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季羡林自述 □季羡林 著 (摘自:《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高增德 丁东 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SBN 7530205587   本书辑入了本世纪中国学术上垂范当代的两百名社科学者的自述。所选学者生 于1888-1936年间,以生辰为序,分为六卷。这些学者的治学领域,涉及文学、史 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方面。自述中,学者们回溯自己与世纪同 行的人生经历,历数甘苦备尝的治学道路。因系手口相传,故而弥足珍贵。对于关 注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演进史及学术发展史的读者,本书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 价值。本卷收有侯外庐、李何林、李霁野等三十一位学人的自述。 汉林书城(www.hanlin.com,www.hly.com)推荐)   我于1911 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 庄。我们家大概也小康过。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 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 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饿得到枣 林里去拣落到地上的干枣来吃。   六岁以前,我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曾教了我些什么,现 在完全忘掉了,大概只不过几个字罢了。六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叔 父。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逃到济南去谋生的,经过不知多少艰 难险阻,终于立定了脚跟。从那时起,我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 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 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 个“骡”字,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   我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学 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 来谈一谈:我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我学英语 是利用业余时间,上课是在晚上。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 语法、一些单词而已。我当时有一个问题:“有”和“是”都没有 “动”的意思,为什么叫“动词”呢?后来才逐渐了解到,这只不 过是一个译名不妥的问题。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我在报考中学时沾 了半年光。我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有人说,我自知过了头。不 管怎样,我幼无大志,却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 (Number One)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我这个癞蛤蟆不敢吃天鹅 肉,我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我只报了一个“破”正谊。可这个 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 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我翻出来了,只是为了不 知道“已经”这个词的英文译法而苦恼了很长时间。结果我被录 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我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 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我们的学校濒临大明湖,风 景绝美。一下课,我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 何物。但是,叔父却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我讲 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他并没有受过 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 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 我身上。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 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 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 记》等书,当然对老师另给报酬。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 英文,一直到10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几年。我当时并 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 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 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至于我们的正式课程,国文、英、数、理、生、地、史都有。 国文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英文念《泰西五十轶 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等。写 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课外,除了上补习班外,我读 了大量的旧小说,什么《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 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 义》等等无不阅读。《红楼梦》我最喜欢。连《西厢记》、《金瓶 梅》一类的书,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说不出,反正我并没有想去当 强盗或偷女人。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 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 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 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两位老师的 姓名我都忘记了,只记住了绰号。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论 语》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 背。教国文的老师是王昆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 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他对我的影响极大。记得 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乎我意料,这 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 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 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 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我竞争。还有一件值 得一提的事情是,我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原因,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 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了九十五分,因此受到王状元的嘉奖。他亲 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当然更出我意料。我从此才 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 的面子,绝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 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 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这是不是就改变了我那幼无大志的情况呢?也并没有。我照样 是鼠目寸光,胸无大志,我根本没有发下宏愿,立下大志,终身从 事科学研究,成为什么学者。我梦寐以求的只不过是毕业后考上大 学,在当时谋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抢到一只饭碗,无灾无难、 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而已。   1929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 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闻名 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前两位是我的业 师。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也就是普罗文学。我也迷离 马虎儿,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曾写过 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 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 通缉,仓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难。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接 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 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当然给我极大的 鼓励。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 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我 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我涉猎的范围仍然很广,方向 仍然很杂。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 陆游、姜白石等等诗人、词人的作品,我都读了不少。这对我以后 的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   1930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由于上面说过的一些 原因,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 当时考了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 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 个大学。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 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的机会多。选 系时,我选了西洋文学系。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 (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选某种语言一至四 年,就算是专修某种语言。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 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 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 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 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 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 “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大一 国文”、“一二年级英语”等等。   我的专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内,共有三个教授授课,二德一 中。尽管我对这些老师都怀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说,他们 授课相当马虎。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 师只说英语,从来不用德语讲课。结果是,学了四年德文,我们只 看书,而不能听和说德语。我的学士论文是《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指导教授是Ecke(艾克)。   在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 -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 “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 是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 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 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顺便说一句,我在大学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 有权威性的报刊杂志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样几篇散文竟给我 带来了好处。1934年,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母校山东济南 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我那几篇散文就把 我制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我可是 在心里直打鼓:我怎么能教国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 有拿到手,我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我,我就敢去!我这个西 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 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我只有二十三岁,班 上有不少学生比我年龄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我实在是 如履薄冰。   教了一年书,到了1935年,上天又赐我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 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我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 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我选的主系 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学习了梵 文、巴利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 不少的课。教授是Sieg教授、Waldschmidt教授、Braun教授等等。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 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忍受 了空前的饥饿,终日饥肠辘辘,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我怀念祖国和 家庭。“烽火连六年,家书抵亿金。”实际上我一封家书都收不 到。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1941年,通过 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 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格》。   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期间,最使我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 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我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青年。他们不 但没有丝毫歧视之意,而且爱护备至,循循善诱。Waldschmidt教 授被征从军。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其实我是唯一 的博士生,他教的对象也几乎就是我一个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 毫无保留地传给我。他给我讲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 Patanjali的《大疏》、《十王子传》等。他还一定坚持要教我吐 火罗文。他是这个语言的最高权威,是他把这本天书读通了的。我 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可是看到这位老 人那样热心,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同 学的还有比利时W.Couvreur博士,后来成了名教授。   谈到工作态度,我的德国老师都是楷模。他们的学风都是异常 地认真、细致、谨严。他们写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 后才发表。德国学者的“彻底性”(Grundlickeit)是名震寰宇 的。对此我有深切的感受。可惜后来由于环境关系,我没能完全做 到,真有点愧对我的德国老师了。   从 1937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这个系设在一 座大楼的二层上,几乎没有人到这座大楼来,因此非常清静。系的 图书室规模相当大,在欧洲颇有一些名气。许多著名的汉学家都到 这里来看书,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Arthur Waley 等。我在这里也读了不少的中国书,特别是笔记小说以及佛教大藏 经。扩大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面。   我在哥廷根待了整整十个年头。 1945年秋冬之交,我离开这 里到瑞士去,住了将近半年。 1946年春末,取道法国、越南、香 港,夏天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   我的留学生活,也可以说是我的整个学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这一年我三十五岁。   1946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学来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 任。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博斯年。汤用彤三位 先生的。按当时北大的规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只能任 副教授。对我当然也要照此办理。也许是我那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 刊上发表的论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后没多久,汤先生就通知我,我 已定为教授。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四十二年。我一直没 有离开过。期间我担任系主任三十来年,担任副校长五年。1956 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现在改称院土)。 十年浩劫中靠边站,挨批斗,符合当时的“潮流”。现在年近耄 耋,仍然搞教学、科研工作,从事社会活动,看来离八宝山还有一 段距离。因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经历,没有什么英雄业绩,我就 不再罗嗦了。   我体会,一些报刊杂志之所以要我写自传的原因,是想让我写 点什么治学经验之类的东西。那么,在长达六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 动中,我究竟有些什么经验可谈呢?粗粗一想,好像很多;仔细考 虑,无影无踪,总之是卑之无甚高论。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 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已。   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 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 层层用纸严密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它不 对吗?不行,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不说。我的经验压缩成两 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 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