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论学二则 冯天瑜    “学术服务人类”与“为学问而学问”   论及治学、为文,一向有两类看似截然对立的箴言,其一为“学 术服务人类”,其二为“为学问而学问”。中外哲人持前论者甚多, 如明清之际顾炎武在《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条》中说:“文之不 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之人善也。 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 神之事,无稽之言,抄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 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青年马克思在谈及自己的学术志向时也 指出:“有幸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当将自己的研究为人类服务。”   与这种学术服务人类的说法相异趣,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另有名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过去是这样,现在也 是这样。……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 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这一点有事实为证。因为只 是在生活福利所必需的东西有了保证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寻求这类知 识。”   中国近代学者梁启超将此论直称“为学术而学术”。他在《清代 学术概论》中推崇乾嘉学人的治学精神时赞誉道:   “对于先辈之‘学者的人格’,可以生一种观感。所谓“学者的 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 介,其志专堂。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 等人。”   “学术服务人类”与“为学术而学术”当然是两种意趣大相径庭 的论断,以往我们往往只看到二者间的差异与对立,认为彼此间水火 不相容。其实,这两种论断都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各自道出了相当深 刻的道理,如果取其合理内核,可以并用而不悖。   认真分析起来,上述两论的差异性主要来源于视角的不同——— 前者讲的是学术的社会目的论,后者虽然也涉及到治学目的,但重点 讲的是学者治学时应持的心态——当学问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客体) 时,作为主体的学者应当充分尊重研究对象自身的规律,因为作为客 体的研究对象并不会因为学者的主观好恶和需要而随之改变性状。在 这一意义上,人们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必须虚置主观好恶和需求,忠 实地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用此种研究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 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 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只有以这种不受主观需求干扰的客观 态度研究学问,方有可能登堂入室,求得真知,此种真学问才真正 “有益于天下”、“服务于人类”。   鉴于“学术服务人类”论受到普遍肯定,尤其是在盛行“实用理 性”的中国,服膺此论者一向占优势,至于“为学术而学术”论则长 期遭受责难,故我们更应认真剥取其合理内核,光大其深藏的科学精 神。而只有当“学术服务人类”这一学术目的论与“为学术而学术” 的治学心态达成良性互动,我们治学时方能形成“坚忍之志,永久之 注意”,如此“若夫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人之文学”方有可 能得以成就。    临文必敬 论古必恕   清人章学诚在唐人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 之外,还特别增加了“史德”一条,这实在是大有深意的。章氏对此 所作的解释是:“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 也。”章氏认为,史家仅有才、学、识还不足以成就优秀的史著,他 指出:“而文史之儒,竟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 哉!”   章氏反对将才、学、识简单理解为辞采、记诵、击断,他认为真 正的“良史之才、学、识”还有深层的内涵———史德。他是把著书 者的心术之正作为史识的前提看待的。这与刘勰的“文心”说颇相类 似,“夫文心者,言为文人之用心也”。也直逼《周易》“修辞立其 诚”之义。以往,人们多从道德论角度阐明章学诚此说的内蕴,这当 然是正确的,却又并不完备,因为章氏之说在道德论之外还有知识论 的意味在,这一点,参与章氏与“史德”相辉映的“文德”概念便得 以显现。章氏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与 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 之谓也,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 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   章氏明言,“临文必敬”不是从道德立论的,而是指的为文应持 一种合乎“中节”的态度,所谓“从容中道”:“论古必恕”也不是 讲的对古人要特别宽容、特别行恕道,而是指论古为文者必须真切体 察古人的时代条件、特定处境,这正是一种卓越的历史主义的论古态 度。继章氏之后,今人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 告》中发挥此义:“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 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如能批评其学 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今之史学界常常出现的或“苛求古人”或“拔高古人”,原因多 在未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未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要克服这种反历史的作法,唯一出路是下气力“知古人之世”、“知 古人之身处”,深切体会古人“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 忧乐之不齐”,然后才能对古人、古事作出公允的评判,这正是孟子 “知人论世”说的发挥。   章氏言:“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 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治学者不可不切记。 光明日报1999.5.7.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