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暮年 ·张承志· 前两年,元史界和北方民族史界的同行们曾筹划为南京大学教授、我国元史 研究会会长韩儒林先生纪念八十寿辰,出版一本元史蒙古史论文集。但工作正在 进行之中,韩先生却溘然辞世,旨在庆祝的论文变成了追悼论文集。 今年,我们又筹备为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八十周年、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 编辑一本论文集;可是历史又重演了——我先生竟也在酷暑之际,不留一言,突 然弃我们而去,使我们又只能出版一本追悼论文集了! 至少我感到,大树倒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时代,一个失去长者的时代已经在 悄悄地开始。在长者逝去以后,我不愿意让自己的文字因规循俗而乖巧、而奉承; 也不愿意在恩师辞世之际嗫嗫嚅嚅做孝子态;我宁愿继续在先生的灵前照旧童言 无忌,以求获得我受业与他的最后一课。 翁先生是一位学者,但他作为学者的一生也许是悲剧。我认识的翁先生是一 位老人;他作为一位老人却拥有成了无愧的暮年。 翁先生个人的著述不算多。除了他在哈佛留学期间用英文写作的《元史<爱 薛传>研究》(一本研究元代中国与欧洲关系的著作)之外,论文很少。其中最 重要的《元典章译语集释》(燕京学报三十,1946),仅作了几个词条,显 然是一件未完之作。翁先生的论文几乎都发表于四十年代末期,那以后,先是繁 重的教育工作,再是繁重的学术组织工作——吞没了他的精力和健康,也吞没了 它作为一位学者应有的著作。 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间,我总感到:他似乎下定决心不再著述。 自从1978年我考上他的研究生以来,我和同学们不知多少次表示愿意做 助手,愿意为先生留下一本传世之作竭尽全力。但是他总是微微地摇摇头,默默 地吸着那著名的烟斗。他那神态使我内心感到一种震惊,我觉得他似乎看透了一 切:包括我们的热心,包括学术著作本身。 我觉得他的那种神态平衡着我的年轻好胜的冲动。但我毕竟是我;1983 年我在日本东洋文库进行东北亚历史研究时,我曾向一些极其著名的日本教授谈 到翁先生是我的导师。但他们的问话使我终生难忘,他们说:“哦,是吗?我怎 么不知道您的老师,他有什么著作?” 我觉得自尊心受了重重的伤害。著作,著作就是一切!我简直是在咬牙切齿 地这样想着、写着。 但翁先生仍然默默地噙着他的大烟斗。在他那残破而昏暗的室内,时间在无 言中流逝。暗淡的光线映着他的脸,我觉得那脸上现出了一种坚毅。 惜墨真的胜于惜金。 先生不著作。 然而,在他殚精竭虑的领导下,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已经饮誉海内外。 伊儿汗——波斯史料《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的汉译本已经在我国出版。内 蒙古学者对元代另一巨著《元典章》元刊本的点校已经开始。基本史料整理,骨 干队伍建设,都已经初现规模。翁先生一贯坚持的思想已经在我蒙元史研究界日 益成为现实。——但上述这些本不该由我来写;我知道在这些学业大计的背后, 有不少学者在感怀着他们与翁先生之间的故事。那些故事使人们在漫长而枯寂的 劳累中,体会到了一些纯净和崇高。 翁先生家门大开,不拒三教九流之客。我曾经陪着翁先生和外国学者谈话。 他握着烟斗,用英语和他们慢声闲谈。但只要听到书名和论文的题目,他马上打 断谈话,当场要求把那名字写在纸上,然后仔细问清内容。这时他的小外孙女领 着一个同学进来了,他们大概刚上初中,做不出一道英文作业题。翁先生抽出他 数不清的词典中的一本,他给那两个小孩讲解时的神情和主持学术会议完全一 样。小姑娘走了,我看见翁先生脸上有一丝快意,也看见外宾脸上浮着的惊讶。 翁先生晚年慎于署名著述的态度近于神秘。 无论是我们同学,或是学术界一些同志,往往在自己的论文末尾注明“在翁 独健先生指导下”之类的话。这并非恭维,因为翁先生确实关心着他知道的每篇 文章。