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 　　权力魔方变形记 　　张远山 　　一 　　我上幼儿园时，老师教我做过一个折纸游戏：先在图画纸中间画一个等边三 角形，再以这个等边三角形的每一条边为边长，各画一个同样大小的等边三角形， 把这四个同样大小的等边三角形一起裁下来，把外围的三个等边三角形向上折起 来粘住，就得到了一个四面体。把这个四面体随手丢在桌上，必有一个三角形的 面在最底下，另外三个三角形沿着倾斜的坡度，支撑起一个最高的尖顶。 　　今天我忽发奇想，觉得这个四面体就是所有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四个等边 三角形，分别是士农工商（实际上四个三角形的大小并不相等，但为了简便，姑 且这么说）。最高的点，在专制社会中是皇帝，或是不叫皇帝但实际上相当于皇 帝的最高统治者；在民主社会中则是总统、总理或君主立宪制下的首相。农人从 事第一产业，工人从事第二产业，商人从事第三产业，士人从事精神产业。尽管 所有的社会都离不开农工商三者，但由于权力结构的立足重点不同，却可能是农 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在神权政体中，士的主体是依附于神权的教士或 修士。在皇权政体中，士的主体是依附于皇权的文士或武士。在民主政体中，士 的主体是独立于任何世俗权力之外的学士即人文知识分子。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农人的荣誉地位仅次于士人，但实际上农人三角形却永 远处于最下，构成古代中国社会的基础。所有的古代农业社会，大抵也是如此－ －具体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每个三角形内部都有更细的阶层分化，比如在士这 个三角形中，古代中国以文士为主体，古代日本以武士为主体，中世纪欧洲以教 士为主体。必须注意，这三种士对权力的依附性都很大，与独立的近代知识分子 有本质差异。另外，三个倾斜的三角形，其地位因大小不等也有所不同，比如法 国的三级会议所代表的三个等级也地位不等。 　　这一情形到工业革命之后的近代工业社会发生了变化，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 作为无产阶级，已经代替农民阶级被压在了社会最低层。不过哪个三角形在最底 下，并非本文想讨论的问题。我想看看这个折纸游戏有什么变数，有了变数以后 怎样才能继续玩下去。 　　二 　　上述那个四面体，如果没有变数，比如没有第五个三角形加入进来，那么它 就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只要桌子不被掀翻，这个四面体的构成元素与结构关系就 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即便桌子被掀翻，比如农民起义或被外族征服导致改朝换代， 但只要没有第五个三角形挤进来，那么重整旧山河的结果，放在桌上的还是这个 正四面体，在外观上看不出丝毫变化。虽然可能换了一个尖角在最上面，为此许 多人的身份与桌面被掀翻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根本变化，原先居上的也许现在居 下了，原先居下的也许现在居上了，但这个四面体的基本结构毫无改变。儒家的 那套礼教，就是用于论证和维护这个四面体的神圣性和永恒性，谓之“天不变道 亦不变”。这套儒家之道，扼杀了有可能威胁该结构之稳定性的一切变数，墨家、 名家是其显者。有时扼杀不太凶悍，而是以柔克刚的化解，比如把异己者消化掉， 招安掉，于是儒家就越来越不纯粹，变得五色驳杂，儒家先后消化吸收了法家、 阴阳家、道家、佛教、禅宗等等。 　　从这一社会权力的结构模型中，可以发现一个非常直观的特点：在每一个倾 斜的三角面上，越是向上越是收敛，越是向下越是放大。这有两层含义：一、居 上位者总是少于居下位者。二、居上位者必须对居下位者宽容。由于最上位者人 数最少（仅有一人），所以必须对下最宽容。任何稳定的四面体，都必然是上尖 下宽，而且越向下越宽。因此希望社会稳定的最上位者，必须对全体居下位者宽 容。只有宽容才能确保社会结构不被颠覆。同理，依次而下，每一个相对的居上 位者，也必须对全体相对的居下位者宽容。这是这个折纸模型告诉我们的自然法 则。谁主张居下位者应对居上位者宽容，而居上位者应对居下位者严厉，那么我 就请他把这个四面体的尖头朝下，竖起来。 　　宽容只能是上对下，而不能是下对上。下对上的“宽容”，不叫宽容，而叫 纵容。但是反对居上位者对居下位者宽容的人，却反过来，把居上位者对居下位 者应有的宽容，叫做“纵容”。这种人是“人与人天生不平等”的拥护者。他们 认为居上位者的权力是神授或天授的，所以不过度使用乃至不滥用权力就是对居 下位者的纵容。但“人人生而平等”的拥护者认为，社会地位的高低仅仅是政治 结构的功能性需要，而不是因为人与人天生具有贵贱之分。