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周 作 人 文 选·之 十 三 中 国 新 文 学 的 源 流 庾荷之扫描 肖毛校对 附录三：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书君 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的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 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加以周先生那“冷冷然”的语 调，和它的幽默的“幽默”（Quietistic Humor），我们读完之后更觉 得它十分地 Companionable。惟其书是这样的好，评者愈觉得为难：要 赞呢，须赞个不休；要评呢，又不愿意糟蹋这本好书。当然，那种评论 普通文学史的手段——评论作者之标举不当（sins of Omission and Commission），在本书是用不着的，因为作者本意只是“偶然标举，意 不求全；”对于本书理论上有不同意的地方，例如，作者纯粹的“为文 学而文学”的见解——我名之曰文学的“自主论”（Autonomy），亦无 须讨论，因为这不是本书的重心所在。我的方法，只是把本书全部地接 受，而于其基本概念及事实上，加以商榷，或者说是补充琐碎的地方， 都存而不论。但是，关于现代中国文学一节尚待专家来讨论，此处恕从 略。 本书的基本概念是：明末公安派竟陵派的新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 这次文学革命运动，趋向上和主张上，不期而合，或者用周先生自己的 话，“无意中的巧合”，因此周先生颇引为“奇怪”的事。我看，这事 并不足为奇，因为这两个文学运动同是革命的，所以他们能“合”；又 因为他们同是革命的而非遵命的，所以他们能“不期而合”——假使“ 有期而合”，便是遵命的了。如此着眼，则民国的文学革命运动，溯流 穷源，不仅止于公安竟陵二派；推而上之，像韩柳革初唐的命，欧梅革 西崐的命，同是一条线下来的。因为他们对于当时矫揉做作的形式文学 都不满意，而趋向于自我表现。韩的反对“剽贼”，欧的反对“挦撦”， 与周先生所引袁中郎的话，何尝无巧合的地方呢？诚然，周先生把唐宋 元的文学，叙述得太“大意”（Cavaliarly）了。韩柳之倡两汉三代， 欧梅之尊杜韩（关于欧是否也尊杜的问题，不能在此讨论），正跟公安 之倡白苏一样（严格地说，白苏并称，只有伯修，中郎称东坡而遗香山 ），不过是一种“旧瓶盛新酒”的把戏，利用一般人崇远贱近的心理， 以为呐喊的口号。不幸，韩柳的革命是成功了，而只能产生遵命的文学 ；欧梅的革命也成功了，也只能产生遵命的文学；公安竟陵的革命，不 幸中之大幸，竟没有成功（照我所知，两派的声势，远不如“七子”的 浩大〕，所以才能留下无穷去后之思，使富有思古之幽情如周先生也者 ，旷世相感起来。这里，似乎不无成败论人的“抗不来格事”（Complex） ；当然，普通成败论人的标准，在周先生是反过来了。 周先生把文学分为“载道”和“言志”。这个分法本来不错，相当 于德昆西所谓Literature of Knowledge和 Liteature of Power。至于 周先生之主“言志”而绌“载道”，那是周先生“文学自主论”的结果。 这种文学自主论袁枚在他一首致友人论文第二书里讲得差不多有周先生 那样的清楚，我们毋庸讨论，只是，周先生以“文以载道”和“诗以言 志”，分为文学史上互相起伏的两派，这原是很普通的说数，研究历史 的人，都知道有这种Diaclectic Movement。不过，周先生根据“文以载 道”“诗以言志”来分派，不无可以斟酌的地方，并且包含着传统的文 学批评上一个很大的问题，“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在传统的文学 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题，有如周先生和其他批评家所 想者。在传统的批评上，我们没有“文学”这个综合的概念，我们所有 的只是“诗”、“文”、 “词”、“曲”这许多零碎的门类，其缘故也 许是中国人太“小心眼儿”（Departmentality）罢！“诗”是“诗”， “文”是“文”，分茅设蕝，各有各的规律和使命。“文以载道”的“ 文”字，通常只是指“古文”或散文而言，并不是用来涵盖一切近世所 谓“文学”；而“道”字无论依照文心雕龙原道篇（一篇很重要的参考， 而蠹鱼生活中所载雪林女士之文以载道一文，竟没有提到，却引了无数 老子淮南子的不相干东西）作为自然的现象解释，或依照唐宋以来的习 惯而释为抽象的“理”。“道”这个东西，是有客观的存在的；而“诗 ”呢，便不同了。