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二十年看中国三个村 ———大寨、大关、华西采访手记 ●苗福生 刘秀如 　　引子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轫于农村。是农村的改革孕育和拨响 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壮丽乐章；是农村的改革推动中国广大地 域走出封闭，走向开放。值此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我们 选择了华西、大寨、大关三个村，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东部、 中部、西部三种不同类别的农村典型，作为中国农业战线上的 三面旗帜，从他们的变革过程中，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世纪最 激动人心的突破，一定会出现在彻底摆脱贫困、走向繁荣昌盛 的中国农村!20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20年后，中 国农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三个村——— 　　大寨，缓缓启动 　　●大寨年轻人说，再干大寨田，吃不了老一辈那个苦。 　　●宋立英回忆过去，说不后悔。 　　●大寨小孩说，知道陈永贵，他死了。 　　●郭凤莲告诉大寨人，过去全国学大寨，现在大寨要学全 国。大寨落后了。 　　改革开放20年，大寨在沉寂了10年之后，到了九十年代仿 佛大梦初醒，在郭凤莲的带领下，开始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人 们的价值观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但与生机勃勃的发达地区相比， 以及与大寨在历史上曾作为中国农业一面旗帜的地位相比，大 寨的发展速度又显得太慢了。大寨作为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潜力尚远未发掘出来。但无论是大寨前一段时间的沉寂，还是 后来的发展，以及将来可能的壮大，都必将证明一个铁的事实： 只有改革才有出路。 　　大寨曾背上太重的包袱 　　走进大寨，大寨给人的感觉是沉闷的。 　　大寨为什么会给我们一种沉闷的感觉?是北方3月乍暖还寒 所带来的萧瑟吗?是过去冷清的街道和整齐单调的民居吗?是掏 空了太多的政治激情之后的冷漠吗?为什么连农村墙上那种我们 司空见惯了的土广告也很难见到，那至少也反映了穷了几千年 的中国农民渴望过上好日子的急切与冲动呀!人去楼空的大礼堂， 现在门已用砖砌上，仿佛封存一段不愿让人重提的历史。这座 礼堂曾经何等荣耀地迎接过多少政治要人，也曾举办过多少场 激情的演讲和翻腾过多少热烈的掌声!往事如烟。有意味的是， 本世纪两个本来毫不相干的人物却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在这里 奇迹般地相遇了：一个是现代文坛叱咤风云的巨擘郭沫若；一 个是苦大仇深发誓要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的陈永贵。如今，他们 都已作古，并相邻而眠，静卧在虎头山，冥思着大寨的光荣与 梦想。 　　七十年代，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歌的开头是这样唱的：江 南塞北，哪里最美，大寨的山呀大寨的水……六七十年代，有 许多首这样歌颂大寨的歌，我们一、二代人的童年和青春就是 伴着这些歌长大成人的。这些歌，如果是由大寨人唱出的，当 然很美，但由全国人民一块儿唱，则未免显得矫情。然而，即 便是矫情，她也深深地渗进我们的情感与骨血。 　　我们无法拒绝那个年代所赋予我们的情感，正如我们无法 拒绝我们的童年和青春。 　　或许是我们角色的错位，或许是我们内心深处依旧无罪地 保留了那一份美好的情感，于是，在走过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目睹了农村和城市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之后，我们感到了一种深 深的失落：大寨不该是这样的。 　　