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作者授权新语丝转载。原载《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吉卜赛情结（万千说法之四） 张远山 　　我不知道把钱锺书的《围城》称为“流浪汉小说”的具体依据是什么，因为众多 甚至是大部分优秀的长篇小说都是以广义的流浪为主题的。《荷马史诗》以及一切史 诗，骑士文学，海盗文学，冒险小说，流放小说；司各特、大仲马、康拉德、海明威 ；杰克·伦敦的航海小说、凡尔纳的幻想小说、吉卜林的印度小说、玛·杜拉的西贡 小说；《堂·吉诃德》、《卡冈杜亚与庞大固埃》、《格列佛游记》、《艾丽斯漫游 奇境记》、《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等等，这个书单是开不完的。西方作家甚至在 以城市或定居者为主题的小说中，也每每充满热情地加入流浪的吉卜赛人的形象，著 名的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更不必说直接讴歌流浪的 浪漫主义作品：拜伦的《堂·璜》和《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以及直接赞颂吉卜 赛人的文学双璧：普希金的《茨冈》和梅里美的《卡门》。当然并非没有反例。如奥 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小仲马的《茶花女》以及毛姆的《刀锋》，包括所有以城市 或沙龙为基本舞台的小说，但这些例外反而更坐实了定居民族对流浪的渴望。因为流 浪型小说中的流浪主人公几乎都是作家心目中的英雄或理想人物，而定居型小说中的 客厅主人公几乎都是作家讽刺和挖苦的对象。这是极少例外的。似乎可以大胆假设： 小说家们一致认定，屋檐下只有假恶丑，旷野中才有真善美。门里门外被一条铁门限 判然划开，城里城外为一堵高墙凛然阻隔。 　　──莫非这里面真有什么奥妙吗？ 一 　　究其实，艺术是对现实缺憾的心理补偿和化装满足。生活中缺乏什么，艺术就描 绘什么。小说产生于定居的城市文明，因此小说对于定居的、城市的并且闲暇而寂寞 的人们来说，就必然要表现流浪的、旷野的并且紧张而危险的另一种生活──这也几 乎注定了小说必然是虚构的和可望不可即的。正如诗人所断言：“流浪是城市的永恒 渴望。”这种渴望的强烈程度确实达到了近乎原欲的地步，或许可以把这种渴望，恰 当地称为“吉卜赛情结”。 　　其实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与流浪结下不解之缘的，除了吉卜赛人之外，还有犹太 人。但犹太人的流浪总是具有某种被动性。他们仅仅是不情愿的、宿命的流浪者，仿 佛是受了诅咒的该隐。上帝对该隐说：“你必无家可归，漂泊一生。”无论是从埃及 法老的皮鞭下逃出，还是从巴比伦王的囚笼里放出，或者最终从耶路撒冷的圣殿中被 逐出，当犹太人一次又一次地浪迹天涯之时，他们更渴望的不是流浪，而是家园。犹 太人渴望定居在“流奶与蜜”的迦南地而不可得，这使犹太人成了最具悲剧性的民族 ，仿佛是人类总体命运的象征。 　　吉卜赛人无疑是更悲壮的民族，他们是主动的天生的流浪者。对吉卜赛人而言， 流浪是与生俱来的唯一的生活方式，他们世世代代地流浪着，没有目的地，没有终点 站，仿佛是固置于“走廊意象”的偏执狂，他们拒绝被任何定居文明所同化。可是当 他们──茨冈人、吉卜赛人、波希米亚人──欢天喜地地、奇迹般地出现在一个定居 的、自认为是文明种族的土地上时，谁不为自己相形之下的平庸和凡俗、苍白和病态 而感到羞愧呢？每一个人几乎都不由自主地萌动了潜伏在灵魂深处的渴望，这就是“ 吉卜赛情结”。 　　多少个世纪以来，诗人、小说家、音乐家们献给吉卜赛人的颂辞，远远超过了他 们献给自己恋人的热情，梅里美的小说《卡门》，借助比才的同名歌剧，创造了一个 真正的艺术奇迹。而市民、农夫、修道士、灯塔守望者对于吉卜赛人的羡慕，也决不 亚于他们对天堂的向往。显克微支的小说《灯塔守望者》，就是以守望老人神秘失踪 而开始的，我猜测老人是去流浪了，就像老托尔斯泰的离家出走。成为水手、传教士 、云游僧、朝圣者、地质学家、推销员甚至流浪汉，都是定居者释放吉卜赛情结的可 能途径，而更多的人则是通过郊游、旅行和观光来满足的。 　　