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质疑徐友渔的“质疑” 刘禾 早在贡德弗兰克的新著《白银资本》(原名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印行之前,书中若干章节就已经在一九 九七年被发表在互联网的公共论坛上,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此书出版后 遂荣获世界史学会一九九九年度头奖,同时引起了来自各方面的激烈反弹。此书 中文译本于今年春天问世后,在中国学界也开始产生很大的影响。鉴于此,我在 《读书》今年五月号上写了一篇题为《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的文章,评价 《白银资本》向当代世界体系理论提出的挑战,并强调此书对于史学研究,对于 近代史研究方法论的若干启示。我认为,由于弗兰克在书中反思布罗代尔、沃勒 斯坦和他自己早先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并质疑社会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故 《白银资本》的特殊意义并不限于世界经济史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在世界经济 史研究和当代文化理论之间开辟了新的对话契机。 我十分重视这个新契机,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国学者在如 何进行学术史的反思,如何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知识体系的脱殖民化”(the decolonizing of knowledge)努力之后,取得了广泛的、跨学科的研究成果, 其中包括法学、科学史、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的 大量研究。近些年来,国内对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也不 断有人介绍,可惜的是,这些理论经常以某种时尚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反而 阻碍了人们对新理论后面的问题性和历史性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和把握。何况“知 识体系的脱殖民化”正在全面推动当代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这件事,似乎还没有 得到充分的重视,甚至尚未进入人们的视野。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为《读书》杂志写了《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这篇文 章,文章刚面世不久,就遭到了徐友渔分别在《南方周末》和互联网上发动的一 场攻击。《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6.16)一文标题用上了学 术味十足的“质疑”这个词,不但质疑弗兰克,还质疑刘禾,气势汹汹。然而, 这篇文章处处露馅,字里行间不断露出作者藏在“质疑”后面的非学术用心,不 禁使人怀疑徐友渔到底有没有“质疑”的诚心和能力。在文章里,徐友渔既不认 真与其对手进行学理上的辩论,又拿不出证据驳倒对方的论点,对弗兰克的学术 还是对我个人的研究,都缺乏起码的了解,对当代西方理论的发展现状更是暴露 出惊人的无知。考虑到《质疑〈白银资本〉》一文对学术研究如此地不严肃和不 负责,我有必要以此文予以回应。 徐友渔不喜欢《白银资本》一书的主要理由是“如果《白银资本》之说成立, 那么自严复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代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 反思和批判自身传统中过时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费了,都是错误的。陈独秀、李 大钊、鲁迅、胡适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赛先生’都错了。所有这些人都不 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我想提醒徐友渔,《白银资 本》所涉及的时段是十五至十八世纪,对于和严复等先贤思想发展密切关联的十 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那段历史(欧洲的科学种族理论和西方中心论之成形恰与 此同期)则没有正面的论说,而《白银资本》与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究竟有怎 样一个逻辑关系,这是需要论证的。