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清华有传统吗? 铁凡 新千年伊始,九十年清华,这所中国高校的“巨无霸”,正春风得意马蹄急地朝 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迅跑!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清华做了详尽的规划:要在什么时候,使多少个学科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多少个学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要在哪年之前,拥有多少名在国际 上有影响的学术大师,多少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还要让多少万平方 米的建筑,在清华园内拔地而起……在所有这些物质的规划之外,还有一个十分 响亮的口号——“继承和发扬清华的优秀传统。” 一位外国著名大学的校长说过:“一个一流大学不仅要有一流的教授和学者,有 才华出众的学生和最好的仅器设备,它还必须有自己的个性,一种在传统、过去 的成就、价值标淮和学术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性。”(《世纪清华》454页,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10月)清华提出这样的目标和口号,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是 极高明的。 然而,清华有传统吗? 提出这样问题,也许会令人困惑不解。90年了,在清华园这片木草葳蕤、英才荟 粹的土地上,可以称得上传统的事情不是太多太多了吗?她的学术自由、民主管 理、教授治校;比如她的通才教育、中西会通、文理工并举;她的三育并进、全 面人格、Sportsmanship与Teamwork(公平竞赛与团队精神);她的严谨治学、 严格考试、严肃纪律;以及近50年来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又红又专”、“双肩挑”、“两种人会师”;工科的孤独一支、 “工农兵上管改”、“六厂二校”级的革命大批判等等。这些,不都明摆着是清 华的传统吗? 不可否认,上述所列,无不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对清华大学的发生、存在与 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些传统中,不乏闪亮 的珠玑,将其串联起来,也许能成就一条璀璨夺目的“传统”之链。然而,不幸 的是,这粒粒珠玑在90年的动荡不安乃至天翻地覆中没有能串联起来——有的夭 折了,有的散落了,有的自生自灭了,有的被抛弃了,……。以至我们不得不面 对走过漫长岁月的清华园,凄然感问:清华的传统在哪里?这决不是无病呻吟, 更不是危言耸听,君不见,如今在谈论清华传统的言论和文章中,可以找到的纵 贯90年的东西,充其量也不过是“学风严谨”吗?令人遗憾的是,就连这四个字 也禁不住历史的拷问——除非将十年浩劫付于忘川。 即便如此,也让人心酸——“学风严谨”,这仅仅是一所稍稍像点样子的学校必 备的素质,用这样的泛泛之言来概括那本当是个性鲜明、内涵丰富、人所共识、 世代相传的传统,不是太可怜、太单薄、太苍白了吗?谁都不愿相信,清华的传 统是如此地贫瘠,谁都希望,泱泱清华留下来的不是无奈和尴尬。然而,清华的 历史就是这样,而传统永远无法脱离历史而存在。 清华大学缘于1909年(宣统元年)9月设立的游美学务处肄业馆,由当时的外务 部与学部共管。1910年12月,外务部、学部奏请宣统改名清华学堂,并于次年 (1911)4月获准。自此,清华大学的校历正式开始。不过,在1925年添设大学 部之前,清华仅仅是一个留美预备班。虽然时任校长的曹云祥认为学生的程度已 经相当于美国大学二三年级,而且自留美学务处设立以来的这些年里,诸如梅贻 琦、胡适、蒋梦麟、竺可桢、郭秉文这样一代学人从清华学堂走出去,又从美国 走了回来,并成为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巨人,但作为清华学堂,她 “之成立,实导源于庚子之役……不幸之中,清华独幸而获受国耻之赐。既享特 别权利,自当负特别义务。”(《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35页,清华大学出 版社1994年4月)这个“义务”就是向美国派送留学生。为了适应这样的义务, 她的历任校长清一色的都是外务部的官僚;她所设的科目和援用的教授方法,都 是使学生可以直接升入美国大学;她所关注的,是如何了解异邦的风俗习惯,以 便学生出去后对美国的生活有所适应;这些无论如何谈不上是一般的大学教育。 这期间,于1911年和1914年先后制定了《清华学堂章程》与《清华学校近章》, 虽说是“参合中国及美国中学以上办法”,但从它的入学年龄(12岁)、学程 (8年)和所设科目看,大体相当于略高于中学的水平,或者是介乎于中学与大 专之间,有些不伦不类。