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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26年再审视 “神童”到中年》有感

　　方渡飞

　　读了《南方周末》李海鹏的报道，很有感触。宁铂、谢彦波、干政等这些当
年“最为耀眼的神童” －实际上不过是智商略高于一般的孩子而生活经历和社
会阅历一般甚至低于一般的孩子的少年们，他们的成功固然有成功的道理，但他
们的“失败”却与当时的环境和媒体的宣传/炒作有深深的联系。

　　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左右，中国百废待兴。十年的文化革命使（高等）教
育和科学研究停滞不前。一方面国家急需人才，而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上积压了十
年的人才。因此当时的确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当然方法不外乎是恢复高考
及对个体的单独考试。所以七七和七八年的高考是“老、中、青”（老三届，文
革期间毕业的及应届毕业生）齐上阵，录取率不敢说是千里挑一，但“百里挑一”
可能不是夸张。录取的考生中年龄悬殊很大（文科约10－15岁，视不同的学校；
理科约5－8岁）。这些人中包括了一些在他们少年期间极为聪慧的佼佼者，但他
们（除应届毕业生外）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深知受教育的机会来之不易。值得强
调的是，在77－78年中高考落选的考生中也不乏那些在他们少年期间表现极其聪
明的人。当然这些人在后来的个自工作岗位上有成功的，有不怎么成功的，也有
失败的。

　　当时这种“不拘一格”不谨在大学生招考上，而且在研究生的招收及青年教
师的使用等等上都是如此。我所认识的杨小凯先生就是如此。此公在少年时期极
为聪明，写的一手好文章。文革中因置疑文革的方向曾写过“中国向何处去？”
而打成反革命份子（五一六份子）而坐牢。当时中央文革不相信一个十六岁的孩
子能写出如此思想深邃的文章。此公坐牢期间，认真阅读、思考马克思经济学和
西方经济学。出狱后一举考上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

　　当时这些情况对媒体而言并非无宣传/炒作的价值，而是“神童”的卖点更
好。

　　我是七七年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的近代物理系，宁铂、谢彦波后来由少年班转
入78级近代物理系。所以有幸做他们的学长。我和宁铂交往不多，但据我的观察，
宁铂十分聪明，如下围棋，下（象棋）盲棋，但不一定适合做科学学问。特别考
虑到周围的环境和媒体，很难使他能静下心来进行长期不懈的学习和深入的研究。
因为头上有“神童”的光环，周围环境对他的期望值很高，而他本人（早期）可
能也很在乎这些期望值，因此一旦受到挫折如考试成绩不理想就情绪低落。这种
“正反馈”使的他每况俞下，最终对考试极端的害怕。记得我与他在大学的后期
谈过一次，我们是在从图书馆回四系的路上谈起来的。我当时的确是以年龄比他
大，学级比他高的口吻问他考研的准备情况，他当时说还没有考虑好是否考。我
鼓励他不妨试一试。最后分手时，他态度十分恭谦的对我道谢。但从他的眼睛里
我可以读出他是在感谢我对他象平常人的口吻来谈话，甚至是渴望周围环境的人
都能对待他象对待平常人一样。由此我推断他的内心是孤独的甚至是痛苦的。可
惜我们没有更多的机会交谈。

　　谢彦波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们都是湖南老乡。1979年我父亲平反后回到省
城长沙，谢彦波的母亲因谢彦波年龄太小不放心，寒暑假返校时(约35小时的火
车）都让我带着照看点。所以平时多以生活方面关心点。他在大学期间的成绩还
可以并顺利地考上了研究生。不知后来怎么与导师关系不好。普林斯顿的事我知
道一些，但不知道其中矛盾究竟有多大。

　　平心而言，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会有些出类拔萃的少年。中国有这么多的
青少年，出一些智力超常的人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他们是否能够成功则很大
程度上取决与周围环境，个人品性及机遇。在此媒体的作用最多也许在机遇上有
所帮助，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另外，很有必要考究一下
什么叫成功。难道说Bill Gates不成功吗？如果我的观察不错的话，宁铂更象是
过去的“才子”，他很有可能成为象汤显祖那样的戏剧家，或是“星象学”家，
或是象李叔同 －如果他遁入空门的话－成为一代佛学大师。

　　事到如今，我倒是真诚地为宁铂感到高兴 － 他终于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和生
活方式过作一个平常人的生活，虽然这样做给他的家庭带来了痛苦。

　　科大的少年班的是与否，自有众人的评说。但作为家长，我十分赞同宁铂用
他自己心血总结出教育子女的教训：“决不应该设计孩子的未来，应任其自由发
展，哪怕孩子最终只能做个普通的人。”“不以自我为中心，要真正地去爱人，
关心人。”

(XYS2005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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