况且徐友渔提到的四个人中,陈独秀、李大 钊、鲁迅都是抵抗帝国主义的中坚人物,他们所推动的这种抵抗延续至今,故五 四传统绝不能只用“德先生、赛先生”来概括,不仅如此,近几个世纪的西方文 明也不能只用“德先生、赛先生”来说明。在今天这种新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局 面下,无论民主,无论科学,都不能逃脱被垄断资本利用和强暴的命运。因此, 继承五四精神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垄断资本和各种买办势力如何相互勾结,如 何欺世盗名,对民主、科学、人权实行空前的、全球范围的歪曲和践踏,以将其 纳入垄断资本所建立的全球新秩序之中。如果徐友渔对所有这一切都视而不见, 还一味假设《白银资本》与五四运动是互为否定的,那他就有义务向我们大家说 明这个逻辑关系是怎样推演出来的?这里不能允许有丝毫马虎。倘若他不能论证 自己的假设,那么无论人们怎样认识五四传统,它都帮不了《白银资本》的忙, 也帮不了《白银资本》的倒忙。至于谁会得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 “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这种耸人听闻的结论? 我想明眼人自己可以作出判断。 早在一九九二年,我就给《读书》杂志写过文章论述萨义德的《东方学》和伯纳 尔的《黑色的雅典娜》等著作对理论界的贡献。最近之所以又撰文介绍《白银资 本》,是由于我认为这三部著作极具代表性,构成了当代学术转型中的三个路标 性著作。在《读书》今年五月号的文章里,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些路标对 中国学人提出的挑战,已大大超出了‘西方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实际的老问题, 更不是要不要‘反西方’的问题;它真正的挑战是:中国学人处在当今剧烈变动 中的全球文化格局里,应承担何种角色,或不承担何种角色?”这自然关系到中 国学者能否站在国际学术的前沿,共同参与理论创造的前景。 徐友渔对我上述的话进行了偷梁换柱的引用,他不去研究我提到的那些理论著作、 而是去找路人四处打听,声称“我请教了不少西方著名学者,他们都不知道有这 么回事。”我们怎样来理解他的这句话呢?是徐友渔向我们公开承认他自己没有 做过任何研究、还是证明自己根本不具备独立判断的能力?否则,他怎会误以为 白人学者的脸上一定贴着理论专利的标签?如果徐友渔在他的“西方著名学者” 那里不仅是“打听”一回,而是仔细询问的话,或许他还会有新的发现。我敢说, 这些人若不是跟当代理论不沾边,是彻底的局外人(如驻中国的西方二、三流新 闻记者),那就是他们本来就拒斥萨义德、伯纳尔、和弗兰克等人的理论,因为 这些理论对他们的学术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西方学界 有不少人对福科、德里达、斯皮娃克、斯图亚特豪尔、鲍德里亚、以及对当代学 术作出重要贡献的其他理论家都抱有同样的敌意,这一点不知道徐友渔是否听说 过?既然自己不认真做研究,又怕被人懵骗,徐友渔还不如彻底公开他的所谓 “西方著名学者”的名单,好让我们大家做个判断,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也便 于我们认识一下徐友渔所维护的那个“西方”究竟在当代西方学术界里占据着什 么位置。 刘北成先生翻译的《白银资本》今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后,在中国学者中产 生了热烈的反响,大约是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所召集了第一次专题讨论会,接下来 中央编译出版社主持了一个围绕《白银资本》汉译本出版的座谈会,邀请了北大、 清华、社科院等在京单位的经济史学家、人文学者等多方人士,我当时正好在北 京,故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听到了李伯重教授和其他经济史专家就此书展开的讨 论。那次会议部分人的座谈纪要不久见报,发表在五月十三日的《文汇报》上。 五月下旬,弗兰克应邀访华,分别在社科院社会学所和世界历史所作了演讲,与 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此之前,有关《白银资本》的书评已陆续 在《中国青年报》(三月二十一日)、《中国读书商报书评周刊》(三月二十一 日)和《中华读书报》(三月二十九日)等各大小报上刊出,而我自己的文章则 是五月中旬才在《读书》上发表。 奇怪的是,徐友渔单单挑出《读书》杂志作为他攻击的靶子,指责《读书》不够 专业,理由是早先陈燕谷先生的书评和我的文章都是由“弄文学的人写的”。可 是,从未听说徐友渔自己与世界经济史有过什么干系,而他在《质疑〈白银资 本〉》一文中自称是“以当代西方学术”为专业,这在人们的眼里就十分可疑了。 