走进大寨之后的沉闷之感由此产生。 　　其实，我们不该对大寨挑剔。如果我们能平静地对待历史， 并将大寨很客观地放在一个普通的北方农村的位置上，或许我 们因此会变得更加理性和公道。毕竟，它曾背上了太重的包袱。 　　大寨开了一个煤矿，在井下干脏活、苦活的是山东人 　　我们渴望走进大寨人的内心世界。 　　大寨人应是见过大世面的了。据统计，从六十年代到七十 年代，大寨曾接待过134个国家和地区的两万五千名外宾，而国 内到大寨参观学习的更是不计其数，估计至少有960多万人次。 但大寨人是羞怯和纯朴的。晚餐后，我们踏着夜幕，顺便造访 几位农户家，一位主妇刚干完家务，厨房内昏暗的灯光下，煤 烟缭绕，由当地人陪同，我们说明来意，想和她的家人随便聊 聊。她推辞说：“说不好，不会说，”便不说话了。我们到了 另一家，主妇倒是很热情，让客人都坐下后，她站在门口，坚 持不坐。正逢她的女儿、女婿也在家，女婿是外村人，在大寨 学校做饭，我们向他问话的时候，他的目光总是羞怯地停留在 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的画面上，话很少。我们在大寨羊毛 衫厂采访几位姑娘，她们也是羞答答的。 　　当年，那些战天斗地的大寨人哪里去了?我们和一位叫贾秀 军的小伙子聊天。我们问他现在生活怎么样，他说和上一辈比 他们年轻人幸福多了。他的母亲在一旁插话说，现在和1969年 她刚嫁到大寨的时候不能比，那时候多苦，很少吃到白面，干 一年一家能净落200元就不错。现在多好，大米、白面随便吃， 钱也比那时候好挣。贾秀军在大寨煤矿做瓦斯检测工，一个月 能拿500多元工资。煤矿工资最高的是挖煤工人，一月能挣100 0多元，因为挖煤又脏又累，大寨鲜有人干，招的全是山东人。 我们问，山东人能干的活，为什么你干不了?他说，他没有那个 体力，山东人能吃苦，大寨人不能吃苦。我们又问，让你们大 寨年轻人再去修大寨田还愿意干吗?他笑笑说，不干了，太苦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嘛。我们问贾秀军不想出去看看吗?他说怎么 不想，早就想出去看看。他母亲说，现在社会乱，怕孩子出去 学坏了。 　　在大寨村口，我们问两个七八岁的男孩和女孩，知道陈永 贵是谁吗?两个孩子显然不屑一顾，说知道。我们问他是干什么 的?小女孩说，他死了。说完，两个孩子笑着，一蹦一跳地跑了。 　　我们在一家农户院子门口拍照，主人是一位年轻妇女，她 从虚掩的门缝里探出一个头，看了我们一下，又把门关上了， 紧接着，窗帘也拉上了。莫非大寨人将自己的心灵世界也关闭 起来了吗?我们渴望和大寨人做一次友好的交流。 　　我们想说，我们深深地热爱着大寨，关注着她的命运和发 展。 　　大寨，你在想什么呢? 　　大寨的落后，首先是观念的落后 　　“我们落后了。”这是我们采访原全国劳动模范、第四届 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宋立英、原村支书高玉良以及现大寨村会 计时他们发出的同样感慨。 　　现年69岁的宋立英是原大寨的党支部委员，她和她的丈夫 号称“活愚公”的贾进财都是当年大名鼎鼎的人物。如今丈夫 已经去世了，宋立英和一个儿子生活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 我们找到她，说明来意后，她立刻伸出手，和我们一一握手。 这是一双长着老茧的手，这是一双真正的大寨人的手。周总理 当年在和大寨人握手的时候，曾风趣地说，一握手就知道是大 寨人的手，因为大寨人都有一双长着老茧的手。宋立英十分健 谈，她说大寨比别的地方发展晚了10年。还是凤莲回来以后， 大寨才开始出现大的变化。凤莲是1991年11月15日回到大寨的。 凤莲一回来就发动党员干部说，过去是全国学大寨，现在要大 寨学全国，她带领大家到河北、南方去考察，过去看不到别人 怎么样，到河北一看，过去是草房，现在盖成小洋楼了，知道 咱真落后了。和凤莲到江浙去一看，更是新鲜得不得了，凤莲 一路问怎么样，看不到城市和农村的区别了吧，这下知道咱落 后太多了。谈到落后的原因，宋立英快人快语。说只有落后的 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大寨是在小平南巡谈话以后，凤莲带 领大家出去走走后思想才解放一些。回首当年，满头白发的宋 立英一脸自豪，说没有当年打下的基础，哪有今天，她和陈永 贵家住隔壁，她随身带着陈永贵家的钥匙，有人来参观陈永贵 故居时，她便打开门，或者把钥匙交给客人，参观完后再把钥 匙还她。 　　