但翁先生一视同仁,一律大笔一挥划掉那句话。他划掉那句话时,那近于 快感的神态简直使我无法理解。 但是,在告别遗体时,我看到数不尽的学者、青年、前地下党员、工人都在 恸哭,为一位哈佛大学博士、燕京大学代理校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主席失声恸哭时,我突然想: ——著作真的就是一切吗? 也许,有的青年在他人生的途中需要一位老师。常常是,有幸遭逢的一席话 甚至一句话就能推动人生的一次飞跃,“导师”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在翁先生面前肆无忌惮。我激烈的咒天怨地。我发泄地攻击批评。我发现 了一条新史料欣喜若狂絮絮不休。我写作时需要去找翁先生说个痛快才能继续。 翁先生总是端着他的大烟斗,心平气和的听着,即使插上几句也全是商量口吻。 我特别兴奋的一次是在《文史》上发表了关于天山硇砂的文章之后:那一次我对 先生说,不管怎样我总算搞出了一篇肯定是正确的文章,因为我利用的不只是 史料而且利用了地质资料馆的“物证”。翁先生听着,不加批评,表情也很淡然。 但是后来,我胡扯中说一句: “日本有个古代雅利安博物馆——” 翁先生问:“什么?” 我愚蠢地又说:“古代‘窝、利、安、特’博物馆。古代雅利安——” 翁先生怀疑地望望我。他指指书架说:“那本字典。” 翁先生用他那本我也有的《日本外来语辞典》查了我那个“窝利安特雅利 安”——Orient,东方。 我挨了整整一个小时训斥。翁先生在那一小时里的厌恶、严厉、忿忿不满的 神情至今象是还在剥着我的皮肉。后来,有时我听见文学界一些朋友嘴里挂着 “感觉”、“特棒”、“文化学”等等词汇时,我喜欢抬杠:“哪儿棒啦?什么 文化?我怎么不懂呀!” 这种抬杠源于那一小时。我已经感到这种抬杠(当然更多是默不做声的)使 我收益匪浅。 在学问上,我是翁先生的不肖之徒。记得1979年年初,我终于没有瞒 住、而让翁先生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以后,我使劲解释说,写着玩儿的,休息时 写的,我不会耽误功课;而翁先生沉吟了一下,说道: “你会成为一个作家。” 它的口气中没有一丝不同意。我觉得他这个人没有一丝干涉学生,干涉别人 选择的坏习惯。他只是平静地发表了一下他对我观察的见解而已。 一九八五年年底,我鼓足勇气请求翁先生为我的小说集《北方的河》题写书 名。我没有表白我鼓足勇气的原因;没有说一句我对这本集子的自负、珍惜和我 盼望能和先生之间留下一点纪念的心情。 翁先生已经握不牢手里的笔。在他那间永远昏暗的阴冷的屋里,我看见这白 发苍苍、生命已届迟暮的老人颤抖着,用硬重的笔触为我写下了“北方的河”这 四个年轻的字。 他看不到这本书了。 翁先生在暮年下定决心不再著述,这于我是一个深奥的谜。我因为不能悟透 这个谜,所以总觉得作品重于一切。但有时我又觉得这里的矛盾并不存在,我觉 得我们师生其实是在完成同一个过程。更古怪的是,我虽然年龄尚小却禁不住地 总在想暮年;也许是先生的暮年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是的,生命易老,人终有暮年,更重要的是应该是暮年的无愧。学术会被后 代刷新,著作会被历史淹没,不是所有学者教授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也不是所 有白纸黑字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的。这是一种现世思想呢?还是一种来世思想?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能有一个像翁先生那样的暮年,是件很难的事,也是件辉煌的事。 在听到翁独健先生逝世噩耗的那一夜,我觉得我该做点功课纪念自己的导 师。我打算写一篇严谨扎实的蒙古史札记;但写成的却又是一篇小说。我写了我 国蒙古族牧人活动的最西极边境——伊犁的一个名叫波马的地方的日落景象,然 后填上了一个题目:《辉煌的波马》。 我相信,先生是会原谅我的。 1986年7月1日 输入:付振宪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