诗本来是“古文”之余事，品类（Genre）较低，目的 仅在乎发表主观的感情——“言志”，没有“文”那样大的使命。所以 我们对于客观的“道”只能“载”，而对于主观的感情便能“诗者持也 ”地把它“持”（Control）起来。这两种态度的分歧，在我看来，不无 片面的真理，而且它们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原是并行不背的，无所谓 两“派”。所以许多讲“载道”的文人，做起诗来，往往“抒写性灵” ，与他们平时的“文境”绝然不同，就由于这个道理。他人不用说，举 周先生所谓“桐城派定鼎的皇帝”为例罢；读过姚鼐的诗的人，一定会 和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那样想：“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 重轻”！周先生书中曾引过刘熙载的话，我们更把刘氏艺概为例罢；刘 氏在旧批评家之中，是比较有思想的人，但是在艺概一书中，文概和诗 概划然打作两撅！文概里还是讲“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诗概里 便讲“性情”了。这一点，似乎可资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的人的参 考。 本书讲公安派颇详细，讲竟陵派不过寥寥数语，这当然因为公安派 在理论上比较有发挥。但周先生因此而谓公安派持论比民国文学革命家， 如胡适先生，圆满得多，这也许是一种立异恐怖！公安派的论据断无胡 适先生那样的周密；而袁中郎许多矛盾的议论，周先生又不肯引出来。 譬如周先生引中郎所作雪涛阁集唐文而加以按语谓：“对于文学史这样 看法，较诸说‘中国过去的文学所走的全非正路，只有现在所走的道路 才对’‘要高明得多’，而不知中郎致张幼于一札中也仿著七子的口气 说过‘唐无诗，秦汉无文，诗文在宋元’那种一笔抹杀的不甚‘高明’ 的话。”又如以民间歌谣如打枣竿，劈破玉之类与宋元诗混为一谈，似 乎也欠“高明”，（附带地讲一椿有趣的巧合，中郎的提倡民间文学， 诚无足怪，而一意复古的巨子如李空同，也令人意想不到地提倡民间文 学，参观诗集自序及拟乌生八九子后附郭公谣自识。从来讲明文学史的 人，对于这一个有趣的Rapprochement都没有注意到）。此外枝枝节节的 刺谬，亦不在少数，例如在答梅客生一书中，捧东坡为千古无两，而在 上冯侍郎座主一书中，对徐青藤那样捧法，则“卓绝千古”的东坡又出 青藤之下了。在致张幼于一书中，把汉唐一笔抹杀而推重宋元，而在答 梅客生另一书中偏又说：“当代可掩前古者，惟阳明之学而已；其他事 功文章尚不敢与有宋诸君子敌，遑敢望汉唐也”！徐青藤又似乎被王阳 明挤出了。诸如此类，虽不必—一举出，我们可以想像中郎的善于自相 矛盾了。更有一件有趣而周先生没有讲到的事，就是袁中郎多少有和周 先生相似的地方——主张八股的（参观时文叙、与友人论时文诸篇）。 我们知道周光生的主张讲八股，是为了解旧文学起见；中郎则不然，他 为“时文”的“时”字所惑，以为“时”即“不古”之谓，所以居然以 “时文”当作“天地间之真文”。就这一点论，袁中郎的识见，远不如 周先生自己来得“高明”了。 周先生又举出几个人如金圣叹、李笠翁，以为他们皆受公安派和竟 陵派的影响的。不错，这几个人都是文学上的流星，向为正统文学史家 所忽视，诚然有标举之必要，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公安派和竟陵派在正 统文学上的影响，例如它们与明清间“宋诗”运动的关系，尤其是钟谭 对于王渔洋诗学的影响；这许多问题，一般文学史书都没有注意，我的 意见，与周先生完全一致，不过为补充周先生之说起见，故提到这许多 问题。 在初，我已经声明不谈标举的问题，但是看了附于书后的近代散文 钞目录之后，又忍不住要说一句话。周先生提出了许多文学上的流星， 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没有能“Swim into his Ken”这个人便是张大复。记 得钱牧斋初学集里有为他作的状或碑铭。他的梅花草堂集（我所见者为 文明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我认为可与张宗子的梦忆平分“集公安竟陵 二派大成”之荣誉，虽然他们的风味是完全不相同的。此人外间称道的 很少，所以胆敢为他标榜一下。并且，我知道，叶公超先生对于这本书 也非常的喜爱。 