我相信，鼓舞法显、玄奘、徐霞客和马可·波罗、哥伦布、麦哲伦的巨大激情， 决不仅仅是学者们言之凿凿的那些理由。况且我们从梅里美的《卡门》中得知，西班 牙是吉卜赛人最多的国家，哥伦布船上那些安达路齐亚水手和加泰隆尼亚舵工的血管 中，流动的正是被卡门激动起来的血液。毫不奇怪，虽然吉卜赛人也随着殖民者的远 征渡过了大西洋，来到了南美洲，然而殖民者们定居了下来，而吉卜赛人却丝毫没有 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只是换一块大陆流浪罢了──中国人已经在电影《叶塞尼 亚》和小说《百年孤独》中多次见到了他们的身影。 　　每一个具有旅行经验的人都感受过逼近目的地时的那种欣喜若狂，你的眼前浮现 出一切能够设想的奇景，这是人生最值得珍视的幸福之一。然而幸福感转瞬即逝，随 着目的地的真正抵达，至福幻象立刻化为乌有。吉卜赛人以他们真正值得骄傲的阅历 认定，海市蜃楼不仅仅存在于大海和沙漠里那云蒸霞蔚的颤栗空气之中，也可能由钢 铁、大理石或任何看似坚固不朽的材料建成。他们似乎天生就拥有《旧约·传道书》 中“阳光底下无新事”的深刻智慧，对在人间找到乐园已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又似乎 彻悟了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求的过程，因此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抛掷于由偶然性左右的 悲壮的永恒流浪。据此猜测吉卜赛人起源于产生了最悲观同时也是最深刻的宗教与哲 学的印度次大陆，或许并非无稽之谈。 二 　　颇为不可思议的是，吉卜赛人却从来没有沿着丝绸之路踏上过中国这块定居性最 强的土地。中国曾接纳过包括犹太人、波斯人、穆斯林、基督徒和印度高僧在内的几 乎一切民族，却唯独从来没有出现过吉卜赛人那极富反讽意味的悲壮行列。这从某种 意义上暗示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非吉卜赛的民族，中国人的吉卜赛情结在封闭文化中 受到了最深最久的压抑。几千年的封建户籍制和保甲制，把中国人禁锢在自己的土地 上，并在儒家伦理的“成文化育”（《尚书》）下被合理化、理想化，“生于斯，长 于斯”的定居生活变成了天经地义的唯一生活方式。中国本土的流浪艺人从来没有赢 得过艳羡的目光，而永远是看客同情的对象。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大惑不解地 写道：“欧洲人被（中国人）当做乞丐那样看待，因为欧洲人不得不远离家乡到国外 去讨生活。”在中国，商人的职业因要出门营运也长期遭到普遍的鄙弃。中国人的旅 行总是要有赴考、贬谪、戍边、流放、逃难、避祸等不得已的理由，而极少有吉卜赛 式的为流浪而流浪。 　　在中国丰富灿烂的文学宝库中，根本找不到正面抒发“吉卜赛情结”的作品。曰 “不如归去”，曰“行不得也哥哥”，诗中常闻子规啼，笔下每传鹧鸪声。杜鹃几乎 算得上国鸟。曰“父母在，不远游”，曰“征夫泪”、“游子悲”，边塞之愁惨风物 ，固不足与论本地之旖旎风光。《诗经》中最感人的诗句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小雅· 采薇》）最富历史意识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写过一部史诗──因为史诗必是流浪的，倒 有无数悲哀的明妃曲和凄怆的出塞图。从文学角度来看，《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 》只是一大堆地名和国名的索引，从中找不到丝毫《马可波罗游记》中那种吉卜赛式 的欢欣。《西游记》的创作构想，就是以旅行为苦的，故有所谓“九九八十一难”。 而与《西游记》写出门之艰辛相映成趣的是，荷马史诗《奥德赛》写的是回家之艰辛 ，两者的旨趣正相反对。唐三藏岂止是归心似箭，一到西天他就飞回来了。而奥德修 斯（即尤里西斯）归途漫漫走了二十年──你很难相信他是真的想回家。而且还必须 注意到，唐三藏是个六根清净的和尚，而奥德修斯却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在等着他。