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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鸟变的就是什么鸟 

丁国强
2002年4月19日科学时报读书周刊

    王彬彬把金庸、余秋雨、王朔放到一起，是因为他们都属于“帮”字号文
学，他们用各自方式进行着“帮忙”或“帮闲”。三人皆是文坛的既得利益
者，他们不仅赚足了便宜，而且还一个劲儿卖乖。尽管他们所带的面具各不相
同，说谎的形式五花八门，但是，在虚假和矫情上面，他们是一致的。王彬彬
的《文坛三户》对昔日的热闹加以反思和再批评，尤其对批评的动机和反批评
的招数，王彬彬瞅得准，一语道破，使其无法躲藏和掩盖。

  王彬彬发现，以北大教授为代表的“金学家”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为金庸
美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文学以外”的原因，受功利目的所驱动。金庸、
王朔、余秋雨都是有一定势力的人，无论是在报界、影视圈还是在学术界，都
有一股基本力量来支持他们，这些簇拥在文化明星周围的人，是文化利益的攫
取者，他们可以无缘无故地捧一个人，骂另一个人，因为他们从不在乎什么文
学标准。作为文学大腕，金、王、余是文学谀词和流行趣味的源泉。他们的出
现，给无数不甘寂寞的文化追逐者提供了发言机会，他们感到无比兴奋，制造
神话、打造文化偶像使他们乐此不疲。他们误导了大众，又反过来以“大众”
为招牌来叫卖。他们是混沌的，把政治与商业、诗性与世俗、传统与现代等揉
和在一起。他们的价值取向是晦暗不明的，意义的缺失促成了自欺。

  大众对金、王、余“文坛三户”的阅读一开始就是在半真半假、半推半就中
展开的，他们未必真心顶礼膜拜，但是，一旦做出了某种姿态，就很难恢复本
来面目。商业文化鼓励假戏真做，这种修饰性举动具有表演性、娱乐性和广告
性，这其实也是一种权力的演示过程，文化明星对大众的控制就是在这个过程
中完成的。王彬彬竭力告诉人们，“文坛三户”是流行的、大众的，而不是严
肃的、纯文学的，前者对现实采取的是游戏的、敷衍的态度，淡化危机，麻痹
神经，制造梦幻，后者则与现实保持一种紧张关系，坚持批判的态度，不放弃
自我的价值判断和理想升华。“文坛三户”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尽量模糊
雅与俗、情与理之间的界限。既与大众关系暧昧，给小市民以虚幻的满足，又
拼命给自己身上涂上一种神圣的油彩，用一种夸大的面孔来表达某种忧愤，满
脸都写着责任和使命，也沉思，也仰望，也扼腕叹息，一副主流姿态。“文坛
三户”是转型时期的文化现象，是“中间物”。他们一面迎合着大众，一面又
伪装着崇高；一面卷入喧嚣，一面又无限孤独。可见，他们是“无特操”的，
在冲突面前善于妥协，显得随和而卑微。表面上看来，他们是新的，骨子里面
却是旧的。金庸对专制文化，王朔、余秋雨对“文革”，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
头。

  金庸横亘在殖民地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王朔玩在革命与市场之间，余秋雨
停留在城市与山水之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上下都够不着。自由对他们来
说毫无意义，所以，他们无所坚持，无所期待。大众的口味就是他们的口味，
大众的需求就是他们的需求。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把“自由”、“人性”之
类的字眼挂在口头。他们想方设法给自己的陈词滥调镀上一层金色。他们其实
是对抗日常生活的，他们受不了庸常日子的煎熬，为了逃避现实生活的种种繁
琐程序，他们跑到自己的梦幻和温情里面去。他们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一套小
把戏。这其实是一种循环的精神出路，走来走去，转了一圈又回来。一群读者
跟在他们的后面转圈，晕头晕脑。

  这到底是一种消闲，还是一种排遣，很难说清楚。王彬彬认准了王朔的那句
自嘲：“是什么鸟变的就是什么鸟”。“文坛三户”的精神发家史表明，他们
最终还是从贫乏走向贫乏，尽管中间变了若干花样，百般娇媚，风情万千，但
是，我们还是能一眼看出他是个什么鸟。

    （《文坛三户》，大象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定价：1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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