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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教授” 

袁济喜

　　“文革”期间，教授一是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二是被嘲讽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臭知识份子。
正式对教授产生尊敬感，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通过当时的许多报道，我这才知道，那些献身科
学文化与教育的偶像，是因为他们与一般的科研人员不同，不仅要有高深的学识造诣，而且要有教书育
人品格。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认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要担当如此重任，非有深奥之学问与崇高
之人格不可，而且笔者在上大学时也确实见到许多高尚有学问的教授，他们对笔者精神人格与学问知识
的泽溉，非身经其历难以体味，也是终身难忘的文化偶像。

　　然而，等到自己忝列教授之后，又对“教授”这一称谓产生了怀疑。因为如今的中国教授，满街都
是，一抓一大把。著名学者、北大老教授季羡林曾戏谑地说，如今不管什么人，只要跨进北大的门，谋
上一个教书的位子，都可以评上教授。由于高校职称与这几年社会上的职称失控，滥评滥送，滥呼滥
称，于是教授中难免鱼龙混杂。在高校中谋取教授，出现了匪夷所思的怪现象，即不是凭借学识与教课
的水平，而是先当官再评教授，接着再当“博导”，“学科组评委”等等。人们将这种当教授的途径称
之为“曲线教授”。试想，如果教授这一神圣的职称都被此种人物所霸占，那还有什么神圣与严肃可
言，社会剩下的只是不学无术，欺世盗名。昔者东汉末年曾有“举秀才，不知书，察考廉，父别居”的
民谣，用以讽刺世风的虚伪荒唐。教授的被玷污，说明腐败确实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这几年中国的教授评审实在令人摇头。由于目前教授的名不副实，泛滥成灾。于是评审教授时的笑
话实在太多。有的教师教课没人听，文章没水平，于是花钱买书号出书；有的评教授时四处活动，装疯
卖傻，有的剽窃抄袭，移花接木，甚至抄自己的门生或导师。社会上各种龌龊作伪的事在评教授时应有
尽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有的高校，不仅行政人员可以参评正式的“教授”职称，而且后勤干部
也可以参评“教授”级的“研究员”，而他们的“成果”就是一年修了多少厕所，装了多少门窗的总结
报告。这么做的结果只能使中国的文化更加糟污，教育问题更加难治，缺乏神圣感的中国人品味更低。

　　这几年，常常抱怨现在的教授收入太低，这确实也是事实。但是人们往往忘记了问题的另一个方
面，这就是解放前教授与国外教授的高收入，是以物以稀为贵为前提的，教授的高质量与低数量是一致
的。解放前北大、清华的教授月薪动辄几百大洋，令人羡慕。但是能够受此高薪的又有几人？就连鲁迅
先生也没有当上北大的教授，尽管校长蔡元培是他的绍兴老乡。现在国外的大学，往往一个系只设一个
教授位置，绝不可能花钱养那么多有名无实的“教授”。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教授曾经着文介绍过美国
的教授有严格的考评制度与遴选制度，不可能混上教授之后就一劳永逸了。像我们目前一个系的教授、
副教授竟然占到全体教师的三分之二多，在这种情况下甭说中国的财政养不起那么多的“教授”，就是
欧美发达国家也没有那么多的钱来聘如此多的“教授”。教授一滥，就只好享受大锅饭的清贫了，如今
虽然有些高校给教授增加了岗位津贴，但是钱虽涨了，也难见得对教授有太大的升值作用，也不会提高
多少教授的学术水平。教授状况的改变看来只能从我们目前的学术职称评定体制上去着手，改变目前教
授由行政体制操作的弊端，实行真正的学术民主基础之上的评聘，做到少而精，严格杜绝权力与关系对
教授职称的渗透。

　　教授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文化与学术的形象，教授的水平如何，以及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可以
映射出这个时代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文革”时期对文化的全面破坏，首先是从批判一批以教授为主
体的“反动学术权威”开始的，“五.一六通知”中明确地将批判与扫荡“反动学术权威”作为这场“群
众运动”的重要内容。但这场“文化革命”究竟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什么，历史已经证明并且今后仍将
证明其为祸之烈。而今，这场中华民族的恶梦虽已结束，但是人们对文化与学术的认同仍然需待时间，
官本位与铜臭味对教授的腐蚀，造成了对中华民族文化与教育的巨大伤害。看来，“教授”的权威性应
当从反面入手加以重塑。

　　(摘自《随笔》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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