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 ”的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 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 的模型（Pattern）；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因 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须继续革命； 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这不仅文学为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 的革命，亦何独不然。所以，我常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 理论上的失败。这诚然有些乞斯透顿式“诡论”的意味，但是叔本华说 得好：“假如在这个世界里，真理不同时是诡论，这个世界将何等的美 丽呢”！后之视今，正犹今之视昔，世间有多少始于‘革”而不终于“ 因”的事情？ 把周先生的书批评了一大套，并不足以减损它的价值。这本书无疑 地能博得许多称誉，无须我来锦上添花，虽然如裴德所说，最好的批评 都是称誉。 选自《新月》 附录四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佚名 民国二十一年三四月间周作人君应辅仁大学之请，以中国的新文学 运动为题作连续讲演。邓恭三君记其讲词，经周君校阅，易名中国新文 学的源流，同年九月在北平出版。 周君自谓：“这讲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并非依据西洋 某人的论文，或是遵照东洋某人的书本，演绎应用来的”。盖“民国以 后的新文学运动，有人以为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胡适之先生……以为 白话文学是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学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只因 为障碍物太多，直到现在才得走入正轨，而从今以后一定就要这样走下 去”，周君意不谓然，以为“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 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此两种力量（或思潮）如说评书者所 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此次之新文学运动，不过两思 潮中之一（曾经一再隐现于文学史上者）之再度显现而已。此一点，发 前人之所未发，确为周君独到之创见。 书凡五讲。第一讲汎论关于文学之诸问题，略论文学的定义范围起 源用途及研究之对象与预备知识。此中意见已散见周之各著作中，但系 统的立论，此其第一次。全书之最精彩部分，为第二讲。其中提出所谓 两种思潮：（甲）诗言志——言志派，（乙）文以载道——载道派，前 者为“即兴的文学”后者为“赋得的文学”；或如鲁迅所说，一为“革 命的文学”一为“遵命的文学”。试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下列诸时期：（ 一）晚周（二）两汉（三）魏晋六朝（四）唐（五）五代（六）两宋（ 七）元（八）明（九）明末（十）清（十一）民国，则单数诸时期悉为 言志派，而双数为载道派，核之文史，若合符节本书固题名中国新文学 的源流，在周君之意，欲说明新文学运动必先稔知前此之文学为如何， 故本书即自明末之新文学运动说起，中经清代之反动，由此反对乃产生 最近之文学革命运动。明末之新文学运动与民国以后之运动，其为言志 派思潮之兴起，殆完全相同。故胡适之“八不主义”实无异明末公安派 三袁（宗道、宏道、中道）及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主张之复活。故得一结论曰：“ 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 学运动的原因”。明末之文学运动，至清季乃渐衰微，虽有金喟李渔郑 燮金农袁枚诸人，而袁氏已为绝响。当时有力量者实为八股文与桐城派 古文。其下第三第四讲即分论清代文学之反动（上）八股文（下）桐城 派古文。周君尝在骆驼草周刊上发表论八股文一文，主张研究中国文学 之学生必读八股。“因为八股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 ，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 所得，既不能通旧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的起源”。