贾会计说，大寨整整沉寂了10年。农民在情绪上想不开， 1992年到江苏去拉设备，看到江阴的农民搞这么大的企业，不 得了。那里的农民上班下班，忙忙碌碌，农民都变成工人了。 　　高玉良现在是大寨乡的副乡长。他说刚实行联产责任制的 时候，大寨人想不通，认为是走回头路。过去上面曾提出无偿 给大寨贷款，让办企业，农民不懂办企业的事，害怕，不敢贷， 借了这些钱，以后怎么还，思想不够解放。后来到山东去考察， 还和日本、新加坡搞合资，才知道农民也能干这么大的事。回 来后也搞了一个化工厂。我们发展晚了，没有赶上全国的步伐。 老郭回来后，大寨才有大的变化。 　　我们问他后悔吗，他说后悔也来不及了，当时思想不解放， 拖了大寨的后腿。过去的思想体系在脑子里扎根比较深，一时 不容易转换，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好挣钱怎么干，怎么好 活怎么来。 　　九十年代，郭凤莲带领大寨人开始第二次创业 　　上面提到的“凤莲”、“老郭”就是大寨著名的风云人物 郭凤莲。由于种种原因，她曾离开大寨整整10年。1991年11月 15日，是她重返大寨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日子，给我们留下 深刻印象的是，在我们采访的所有大寨人中，人们似乎都记得 这个特殊的日子。从这一细节也可看出，郭凤莲在大寨有着相 当高的威望。 　　非常不巧，我们采访大寨的时候，郭凤莲正在北京开人代 会。由郭凤莲担任总经理的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王云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告诉我们郭凤莲回来后大寨近几 年发生的变化。他说，变化主要体现在观念方面，人们逐渐认 识到经济的重要性，老在土地上种地不行。郭书记回来后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让大家走出去，换脑子，事实最有说服力，认识 一致就好办了。紧接着就是内引外联，借鸡下蛋，发展自己， 把大寨的知名度变作经济优势。第一个尝试是和江苏江阴蝶美 羊毛衫厂联合，办一个大寨羊毛衫厂。十四大的时候，郭凤莲 带着大寨牌羊毛衫到北京去卖，引起了不小的新闻轰动效应， 随后从太原、临沂等地引项目，招人才，办起衬衫厂、汽车运 输队等企业。1993年与香港中策投资公司合资兴办了大寨中策 水泥有限公司。1995年，又与成都希望集团联手组建大寨希望 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后又与内蒙古宁成老窖联合组建大寨酒业 有限公司，截至目前，大寨已有8家村办企业。他说，大寨前十 多年没有发展起来，是大寨人自己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近几年大寨能快速发展起来，又得益于大寨和郭书记的知名度。 有许多地方愿意同大寨合作，他们说，过去通过学习大寨的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获益匪浅。现在大寨有了困难，愿意帮 助大寨。 　　说到大寨目前的困难，王云平说，一是资金，二是人才。 在发掘人才方面，大寨通过引进培训输送出去等办法，但人才 问题又岂止是一两年内可以解决?鉴于此，大寨对本村考上大中 专的学生采取了奖励政策，但考出去再回来的却很少。大寨人 的观念也需要一个改变的过程，王主任介绍说，大寨人对集体 还有比较强的依赖思想，认为靠集体可以靠得住，郭书记回来 后更是这样。大寨现在没有暴发户，贫富差别不大。大寨现在 不仅解决了本村的劳动力，而且有70％的劳动力是外地的。在 大寨羊毛衫厂，我们了解到，一个女工每月的收入大约在300元 左右。在太行山区，在我国许多不发达地区，能有一份工作， 一笔固定收入，应是很知足了，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大寨又实 在是不能知足，也不该知足的。 　　在六七十年代，大寨曾作为中国农业的一面旗帜，那么，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20年的今天，大寨能否作为一面中西部 发展经济的旗帜再度高高飘扬? 　　大寨精神过时了吗？ 　　采访完大寨，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不管怎样看待今天的 大寨，我们发现，都绕不开它的历史。