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真问题与假争论 逢之 据说国内学界眼下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先是有所谓的“张汝伦事件”，为大家 茶余饭后增加了不少的谈资。印象当中，不管何时，何地，何人，只要相聚在一 起，总是要就这个事件说三道四一番，义愤填膺者有之，嘲讽挖苦者有之，幸灾 乐祸者更是有之。再后来，突然一夜之间，大家的兴趣都转移到了《读书》杂志 身上，又沸沸扬扬地闹出个所谓的“读书奖事件”来，这回好象比上次的“张汝 伦事件”还让人着迷。各路人等，都急不可耐，纷纷亮相，一时间，网络空间有 吃紧之势。 作为圈外人，本来也象鲁迅先生所说的，我只是一位“看客”。但看着看着，就 觉得这里面有些问题让人觉得蹊跷。“张汝伦事件”本来是一个真问题，因为它 几乎触及到了当前汉语学界的所谓本质问题，或者说，它把当前汉语学界所存在 的几乎所有深层次的问题都给抖搂了出来，值得我们大家就此深入思考和讨论下 去。而“读书奖事件”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个假争论，因为很多人在参与争论的 时候慷慨陈词，嘴里说什么要为学术规范讨个说法，可眼里所看中的，或许还是 那些他自己想得而没有得到的东西，说穿了，还是孔方兄在作怪的缘故。 我们先来看看真问题。“张汝伦事件“是圈内同人孙周兴先生揭发出来的。根据 孙周兴先生的揭发材料，张汝伦先生的大作《历史与实践》系“抄袭之作”，而 且“人脏俱获”，似乎是铁板钉丁，容不得分辨。 我曾粗略地拜读过张汝伦先生的这部大作，说实在的，读后的感觉和孙周兴先生 原初的感觉是一样的，以为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汉语学界研究西学，基本 取向是“以人为本”，大多选择一位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做专题研究。这种取向的 一个优点在于立杆见影，也比较容易深入下去，但缺点在于见树不见林，一般比 较“小气”。《历史与实践》这部著作打破了这样一种重“点”不重“面”更不 重“线”的研究常规，就一个哲学范畴（实践）做谱系式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方 法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样的著作在汉语学界还不多见，可以相提并论者， 大概也只有刘小枫先生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我们没有必要去核实孙周兴先生的揭发是否实事求是，也没有必要进一步去查证 张汝伦先生的著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抄袭来的。这里不妨来一个假定：即就算 孙周兴先生的揭发全部属实，就算《历史与实践》整部著作都是抄袭来的。即便 这样，我也想为张汝伦先生鸣上几句不平。 1， 不平之一在于：张汝伦先生毕竟用功读书了。按照张汝伦先生在著作后记中 的交代，他的这部著作是他获得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在德国做客座研究的结果， 看得出来，张汝伦先生在客座研究期间，的确做到了“用功读书”这一点。否则， 他无法把那么多的原文材料阅读完毕，更不可能把这些材料吃透，组织和编辑起 来。光这“用功读书”一点就比学界那些只顾发言而不去念书的人要强上百倍。 2， 不平之二在于：张汝伦先生不但认真读书了，而且认真思考了。我们知道， 最近一些年来，实践哲学是西方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从形而上学层面上政治概 念的重新定义，到国家层面上政治制度的深入反思，再到社会层面上社会公正性 和社会合理性的全面探讨等；张汝伦先生不但敏锐地把握住了西方学界的这一现 实宏观走向，还在此基础上大胆地向前迈出了一步，想跳出当代西方实践哲学研 究的局限，从历史的角度和跨文化的角度，对西方实践哲学进行系统的清理和对 汉语世界的实践哲学初步加以重建。这种学术敏感性和学术责任感，特别是开阔 的学术眼光，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3， 不平之三在于：张汝伦先生太耿直了。如果按照学界当下的惯例，张汝伦先 生只要耍上两个小小的花招，就不会遭人诟骂。一个花招是在署名上，张汝伦先 生只要把“张汝伦著”改成“张汝伦编著”就行了；再一个花招是把责任彻底推 给出版社，声明本来是想用“编著”或“译著”的名义出版的，但出版社坚持要 以论著出版，不得已而为之。 4， 不平之四在于：张汝伦先生的这本书不管是不是抄袭的，但他都是张汝伦先 生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成果。相比之下，这就比汉语学界那些连抄袭或借用外 来学术都要利用别人要好得多吧。君不见，眼下西学研究，表面上蔚然成风，大 部头的著作一部接着一部，可是认真阅读一下，又有那些是有创造性的呢？有些 人利用自己的位置，让学生把外文资料翻译过来，然后自己组编一番，就可以成 书了；更有甚者，直接利用现有的翻译著作，不加思考，随意编辑添凑，照样是 大作问世。 我为张汝伦先生鸣不平，倒不是说我主张或支持抄袭，而是觉得在中国当代学界 中，“张汝伦事件”背后还隐藏着无数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据香港一家网站透 露，中国学术界研究西学的书籍有60%以上多少有抄袭之嫌，或都是有底本可查 的。我个人觉得该网站开出来的数字还是太保守了一些，按照我的估计,起码有 80%的西学研究著作可以翻底。随手举两个模糊例子，或许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 直观的印象。