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大学体制改革的困境 　　刘凌 　　时至今日，中国大学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已显为制 约高校发展的瓶颈。而执事者却多不承认此点，呼吁者又每操之过急，以为只要 有开明领导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即可大功告成。对改革的制约条件和难度，并 无清醒、深切的认识。拙文拟对高校改革的制约因素略事探讨。改革的任何重大 突破，必须从摆脱这些制约因素开始；否则，就只能是空谈，甚至比空谈还要坏。 目前改革中日趋严重的的权贵化倾向，就十分令人忧虑。改革，继续向着有利管 理者、权力者的方向发展，而非向着有利于代表教研生产力的教师群体发展。而 一旦“路径依赖”将改革引向邪路，发生严重倒退，再拉回正路就无比困难。 　　我们不妨将高校改革与农村改革、国企改革作点比较，以把握高校改革的特 殊性。在我看来，较之企业和中小学，大学体制改革有如下几个严重障碍： 　　一、　大学改革中的“单位”阴影 　　由于社会资源总量不足和中间组织匮乏，中国城市长期实行“单位”制。它 对于发展社会事业、维护社会稳定，曾发挥过重大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资源总量的增加与资源多元化，“单位”体制的僵化弊端便日益突显。改革 不能不提上日程，并在资源多元化较充分的企业、商业领域开始突破。但对学校 尤其是高校的体制改革，却很难走出“单位”阴影。这里着重谈以下两点。 　　一是高教资源严重不足并为国家所垄断，继续维持并强化着高校教职工对单 位的依赖。由于经济、政治等原因，中国高校无论对考生还是教师而言，均供不 应求，尤其缺乏具有实力、活力和竞争力的私立大学。这就使大学不愁生源和师 资，可以高枕无忧。按理说，高校教师应是大学改革的动力和主体。但在人才市 场委缩和国立大学垄断情势下，他们为生存却不能不依赖单位和政府。近年虽有 一定人才流动，也只是少数“尖子”由低价依赖向高价依赖转移，根本形不成改 革推动力。而某些学校，试行无标准末位淘汰“聘任”与“下岗”制改革，反而 更强化了教师对单位也即对权力的依赖。因为这些毫无经营能力的教师，尤其是 人文社科教师，在缺乏知识市场的条件下，一旦脱离原单位，连生存都成问题。 而作为精神生产者，又最需要稳定和无后顾之忧的环境。即使在充分市场化的美 国，大学教师也享有较之政府官员（包括大学官员）更优越的法定职业稳定性， 虽然也包含某些有待改革的惰性因素。当然，人家在端上“铁饭碗”之前，学校 要对教师作较长时间和较严格的考察，而不象中国，只要进了大学门，就可端上 “铁饭碗”。总之，原有“供养”与“依赖”的“单位”模式基本未变，大学教 师的经济地位和心态，确实难以充当大学体制改革的动力与主力。 　　二是我们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大学不可能成为纯粹的文化、学术机构，使大 学“单位”难以向现代大学本性复归。《高等教育法》规定得很清楚，高校的培 养目标，是培育有专业技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政治色彩十 分鲜明，“接班人”干脆就是个政治概念。该法还规定了大学最高权力机构校党 委的无限权力，以及教育质量应“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等等。这一切，都显示 了党和国家控制高校的决心。也许还有个不便明言的意图，即加强意识形态控制， 以防西方的“和平演变”。对九十年代国内外政治风波的某种官方理解，更暗暗 强化着这一意图。因此之故，即使在要求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今天，对高校的政治 思想控制不仅没有丝毫放松，而且还有加强的趋势。“绝对服从”仍是教职工唯 一的也是最有利的选择，除非你甘愿从“单位”退出。也就是说，原来“单位” 的“控制”与“服从”格局依然故我。这就与现代“大学自治”、“学术自由” 的精神扞格不入。 　　北大及其它高校人事改革，不从干部开始，实也事出有因。由于众所周知的 体制原因，大陆缺什么就是不缺干部。显而易见，干部队伍过于庞大，已成事业 发展的一大障碍。问题在于，他们的出路何在？这些并无一技之长的人，较之教 师，更无人材市场。然而，他们也要吃饭，而且还不愿比别人吃得差。因此，在 对这些作为权力基础的干部的出路未做妥善安排的情况下，就决不可能启动干部 人事改革。 　　总之，较之其他国营“单位”，大学更难走出“单位”僵化阴影。 　　二、大学改革中的“权力”瓶颈　 　　基于上述“单位”属性，大学就不能不具政府权力色彩。所有公办大学，都 隶属一级政府。中层以上官员，均由上级党委任命、批准。上级党委，实际是真 正的董事会，大学权力只能对它负责，一切听凭“将令”。这样，它就根本不可 能从真实的社会和学校内在需求中，寻求改革的动力和方向，而是无条件地服从 上级需要。