大寨作为一份历史的遗 产，如果撇开其中一些不正常的政治因素，那么大寨给我们以 及后人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在大寨纪念馆，有一段评价 大寨精神的文字记录为我们的疑问作了最好的注脚：“大寨人 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熔铸成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转化为无 私奉献的道德风尚和改造自然的强大物质力量，不断铸造着令 人瞩目的辉煌，他们的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生动展示了一代大 寨人的思想境界。”今天，人们似乎已经很少提及大寨人所体 现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了，但是回首往事，这种精 神在大寨创业者身上所表现出的人格魅力依然让我们深深感动。 把他们当作普通人看待，我们对他们依然抱着深深的敬意。 　　大关，对贫困说“不” 　　●大关，江总书记对它这么评价———如果全国类似的地 方都像你们这样干，吃饭就不成问题了。 　　●大关，曾以“三缺”、“三靠”闻名：缺粮、缺水、缺 钱；吃粮靠供应，用钱靠贷款，穿衣靠救济。每年有三个月半 饥半饱，九个月离家乞讨，乡里干部见到拿着扁担下山来要救 济粮的大关人，便远远躲起来。 　　●大关，从1984—1990年，没要国家一分钱，造出200亩旱 涝保收田，到1997年，共造田1038亩，人均纯收入从50元增加 到1280元。 　　●在人类最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地方可以脱贫，那么中国还 有什么地方不可以脱贫? 　　大关，作为一个村的历史，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个字 是饿，一个字是拼。 　　本世纪初，贵州省罗甸县的大关村原始森林密布，几户逃 兵役、躲债避祸的人来到大关，以穷字写下了大关村历史的头 一笔。大关村的先人们没想到，这个字竟然写了80多年。 　　八十年代，嫁到大关的媳妇，第一件事是学做苞谷饭，第 二件事是带着自家的男人回娘家想方设法赖着不走。这第二件 事不用教，大关的媳妇都会。等到实在赖不下去了，背着娘家 送的一口袋米一步三顾地回到大关，眼睛哭肿了，心也哭冷了。 “悔不该，嫁到大关来。”1958年“大跃进”搞大炼钢铁，大 关的原始森林全部被毁，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曾经有专家 到大关考察，考察的结论是：大关缺乏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最好搬迁。 　　大关人确实想到过搬迁，而且先后六次为此做过努力。 　　从小由躲壮丁的哥哥抱到大关的何元亮，在八十年代初当 上了村党支部书记。“人挪活，树挪死”。大关的山水不养人， 找个能养人的地方怎么样呢?抱着为乡亲们找条活路的目的，何 元亮揭下自家屋上的瓦，卖了60元钱，承载着全村人的幻想和 希望，走向山外。一次次带着希望而去，一次次带着疲惫和失 望而回。何元亮将残酷的现实告诉乡亲：山外到处都是人，别 说热闹的地方无法插足，就连偏远的地方，只要具备生存条件， 早有人捷足先登。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虽说大关人也将山地分别承 包给了个人，但在光秃秃的石旮旯里刨食，依然填不饱肚子。 何元亮又带着村里的青壮劳力外出打工。他们走州府、上省城、 到外省，住山洞、喝冷水、啃干馒头，拼死拼活得到点钱，除 去路费、开销，依然不能养家口。 　　饥饿的大关人只有苦熬着岁月。 　　将“穷”字收笔，换写“拼”字，大关人的转折出现在19 84年。 　　这一年，何元亮领着大关人参加修筑从县城到猴场的公路。 公路修通了，何元亮恍然蹦出一个念头：劈开大山能修路，难 道就不会造田?靠在山旮旯种点苞谷，以原始耕作手段谋生的大 关人，如果有了田，有了土，就没必要搬迁，就能靠自己填饱 肚子，告别贫困。 　　当年春天，何元亮与党员李必先等人点燃了劈石造田的第 一炮。穷得叮当响的汉子，卖了年猪，把生蛋换盐巴钱的母鸡 也卖了，从黑市换来炸药、雷管、导火线，像蚂蚁啃骨头一样， 在各自的责任山上一点点剔石平地。