有人认为,这两个章程包罗了从宗旨、学程、课目、入 学、考试、收费、毕业乃至体育卫生等等内容,因此它领先将教育纳入依法管理 的轨道。其实不然,自1901年清朝开始宪政改革以来,从美、英、日、德、法等 列强,移植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其中就有《学堂章程》,清华的章程顶多加了点 比较具体的中西合璧的内容。 而且,由于清华学堂(学校)属学部与外交部共管,两部对清华的着眼点也多有 不同,加之军阀连年混战,政府不断改组,清华校长也跟着走马灯似地更换,从 1911年到1928年,十年间竟然换了十七任,任期短的只有三个月,多数不到一年, 有的甚至没有到任就被学生拒绝,所以有“清华为十余年来内讧外伤连年交迫之 国耻纪念碑”(《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第3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 月)之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华学堂能够维持下来并在清华园内修葺庭院、建 造楼宇、整治山石草木、溪流水泊,形成了绵延恒久的清华景观已属难能可贵, 至于要她在高等教育领域有什么更大的建树,要她给后人遗留下来什么可兹借鉴 的东西就真有些勉为其难了。 在清华园,真正称得上缔造传统的校长,当推罗家伦、梅贻琦和蒋南翔三位。 1928年8月,国民党政府接管清华园,清华正式被命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同时任 命罗家伦为校长,因此,认真地说,罗家伦是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 据当时进入罗家伦“四人班子”的冯友兰称,罗家伦在清华办了四件大事:第一, 提高教师地位,清算了外交部官僚重职员轻教师的“传统”;第二,提高了中国 课程的地位,得以与西洋课程同等对待;第三,降低了洋人的地位,中国教师可 以同他们平起平坐;第四,开解女禁,招收女生,在全国各大学中开了个先例。 冯先生认为这四件事,是清华乃至中国学术走向独立发展道路的开端。(《世纪 清华》31、3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10月) 客观地说,这四件事的确带有一定的开创性,特别是使清华名正言顺地跨入正规 大学的行列,但是冯先生的上述赞誉,它却当之有愧。事实是,罗家伦的这些创 举并没有取得清华师生的认同,以至罗家伦在清华园没有待满三年就“请辞”而 去。 关于罗家伦的辞职有各种说法,比如蒋介石在与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事 中失北,罗家伦不满于清华基金管理体制等等,这些都可能是原因之一、之二,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罗家伦的这些事绩都是夹杂在他所推行的“党化”教育 中进行的。 下面摘录一段当时学生对罗家伦的写照:“罗家伦前年宣誓就职的那天……宣布 了四大化的演辞。当时我听着还觉得有点意思,虽然有一点夸大和吹法螺的语气。 不过出了大礼堂就听到了许多讥笑的言谈。罗氏就职之后好象使我们记得最清楚 的就是他要从军事训练上,实行他的纪律化(四大化之一)的政策。于是马大队 长也请来了,制服也做好了,组织大纲也宣布了,在初次下操的那天,罗先生好 不耀武扬威地、挂着武装带,登着大皮靴,‘达、达’地在操场走来走去检阅我 们这一群毫无兴趣的小兵。这个时候,大家以为罗先生真正想要把清华大学改成 一个兵士训练学校了。并且在宣布军事训练规章时,同时宣布了很多的规章,什 么‘立正’、‘小过’、‘大过’……等的罚规很多。这些严厉的罚规,并不能 使我们这几百个学生帖耳顺服,反而使我们对于他发生了很深的厌恶心,因此罗 先生来校不久,就得了不少不名誉的绰号。”(《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卷上册 第8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 少年(时年31岁)气盛的罗家伦,在推行为“党国培养建设人才”的“党化”教 育过程中,常依仗自己担任过蒋介石幕僚,为我独尊、颐指气使,自然招来了许 多怨谤,以至在清华园酝酿出驱罗风潮,加之蒋介石在华北的失势,罗家伦只好 收起自己在清华园开拓一番新天地的雄心壮志,黯然而去。罗家伦自清华去职一 年半后,担任了南京中央大学的校长,把一个解散后恢复的大学搞得有声有色, 显示了他的办学才能,也许正是清华园的遭遇让他成熟起来。罗家伦之于清华是 有功的,他尽速离开清华也是有益的——给梅贻琦留下了更多的时间与空间。 罗家伦走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清华园又相继发生了“拒乔(乔万选)”、“驱 吴(吴南轩)”风波,其中蒋介石亲自遴选的吴南轩(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 主任)居然演出了一场挟持清华校印,躲到东交民巷遥控清华的闹剧。在此期间, 清华学生会一再发表了清华校长人选标准: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 人格高尚;4,确能发展清华;5,声望卓著。