八股之 规则奇繁，流弊滋多，其引起反对乃属当然的。清季自洪杨乱后反对八 股之势力即发动，迨及康（有为）梁（启超），始得政治上的成功，而 八股势力在社会上之思想方面文学方面，则至陈（独秀）胡（适）等正 式提出文学革命口号，始见动摇，桐城派自曾国藩扩大范围，吴汝纶严 复林纾辈已渐与新兴起之文学运动接近。然及后新文学运动兴起时，诸 人卒成反动者，则两者立于反对地位，严林之基本观念在“言道”，而 新文学之基本观念在“言志”也。自甲午战后，文学方面即随政治而时 时动摇时时变化。此时实为上一时代之结尾，下一时代之开端，而梁启 超当其冲。一俟西洋科学哲学各方面思想输入，第五讲之文学革命运动 的新时代遂产生矣。 周君认定中国文学中“言志”“载道”两派思潮互为消长。新文学 运动初非新奇，不过言志思潮之再兴殊为确当。于此不独为中国文学史 得一新观点，且为中国新文学源流得一新解。即补充之，谓时下新兴普 罗文学为载道思潮之再起也可。 选自《大公报·文学副刊》 附录五：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孙福熙 “新文学”的名词，已经是听得比“大烧饼油条”的叫卖声更是讨 厌了。为什么讨厌他呢？第一因为没有人明白解释新文学是什么东西。 第二因为大家把新文学看得很神圣，不敢否认，甚且不敢对新文学发生 一点疑问。 周作人先生在北平辅仁大学讲演，题目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五次 的讲演，详述什么是文学，中国文学的变迁，与革命的新文学所以产生 的原因结果。周先生把历来的文学分为“载道”与“言志”两种主张， 依时代而互为消张。新文学的产生重在“言志”，是必然的；而将来的 趋势必得于人生和社会有好处的才行，而这样又是“载道”的了。 不明白新文学与自以为明白新文学的人，谈翻阅一遍。因为这书文 字的清晰，而且例证丰富有深味的缘政．看一遍就要两三遍十廿遍。 从此知道“新文学”不是肉麻的名词。 选自《艺风》 附录六：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主 这是作者在北平辅仁大学的讲演。共计五讲：第一关于文学的诸问 题，第二中国文学的变迁，第三清代文学的反动上一一八股文，第四清 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第五讲文学革命运动。附录一：论八 股文，附录二：沈启无的近代散文钞篇目。 周先生是新文学的老行家，虽然他自谦是信口开河说下去；但是在 这两三万言的小册里，已能把二三百年来文学变迁的大势包罗无遗，我 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本领。 这本书可注意的地方有两点：第一点述说明代文学的革命由于袁宏 道等的公安派，就是现在的新文学革命，也受了他们底影响。他说：“ 最近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他即是复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 我以为明代文学的革命不独是公安派，即如江西的艾千子陈大士也 是文学的革命者，他主张用成弘体来改革前后七子的复古派。《天傭子 集》集里面，几篇论文的文章，都很有见地。至于与艾千子对敌的张天 如却是一个复古的作家，那时候他两家打笔墨官司，就等于民国八九年 的时候，蔡孑民胡适之和林琴南对抗差不多；不过张天如，运用政治的 手腕，把艾千子打败了。 周先生仅把公安派来代表文学的革命，这与胡适之作白话文学史把 杜甫白居易都拉到白话文学作家里来一样的见解，因为他们所宗的是什 么，就把古来的作者当作什么了。 第二点，他把八股、古文、骈文、新文学，画成一张表出来，他说： “骈文的出发点，为感情，而也稍偏于形式方面。以感情和形式并重的, 则是这时期的新文学”。所列的表，和所叙述的话，都很能中肯。他又 说：“单依文学为谋生之具这辈的人，如加多起来，势必制成文学的堕 落”。因为文学是一件艺术品，须际于兴会，和所遇的环境，才能做出 一篇好文章来；要是拿他当饭碗来谋生活，那出产品决不会好的。这一 点，我们很表同情。 这本书仅叙到胡适之俞平伯就完了。对于郭沫若成仿吾，在首章虽 然叙及，但说到新文学运动以后底作者，始终没有提及。也许“普罗” 和写实的文学，对于周先生不合脾味，所以不说了罢！ 选自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 编后记 本书由编者根据上海书店影印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 底本加以校订整理。