我本人在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给比较文学系的博士班开设当代西方理论课程,约 有十个年头,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个什么叫做“当代西方学术”的专业。不过,大 凡喜欢给别人脸上抹黑的人,总不免拿别人为镜象,照见的是自己脸上的污点而 不自知。如果徐友渔先生能把自己的逻辑思维整理清楚,那么他至少可以避免犯 下如此荒唐的错误:在剥夺别人发言权的同时也牢牢地封住了自己的嘴巴。 再回过头来看《白银资本》。弗兰克在他的这本书里反复强调说,以往的社会 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总是“站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因此他们缺乏用世界的 眼光去研究过去的历史,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弗兰克举出大量的有关白银贸易 的证据,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末亚洲和中国在世界经济结构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给予 了新的定位。当然此书不是没有缺憾,我在《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一文里 就明确指出了书中第一手汉语文献的缺乏,因为弗兰克完全有可能在这些文献中 发掘出对他更有利的证据,或对已有的证据作出修正。当弗兰克在社科院访问期 间被问及这一点时,他谦虚地说,《白银资本》所做的只是个开头, 还有大量 的研究有待于中国的和其他非西方学者的参与才能完成;相比之下,从亚当斯密 到马克思、桑巴特、韦伯、波拉尼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经济理论, 已有了几百年的传统和传播,要想质疑这样一个权威的知识体系,非要几代学者 的共同努力不可。《白银资本》针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理论提出了另一套 关于早期世界经济结构的解释,这是一部综合性的理论书,而不是研究白银流通 的专著。正如韦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在一部综合性的 理论著作中,著者须在尽可能广泛的领域里吸收大量的有关研究,而在这方面, 弗兰克对当代最新学术成果的把握是极为可观的。 徐友渔误以为第一手材料就等于证据,于是相信自己抓住了弗兰克的把柄,但不 幸又打错了地方。倘若理论著作都以掌握第一手文献为准,那么韦伯、布罗代尔、 沃勒斯坦等人的著作全都经不起推敲,更何况康德和黑格尔。但凡受过起码学术 训练的人都会懂得,很多经典理论中的重要结论大都建立在别人的专著和个案研 究 (所谓第二手材料) 之上,每个时代的众多学术成果都可能被有创见的理论家 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归纳、批判和总结。因此,对综合性的理论著作进行评价,关 键不在第一手文献的多寡,而在于作者是否在最广泛的领域里熟知并把握了有关 的研究,且提出自己的洞见。《白银资本》正是这样一本书,而弗兰克比布罗代 尔和沃勒斯坦略胜一筹的地方恰恰在于,他非常重视欧洲以外的世界经济研究的 最新(九十年代)学术成果,在书中引用了滨下武志、阿布-卢格霍特、王国斌 等许多学者关于亚洲贸易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作为证据进入了《白银资本》的 写作后,有力地支持了弗兰克的论点。徐友渔断章取义地引用阿布-卢格霍特的 书评,把《白银资本》一书里面所征引的当代国际学界(包括阿布-卢格霍特自 己)的集体劳动成果,贬斥为“经验证据之贫乏,统计数据之不完备。” 徐友 渔究竟掌握了什么样经验证据和统计数据,就自以为可以小看各国学者多年的研 究成果? 更经不起推敲的是,徐友渔既然表现得那么热衷于原始文献,那他为什么把查辞 典看得比研究档案文献更重要、更可靠?在《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那篇文 章里,我曾提到九七年的夏天在伦敦使用英国国家档案馆和大英博物馆的东印度 公司早期档案的一些情况。在对一八三0年前后中英政府之间外交照会加以分析 之后,我发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政府在《天津条约》中明文禁止中国人使用 “夷”字,这跟“夷”字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如何被传教士或“汉文正史”翻 译成barbarian (野蛮人),而barbarian话语又如何进入英国议会的辩论有着 直接的联系。