这样苛刻的条件自然使不少人望而 怯步,最终只能落梅贻琦身上。 1931年12月,梅贻琦主政清华,而且一任一十七年之久,这是关键时期的众望所 归,更是他人格魅力学识造诣的水到渠成。梅贻琦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是清华 学堂首届赴美留学的学生,1909年10月赴美,1914年自美国吴士脱大学毕业, 1915年到清华任教,1925作为物理系“首席教授”被教授会选任教务长。他洞悉 国情,深谙清华底里,熟知美国教育的好与坏,并得益于其师张伯苓新鲜的中国 办学经验;加上他作风民主、谨言慎行、务实而不张扬,因此得以兼容古今、会 通中西、博采众长,把在清华园已经孕育、实施多年的东西,加以修订补充,并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清华在这个时期的成绩是显赫的,将其说成为清华历史的辉煌甚至鼎盛时期也不 过。看看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学生吧:钱钟书、曹禺、林庚、乔冠华、王铁崖、 赵九章、王竹溪、季羡林、吴晗、夏鼐、钱伟长、彭桓武、费孝通、吴恩裕、钱 三强、何泽慧、王大珩、段学复、林家翘、邓稼先、朱光亚……我国现代学界泰 斗几乎囊括其中!而与我们沾点边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也是从梅贻琦 主持常务的西南联大走向世界的。 这样成绩的取得显然不是偶然的,它正是多少年来的清华教育经验的结晶,要说 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总结,最闪光的当数这么几条: 一是“学术自由”。梅贻琦上任之时,正逢国民党推行三民主义教育的高峰,但 他不仅不照本宣科,重复“党义”,而且总是尽可能将来自国民党政府的干预排 除在外,为师生保留了一角自由清新的学术天地。他常鼓励学子“思想要独立, 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从,不要躁进”;他把“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作为学术自 由的原则,并认为要实现大学“新民”(改造社会)的重任,则“势不能不超越 几分现实……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制”,他还旗帜鲜明地指出:“其‘无所 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 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及或有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 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胥于是奠其基矣”。(梅贻 琦:《大学一解》转引自《中国高等教育史》352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2月) 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与闻一多、吴晗、潘光旦“谈政局及校局颇久”后在日 记里写了这样一段,就是这一思想的总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 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 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以 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所以为清 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清华人物志 之三》第1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年4月) 二是“民主管理”。梅贻琦自1925年被选任清华教务长,即致力于学校管理的民 主化、制度化。做为一校之长后,不但没有大权独揽,而且不顾其权利必然要受 到消减的可能,“变本加厉”地完善了清华前期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确立了 “评议会”、“教授会”和“校务会”的地位,把学校管理纳入既有权力制衡, 又有功能配合的法治轨道。朱自清教授当年是这样评价梅贻琦的:“清华的民主 制度,可以说诞生于十八年……但是,这个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 位同情的校长的话。梅月涵先生是难得的这样一位校长……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 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他使同仁觉得学校是我 们大家的,都有一份儿。”