男人抡锤，女人掌钎，小 孩搬石头，从清晨到夜晚，铁锤钢钎的碰撞声与土炸药的轰隆 声，撼动着沉睡的大山。当年，造田0.4亩，种上水稻，收粮食 50多斤，大关人第一次吃上自己种的白花花的米饭。 　　示范田成功后，何元亮将全村人集中开会，让全村都来造 田。 　　1984年9月的这次会议，在大关村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然而，这次会议的进程却是极艰难的，封闭的思维和习惯势力 将村民们束缚住，连开了三天三夜都没有结果。“穷得裤裆无 底，哪有钱开山放炮?”“要能开的话，老祖宗早就开了，还轮 得上我们?”何元亮不识字，讲不出大道理，但他认准一条：不 造田，只有饿死、穷死；等死，不如拼一把。最后，何元亮拿 出他当支书的“尚方宝剑”。 　　“老祖宗不认我们认，5年里，每个人开半亩田，不接受任 务不散会。谁不干，就收回他的责任地，拍卖给其他人。谁造 出的新田归谁所有，新增一个人口，必须新造一亩田。”在“ 土政策”的施压下，会散了，大规模的造田正式开始。 　　如果用现代化工具造田，自然是容易的，然而半饥半饱、 穷到根上的大关人造田，却不亚于一个新的天方夜谭。 　　要造田，先把岩山的土抠出来堆在一边，再用炸药把岩石 炸开，大石头用来填坑洼，砌石坎，细石和碎石用来铺面；平 整后再把原先取出的土和外面运来的土铺在上面，摊上肥泥。 这么造一亩田，要搬开石头800立方米，填土150立方米，投工 500个，投资600元。 　　为造田，大关人节衣缩食、卖年猪、卖鸡蛋，甚至连老人 的棺木也卖了。实在没钱买炸药，乡亲们就自制土炸药，连土 炸药也搞不起的人家，只得上山砍柴，堆在石头上烧，烧红了 石头再用冷水浇，石头裂缝了，再用钢钎插进去撬。 　　为造田，大关人付出了生命、青春和血汗。 　　1988年，村民王明光从部队复员，脱下军装就造田，大年 三十、初一也不休息。初三那天，疲惫已极的王明光点燃导火 索却挪不开步子，结果，右眼被炸瞎，左手炸掉三个手指头。 他后来造出的那块0.7亩田，乡亲们称为“血田”。 　　村民王明华没钱买炸药，夫妻俩用火烧石，浇冷水，用木 棍撬……投工150多个，造出了三分“火烧田”。 　　在大关，还有“老少田”、“连心田”……每造一亩就留 下一个故事。 　　奋斗者不是孤独的，努力改变自我命运的大关人也得到了 社会的回报。 　　1990年以后，各级政府对大关人劈石造田的壮举给予充分 支持，到1997年，大关得到国家以工代赈资金52万元。从此， 大关每年造田以上百亩的速度递增，到1997年，共造田1038亩， 配套修建蓄水池255个，栽杜仲87万株，栽椿木、泡桐、桃树、 黄柏等经济林木119.18万株。 　　罗甸县委书记余学强给大关算过一笔账：从1984—1997年， 大关人为造田累计投工251.9万个，投入资金62.2万元，翻动石 头83万立方米，回填泥土156万立方米。按以工代赈一个工5 元来计算，一亩田500多个工，折资就是2500元，雷管、炸药平 均每亩600元，加起来每亩共3100元，1000多亩就是310万元。 修6公里公路就是100多万元，修255个水窖是20多万元，栽种2 00多万株经济林价值100多万元。也就是说，大关人用国家资助 的52万元干出了500多万元的工程，从人均不足半分田到人均实 现基本农田0.9亩，翻了10多番，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6.7倍。 　　1997年，大关人均占有粮食580公斤，人均收入1280元，基 本解决了温饱。 　　论环境，大关村不具备生存条件，但大关人敢于向恶劣的 生存环境抗争；论基础，大关村基本不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 但他们不愿苦熬，奋起向贫困宣战。罗甸县委书记余学强说， 大关人既敢想敢干，又正视现实。在石漠化十分严重的喀斯特 地区，连专家们都说不适于人类生存，而贵州的实际情况又决 定了大规模的搬迁是难以实施的。大关人用他们的行动证实： 经过改造，“当槽开田，开山栽树，筑窖蓄水，道路连通”， 可以奔小康。 　　大关已经不穷，但大关却仍没富。下一步的计划是奔小康。 　　村支书何元亮告诉记者，大关能有今天，靠的是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大关要发展，缺的是市场意识。如现在村民们栽种 的杜仲，由于没有主动走向市场，很多都积压了，有的甚至烂 掉。 　　