同时，为了便于大家对该书有更多的了解，在附录 中收入了中书君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佚名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孙福熙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主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四 篇文章。由于本人学识有限，目前这个校订本难免会有错误，望专家学 者指正。 最后，我要感谢钱谷融先生、徐中玉先生、冯契先生和戴家祥先生 在审订这套丛书时，给予的帮助。也感谢华东师大出版社王焰小姐的热 情帮助。也感谢周丰一先生慨然允诺出版知堂老人的这部讲稿。 扬扬 1994年9月 肖毛校记： 先说一下我的个人意见。我认为这四篇附录中，除作者“中书君” 外，其余的文字不是盲目的吹捧就是没话找话，胡乱讽刺，根本不值一 提。而中书君的那篇文章，当初看过之后，觉得作者读的书很多，文中 倒也有些正确的意见，尤其在后面。但是总的来看，作者虽然书读的多， 可有些读死书，钻牛角，爱故意显示他的英文，他的意见多数也荒谬的 很，似乎是不懂文学的新手所写。有些周作人的错误，他虽然发现，却 说不清楚；而周作人的精髓，他基本不懂。 总之，这个人的“胡搅”和“学识”给我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当然， 我觉得他的文学修养远不能和周作人比。后来，我在《中国现代文学批 评史》（许道明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定价：18元）里偶 然知道，“中书君”原来就是著名的钱锺书！ 虽然如此，我还是不悔我上面的评价，所以先把它们记在这里再说。 钱锺书的学术研究是很出色的，这点谁都承认，但他的文学见解就远不 如周作人，这是我所承认的。我非常喜欢钱锺书的《围城》，但也感觉 那本小说在结构等方面有极大的缺陷——我喜欢它，主要是由于语言风 格的缘故。 别人对钱锺书怎么看，尤其是对他的这篇文章？那是别人的事，我 管不着。不过，我可以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抄一段关于“中书 君”的这篇评论的意见出来，因为这本书的印数只有2000册，恐怕一般 人没看到过： “钱锺书的吉光片羽未透破周作人批评观点上的特征，也是事实。 当时有分量的反响，大都指出历史循环论对周作人带来的局限，忽视了 时代和社会所提供的新因。” 因此，对这四篇附录，我只是改正了错字就完事了，没有写有关具 体字词的校记，因为我认为不值得。对了，忘了说了，这四篇文字本来 不是收在初版本里的，而是收在陶明志编的《周作人论》（上海书店19 87年3月据北新书局1934年初版本影印，定价1.40元 印数6000 ）里。 编者自作聪明，把这些烂文字收为附录，实在不象话。 如果知堂地下有知，我想也不会赞同编者的做法的。为什么呢？请 看下面1966年3月18日周作人寄给曹聚仁的信中的这一段话： “…且说陶明志编之《周作人论》中，除苏雪林文最有内容之外， 余悉是阿谀余漫骂的文章，可谓有识。” 可见，周作人对《周作人论》里的文章的态度如何。另外，《周作 人论》里还收了一篇陈子展写的名为《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漫骂文 章，为什么编者没有收录呢，它也是评这本《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呢:-) 到这里，这本书终于校对完了。这时我忽然有一个感觉：我真幸福， 手里有《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初版本的影印本，不必受本书编者的气。 看编者的“编后记”，知道编者手里也有《周作人论》和《中国新文学 的源流》的影印本，而且我们的版本可能还相同，未免悻悻。《中国新 文学的源流》影印本的印数只有4500本，为什么让编者买到了一本呢？ 多么可惜呀，应该留给别人读才对。再看编者的“编后记”，知道编者 的文字水平也差，那么点意思，罗嗦了那么多字，真是浪费纸张。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校对后记 刚校对此书时，我本来打算校对全文后写一篇长长的评论，但是现 在一是由于我很忙，二是由于天太热，没心思写东西，就只好把两种我 认为最好的评论摘抄出来，用来代替我的评论了。 