另一相关的发现是“夷”字的英译在鸦片战争之前无此固定的译法, 因为十八世纪初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档案文献 (并非我的发明) 显示, “夷”字的译名是 stranger (陌生人)或 foreigner (外国人),此译法直 到一八0七年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著《华英字典》 (1815-1820)时仍被沿用。这段公案我在文章里已讲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 我关注的是“夷”字的翻译史以及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议会的有关辩论,而不涉及 “夷”字在汉语自身几千年中的词源变化,更不是为了回答“夷”字在辞典里是 褒义还是贬义这一类中学生才关心的问题。当我们涉及两种语言之间复杂的翻译 史时,无论是哪一类辞典、字典,包括双语词典,它们对此类研究的价值都是极 其有限的。如果以搞语言哲学著称的徐友渔先生连这一点都闹不懂,那么请问刘 禾和徐友渔比起来,到底谁“太不学术”? 满清入关后的“夷夏”之争,使得“夷”字早已成为清代经学反复考证和阐释的 重点,因为“夷”的意义如何界定,它关系到满人统治汉人的政治合法性。真是 无知者无畏,对历史档案里的证据无动于衷,对经学文献视而不见的徐友渔,竟 武断地认为“夷”字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只消查一下《辞源》,问题就都解决了。 于是,他从《辞源》那里拖出一条定义来,好象取到法宝似地警告说“身居国外 的刘禾女士,在与自己的同胞论战时,还是翻翻中国的权威辞书为好。”可是, 身居国内的徐友渔先生忽略了一个要命的细节,那就是:他没有先去查一查《辞 源》到底是哪年编篡的,最早的版本是不是早于一九0八年?是不是早于我上面 提到的那些档案和经学家的考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徐友渔就犯了学术上 的大忌,把年代的先后次序弄颠倒了。这就好比现在从事文字学研究的人,放着 历代宿儒的训诂材料不用,却抱着一本二十世纪的工具书《辞源》弄学术,这又 能弄出个什么名堂? 我在《欧洲路灯光影之外的世界》一文中强调:“作为一部理论著作,《白银资 本》代表着当今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写作 中的成见、偏见、和急功近利的伪命题 (比如“中国 为什么没有现代化”)。这 对中国学界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是因为这本书谈到了中国,也不在于它 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末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新定位(所谓中国中心 论),而是由于它提供了一个全球视野,一旦进入这个视野,我们就不能不对有 关‘现代’的各种论说和知识进行全面的清理,诸如现代文明如何发生,资本主 义如何起源,‘西方’和‘东方’究竟是一些怎样的知识构成,以及这种知识以 何种方式参与了世界史的创造,还有,种族的观念怎样替文明等级论发明了一整 套(生物)科学依据等一系列问题,都不能逃脱这一检讨。”我要强调,这段话才 代表我文章的最核心的意见,徐友渔如果有诚心“质疑”的话,就应该对上述意 见进行学理上的反驳,起码按照他自己的思路来回答现代文明如何发生,资本主 义如何起源,“西方”和“东方”究竟是一些怎样的知识构成,这种知识以何种 方式参与了世界史的创造,种族的观念如何替文明等级论发明了一整套(生物)科 学依据等一系列问题。徐友渔若对以上问题正面发表了意见,无论这些意见怎样 和我的观点相左,我都愿意与其做严肃认真的讨论。但他在这篇文章里从头到尾 回避了那些本来应该着重“质疑”的对象,相反,我们在徐友渔的“质疑”中通 篇看到的是:他所认识的那些西方权威怎样不知西方学术转型这回事,“弄文学” 的人为什么要对世界经济史发言,“身居国外”的人有什么资格说中国的事,研 究“夷”字翻译史的人为什么不查权威的中国辞书《辞源》等等。这叫什么“质 疑”?徐友渔究竟想“质疑”什么?他的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质疑”后面隐藏 了什么动机? 最后还要说一下的是,学术腐败近来已成为一个流行话题,有人把官场腐败不假 思索地套用到学界来,以为这同样是一个以权换钱的问题。但是,当今的学术腐 败是不能用钱,特别是怎样分钱这种“向钱看”的标准来衡量的,眼下正在发生 的学术腐败要比这复杂得多、严重得多。打着学术的旗号沽名钓誉,把做学者混 同于当名利场上的文化明星,在媒体上炒作通俗理论,不读书、不做研究就胡说 一气,对严肃思想进行急功近利的盗用等等,这是不是学术腐败?如果徐友渔真 的对他所说的“学术性”还有一点尊重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对以上的腐败现象保 持警惕,不要动辄四处泼脏水,却以为自己是个干净人儿。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