县委书记余学强说，大关摆脱了贫困，过了第一“关”， 但市场经济这个真正的“大关”，大关人仍要过。这牵涉到很 多深层次的问题，要提高农民整体素质，要改变观念，要引进 科技力量，要改变落后的教育面貌，让新一代大关人从小农意 识的封闭中走向开放的大市场。 　　告别饥饿，使大关从大大落后于人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中国农民的富意味着什么?大关人绝大多数仍不知道。在大关所 采访的几户农民中，都只听说过华西村，但“华西村是哪样模 样”却不知道。盖房子，看电视是大关人目前最大的愿望，但 大多数大关人只能去少数几个有电视的人家看电视。 　　大关人意识到了这点，村民严文发说：“我晓得一些外面 的事情，是从到外面打工和到别人家看电视知道的。一点不晓 得外面的事，会成聋子、瞎子。”好在大关人不懒，好在大关 人艰苦奋斗的苦干精神仍在。大关，已经启动；大关，充满希 望；大关，已经走在奔富裕的沧桑正道上。 　　大关告诉我们什么？ 　　大关是个不具备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地方。这里水源奇缺， 耕地破碎，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大关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下。 为改变贫困面貌，大关人在村支部书记何元亮带领下，劈开千 古石，抠出万年土，经过10多年的奋战，凭着一双勤劳的双手， 造出平整的良田，不仅改变了生存条件，彻底脱贫，而且在小 康路上迈出了豪迈、雄健的步伐。 　　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屈服，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从来 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相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而言，中华 民族的生存环境是比较恶劣的，历史上天灾人祸不断，但也因 此铸造了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之魂。早在远古时期，中华民族 就有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的神话传说， 而这些传说无一不体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这种 精神每每在中国历史的困难时期，都曾迸发出最绚烂的时代火 花。四十年代，在延安处于最困难时期，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 出的学习愚公移山精神的讲话是这样，六十、七十年代，大庆、 大寨人的创业精神是这样，今天大关精神也是这样，他们都是 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改革开放20年，可以说 穷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富裕的物质 生活，但有人却忘了中国还不富裕，还有贫困，与发达国家相 比甚至还有很大差距，还需要像大关这样艰苦奋斗的精神。也 许有人会说，在一个讲究实惠的物质的时代，光讲精神是不够 的。但我们也要说，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要想在短 时间内赶上世界，实现强国之梦，没有精神肯定是不行的!大关 精神告诉我们什么?大关能够在这样一个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地方 脱贫，那么中国还有什么地方不能脱贫?大关人能够在恶劣的环 境面前，不退缩，靠自力更生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中国当前 面临的诸如机构改革、下岗再就业等困难，又有什么理由不可 以战胜? 　　华西，圆中国农民千年梦想 　　●二千多年前，孟子给中国农民描绘的理想生活是：五十 岁可以穿丝绵衣服，七十岁可以吃肉。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穷了几千年了， 是时候了，不能再等了。”