居上位者的权力是人 授的，即居下位者授予的，因此居下位者对居上位者的“宽容”才是纵容。而且 居下位者对居上位者的纵容，最终的最大受害者正是居下位者自己。 　　所有居下位者对居上位者的批评，都在根本上有利于桌子不被掀翻，有利于 整个社会系统中的每一个成员。居上位者允许居下位者自由批评，也就是宽容， 是释放可能威胁系统稳定的异己能量的唯一方式。不允许批评甚至扼杀批评，就 是主动在为异己者积聚能量，那么居上位者就不是居于稳定结构之上，而是坐在 火山口上。 　　三 　　这个折纸游戏的第一个变数不是增加一个三角形，而是把底下的那个三角形 翻上来，与另外三个三角形一样拱向尖顶，也就是每个面都倾斜于桌面，构成金 字塔的四个斜面，而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四个三角形中没有一个在形状上有任何改变，但现在这四个三角形中，没有任何 一个三角形被置于底面。 　　第四个三角形翻上来之后，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由四个等边三角形支撑 的权力结构与原先那个由三个等边三角形支撑的权力结构，其权力坡度明显平缓 化了。这个权力坡度的平缓化，正是宽容度的放大。底下那个三角形翻上来并不 是任意的，导致这种权力坡度平缓化也即政治文明进步的，有一个必要条件，那 就是由最底层构成的社会生产力必须有替代物，它或者是一个从事基础生产的本 族的奴隶阶级，或者是一个从事基础生产的被征服被奴役的异族。由于奴隶或准 奴隶阶级被剥夺了基本人权和天赋政治权利，因此从事第一产业的农人阶级和从 事第二产业的工人阶级由权力结构之外的奴隶阶级充当，于是这样的社会就由商 人成为权力结构的主导性力量。这样的社会，可以在古希腊发现，也可以在殖民 主义的近代欧洲发现。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直接民主制社会， 殖民主义的近代欧洲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准奴隶制度之上的代议制社会。两者的民 主成分主要是对内部成员而言。 　　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近代社会中，第五个等边三角形终于出现了，那就是 自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也称技术知识分子）构成的等边三角形。这是一个真 正改变有史以来的所有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的新生力量。这个三角形挤入了原先 的四个等边三角形构成的权力结构，于是权力坡度再次发生平缓化，宽容度也进 一步放大。一旦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权力至高点与社会最底层的落差已经 相当小，但是全体公民的真正平等尚未实现。它必须等待第六个等边三角形的出 现，也就是不从事生产而专事批评权力阶级和社会不公的人文知识分子构成的第 六个等边三角形。 　　四 　　不依附于任何世俗权力的批判性人文知识分子阶层作为第六个等边三角形， 几乎与科学家同时出现，但却要等到科学家所改变的近代商业社会基本成熟以后， 才能发挥真正改变历史进程的巨大作用。也就是说，只有以科学家为主导的现代 商业社会，才能使不直接从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批判者阶层不依附于任何 世俗权力，摆脱特权阶层的供养，因而不必为特定阶层服务，而是为社会公理服 务，为全人类服务。因此批判者阶层这一崭新的三角形一旦进入人类历史，就不 仅是像科学家那样改变了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而是彻底瓦解了传统社会的权力 结构，它甚至颠覆了对“权力”的传统定义：权力不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而是每个人因功能性需要和结构性分工在不同领域为全社会其他成员提供服务的 关系。人与人在根本上不再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互相服务的义务、责任和权利。 也就是说，“我有权”不是我有权要你为我服务，“我有权”更不是我有权奴役 你，而是“我有权”在这个合法的岗位上为你提供职业性服务－－并且无权不提 供这种职业性服务。 　　完全独立的人文知识分子即第六个等边三角形的出现，是近代以来最重要的 历史事件。不难发现，六个等边三角形连在一起，是不可能构成任何坡度的－－ 它们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平面，构成一个正六边形。