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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流氓诗人白居易》想到的

此言

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一卷里，克法洛斯问诗人索福克勒斯：“你对于谈情说
爱怎么样了，这么大年纪还向女人献殷勤吗？”他说：“别提啦！洗手不干啦！
谢天谢地，我就象从一个又疯又狠的奴隶主手里挣脱出来了似的。”

柏拉图不喜欢诗人，又主张精神恋爱，老年的索福克勒斯是否真如柏拉图笔下
所描写，从又疯又恨的奴隶主手里解放了出来，我们恐怕是不能不存几分疑问
的。

有个画家朋友八十年代曾到一偏远乡村作画，碰上一个既穷且病的老人，独住
在漆黑的小屋子里，他的病榻上方的墙上，赫然挂着一幅刘晓庆的半身大照。
画家看到之后，自然甚为激动，把彼情彼景绘到了他的画布上。我有幸看到过
那幅画，躺在床的枯索的老人和陋墙上光鲜的刘晓庆对比强烈，给我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

如果索福克勒斯的确曾向克法洛斯坦言自己“从又疯又狠的奴隶主手里挣脱出
来了，”这又疯又恨的奴隶主应该指的是性欲，而不是美感。“爱美之心，人
皆有之，”这个定律恐怕得囊括两岁的孩子到八十老翁。有了美感，难免就会
去谈情说爱，就像仁者爱山，有空就会去登峰，智者乐水，得闲便要去划船，
及至腿脚不便，也不会不让自己的眼睛“悠然见南山”的。

钟叔河先生写《忆妓与忆民》，舒芜先生作《流氓诗人白居易？》和之，把香
山居士痛快淋漓地解构了一把，从此年轻人的偶像花名册里又少了一名。不知
白居易九泉之下作何感想；倘能上得网来，大约要疾呼一声：“是制度给了我
这个权力！”

白乐天“三嫌老丑换蛾眉，”仍能坐稳太子少傅的位子，说明在当时之世，那
样的做法算不得大是大非；若在今世，恐怕丢十次乌纱冒还不止；换成华大教
授，浔阳江头的一次添酒回灯，说不定也让他丢了饭碗，或让后世研究“濯足
”的学者们浮想联翩。（可怜陆先生是经济学教授而不是法学教授，不懂得“
坦白从宽，牢底坐穿”的硬道理，与克林顿总统相比，则更是差得远）。

有人在这个时候将舒芜先生的旧作推荐上《新语丝》，显然是别有所讽。虽拐
了个大弯子，仍令人感到嗖嗖冷气。不过这样的嘲讽似乎犯了个双向的“时代
错误”：以今人的标准检验古人的道德操守，未免责之过苛；以古人的事迹类
比今人的做法，好像不伦不类。譬如，用现在的职业伦理看秦皇汉武、唐宗宋
祖，定然没一个好东西。二十多岁的女研究生嫁给八十老翁，比之于古时的性
奴隶，也绝对说不通顺。我相信如今的女硕士是会“放开眼光，自己来拿”的
，不至于期期艾艾地委身于谁。至于这眼光是什么样的眼光，该另当别论。

诚然，舒芜先生的《流氓诗人白居易》是篇耐读的文章，文字老辣，功力深厚，
考据细致。在《琵琶行》、《上阳白发人》与《追欢偶作》之间作以对比，舒
芜先生得出一个精彩的结论：“人当少壮之年，观人论事，往往比较能衡以公
心，明是非，别善恶，有同情，有理解。及至暮年，精力日衰，私欲日深，既
得利益日多，而来日无多，这就往往丢掉是非善恶，只顾自己，不复关心他人
的苦乐，不再考虑他人的意见......。”诚哉斯言，道理说得很完备了，不过
我的看法略有不同：少壮之年，天涯沦落，对底层民众有同情、有理解，恐怕
只是一种同病相怜的情绪。这种感情，在医院病房里并不鲜见。所以，即便写
出《琵琶行》这样的名篇，也未必能证明一个人在少壮之年观人论事就能“衡
以公心，明是非，别善恶”。

(XYS2004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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