华西村，被称为华夏第一村。为什 么它可以称第一?它富到哪种程度?它好在哪里?它怎么富的?不 到华西，无法打开这一系列的问号。 　　泰山顶上，有一康熙手书的石碑，上有“果然”二字。到 了华西，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后得到的，也是两个字———果 然。 　　村民赵永良家年收入近20万元，可他的儿子说，生活还能 再好一点，当然这要看村里的经济发展了。 　　村民赵永良一家人正准备请客。3月28、29日两天是华西村 一年一次的村集，也是村里一年中最热闹的两天。记者进门的 时候，赵永良的儿子赵春龙在收拾三只甲鱼，院子的水池旁， 赵永良的爱人朱玲珍在剖洗一条一尺多长的大鲤鱼，池边的水 泥台上放着已经拾掇好的鸡和肉。 　　赵永良在村里一家企业任副厂长，一年工资奖金加起来超 过10万元。妻子在村供销公司搞采购，一年收入5万多元。儿子 赵春龙被村里送到苏州学习家电维修，现在是村里的家电维修 工，一年收入4万元左右。 　　赵家的住房分前后两楼，均是四间两层，共有400多平方米。 居室布置得非常讲究，很像大城市星级宾馆中的套间。墙壁是 贴木的，屋里红木家具、皮沙发、彩电、冰箱、VCD、电话一应 俱全。在旋转而上的雕木楼梯旁，垂地的装饰灯显得富丽堂皇。 　　赵永良是1994年搬进新楼里来的，连装潢算在内，总共花 了60万元。赵永良说，他经历过六十年代最苦的日子，那时路 边拔两棵蒜冲碗酱油汤都觉得是好的。现在水、电、气、粮都 由村里供应，退休后村里按工资的80％发退休金。所以，对现 在的条件很满足了。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村里的经济能越发展 越好，同时自己能有个好身体。 　　和父亲不尽相同，赵永良的儿子似乎对现在的生活还不够 满足，希望生活能再好一点，当然这要看村里的经济发展到什 么程度了。 　　沈玉平家住着一栋三间三层楼。这在华西村是最普通的居 民楼。在华西冷轧焊管厂做推销工作的沈玉平在外边跑的地儿 多了，对华西的发展有着更深的感受。 　　集体统一为个人置建家业，村里每人都是股民，共担风险， 共同致富 　　华西村的分配很特别。 　　华西村实行的是集体经济，村民在村里都是工人，他们的 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工资和福利，另一部分是年终奖金， 奖金远远高于工资所得。分配时，工资福利直接发给村民，而 奖金则由集体代管，80％以个人入股的方式用于集体经济的扩 大再生产，20％以记账的方式由集体代存，由集体统一为村民 置建家业。工资和奖金的分配是按照每个人在集体中贡献大小 以及参股多少确定的，因此每个人在集体中积累的财产有所不 同，集体为每个人置建的家业也就有所不同，房子有大有小， 家用设备有多有少，但总体上既拉开档次，又不脱档，让农民 走上共同富裕。 　　据华西集团总经理吴协东介绍，华西村从1984年就搞起了 股份制，当时村里发展经济缺少资金，于是号召村民每人至少 认购股份2000元，这为华西村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以后，华 西村的经济逐步形成多元产权主体，构建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 公有制，也不同于私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共有制模式，实 现了财富与生产资料的最大社会化，人人都是股民，共担风险、 共同致富。目前，华西村总资产达到16亿，其中12亿都是由村 民的资金滚动发展起来的，为村民所有。 　　在华西公园有一座被称为“华西之路”的宣传长廊，里面 设置的村民财产公布栏格外引人注目。集体分配的财产与家庭 收入是否相符，每家每户有多少存款甚至有多少件西服都以图 片和文字的形式在橱窗里展示出来，令人一目了然。 　　1983年至今，华西年年有新企业诞生，因为华西有个好带 头人，华西懂得尊重人才 　　华西人说，如果不是发展乡镇企业，华西村不会发展这么 快。1980年，华西村还只有1家企业，到1997年，已拥有企业 42家，总产值超过23亿元，利税超过25亿元。从1983年开始， 华西村几乎年年有新企业诞生，1998年，又有两家新的企业准 备投产。华西的企业是如何经营管理的，他们的回答很简单， 就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人”字作文章。 　　