现代大学“独立”、“自治”原则，只能是遥远的梦幻，甚至在有些 人眼里还是个噩梦。从最积极的方面来看，目前高校改革的基本指向，也只是为 党的中心工作“发展经济”提供智力支持。而维护价值与意义，守望精神与理想， 监督、批判权力，均不在视野之内。尤其是对于最需改革的大学权力本身，上上 下下更是讳莫如深。更准确地说，是只考虑如何“加强”它，“改进”云云，只 是姿态而已。 　　公办大学均是各级政府世袭领地。政府通过大学权力，落实各种战略部署， 并享受安插、提拔干部、工作人员的便利，以及招生、分配等种种优惠。因此， 各级政府自然会对所属大学权力施加保护，抵制公众和校内的批评。但这种保护， 又是一种等级保护，故有部办、省办、市办和重点、非重点之别，政策倾斜、吃 偏饭就在所难免。且不说私营大学，即使在公办大学中，也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 平等竞争，也没有公平可言。在重点院校，由于机构臃肿，目标含混，即使追加 大额投资，也仍是杯水车薪。而在许多地方院校，却往往只有工资财政；可地方 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也决不会让其淘汰出局。学校为摆脱困境，只好拚命扩招， 从而导至教学质量急剧滑坡。总之，办学经费的窘促与资源浪费同时并存，很难 达至资源最佳配置。 　　按理说，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大学教师，如能形成一个利益群体，应能成为 一个压力集团，促进大学改革，而为何竟未成为现实呢？除了上述经济依赖之外， 也根于大学权力性质。作为准政府权力的大学权力，是高度集中、垄断的权力， 而不允许任何权力分化。诸如工会、职代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组织，实质上都 是党委权力的延伸。象全社会一样，这里决不允许真正的自由结社，高校教师自 也难以形成明朗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只不过是一群一盘散沙的打工者，往好处说， 也不过是长工而已。而现代民主理论却认为，自由结社乃民主推动力，从本源上 讲，民主就是一种结社。既然作为大学主体的教师不能结社，也就难以成为校园 民主的动力与压力。相反，教师却每每成为“改革”对象，象量化考核、末位淘 汰、全省统考、教考分离，以及北大新近出台的不升即辞等“改革”，均无不为 教师而发。“改革”成了“革改”。你不是要求改革吗？那就先从你身上开刀， 死死地控制你。这看起来很滑稽，却又是严酷的现实。 　　相反，最需改革的大学权力，却来领导大学改革。他们必然要把改革引到有 利权力者的方向。事实证明，只改换权力者的成分，而不改变权力结构和功能， 改革将毫无效果，基至适得其反。大学领导的年轻化、知识化与专业化，不仅没 给我们带来所预期的新气象，而且使我们见识了他们远超前任的以权谋私能力。 这再一次证明：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不管权力者是谁。从某种意义上讲， 高校改革就是由权力性利益垄断向知识性利益分化转移。但由于缺乏权力分化的 保障，便出现权力“寻租”的广阔空间。权力者虽然让渡部分利益给知识者，却 又随手夺回大分额“回扣”。他们优先获得知识者所拥有的学术职衔和荣誉，并 在提职、提资、评优、立项、报奖、参会、出国等活动中处处占先。这种以权谋 私行为，才是真正的腐败。除市政建设外，大学是基建投资最多的领域。高比例 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而这儿竟至今仍是被反贪局遗忘的角落。腐败只能是以 权谋私。将某些教师的学风不正、文德败坏，判为“学术腐败”，实在不伦不类， 客观上只能为“腐败人人有份”论张目，转移反腐败的视线。权力者的种种特权 和腐败行为，严重侵害了专业教师的利益，败坏了学术和学术职衔的声誉，并使 其大大贬值，从而导至建国以来对知识者的第二次大剥夺。 　　总而言之，准政权式的、高度集中的大学权力，成为制约大学改革的最大瓶 颈。 　　三、大学改革中的“文化”制约 　　此处所谓“文化”，主要指大学知识者所体现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群体生存 方式与价值观念。 　　个人力求融入群体，是我们的民族传统，知识者也不例外。许纪霖指出： “中国知识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尔凯郭尔那样的孤独气质，最后还是要 寻求一个群落，一个可以依赖的归宿。”古代士大夫，除以家族作为基本依托外， 为寻求更大范围的群体认同，只能直接界入官场，所谓“学而优则仕”。但官位 十分紧缺，极难满足士子要求。失意的士人，往往到绦林好汉中寻求认同并充当 谋士，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新中国，“单位”制满足了知识人的群体归属要求，同时也巧妙地控制了 他们，所谓“皆入我彀中”。