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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放宽史学的视界

高王凌

　　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一名华裔历史学家，也是美国的退休教授，竟成
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也真算是一个“异数”。

　　这人就是黄仁宇。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一系列新鲜说法：譬如，他
把“传统制度”说成“间架性设计”，犹如“金字塔倒砌”；明清体制“以道
德代替法制”；带有“内向和非竞争性的格调”；现代国家社会由货币管理，
即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对于治学则注重“历史上的长期的合理性”；“
大历史观”……诸如此类，至今脍炙人口，甚至为课堂上学生提问时运用。

　　黄仁宇最早治明史，以后纵论中国三千年，却没有使用那些旧有名词，如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反而说“资本主义萌芽”实无意义，等于说
一个小孩不称他为“小孩”而勉强叫他“预备成人”；所谓“由封建制度进展
到资本主义”，是一个“错误安排”。黄仁宇一心一意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
从“技术的角度”和层面去解释历史。他的成名作是《明代十六世纪的财政与
税收》。切入历史，财政经济正是一把钥匙，以致英国学者李约瑟读后说：一
切靠抽税为转移！这也构成他以后治史的坚实基础。八十年代初，主修经济历
史的中国大陆学者，曾对这部经典之作特别关注，曾连同研究经济改革的同行
打算把它译成中文，可惜未果。

　　让黄仁宇“家喻户晓”的还是他的《万历十五年》。对此著作，海外评论
最多，认为开创了历史著作的一种新写法，其实远不止此。黄冲破了过去“格
式化”的“概念历史”，使大家发现可以从“另一类”角度去读、去写历史。
当时恰逢大陆的“史学危机”，他抨击“封建社会”一类概念等（第一版《自
序》），已有“范式革命”味道，在大陆思想解放运动中发生作用。十年前黄
名声之大，以致引起中国大陆当局不悦，但他已走入千家万户，以后就一发而
不可收。

　　为解释中国革命和当代改革（即“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也是为此，
见一九八六年版后记），他重新对几百年以至上千年的历史，予以贯通翻新。
在他的笔下，明史就不是“古代”历史。当时美国教授魏斐德将“近代史”前
推到明代后期，仍只到二十世纪上叶为止；黄仁宇则明确提出“五百年为一元
论”，范围直到今天（见《知识分子》一九八七年秋季号）。这，正是大陆知
识分子最关注的一段。

　　黄仁字在八九年五月的一封公开信中坦言：现今“最大的毛病即是硬化历
史”，为解决今日中国问题，“就是要多读历史”，“首先要开放历史”。他
又说：“今日遮蔽往事，只有明日的失望”；“历史不仅是镜监，而且是进入
行动之出发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众能接受之历史，等于让亿万人之行动出
诸暗中摸索”。因此黄以后一系列著作即旨在正面回答这一问题。

　　依笔者看来，这才是黄先生最主要的一个贡献，也为今日中国最为需要。
如《中国大历史》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其成就至今无可替代。为同
样目的，他从另一角度写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它既是西方近二十年
对资本主义及其起源发起反思的一个产物，也是最新和用中文写出的唯一作品。
同样优秀的著作也许还有，但我认为，哪一个也不会像黄仁字这样贴近中国人
的心，我觉得他就是为大陆学子写的，回答的就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因此读
来才令人感到特别亲切。

　　总之，黄仁字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写的，而
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时代感特别强，因而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中国的
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拥有最多的读者。黄跟一般的历史学家不同，他又是
不可企及、无法代替和无法效仿的（如他力主的归纳方法即是一例）。其原因
在他独特的经历，并把这些都揉进了自己的研究。

　　黄仁字的经验不但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如他对借贷经营金融资本一套
之了解，在大陆史学界无人可及）；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换了别人，年青时拿
枪杆子或握锄把子的经历，又与他以后的专业何干？黄仁字却几乎一点一滴都
没有“浪费”，所以他的著作读来，让人不禁心向往之（见《地北天南叙古今》
和《放宽历史的视界》，大陆未出版）。可以说，黄仁宇是时代的产物，他通
过自己的专业和历史知识，把个体的人生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为我们留下一大
笔精神财富。今后我们只有不断地回味他的教诲，并对他追忆。

〔原载《亚洲周刊》第１５期，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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