批判者阶层的出现，不仅使权 力坡度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平缓化，而且使传统社会中的一切权力失去了神圣 性，从此“人人生而平等”真正地成了文明社会的基本公理。但这一人文公理的 彻底实现将是一个不断趋近理想的漫长历史过程。正是因为宣扬这一至高理想而 事实上却不得不生存在一个尚不理想的社会现实中，批判者的言论和实践才必然 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分离。而这也成了在残存的传统权力结构中获益的扼杀批评者 对批判者的最主要指责：批判者的言行不一致。 　　事实上，批判性普适理论与阶段性历史实践、公理性人文思想与个体性生存 行为是不可能真正一致的。与实践完全一致的理论只是世俗权力的辩护，与行为 完全一致的思想只是世俗行为的护短。真正有价值的批判性普适理论和公理性人 文思想都具有现实所缺乏的理想色彩。真正的批判者和理想家，必然是言行不一 致的。但这里的言行不一致不是在世俗层面上的言行不一致，而是批判者的行为 以现行法律为底线与批判者的言论以永恒正义为旨归之间的不一致。正是这样的 言行不一致，为未来人们的世俗行为和政治结构提供了一个更高的理想目标。反 对这样的言行不一致，就是反对人类社会向更理想的形态发展。 　　当一个批判者居下位时，他想怎么批评居上位者都可以，无论多么偏激，他 都有权批评。他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他的不无偏激的批判对政治结构的动态稳定 和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转不仅无害，而且有益。桌子的四个脚必须居于桌子边缘的 四角才能保持桌面的稳定，如果桌子的四个脚都居于桌子的中心，那么这个桌子 就摇摇欲坠了。所以，当一个人处于社会底层、社会边缘而未进入权力中心、权 力高层时，他的批评不妨偏激。因为偏激言论中的不合理因素会被其他端点的偏 激言论的不合理因素所抵销和中和，来自不同端点的各种不无偏激的自由言论所 形成的合力，正是社会稳定所需的凝聚力和社会进步所需的推动力。各有所偏的 自由言论的活跃，不仅保证了社会的活力和文化的创造力，而且充分保证了整个 政治结构和社会系统的稳定。 　　但是如果一个批判者通过成功的批评进入了结构性权力中心和功能性权力高 层，那么他就不能完全按照他原来的思想尤其是偏激言论来行动，他必须放弃思 想的偏激而在行为上中庸和妥协，虽然他依然可以批评居上位者，但他却必须对 居下位者宽容。如果他是最高权力者，那么他就只能接受批评，只能对下宽容。 他可以依法惩罚行动上的极端主义者，但不能滥用法律授予他的权力惩罚思想言 论上的异见者乃至偏激者。因为公正的法律决不会授予他惩罚异见者的权力，只 要当权者在惩罚异见者，那么他一定是挪用了权力，也就是滥用了权力。被挪用 和滥用的权力，已经失去了其正当性。 　　举例来说，苏格拉底是雅典直接民主制度的批评者。他有发表任何批评意见 的绝对自由，尤其有权批评直接民主制的种种弊端，因为他是在野者，他的意见 无论多么偏激，只能用另外的自由言论与他进行自由辩论。雅典当局不能禁止他 的自由言论，更没有权力假借民主的公意判处“言而不行”的苏格拉底死刑。然 而如果苏格拉底成了雅典的执政者，那么他就不仅失去了偏激言论的自由，尤其 失去了按其偏激思想任意行动的自由。因为作为当权者，他的行动必须以全体雅 典公民的身心福利为最高目的。作为当权者，他必须对其他苏格拉底式偏激言论 加以无限度的宽容。 　　在此意义上，道学家式地要求执政者前后言行一致和知行合一是荒谬的。因 为前一个言论的苏格拉底是在野者，而后一个行动的苏格拉底是当政者。在野者 苏格拉底如果言行一致且其行不触犯法律，当然很好。在野者苏格拉底如果言行 不一，那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言论不偏激，但行动不符合其言论而触犯法律， 那么法律就必须对苏格拉底触犯法律的行为进行制裁。第二种是言论偏激，而他 的行为虽然违反其言论但却没有触犯法律，那么法律就无权制裁苏格拉底。在这 两种情况下，法律都不能对他的言行不一致进行制裁，因为言行是否一致不属于 法律的管辖范围。法律只管行为，而不管思想言论。言论享有绝对自由，而行动 必须遵守法律－－这就是在野者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判处他死刑时坦然接受这一 错判、服毒而死的理由。 　　五 　　思想、言论、著述永远无罪，不论是否与行动一致－－这是民主的基石。在 现代社会，人文知识分子就是一个永远在野的专事批判的阶层－－主要是批评乃 至挑剔当权者以及民众对当权者的纵容和盲从。这种不依附权力的独立的知识阶 层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传统，但从“五四”以来，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始终在 艰苦卓绝地追求这种独立。 　　言行一致是道德的自律性要求，而不是法律的他律性强制。