(朱自清:《清华的民主制度》转引自《清华人物志 之三》第1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梅贻琦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吾 从众”,并且把自己称为京剧里的“王帽”,意思是,虽然锦袍玉带,前拥后呼, 其实并非主角。这些话并不仅仅是梅贻琦的自谦,而是真正将自己纳入了民主管 理的体制之中。尤其在西南联大时期,所谓“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 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联大纪念碑碑文” 引自《清华人物志 之三》第1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 正是得益于民主管理这一原则的贯彻,才使得具有不同历史、不同学风、不同人 物的三所名校,成为非常时期人才辈出的洪炉。 三是“教授治校”。梅贻琦对教授的尊重是有口皆碑的,近年来他那句“大学者, 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更是不胫而走。梅贻琦之尊重教授不仅 仅是注重他们作为“匠”作用,即所谓教书育人的工具;而是特别注重于“师” 的作用,使教授在确定学校大政方针上有职有权,并用制度将这一不可或缺的作 用,纳入了学校管理体制,简而言之,就是教授治校。有了这样的“政策”,一 时间清华园里大师云集,下面是1936年清华部分教师名单:潘光旦、冯友兰、朱 自清、陈寅恪、闻一多、俞平伯、余冠英、吴宓、叶公超、金岳霖、贺麟、张岱 年、吴晗、吴有训、叶企孙、赵中尧、任之恭、周培元、熊庆来、张奚若、顾毓 秀、施嘉炀、戴芳澜……有了他们掌舵,清华何愁不得发展?在他们的悉心调教 下,清华何愁出不了好学生? 四是“通才教育”。当时考进清华的学生都会与录取通知书一起接到一张通告, 告知,“本校第一年文理法三院不分院系……工学院分院不分系”。这是清华进 行“通才教育”的一大举措。这样独树一帜的做法在当时也是众说纷纭的,有人 把它与“专业教育”对立起来,认为通才教育就是“万金油”;有人甚至称它为 “(游美)预科之借尸还魂”。但是梅贻琦坚持下来了,其后果正如当时辩论中 拥载者所说的那样:“虽然同其他大学同年级的课程比较起来,似乎有点相形见 绌,然而最后的结果,我们是绝对不弱于他们”。梅贻琦的主张与专业人才的培 养毫无相悖之处,相反,当时的清华对各院系所规定的必修课的学习是极其注意 的,她曾明文规定,凡必修学程不及格,须于次年重修,隔年重修者,不给学分, 而没有学分是无论如何是拿不到毕业文凭的。当年每逢毕业时节,总有高达三分 之一以上的清华应届学子因此向隅而泣,可见通才教育决不是懒学者的天堂。它 的真谛,是把所有学生作为“人才”来培养,给予人文、科学诸方面的教育,而 不是“制造”犹如“机器”般的专才,使学生踏出学校大门之后,能够海阔凭鱼 跳,天高任鸟飞,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才干。 以上所举四端,如若假以时日,足以锻造出绵延恒久的清华传统来,但遗憾的是, 历史给予梅贻琦和他那一代教育家的时间不仅太短,而且是那么的兵荒马乱。外 战八年,内战三年,开头的六年,也是内外战交织中度过的,用清华后任校长蒋 南翔当时的那句名言说,“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救 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转引自《蒋南翔文集》上卷7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以至梅贻琦们不得不辗转跋涉数千里,到西南边陲的昆明、蒙自去支撑教业。 下面节录两段当时清华园和西南联大的情景,其时的困苦与艰难即可略见一斑: “清华园仍为敌人占作伤兵医院……图书馆之出纳部分为会客室,阅览室为食堂。 书库内藏书,西文书之贵重部分被掠一空,运往敌国;中文部分近年出版之各种 期刊,悉遭焚毁。其他中西典籍,于去秋扫数移至伪北京大学,于是插架琳琅之 书库,已告一空矣。生物馆之东半已沦为马厩,后进课室,为酒排间。化学馆所 受摧残最烈。工学院全部机器,被运去南口修理厂,专供敌人修械之用。新南院 住宅区,竞成妓馆。旧工友零散,留者仅二人,旋被逼一再输血,死于非命。”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卷上册第3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 “去年八月十四日,联大自建校舍遭敌机大批轰炸,落弹至数十枚之多,其间凡 常委办公室及事务组、出纳组、图书馆书库一部分、理院试验室数间均被炸平, 学生宿舍亦有四分之一被毁……去年八月十日至十五日为敌机进袭昆明最猛烈之 时期,而十四日一日似专为摧残我联大而来……”(《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卷 上册,第3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在这次轰炸中,清华在昆明的办事 处落弹甚多,梅贻琦与家人所住院落“直接中一巨弹,至全部倾圮。” 