其一，是两则许道明的评论，摘自其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这观点我只部分赞同： “坚持言志和即兴的原则，表达自我，注重个性，仍旧是他的发脚点 ；…自觉沟通现代与传统，这是他的用心；而将新文学归结为传统个性 主义文学的复兴，则是他的结论。” “钱锺书的吉光片羽未透破周作人批评观点上的特征，也是事实。 当时有分量的反响，大都指出历史循环论对周作人带来的局限，忽视了 时代和社会所提供的新因。” 后一则我在上面的校记里抄过，这里再抄一遍，因为它们分别谈了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优缺点，说的很客观，尚不失为一家之言。 其二，是司马长风在其所著《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里的有关评论， 我不但基本赞同，而且还表示佩服，所以要抄多一点。 司马长风是谁呢？其实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可能是台湾或者香 港人，写过三本《中国新文学史》，出版后争议很大，曾经和夏志清或 者柏杨（？）等人为此书吵了很久，具体我全不了解，没法多说。我上 中学的时候，不知怎么就听说了这三部书，却不知道哪里出版。后来， 在书店举行的香港图书展上看到了这书，可能卖几十人民币吧，总之我 是买不起——那时国内一本400页的书，定价虽然才2元左右，我还买不 起呢。1996年8月7日，我在旧书摊居然看到了这套书的中册（1978 年11月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再版本），虽然封皮破得不成样子，我 还是买了下来，因为只卖两元。回来经过我的修补，这书看起来居然还 很新呢。奇怪的是，这本书的扉页上居然盖着“郑州瓷厂工会委员会” 的印章，那么它是怎么跑到哈尔滨的呢？ 不多说了，还是抄录这书里的评论吧： 一、《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优点： “这是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有系统和最具创造性的文学见解。” “…以即兴解释言志，以赋得解释载道，尤具卓识，使他的文学见 解达到通透无碍之境。” “周作人这部书主要旨趣有二：（1）是使新文学运动与中国文学传 统衔接（2）摘清史上文与载道的面目，从而冲洗当时的新载道派。就前 一问题说…他使新文学的根须插入传统的土壤，这一点极具历史意义。 可惜直到现在还没有扭转。就后一问题说…他鞭挞新载道派…高标言志 的正路，实为那个时代的空谷灵音。” 二、对两段《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的原文的理解： （一）“椅子原是作为座位用的，墨盒原是为写字用的，然而，以 前的议员们岂不是曾在打架时作为武器用过么？在打架的时候，椅子墨 盒可以打人，然而打人却终非椅子和墨盒的真正用处。文学亦然。” （二）“八股算是已经死了，不过，它正如童话里的妖怪，被英雄 剁做几块，它老人家整个是不活了，那一块一块的却都活着，从那妖形 怪势上看来，可以证明老妖的不死。”又，“吴稚晖公说过，中国有土 八股，有洋八股，有党八股，我们在这里觉得未可以人废言。在这些八 股做着的时候，大家还只是旧日的士大夫，虽然身上穿着洋服，嘴里咬 着雪茄。” 第一段话意在根绝人们把文学当作政治工具，那是糟蹋文学，同时 失去文学的资格； 第二段话在讽刺用文学“载道”的人，是八股的妖风复活。他这些 话，直到现在都还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批评，这是最精彩的评论部分： …但是由于他过分自信言志的原则，自遁于草木鱼虫，鬼神古董， 造成创作心灵于社会现实的阻隔。这使笔者悟出他的理论须挖深一层， 踏进一步才能烛照道理之全及他之所蔽。 载道与赋得，言志与即兴…这两组观点是不能等同的，必须进一步 区别。载道是内容的限制，赋得是形式的限制，有了这一区别，可产生 左列四组观点： （1）赋得的载道（2）即兴的载道（3）赋得的言志（4）即兴的言志 赋得的载道，是说奉命被动的写载道文章；即兴的载道，是说自觉 主动的写载道文章…也可以说是言志…也有个性流露…不过…终因虔于 载道之故…也足以窒息文艺。 赋得的言志，直说是被动的言志，确切的说是有限度的言志…不是 海阔天空任鸟飞了。 即兴的言志，是说既不载道，思想也没有框框，这才是圆满的创作 心灵，才能产生第一流的质地和色香俱佳的散文。 周作人之所蔽是在赋得的言志，即有条件，有局限的言志，这虽是 对周氏的批判，同时也是周氏理论的发展。 好了，都抄完了，朋友们以为如何？ 二○○○年六月二十日下午4:17:22肖毛写于电脑前 庾荷之扫描 肖毛校对 16:31 00-6-20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