江阴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吴振法说，华西村的带头人 吴仁宝具有政治敏感性、超前意识、决策意识、科技意识、争 先发展意识五“强”，这是吴仁宝带领华西村发展起来的关键。 他认为吴仁宝是一个能吃透上情下情，从实际出发的人。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上下对中央农村政策的理解几乎全是一个 口径———分田到户，吴仁宝却在华西村搞起了乡镇企业。他 的理解是：只要有利于农村发展，这路就可以走。实际上这正 是抓住了中央农村政策的根本。提起吴仁宝，村民们都露出由 衷的敬意。村民沈玉平说，老书记真是不容易，这么大岁数还 在为村里的发展操劳。连他的孩子做事都非常辛苦，都在为老 百姓操心。 　　程先敏，是从西安交大来到华西落户的，现为华西集团副 总经理。 　　作为华西引进的人才，程先敏深有感触。这些年，华西共 引进各类高中级管理和技术人才360多人，一律视同本村村民。 村民有的，这些人都有。程先敏来华西村后，村里为他买了楼 房，进行了装修，还吸收他进入了华西村的领导层。这一切促 使他以华西村主人的身份为华西的发展付出真诚的努力，而这 也是所有和他一样的“外来户”的心声。 　　吴仁宝说，我们的农民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农 民的儿子。抓住农民儿子概念上的转变，就是华西村最大的机 遇。吴仁宝太忙。尽管已是71岁的高龄，日程仍然安排得很满。 听说我们是“三问吴仁宝”的秦晓鹰社长的属下，答应挤出一 小时的时间接受采访。 　　吴仁宝很健谈，思路清晰，一个小时的讲话中闪光点不断 涌现，整个谈话都围绕着四个字———实事求是。 　　———华西村一年比一年好，为什么?就是把中央的方针政 策同华西的实际结合起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好像说分就 是好，而我看对农村应该是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只要适应生 产力的发展。根据华西实际，我们统得多，分得少，当时也受 到了批评，但不管有多大风浪，我们始终坚持了这一方向，这 就是实事求是。 　　———我怕说模式。有段时间讲什么苏南模式、温州模式， 我看苏南模式里有温州模式，温州模式中也有苏南模式。不要 把模式从一个地区固定下来。中国的国情就是只能有一个模式 不能有两个模式，欣赏温州模式的就批苏南模式，欣赏苏南模 式的就批温州模式。我们是农村，没有水平同他们争论，其实 他们也都争不出定论。我们不能离开当地实际，只能实事求是。 　　———中央提出抓大放小，我们是几方面，既有抓大放小， 也有抓小放大。有些大的亏得也大，小的效益却很好，类似的 情况我们完全可以放大扶小。有的地方为了抓大就把东西拼起 来充大，或者把小的统统放掉，这样做不符合实际，不是同中 央保持一致。 　　———华西村新的增长点就是把现有的企业、设备和产品 搞好。人才是最好的新的增长点，没有好的人才，好设备无法 利用，人才也会无用武之地。当然，没有好的设备，人才也会 无用武之地。在市场上，华西村的原则是新产品要有老客户， 老产品要有新客户，这就要提高产品质量，创造名牌。 　　———华西村到底还有什么机遇?国家大的改革就是机遇。 过去农民有这样的习惯，事情搞得不好，就讲我是农民，好像 就可以成为借口，其实这是旧观念。发达地区农民少，农民的 儿子多。华西村35岁以下的就没有农龄只有工龄；过去农民用 的是镰刀，现在农民用的是电脑；过去农民是文盲，现在至少 是中学生；过去农民负债，现在农民收利息。从政治经济文化 上，我们的农民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农民的儿子， 抓住农民儿子概念上的转变，就是华西村最大的机遇。 　　我对人讲要干到80岁，干什么，就抓农民的儿子这件事， 经济上由他们去搞，我把把关。我们要结合华西的村情，拿出 一部分资金培养华西的儿子，这样机遇就不会失掉，华西就会 继续保持领先。 　　采访结束时，吴仁宝说，今年是他最高兴的一年，干了40 多年的村支书，第一次在无记名投票中以全票当选，这是群众 的信任和支持。 　　得知我们正在策划华西、大寨、大关三村结成兄弟村，吴 仁宝高兴地说，我们非常支持。 《大地 》(199810) 第82期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