虽然在同仇敌忾的精神的支撑中,“校舍被炸之下,弦诵之声,未尝一日或 辍……”但毫无疑问的是,当时那些教育精英们不得不把大宗的时间、精力用于 应对这样惨烈的灾难,以至难以在教育、治学、研修方面再有高深精尖的建树。 外战尚未熄灭,内战的烽火早已硝烟四起,西南联大从大后方冶炼抗日英才的洪 炉,转而成为国共斗争前沿的“民主堡垒”,梅贻琦们还没有从“刚毅坚卓” (西南联大校训)的抗日教育中腾出手来,又陷入了上下周旋,左右为难的尴尬 境地。 梅贻琦在抗战胜利前夕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 一个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 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 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 清华的同人校友说一句‘幸告无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卷上册第47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人们可以告慰这位老校长的,是他终于“功德 圆满”地将清华这艘船好好地开回了清华园。不过,历史对梅贻琦太过吝啬了, 以至无缘在他的“涉世三十三年的母校得以从新奠定于清华水木之间”后,与同 人校友一起,使清华“有一番簇新的发展”。他或许已经预感到了什么,每每读 到这段平实无华的文字时,总令人倍生凄然。 1948年12月14日梅贻琦与清华园诀别。还有十五天,就是他虚岁60寿辰,据说, 吴晗等清华校友从解放区发回电报,一面为校长贺寿,一面劝他留下;同学们甚 至还组织队伍到校长住处齐呼挽留梅校长的口号。但梅贻琦没有留下,他还是走 了,他是只身离开清华园的,然而,他似乎带走了一切。在梅贻琦走后不久,他 所代表的那个清华就被冠以“旧清华”的代号写进了历史的长卷,那一串没有来 得及锻造成链的珠玑也随着散落尘埃。 梅贻琦的后任,是他的1932届的学生蒋南翔。 蒋南翔于1952年岁末来到他阔别一十七年的清华园时,“拉郎配”似的“院系调 整”已经基本完成,清华在在这次调整中虽然有进有出,但曾经“三擎天下”的 文、理、工被调整出去两擎,剩下的一擎也被按照苏联的模式,依样画葫芦,划 分成知识面极其狭窄的专业,以适应高速度地培养将(匠)才的需要,一向被称 颂为清华支柱的“文、理、工并举”的局面连同她的“通才教育”至此彻底终结。 作为教育家的蒋南翔虽然对此颇有微词,而且在他的努力下,清华保持了多科工 业大学的模式,没有被“专家”改造为单一的土水建工程学院。然而,就改造旧 清华而言,作为革命者的蒋南翔,也认为这样的教育革命仅仅是开始。 蒋南翔不愧为一位无私的革命者,他对自己母校的评价和定性旗帜绝对鲜明,他 曾斩钉截铁地说,旧清华就是“一所打着国耻烙印、适应美帝国主义需要的封建 买办的贵族化学校,一所亲美、崇美、媚美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大学……”(《蒋 南翔文集》下卷第84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这样的大学,自然比起他 所认为的那些,“为统治阶级服务“、“放任、放纵,青年的个性”、“教育的 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先生愿教什么就教什么,学生愿学什么就学什”的旧 中国的大学还要恶劣得多,因此,1952年12月31日,他在清华教职员工及学生代 表欢迎他就任清华校长的会上,开明宗义地道出了自己主政清华的纲领:“清华 大学当前迫切的任务是要深入教育改革,破除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逐步 他把自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业大学。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必须经过艰巨 复杂的斗争。”(《蒋南翔文集》上卷第43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至今令人不甚明白的是,为什么蒋南翔对清华乃至我国近代高等教育采取如此全 盘否定的态度?这与他自己在民主革命时期指导全国学生运动时的观点和立场也 是大相径庭的。他曾于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五四”的 文章——“论当前的学生运动”,在那里,他热情地讴歌了辛亥革命以后我国大 学教育的“辉煌产物”、“深厚传统”和“宝贵的精神遗产”,他写道:“我国 自民国初年开始创立正规大学以后,在蔡元培先生的苦心创导下,就在全国大学 教育中相当普遍地培植起自由研究的学术空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这种自由 研究自由讨论的学风,对于多少世代以来蜷伏在封建枷锁下面的我国落后的思想 界和学术界,曾尽了莫大的推动作用。