把道德与法律混 为一淡，甚至用道德代替法律，是专制制度的最大骗局，是统治者的虚伪道德和 愚民道德。关于行动和思想的不必合一，而且不能以这种分离为理由加以惩罚， 可以再举几个例子。意大利诗人但丁在其不朽巨著《神曲》中，把他厌恶的当代 和古代、本国与异国人物打入地狱或炼狱接受永恒惩罚，其惩罚的方式非常残酷。 但是只要但丁没有作为执政者把这种想象中的残酷付诸实行，但丁就是无罪的。 即使那些被但丁用想象打入地狱或炼狱的真实历史人物的亲属和后裔，也没有权 利控告但丁侵犯了其亲属或先人的名誉权。法国作家西蒙娜·波娃的学生奥尔加 曾经介入她与萨特的同居生活，上演了有名的“三重奏”，波娃为此非常痛恨奥 尔加，于是她在小说《女客》中让代表她自己的女主角弗朗索瓦兹“亲手”杀死 了代表奥尔加的格札维埃尔，从而获得了感情上的解脱，并且在生活中也原谅了 奥尔加，与她长期保持着友谊。这样的虚构性谋杀，当然也是无罪的。中国作家 王小波在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中》，让男主人公王二想象自己强奸了女主人公 X海鹰，并且为这种想象辩护说：“这样干虽然很不对，但是想一想总是可以的。 要是连想都不让想，恐怕就会干出来了。”可见任何人都有权在想象和写作中残 酷，但不能在事实上残酷。任何人都有权在想象和写作中谋杀、强奸，但无权在 事实上谋杀和强奸。任何人都有权在思想上反民主、在言论和著作中宣传反民主， 但无权在事实上专制和独裁。因为思想属于个人，行动涉及整个世界。即便我驳 不倒你的思想，但我依然可以不同意你的思想。不同意的权力是神圣的，它是民 主的精髓。民主制度把不同意的权力赋予了所有的人。如果我认为你的思想有害， 那么我就要批判你，但我无权剥夺你的思想言论自由。如果你把这种我认为有害 的思想付诸行动，而且即便这种行动没有触犯法律，但我依然有权认为你的思想 和行动有害，依然有权认定你是在犯罪。但只有当你的行动确实触犯了现行法律， 我才可以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起诉你。如果你的行动确实对社会有害而但按现行 法律体系却不能绳之以法，那么我就有权通过自由言论批评现有的法律体系，并 呼吁民众经由民主程序修改和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 　　六 　　追求绝对平等的独立的人文知识分子阶层是现代文明的最大支柱。绝对平等 永远不可能达到，但永远必须追求。因此不必过度担心全体公民完全平等会导致 个体精神的平面化即没有个性──但也确有此弊，因为在大的正六边形中，会形 成无数的小六边形，整个社会有可能成为毫无个性毫无活力的蜂窝状。但个性常 常是蚌病成蛛的产物，在不平等社会中有价值的个性，未必是平等社会中有价值 的个性。认为不平等有助于A与B都有个性而刻意让两者不平等，决不是走向精神 丰富的真正通途。真正健康的个性不是依靠外在等级差异来强加的，而是凭借内 在天性而自然发展的。也不必过度担心全体公民完全平等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崩溃， 因为在民主社会中，人类这一社会化的生物群，依然离不开结构性的职业分工和 功能性的科层体系。民主社会中的上下等级仅仅是出于管理上的必需，是结构性 的、功能性的、暂时的、非世袭的、可替换的、理论上人人有机会担任的。 　　趋于绝对平等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它永远不可能真正抵达，但平等已经成 为现代民主社会最主要最根本的人文公理。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之一，就是防止 管理者（即结构上功能上的居上位者而非事实上的高贵者）企图使六个等边三角 形都变形为顶角小于六十度的等腰三角形（即两边长于底边），再次把权力至高 点逐渐拉离三角形的底边和权力金字塔的底层，再次造成政治权力的两极分化。 现代人普遍反对物质财富的两极分化，殊不知恰恰是政治权力的两极分化才导致 了物质财富的两极分化。政治权力的两极分化是万恶之源。如果不能改变政治权 力的两极分化，那么物质财富的两极分化就是必然的。如果不反对政治权力的两 极分化，那么反对物质财富的两极分化就永远是无效的。如果在政治权力两极分 化的社会结构中，反对物质财富的两极分化的言论居然获得了官方的阴险鼓励， 那就一定是政治权力为自己脸上贴金的假惺惺，这种假惺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 固其政治极权，是为了使其政治极权获得一种虚假的合法性。 　　二○○○年四月六日初稿，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定稿 　　（刊《社会科学论坛》二○○三年第二期） (XYS20030303)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