所周知的。” 6月10日下午， 邓颖超来到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访问周恩来当年在巴黎住过的小旅 馆，一座不大的三层楼。 一年前，由法国政府倡议，巴黎市政府在三层楼房正面墙上挂了一块美丽的墨绿色花纹 的大理石纪念牌。牌上有周恩来的铜像，下面刻着“周恩来”三个金色的大字，是邓小平的 亲笔。法国总统亲自参加了揭幕仪式。 邓颖超来到这个自己最亲爱的人战斗过的地方，心情十分激动。她告诉代表团的同志说 ：“20年代，我曾收到他从这条街17号寄出的许多信件和明信片。” 沿着狭窄的盘旋楼梯，登上三层楼，步入16号房间，这就是周恩来居住和工作的地方。 房间不足5平米，一床，一桌，一椅。 邓颖超告诉大家说：“过去，党的旅欧支部在这里开会，有的人就坐在地上。当时恩来 工作、生活特别艰苦。他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常常只靠白水、面包度日。” 缓步走出房间，只见门外狭窄过道中有一个老式自来水龙头，铜绿斑斑，如今已不用了 。当年周恩来便在此水龙头下取水。睹物思人，邓颖超深情地说：“当时，他们的生活很艰 苦啊！” 走出旅馆，马路上，附近楼房的窗口，不少法国朋友频频向邓颖超招手致意。邓颖超也 微笑着挥手，并用法语说：“友谊”，“友谊”。 邓颖超还参观了维兰来市的一个12世纪修建的大教堂。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安葬在这 里。当游客们听说邓颖超要来参观，都聚集在大教堂里，准备一睹风采。一位青年妇女对代 表团团员说，她知道邓颖超是尊敬的周恩来总理的夫人，她赞扬周恩来“很有智慧，非常能 干，而且有一位同样智慧和能干的夫人。”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