‘五四’以来在我国思想中有着重大历史 意义的几次大论战,如文言与白话的论战,‘科学人生观’的论战,以及‘中国 社会性质’的论战等等,无一不是学术自由下面的辉煌产物。假使说自辛亥革命 以后我国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的话,那么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自由’的深 厚传统,应该是其中之一。这是我国教育事业上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直到今天, 还值得我们加以尊重。”(《蒋南翔文集》上卷第16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年4月)然而曾几何时,当他走上中国高等教育的领导岗位时,这些估计、评价 和称许全然不复存在了。 蒋南翔所领导的“新清华”,对“旧清华”的否定的确是十分“干净彻底”的。 笔者是1954年秋进入清华园就读的,除了山水、树木、楼宇之外已经很难寻觅到 旧清华的踪迹,这里举两个小小的例子就可略见一斑了。在第一教学楼西北,有 一方立有石碑的空地,是学生们时常流连的处所,但直到九十年代,几乎谁也不 知道那尊绿苔班驳的石碑竟然是王国维的纪念碑,而王国维又曾与梁启超、赵元 任、陈寅恪一起并列为清华园名噪一时的国学四大导师!至于梅贻琦的名字,也 很少有人知晓,笔者也是从一次课间的窃窃私语中有所闻的,因为那堂课的老师, 正是回国不久的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 由于把对旧清华的否定提高到了清算“资产阶级旧的教育传统”的高度,所以政 治运动就成为最有效的肃清流毒的方式方法了。 1935年毕业于旧清华、曾在新清华担任过教务长和副校长的钱伟长,1993年撰写 了他的“八十自述”,其中有这么一段:“我主张大学教育应以打好基础、培养 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工科的学生要有理科基础;大学专业不应分得过细,不能 设想许多知识都要在学校里由教师一一讲过,因为学生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遇到 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科技还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更新着,学生更需要具有自己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认为工程师必然是在长期建设工作的实践中锻炼成 长的,不可能在大学的“摇篮”里培育出来。”(《清华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 五辑第7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毋容讳言,钱先生这里阐述的主张, 的确“渗透”着旧清华那种“通才教育”的想法和观点;而且,当时钱先生正值 壮年,话锋文锋都不像现在这般温和,特别是那句“工程师……不可能在大学 ‘摇篮’里培育出来”的话,与当时新清华把自己作为“工程师的摇篮”的目标, 更是有些针锋相对的味道。不过,无论话语如何的针锋相对,或者由此而引发的 矛盾需要多么语重心长地来谈(1957年有媒体以“语重心长谈矛盾”的标题来报 道钱伟长的上述想法),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它属于学术范围,应该而且必须通 过自由的学术讨论来解决。然而,此时的清华园已经容不得学术自由了。钱伟长 继续写道:“(这些主张)当时不合乎时兴的社会潮流。因此,在清华大学里引 发一场历时3个月之久的大辩论。为了回答各方面的责难,我在1957年1月31日的 《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接着就是1957 年6月的反右运动,没有想到这种教育思想论争,竟以政治结论而告终,我被错 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保留数授,从1级降为3级。儿子竟也 受到牵连,虽高考成绩优异而‘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工。”(《清 华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五辑7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 当年遭此厄运的远非钱先生一人,那些抱怨教授干杂活者、声言有职无权者、提 倡独立思考者、主张借鉴MIT(麻省理工)者、非议苏联专家者、长叹往昔如何 如何者……都被一一扣上鼓吹教授治校、鼓动旧清华借尸还魂、鼓噪资产阶级自 由民主……并最终归结于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划入资产阶级右派的行列。