人们常期在这里工作、生活，建立人际关系，俨然 成为团结、和睦的大家庭。既在这里获得社会身份合法性，也求得安定、安全感 和熨贴感。谁若脱离“单位”，就会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儿，被社会遗弃的“多余 人”。而多年来稳拿工资、奖金，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有人管的优越性，更为增 强了人们对“单位”的依恋。谁都不愿享受不为“单位”控制的独立与自由，甚 至对此感到恐惧。许多人都曾痛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苏联知识分子那种独立 的“精神谱系”。殊不知，群体认同情结与“单位”依恋是个重要根源。然而， 大学教师的这一心态，却使“大学自治”、“民主管理”和“思想自由”等现代 大学理念极难落实。 　　中国士阶层，本来就有注重“功名”的传统，所谓“功成名就”、“衣锦还 乡”。“十年寒窗苦，便为人上人”，他们所看重的，是诸如名、权、利等最终 效益，而非奋斗过程和创造发现，在自我实现中获取精神满足。正因普遍追求功 利，学校集体弄虚做假，追求小集团私利，反而极受拥护，从而导至更可怕的集 体学术腐败。大家互相攀比的，也是所得“好处”，而非所取得的成就，“红眼 病”就势不能免。此种心理，根本无望树立现代大学所要求的“学术忠诚”。加 之由年资、籍贯、母校等等差别所形成的派系，就使大学教师很难形成利益共同 体，成为改革压力集团。相反，却很容易被大学权力分化利诱、各个击破。由于 资源分配还基本上是权力分配，所以各个“小圈子”也就拼命接近、影响乃至争 夺大学权力，以抢占资源分配制高点。于是，大学权力核心，无形中便成为共同 的依靠、争夺对象，谁也不愿将它视为改革对象。这就使大学权力改革，失去了 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根本动力。 　　综上所述，较之其他部门，公办大学的体制改革，受到更多更大的经济、政 治、文化制约，可谓任重而道远。其前景，将取决于大学资源的总量增长和资源 多元化；取决于国家政治改革的整体推进，尤其是结社、言论自由的落实；也取 决于知识者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逐步更新。这一切，均需时日和机遇。 　　不过，人们似也无须悲观，也不应毫无作为。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 与完善，加入WTO并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大学体制改革的 外部压力将与日剧增，彻底改革是迟早的事。顺应时代潮流者，应创造条件，实 施某些可以承受的渐进改革，以迎接最后的质变。否则，到不得不变的时候，将 会引发巨大阵痛。逐步推进大学民主，扩大教工学生尤其是教学骨干的民主参与， 又是改革的突破口。其实质，是权力阶层能否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自身长远利益 出发，牺牲部分和近期利益。这对权力者是否真正实践“三个代表”，是个切实 而又严峻的考验。相反，如不从关键处突破，而有意护短，避重就轻，改革必然 走火入魔，北大方案即为显例。时至今日，权力者和群众双收益的改革时期已经 结束；在大学权力这根最敏感的神经被触动之前，出台改革方案应慎之又慎，以 免继续侵犯教师权益。而侵犯这种权益，实质上就是压抑和打击先进生产力。 　　据朱正所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记载，早在1957年初， 毛泽东就有改变学校党委领导制的动议，并获得许多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但旋 即成为所谓“右派”反对党的领导的一大罪状（第68、281页）。此议虽至今搁 置，但《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29日报导，东北师范大学已在院系一级试行 “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基础上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2004年2月4日《中国 青年报》又披露，苏州大学各学院也已成立教授会，并拟于年底建校级教授会。 这真是个好兆头。将代表高校先进生产力的教授群体排斥于大学权力之外，无论 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但愿这种试验，有一天会在全国大学全面推开。退一万步， 也但愿不要再出现1957年那种重大历史反复。历史留给我们的时机确实已经不太 多了。 (XYS20040216)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