同 样，与东来中土传教的印度高僧的人数相比，东去扶桑弘法的中国高僧的人数显然要 少得多，因此鉴真东渡的故事才那么弥足珍贵而又催人泪下。可以发现，中土佛教主 要是人家送来的，而日本佛教虽然源于中国，但主要是人家来取走的。总之，中国人 就是“不动”明王，因为中国人信奉“一动不如一静”。与相信“生命在于运动”的 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相信“生命在于静止”──前些年我见过一本正式出版物，正是 以此为书名的。从庄子的“坐忘”到唐以后的“坐禅”，中国人“坐地”坐了两千多 年，而却坚信自己正在“神与物游”地“坐地日行八万里”。 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也是极端定居型和室内型的，支撑全书的情节和魅力 所在，正是属于中国文化精华部分的室内型游戏，诸如琴棋书画、酒令骨牌、戏文饮 食等等，如果抽去这些内容，也就“红楼梦残”了。而大观园式的中国园林艺术更充 分地体现出中国人“吉卜赛情结”的贫弱，以世界上“最崇尚自然的民族”自居的中 国人，却不肯劳动尊腿，像先知穆罕默德那样说：“既然山不肯过来，那么只好我向 山走去。”中国人以盆景的方式把户外的山水移到了自己家里，满足于以假充真；而 造不起假山池沼的人们则满足于面对一幅云林山水“卧游”一番。如此固执而狡狯， 难怪阿拉伯人要说“即便智慧远在中国，也要去求取”。反过来，中国人当然认定天 下智慧尽集于斯，无须远行去求取的了。以吉卜赛人的立场来看，放着广袤的旷野不 去徜徉，却在方寸之地的回廊中转来转去，无论如何是滑稽而又令人费解的。米诺斯 迷宫是为了让别人（而非自己）来钻才建造的，而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而非自己 ）迷失方向。着迷于中国文化的博尔赫斯在他的杰作《交叉小径的花园》中，虚构了 一座神奇的中国式园林，并说：“写小说和造迷宫是一回事。”博尔赫斯至死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没有像马尔克斯那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饮恨而死，我想大概就是因为他 过于迷醉于内心风景同时把读者搞得晕头转向的缘故；也就是说，他缺乏的只是吉卜 赛激情，而非天才。 　　天才与伟大常常执着于一偏。中国人的民族性冲和恬淡，看似不走极端，“叩其 两端竭其中”（孔子），殊不知永远不走极端，甚至在需要走极端也就是需要某种彻 底性的时候，也不敢彻底，恰是另一种极端和偏执。中国人的原欲，终于“发乎情， 止乎礼仪”（《毛诗序》）了，然而并没有如所愿望的那样“止于至善”（《大学》 ）。不走极端的中国人很难想象“杀父恋母”的俄狄浦斯情结，也终于没有传染上吉 卜赛情结──这可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外向性的动力学根源。 三 　　由近代科学（军事技术是其副产品）所推动的全球一体化进程迫使中国人走出“ 国门”，亲眼见到了并非虚构的“西班牙”、“葡萄牙”，《围城》的作者钱锺书正 是最早跨过这道铁门限的人之一。“门”在此几乎不是比喻性的，因为被“围”之“ 城”就是拥有世上最长之“城”的天朝。想冲进来的“城外的人”就是1840年以后的 列强，小说中则落实于当时的日本侵略者；想冲出去的“城里的人”则是“吉米张” 所代表的极少数洋奴式人物。作者安排方鸿渐和孙柔嘉在香港草率成婚的深意，似乎 暗示香港正是中西文化强奸式联姻的不良产儿。作者希冀的或许是更健康更平等的相 互恋慕，但要达到这种平等健康，就必须抛弃屈原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和传统爱国主义 ，这似乎是作者用屈原的官职“三闾大夫”做那所后方大学的校名“三闾大学”的命 意所在。“导师制”从“牛津”的健康的朋友式演变成“三闾”的病态的主仆式，其 结果，以妾妇之道被迫接受外来文化，得到的只有“梅毒和鸦片”，整个中国成了一 所有名无实的“欧亚大旅社”。也就是说，中国成了欧亚列强和各国冒险家释放“吉 卜赛情结”的奥林匹克竞技场。