自此,那 些在旧清华经过多少年的孕育、滋生、繁衍和逐渐趋于成熟的有益的思想和做法, 就如此这般地在随后接踵而至的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被涤荡得干干净净。 诚然,蒋南翔在领导新清华肃清旧清华英美资产阶级教育传统的过程中,也在不 同场合也谈及继承的问题,但多是泛泛而谈,唯一比较具体的,是这样表述的: “……我们也不否认旧清华在严格要求等技术性方面有可取的地方,要批判地加 以继承……。”(《蒋南翔文集》下卷第87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笔者无法猜度蒋南翔对这些“技术性方面”加以“批判”的具体所指,但有一点 是明确的,那就是蒋南翔对旧清华保持“严格”的手段或者后果——高淘汰率, 绝对是不认同的。他屡屡告告诫说,在社会主义的今天,绝对不可效法。旧清华 的淘汰率的确很高,举蒋南翔所在的八级为例,入学学生人数(包括历年插班生) 为384人,而毕业时还剩243人,淘汰141人,淘汰率高达37%!新清华的精确的淘 汰率不得而知,按一般大学而言,在千分之几的数量级上;现今,有的清华的在 校生坦然承认:“四年级本科只读了‘一两本’专业书,还都是在一二年级看的, 早就忘得一干二净。”(《水木清华》第371页,中国物资出版社1999年1月)因 而屡屡有人呼吁:中国高等教育再不改变“进门难死,出门易”的现状,将难以 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这样的说法自然可以视为是一家之言,对于淘汰率的利弊功 过以及它与教育效能、人才质量、教育资源利用等等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但 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便是在“共识”最多的“严格”这一点上,新清华与旧清华 也并不是“接轨”的。新清华根本不把旧清华的“严格”当作“蔚然成风”的传 统来继承,而仅仅视为必须“批判”后才可“继承”的“技术性方面”。因此, 在本文开始,笔者曾提到的、世人谈及清华传统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学 风严谨”在新、旧清华之间也没有多少传承关系。 新清华的历史已经超过了旧清华,那么,她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了吗? 冠以“新”的清华的这五十多年间,学校的地理规模至少翻了一番,人员更有了 数倍于旧清华的增长,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也作出了堪称巨大的贡献。这五十多 年,除了上述的“院系调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蒋南翔主政的十三年半, “文革”及其余韵十二年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时期各有“建树”,这三个 时期也互为否定,以至难以形成一种人所共识的、绵延传承的、具有自身特色的 模式来,在这一点上,新清华甚至比旧清华更为捉襟见肘。 蒋南翔主政清华园以来最为关心的,是他的学生们的政治方向,他曾赞同过“红 是正负号,专是绝对值”这样的口号,并以一个登山队员,如果政治不好,就会 知难而退;一个航空员,如果政治不好,就会驾机逃跑的比喻来鼓励和警戒他的 学生。与此同时,他也曾为他们精心设计政治课,并亲自走上讲台,讲授《马克 思主义哲学原理》和《自然辩证法》,切望从理论的层面上端正学生们的世界观, 从而解决在政治的大风大浪中正确把握方向的问题,总之,蒋南翔在这方面真可 谓用心良苦。 蒋南翔在清华园刻意追求的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的专业人才,是追求人才 的专业化与政治化的高度结合,在这方面,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提出了 “双肩挑”和“两种人会师”的口号;他首创的“政治辅导员”制度更成为其它 高校学生政治工作制度之滥觞。 必须指出的是,蒋南翔所提倡的“双肩挑”和“两种人会师”,虽然概念上不外 乎“一个肩膀挑政治,一个肩膀挑业务”和“政治干部与业务人员的结合(会 师)”,但与后来遍及大、中、小学乃至各行各业的“又红又专”是有区别的。 后者是对一般人的基本要求,而前者则是要培养具有特殊素质的人才。“又红又 专”犹如一座新型人才的金字塔,它的尖端就是“双肩挑”,而政治辅导员正是 “双肩挑”的必经之途。 据记载:“1953年1、2月间,从三年级学生中首次选拔25名政治辅导员。蒋南翔 亲自逐个审查学习成绩,不是优良的就不要,并在他家亲自主持第一次会议,鼓 励大家‘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生有益’。随后, 每年都从高年级学生党员中选拔一些新辅导员,补充学生的政工干部队伍。后来 也有一部分辅导员由青年教师中的党员担任。”(《北大与清华》第536页,国家 行政管理学院出版社1998年4月)蒋南翔对政治辅导员不仅事必躬亲,而且钟爱 有加,他要求学校行政部门说:“他们(政治辅导员)毕业的时候,学校可以负 责向人事部门介绍,分配给他们最好的工作。”