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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友人王怡的误读说起

　　张远山

　　收到赠阅的2003年7月17日《外滩画报》，其A19版上有王怡老弟的一篇文章
《今识“智子疑邻”》，这是这期报纸中我唯一全文细读的一篇，其他浏览而已。

　　我一向喜欢王怡的文章，曾破例为他的第一本书《载满鹅的火车》写序，这
是我第一次为公开出版的个人著作写序。王怡向我求序时，我是很爽快地答应的，
并告诉他，曾有人出价五千元请我写序，被我拒绝，但为他写序我很乐意，而且
免费。

　　《今识“智子疑邻”》如果是一篇普通的报刊烂文，犯这个小错误我不会专
门撰文批评－－不过我也不可能细读。既然是王怡写的，发现此误而为朋友隐有
悖知识分子的良知。当然我还可以直接告诉王怡本人－－我对许多朋友都是这么
做的，发现有误即直告，朋友是否不快在所不计。我非常希望知识界朋友对我也
能投桃报李，一旦发现我的任何错误都直告无隐。比如友人余世存就曾面告某篇
拙文把《庄子》第二篇《齐物论》误写成首篇，读者朋友燕宏博也曾来信指出某
部拙著把古龙《绝代双骄》中的“李大嘴”误归金庸名下，我都感激不尽并欣然
改正。但我认为私下指正并非批评的正途，而有置私谊于公义之上的嫌疑。批评
的正途是公开批评，因为文章和著作一旦问世即成公器，公开批评不仅对被批评
者有教益，使之明白生有涯而知无涯，无论学问如何之大，令名如何之盛，切不
可妄自尊大，轻率为文，而应永远谨慎命笔，精审立言，而且能够部分消除所犯
错误在读者中的消极影响，相当于批评者出钱替被批评者还债，故公开批评比私
下指正对被批评者的恩惠更大。

　　然而前有专人评点赵忠祥的烂书《岁月随想》，指出了大量初级错误，赵
“老师”闻之暴跳如雷；近有金文明的专著《石破天惊逗秋雨》指出余秋雨的一
百多个错误，余“大师”连金著都未寓目，风闻后就拙劣地无耻狡辩。殊不知，
暴跳如雷与无耻狡辩比任何“硬伤”都更不可恕。知识分子的祖师爷亚里士多德
说：“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这句话是判别知识分子之真伪的试金石。真正
的知识分子，必定“闻过则喜”且“从善如流”，只要在基本事实层面批评者说
得对，决不会计较批评者的“态度”－－“态度就是一切”只是政治立场，“真
理就是一切”才是知识立场。伪知识分子都是不可救药的自恋狂，欺世盗名的生
意人，他们必定认为本人虚名比传播真知更为重要，所以一定是反亚里士多德之
道而行之：“我爱面子，我不爱真理。”既然余秋雨坚持对“致仕”的独家误读，
那就让他的书永远“致仕”下去吧－－他的书本来并不太烂，但把错误进行到底
就成了真正的烂书。中国古代的一个笑话说，有两个人为四七等于二十七还是四
七等于二十八而争论不休，最后赌一块钱请人裁决，裁决者判坚持四七等于二十
八的人输。胜者拿了赌金高兴而去，输者不服，裁决者说，你输一块钱让他糊涂
一辈子，还不满意？跟这种人争论，我看你是脑子进水。

　　因为国内知识界现在一团和气抹稀泥的多，朋友之间更是助拳帮腔的多，直
言无隐的少，批评空气很不健康，故本文亦如我批评过的张中行老先生那样，来
了个“出租司机绕远道”式的远开头，入正题前有以上啰嗦，以下言归正传。

　　王怡此文谈的是今年高考的材料作文，该材料取自《韩非子·说难》：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
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这一寓言历来被概括为成语“智子疑邻”，正如大多数成语都被概括为四字
结构－－我称之为汉语的“黄金节奏”，故古诗以四言的《诗经》启其端有其必
然。但“智子疑邻”不同于“和氏献璧”（出《韩非子》）、“郑人买履”（出
《韩非子》）、“塞翁失马”（出《淮南子》）那样的主谓宾结构，而是省略主
语的连续两个动宾结构，还原其省略部分，应为“富人智其子而疑其邻”。

　　王怡此文以“今识”分析这则寓言，见解颇为独到，但他全文皆把主角“富
人”易为“智子”，如“韩非的本意并非批评智子”、“智子之所以不怀疑儿子”
等等，就误把“智子”视为与“孟子”、“荀子”一样的人名了。

　　2003／7／19

(XYS2003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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