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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甘德怀的北大考博为例：法之难行之源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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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旺生教授在分析法之难行之源时认为，中国法律难行的根源在于立法质量
低劣、行政执法主体、司法弱化、法学未能经世致用这些因素。实际上，这些因
素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是我们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化怎样才能有高质量的
法，怎样才能实现这个高质量的法。

　　法学的学者们可以不断的设计法律，甚至一夜之间可以起草一部自认为好的
法律，但这个法律草稿会变成法律吗？不一定。因为这个法律可能不符合统治者
的利益。中国向来是政治家立法，而不是法学家立法，更不是所谓人民立法。个
别法学专家自称“中国立法之父”，在我看来可能是太高估了自己。即便某个法
律建议案被侥幸通过，也不一定被执行。这也是中国有400余部法律，只有30-50
部较为有效的原因之一。

　　如果按周旺生教授所推崇的定义，法是司法规则的总和，那中国现在制定的
很多法律，包括周旺生教授参加拟定的什么中关村条例，能称为法么？所以，法
是司法规则的总和只是从法的实施状态而言的。法的表现形态有很多种，但总的
来说有两种，一种是实现了的，一种是纸上的。我们不妨以甘德怀的北大考博为
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甘德怀争议一方面由于北大在博士招生上的规则不完善，另
一方面既有的规则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

　　那么，北大这个知名学府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好的规则，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
上面的有便宜的人不愿意改变现状，在下面的弱者无力改变，只好忍受或者适
应，然后寻找非正式的渠道，比如找导师沟通啦，甚至送钱、送人的。这就象社
会中，人们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是找关系，送礼打通某个环节，而不是从法律的
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以来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成了一个摆设，它再好也发挥
不了威力。这里的考博，哪怕是北大，对考生而言，如果被录取，应该庆幸，如
果没有被录取，抹掉汗水和泪水，祈祷下次有更好的运气，再来一次。在北大，
据说有人考了8年，是多么可歌可泣。

　　作为法学研究重镇的北大尚且这样，作为著名的法学专家尚且如此行事，我
们对当今中国的法治能有多少奢望呢。我认为，一个社会的进步，不仅有赖于有
良知的学者，也有赖于许许多多的甘德怀的抗争。

　　甘德怀值得敬佩之处在于，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伤害后能勇敢的去争取，不屈
服于学校，不屈服于权威，正是这样，法律才可能进步，才可能施行。因为在中
国，对于很多弱者而言，通常不愿意拿自己的生命或其他昂贵的代价来和特权作
斗争，因为这样可能使自己损失更大，中国人向来能忍，多是只好吃哑巴亏。甘
德怀抗争，使中国的法治有些许希望，众多的甘德怀汇成中国法制现代化最重要
的法律群体。甘德怀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回答了周旺生教授考博面试时的两个考
题。

　　这个夏天，北京的两所著名高校都爆发了招生争议。（人民大学更是糟糕，
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一些硕士考生们至今仍在受煎熬，参见南方周末相关报道，人
大147名研究生梦断苏州）。这不禁让人思考，中国的大学怎么了，怎么连传播
文明、正义的大学也是这样，那些宣扬法之正义的教授们下次如何再脸不变色心
不跳的讲演，中国靠他们去设计法制现代化吗？

　　这里不揣浅陋，就教于大家，法之难行之源究竟何在？

(XYS2004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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