因此方豚（加走字底）翁、方鸿渐父子的命名取自《 周易》“豚（加走字底）”卦与“渐”卦，就不仅仅是用来暗示他们的性格与命运， 而是借《周易》的文化代表性让方氏父子象征本世纪初完全不同的两代中国人。顺便 一提，“豚（加走字底）翁”是朱熹晚年的别号之一，迄今未见《围城》研究者提及 。朱熹的文化代表性是不言而喻的。方豚（加走字底）翁对被迫逃出无锡老宅，避入 上海租界的耿耿于怀，深刻地揭示了传统中国的非吉卜赛思维，同时上海又是另一个 强奸式文化联姻的产儿。而方鸿渐作为第一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由于根深 蒂固的非吉卜赛传统，依然具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的遗少习气和消 化不良。并且作者用方鸿渐的化身赵辛楣的政治背景和行为特征（学政治学出身）来 暗示中国第一个被迫走出封建“围城”的政府──中华民国的基本命运，也将与方鸿 渐们相似。因此作者在小说末尾方、孙婚姻破裂后，方鸿渐应赵辛楣之邀即将赴重庆 （战时民国首都）前，让他在丧“钟声”中睡成“死的样品”，就作出了一个书斋学 者而非社会思想家在当时的言论限度内可能有的最辛辣的讽谕：预言国民党政府在大 陆的统治即将寿终正寝。这或许也是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未对《围城》解禁的原因之 一吧。 　　从整体结构看，《围城》是一部召唤“吉卜赛精神”的象征小说──不过它的基 本场景还是以室内为主，即便人在旅途，也不是在轮船中、旅馆内，就是在汽车里。 而作者无所不在的讽刺，正是表明他试图从室内突围而出。小说以“热拉日隆子爵” 号的流浪始，以方鸿渐即将走向重庆即走向死亡的流浪终。方鸿渐流浪的失败在于未 摆脱“围城情结”，而“围城情结”正是“吉卜赛情结”的反面。惊“鸿”一瞥的唐 晓芙是作者精心创造的“吉卜赛精灵”，她当然不是“围城”中的人物。因此我认为 ，《围城》既非爱情小说，也非婚姻小说，方、孙婚姻的失败象征了中西文化联姻的 失败，失败的根源在于中国人尚未走出定居文化的“围城情结”，尚未义无反顾地走 向吉卜赛。 　　《围城》的象征性在小说中在在有迹可循，比如“子爵号”和“三闾大学”的封 闭性，赴“三闾大学”途中的轮船和长途汽车的封闭性，“欧亚大旅社”和那扇“破 门框”所象征的开放的有名无实，以及方、孙从香港归沪途中，方鸿渐从收听广播引 出的那段宏论所象征的精神性“围城”，等等，只是由于作者过于旺盛的语言巧智， 使这种象征变得闪烁不定而难以窥破。 　　广义地说，五四以后所有的优秀作品都是针对传统定居文化中“围城情结”的批 判，如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雷雨》和鲁迅的全部作品（鲁 迅称传统中国为“铁屋”）。但现代文学尚未提供直接抒发中国人觉醒了的“吉卜赛 情结”并且可与本文开头罗列的世界名著媲美的真正杰作。港台武侠小说中的吉卜赛 潜意识因其旧瓶装新酒而回天乏术，落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的围 城困境。金庸不得不以韦小宝式的扯淡而被迫封刀。台湾的三毛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 活生生的“吉卜赛女郎”，但她的作品因过于纪实而缺乏强劲的感染力和深刻的悲壮 感。尽管如此，大陆的“金庸热”和“三毛热”依然有效地应和了中国人压抑过久的 “吉卜赛情结”的觉醒。金庸固执地拒绝重操旧业和三毛的绝望自杀，都充分显示出 中国人走出围城走向世界的决心。三毛对西班牙人荷西和沙漠幻影的一往情深，更让 我们想起梅里美笔下“不自由、毋宁死”的卡门形象。也因此，金庸和三毛具有非同 一般的文化意义和特殊的时代意义。我似乎已经依稀看到了流浪型文学兴起的好兆头 ，看到了“吉卜赛情结”觉醒的契机。当然，伟大作品尚未出现，但或许已为时不远 ；而伟大的文学虚构，将重塑一个民族的精魂。 　　最后，我想借用一部描写定居与流浪的文化对峙的杰作──德国作家赫尔曼·黑 塞的《纳尔齐斯与哥尔德蒙》中的两句话，来结束本文： 　 “他始终是财产拥有者和安居乐业者的对头和死敌。” 　 “要么当小市民，要么当流浪汉。”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