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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语言有了毒瘾

王四四

    前些时我看了电视上的一个科普节目，一位院士只用几句话，就让我明白了
我一直搞不清的毒品的机理——毒品的成分是吗啡，吗啡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它
是药，能止痛，也能给人快感。人体自身会生产内源性吗啡，一是使人饮食男女
后产生快乐，二是在人病痛时止痛。但有人为寻求额外的快乐，去吸食额外的吗
啡，而人体为了平衡吗啡量，不但不再生产吗啡，反而生产“抗吗啡”。因此即
使那人后来想不吸了，但时刻一到，抗吗啡达到一定量，就疼得他不想活，于是
他只能再补充吗啡，并且还得递增，直到中毒死亡。

    原本是为了增加一些快乐，失去了控制，就掉进了魔窟。

    语言好象也有类似的情况。

    1958年钢铁放卫星，亩产放卫星，你放一颗，我就放两颗，他再放三颗。语
言也跟着加码，有了豪言和壮语。

    1958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诗，讴歌安徽繁昌
县亩产卫星:“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紧紧追赶麻城
县。”9月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这位科学院院长兼诗人的《笔和现实》一文，
文章要求将诗更改为: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
量次第传。郭院长惊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确实证明，我们的笔赶不
上生产的速度。

    果然，几天之后，四川郫县亩产达到82525斤。同日，广西环江亩产达到130434
斤。

    郭诗人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诗人”，把语言的革命浪漫主义剂量弄得过大
了一点，搞得后来乡下就死了一些人，不是吗啡过量，是卡路里不够量——饿死。

    语言的瘾到了林彪，就到了顶峰。他先用了一个“最”字，一步到位，到了
最高级。后来不过瘾，加剂量：“最最”，把语言学家的眼镜吓得跌了下来。林
彪他一个人讲得舒服了，别的人就倒了霉。因为语言的剂量也是不能随便减的，
只能加。比如有人用了两个“最”，别人就不敢再用一个“最”，以免被人家说
成不忠。果然，后来没多久，我就看见“最最最最”的巨幅标语。这时候语言学
家已经没有眼镜可跌了——他因为不忠而进了牛棚，眼镜早已在“坐飞机”的时
候掉到地下，被人“踏上一只脚”，踩烂了。好在文革很快就结束了，不然真不
知道要加到几个“最”。不过加不加，反正都已经是世界之最了。

    我们的语言戒掉了林彪的瘾以后，开始好好说话。但可能有一些人脑子里根
本的东西没有变，心瘾难戒。没过多久，在经济领域、思想文化领域和其他一些
领域，有人又犯起瘾来——

    我买了一瓶汽水，上面写着：“不含防腐剂”。 过了不久，我又买了一瓶，
上面写着：“绝不含防腐剂”。于是我猜想先前那种不带“绝”字的可能有防腐
剂。

    前几天看见一幢大楼，身披巨幅标语:“真正宽频，超值享受”。我立刻怀
疑别的大楼号称宽频，可能到头来还是用电话线上网。走了没多远，又见一幢大
厦，赫然大字是“铁定8月入伙”，让人想到别的楼盘没铁定的入伙时间，可能
有诈。

   我家楼下有个面包屋，面包纸上总是印着：“绝对当天生产”。说明很多写
了当天生产的面包，不绝对。当然，也可能恰恰是这个店的面包不绝对。那么，
我信谁的呢？

    瓶装饮用水更好玩，先是“矿泉水”，然后是“天然矿泉水”，后来是“优
质天然矿泉水”，最近我看到“珍贵优质天然矿泉水”，相信不久就会有“极品
优质天然矿泉水”。这样的剂量已经不太合理了吧？搞到最后，所有的水我都不
敢喝。

   至于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及某些日常活动中的比学赶帮超，我在这里没篇幅说
了，反正一些文艺评论一篇比一篇剂量大，让一些人看了产生欣快感，而让另一
些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一些思想理论文章，一些大会小会的发言和表态，调子一
篇比一篇高，你革命我比你还革命，你积极我比你还积极，剂量轮番加，让人闹
不清谁最革命、最积极，就像闹不清谁的面包是当天生产的一样。

    一种语言要是离开吹嘘、标榜、上纲、诅咒发誓、捶胸跺足，就无法正常表
达意思，那正常的人也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以及该怎么做人了。

    我上学时有一门课叫《语言学概论》，一上来就学革命导师斯大林的《马克
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革命导师的话我至今也没忘掉：“语言是思维的外壳”。
所以，我愿意按导师的理论作一个推导:上述语言问题不仅仅是外壳的问题。或
者，没办法，也加一个“绝”字，当然只加一个——绝不仅仅是外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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