国内有西学某领域的一位专家，曾经编撰过一部著作，里面所收录 文章的翻译基本都是错误的，有些文章几乎没有一句是正确的，但就是这样一部 著作，照样是获奖不断，好评如潮，甚至成为该领域目前人们反复引用的权威著 作，据说还让当事人一路顺风，进入了知名学者行列；另外，国内还有一位号称 是研究西方某哲学家的高手，研究专著早就写出来的，怎么出来的，我们不得而 知。但他对这位哲学家的一篇最通俗易懂的文章的翻译，不由得不让人为之惊诧， 错误随手可举，更恶劣的是，他把看不懂的地方干脆都省略不翻译了。 这就是目前中国学界西学研究的悲惨现状，我们不能不正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 因，当然不能都追究到学者头上，而必须到社会现实当中去寻找。眼下治学，几 乎成了“为稻梁谋”的代名词，一切的一切，都在催逼着学者多出成果，快出成 果。这不是，北京就有一家高校干脆把出成果和个人收入直接挂钩，至于成果是 如何出来的，成果的质量又如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再来看看假争论。“读书事件”是如何出笼的，现在看来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 要的是对《读书》杂志以及“读书奖”的批评。归纳起来，批评有这么两个方面： 一是针对《读书》杂志的。有学者说，自从汪晖，黄平接手《读书》之后，《读 书》就变调了，变得“不可读”，变成了某个派别的阵地。我觉得这个学者的批 评有些怪怪的。任何一家杂志变换主编，都会在编辑风格上有所调整，这本来是 很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便新主编是老主编的儿子，也不能保证风格 就完全一致，毕竟风格就是人格吗。人变了，风格不变，这个新人大概也没有什 么价值。况且，并非说以前的《读书》杂志就十全十美，一切都成为定数，不能 有丝毫的变动。 说《读书》变成了某个阵营的同人杂志，这条倒是新鲜。就是不知道这个阵营究 竟应该包括哪些人？是不是凡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都算呢？如果都算， 那这个阵营可实在不小。既然读书同人阵营如此有阵势，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 起码说明该杂志团结的是大多数。至于有学者又说，鉴于《读书》的变化，他不 再阅读编辑部馈赠的《读书》了。我倒是想建议《读书》编辑部把该学者从赠送 名单上一笔勾销，这样每年至少可以节约一笔足够资助一个希望工程学生入学的 费用。这么一笔可观的费用，不用到实处，拱手让人糟蹋掉了，还给自己落个骂 名。这个年头，出钱出力，还不讨好，谁愿意干似的。 二是针对“读书奖”的。“读书奖”作为一种新举措，由于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经验（至于说什么主编扬言拷贝诺贝尔奖的传说，根本就不可信,也不要信，想 想看,《读书》主编再不明智也不会说出那样荒唐的话来），肯定会有这样或那 样的不足或失误。大家如果发现了，就提出来，供组委会参考，以便今后改正， 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就是有人好事不做，坏事做绝，说什么评委会的组 成有问题。问题出在其中有两位是学文学的。学文学在这个念头已经不吃香了， 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所以本人才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专业，可是万万未曾想到， 学文学还成为了人家的一个把柄，甚至成为了自己的一个罪状。 还有人认为“读书奖”的获奖对象都是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著作，这样不太对，应 该把重点放到研究西学的著作上面。关于中国西学研究的情况，我们在上面谈 “张汝伦事件”的时候已经有了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多说什么；现在把话说回 来，“读书奖”是中国人办的，把奖颁发给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这样做有什么 不对？据我所知，德国每年都有若干学术奖项颁发，比较著名的有“黑格尔奖”， “歌德奖”以及“莱辛奖”等等，获奖的几乎清一色地都是研究德国思想史的学 者，极端个别的情况下会出现研究法国思想史或英国思想史的学者 ，但就是没 有听说给过汉学家,我们可不要以为德国汉学研究不行,光是鲍吾刚(Wolfgang Bauer)先生的那本<中国人的幸福观>就足以让德国汉学笑傲江湖了。 学界热闹之余让人又深感有些荒唐。真问题是提出来了，可没有人愿意接着深入 思考下去；假争论一不小心就出笼了，于是趋之若骛，乐此不疲。说白了，本来 大家做学问，不外乎是作为稳定职业和寻求一些趣味。作为职业，急功近利一点， 也无可厚非，毕竟都要生存。寻求乐趣，制造一些噱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 千万不要上升到“阶级对立”的高度，搞得你死我活的，好象真是为了什么终极 真理在较劲。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被多重边缘化了，先是被政治边缘化，接着 是被经济边缘化，后来又被大众文化边缘化。面对这样一种处境，本是同根所生 的知识分子应当携起手来，搁置假争论, 思考真问题, 共同捍卫自己的社会地位 和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否则，就真的象一位网友所说的那样，在跨国资本，宰 制力量以及大众面前，知识分子又算得什么呢！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