(《蒋南翔文集》上卷477页,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同时,蒋南翔也明确反对过“只红不专”和“先红后专”的时髦说法,也曾多次 对党内干部说,“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培养出一批国际有名望的专家。我们能否培 养出林家翘这样的科学家?培养不出来,我们只好承认领导失败。”(《清华人 物志》三,第5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 但是,无论就“红”的目标,还是就“专”的目标而言,他并没有如愿。 “文革”时期的清华,是新清华最为“风光”的历史时期。从这里找到了打倒刘 少奇的第一个突破口;从这里杀出了第一支“红卫兵”;工农兵从这里踏上了对 大学“上管改”的历史舞台;“蒯司令”、“梁效”、“六厂二校”……新清华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出成果,出经验,出人才”! “文革”对蒋南翔的否定,要比蒋南翔对梅贻琦的否定来得更彻底,他主政新清 华的十三年半不仅被指称为“十七年黑线”中的最黑,他本人也被列入“黑帮” 的另册;当年肃清梅贻琦流毒的时刻,毕竟还保留了一点礼仪上的“对事不对 人”,而革命群众之对蒋南翔,则是连同他吃豆芽掐根这样纯系个人习惯的私事, 也要紧抓不放,作为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靶子来抽打。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来说, 这些考验他是经得起的,即便随后身陷囹圄,他也无悔无怨。1969年中秋,被 “监护”的蒋南翔自吟《钗头凤》一首,表明了他的气节: 月当头,又中秋,玉兔默窥庭前柳。 西风促,秋叶落,欲笺心事,孰诉衷曲? 莫!莫!莫! 身虽囚,心如旧,“俯首甘为孺子牛”。 傲霜菊,耐萧索,清寒自守,素质永笃。 乐!乐!乐! 然而,使蒋南翔墨面的,是新清华的学子们面对汹涌而来的“文革”,大都失去 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特别是他曾寄以厚望的“双肩挑”们,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 动中,个个都是“中坚力量”,而刚一涉水“文革”,就几乎无一例外地没顶为 “五分加绵羊”的“修正主义黑苗子”,更有为数不少者竟然攀缘而上,成了 “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 1980年,此时蒋南翔已经离开清华大学校长岗位一十四年了,他对自己曾经如此 孜孜以求的目标说了这样的话:“基本方向恐怕还是应该又红又专。不过十七年 没有做到,口头上说是又红又专,实际做的是以红代专。这个我们应该冲破它。” (《蒋南翔文集》下卷第100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这番话应该说是 对他自身工作的理性的总结了。遗憾的是,如同梅贻琦一样,历史再没有给蒋南 翔回到清华园的机会,人们再无缘看到,当随后而来的经济大潮涌向清华园时, 他将在清华园有什么样的“冲破”了。 今日的清华园,呈现出两次否定后的复归的迹象,最突出的,是人文院系的重建 和“寄托的一代”(GRE,GMAT,TOEFL)的出现,而后者更令人想起清华的“史 前期”(游美学务处肄业馆)。这样的选择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但它伴随着一叠 声的“继承传统”而出现,就不能不令人觉得惊讶甚而疑虑了,它将要继承的是 何时何代的传统?90年清华,发生在清华园里更多的是动荡与否定,除了她的水 清木华之外何曾有过真正的文明的传承。 百年方可树人,一所以树人为己任的学校,岂只是百年可以树得起来的?环顾左 右大学之林,麻省理工140年,耶鲁300年,哈佛365年,剑桥775年,牛津905年, 就连我们的近邻东京大学和加尔各答大学也分别有124年和156年的历史!胡适先 生在北京大学五十年时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全欧洲大概至少有五十个大学是五 百年前创立的……美国独立建国不过是一百六七十年前的事;可是这个国家里满 二百年的大学已有好几个。所以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十岁的北京大学 真是一个小弟弟,怎么配发帖子做生日,惊动朋友来道喜呢!”(《胡适学术文 集·教育》第294页,中华书局,1998年1月)北京大学已经是小弟弟了,何况晚 他十余年的清华。清华还很年轻,她的当务之急,是实实在在地把清华园内已经 写进历史长卷的、即将写进历史长卷的和生动活泼于眼前的珠玑拣拾出来,而不 是沉湎于自己都说不清的传统中。唯如此,传统才会氤氲蜿蜒水到渠成。这就是 清华在向她的百年迈进时,首先应该做的事。 2001年2月11日稿成3月8日改定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