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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不符实的学科命名
──从“汉学”称谓谈起 

刘凌 
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６日

　　9月19日《中华读书报》第21、23版一组关于“汉学”的文章，引起我极大的兴
趣。因为它涉及到我一直甚为关注的学科命名问题。 

　　确如李学勤和张西平所说，英语中的Sinology，是指西方对中国历史、语言、
文学、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译为“中国研究”，尚比较确切。虽然“汉学”译法已
约定俗成，却实在多有不妥。如有人所指出的，它容易与作为汉代经学和乾嘉之学
的“汉学”相混，为此不得不附加诸如“西方”、“国际”、“海外”之类前缀。
此外，以“汉”字指代“中国”，也容易引发大汉族主义的误解。因为它毕竟与用
“汉语”指代“中文”性质不同。 

　　当然，如果人们都能将它理解为一种研究领域或一种学问，倒也无可无不可。
但这“学”字却很容易使人误以为它是一门独立学科。实际上很多人就是这样理解
的。23版张西平答记者问，就称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1版秋叶的报导，则称
之为“非常成熟的学科”。这就令人十分困惑。一个研究领域形成学科并趋成熟，
是否应有些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标准和条件？是否要有学界公认的特定研究对象、目
的和方法？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能否漫无边际？23版任继愈文称，“‘汉学’
研究范围有多大，学者们的理解并不一致”。也许正因如此，任文才不提“学科”
而只称“学问”。但这决不是个“理解”问题，也不会“自然地得到解决”，因为
它是个客观存在的研究范围宽泛、对象多样问题。作为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事象的
“汉学”（或“中国学”），它只能是多范围、多对象、多学科的一种研究领域，
而根本不可能是“独立学科”，更遑论“成熟”？ 

　　23版李学勤文，则把对“汉学”的研究也即“国际汉学研究”称为“专门学科”。
但所论列的六个问题，也均不能显示其学科性质。还是张西平讲得较为实在：“
（国际汉学研究）尚未形成较为独立的学科内容和体系”，而只是一个“跨文化、
跨学科、跨语际的研究领域”。其实，这话也完全适用于“汉学”和“西学”。对
学术发展程度的估价，还是保守一点为好，尤其是在当前学界浮夸成风的情势下。
这或能有助于培养严谨学风，推进研究深化。 

　　更令人忧虑的是，此类随意的学科命名似有愈演愈烈之势。诸如“西学”、
“莎学”、“红学”、“龙学”、“敦煌学”、“泰山学”、“上海学”等等，不
一而足。如此以来，何往而不成其为“学”？到处都是“学”，又真“学”安在？
从现有成果看，它们都不过是“某某研究”的代名词，不是也不可能是独立学科。
但一股虚骄之气，往往使这种命名方式成为自高身价的有效手段。因而一经倡导，
便极易“约定俗成”，流传开来，难以变更。叫得最响的还是所谓“敦煌学”。
《敦煌学大辞典》“敦煌学”词条，称其为“综合性的学科”，并描述其学科对象
云：“凡是与敦煌石室所发现的文献以及敦煌石窟建筑、壁画、雕塑以至敦煌的历
史文化等有关的问题，都是敦煌学研究的对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好一
个“都是”！天下哪有这样包罗万象的“学科”？实际上，它只能是对敦煌历史、
文物等的多学科研究，而不可能是独立学科。所谓“综合”，也只能是混合。因为
任何真正的综合，必须以某一问题为中心，调动多学科共同解决。其实，周一良先
生早已指出：“‘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文
史知识》1985年第10期），“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确
切，更具科学性”（《敦煌吐鲁蕃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可
惜这平正之说，竟难得认真的对待与响应。 

　　这种随意性学科命名之所以大行其道，或许得力于一种思维惯性的支撑。近年
来，不知有多少人赞扬中国传统思维的“综合性”和“模糊性”。却不知那种“根
据不足的综合”（《顾准文集》第41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缺乏精密分析、
分解的“综合”，那种内涵外延均极含混的“模糊”，给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带来
多大祸害！“汉学”一类学科命名即是如此。它不仅忽视了各分支学科的细分与深
化，也阻塞了元学科抽象的可能性。相反，如不搞大而无当的“综合”，而致力于
分门别类的具体研究，并作中西比较，或有可能使研究发展得更快捷、健康一些罢？
但愿学坛不再一窝蜂地齐上“某某学”，在学科划分中多一点清明的理性。若是，
则中国学术幸甚，中华学子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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