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读了余秋雨两篇自白之后 于光远 　　寄到我家的刊物，通常我都要先粗粗地翻一下。三个月前我在 《深圳周刊》上看到一篇《接受本刊专访： 坦露心迹 余秋雨将告 别文坛》。标题很吸引人，我就看了下去。原来是青年学者余杰写 了一篇《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揭露余秋雨是“文革余孽”。余 秋雨就写了封公开信答复了余杰。两余之间的这第一个回合都已经 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过。而《深圳周刊》这一期则刊出余秋 雨又接受该刊记者的采访同记者的对话。三篇加在一起大概有一万 多字。余秋雨颇负文名，很遗憾他的大作我一篇都没有读过。唯有 这期《深圳周刊》中有关他的全部文字我每个字都看了。读后我才 知道原来余秋雨是文革中与造反派组织有牵扯并做了不少事的人。 我不是根据余杰文章，而是根据余秋雨自己写的、讲的这两篇来这 样认定的。不过在那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前前后后 参加造反派组织的人千千万万，有各种情况，余秋雨属于哪一种， 除他写的表明的情况外，还有些什么我没有研究，也不想研究，就 说不好了。 　　现在我提起笔写这篇短文，除了正好《深圳周刊》的于爱成同 志向我约稿外，并非我对余秋雨有什么兴趣，更不想介入二余之争 。但我对文革期间一般的造反派的兴趣倒是不小的。回想起1983年 ，有一回我参加了胡耀邦在中南海召开的会议，研究党的十二届二 中全会的文件《关于整党问题的决议》的草稿。在这个文件的草稿 中提出要在党内清理“三种人”。所谓“三种人”中的第一种便是 “造反起家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紧跟林彪、 江青一伙拉帮结派，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 ；第二种人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 ，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第三种 便是“打砸抢分子”。决议说区分是不是“三种人”的根据，是本 人对党、对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 或参加哪一个组织。现在我手边还没有查到当初拿出来让我参加研 究的那个稿子。估计在我的那个“故纸堆”中会有，但找起来太费 事，所以只在书柜里找到那次会议通过的决定。当初拿出来讨论的 草稿和后来通过的决定修改不多，这个决定对我今天写回忆也够用 了。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会议上我即席发表了一个意见，说：如果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立即着手查明谁属于整风文件中的“ 三种人”，那是很容易的。 　　当时党也投入很大的力量去做这个工作，揪出了许多这样的 “三种人”。可是当时没有可能把这样的工作做得彻底。在十一届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中央认为“适应国内外 的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个会议的参加 者——包括我在内——都同意这个提法，因为真要把“四人帮”的 爪牙的问题查清并作出处理是要花很多的时间的，因此在粉碎“四 人帮”一年之后，实行这样的转移是必要的。到了5年后的1983年， 党中央从国家长远的事业考虑，感到纯洁党的队伍的必要性，决定 在二中全会上讨论整党问题。这时候大家认为让“三种人”留在党 内会是一个祸害，于是在文件中把清理“三种人”作为党中央最重 要的任务之一。可是这时候机关里的许多造反起家的人挪了位置， 各单位的人事也有了更大的变动，造反起家的人就不在原来了解他 们的那些人的视线之内了，有的造反起家的人还担任了负责工作， 再去查他们，就不那么容易了。我认为是否是“三种人”不能以某 人在文革中的头衔或者参加哪个组织为根据，而要看他们的行为和 思想政治本质。要慎重准确就要讲科学，因此我建议中央成立个“ 三种人研究所”。我不喜欢“专案组”这个名称。我还有一个想法 ，这种研究不妨带一点学术性，而且争取长期存在。我建议从若干 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组织，如首都红三团、上海工总司、清华井冈 山、北大的新北大……；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制造的事件，如揪军 内一小撮、黄帅事件、张铁生事件、张志新事件……；若干个有名 的造反派写作组，如北京的池恒、梁效、洪广思、唐晓文、钟佐文 ，上海的罗思鼎、石一歌、丁学雷……等出发，把所有重要当事人 一个一个列出来，区别当时参加活动的情况和文革后的表现，进行 科学研究，然后采取对策。我这个意见胡耀邦当即表示赞同，但最 后没有被采纳。 　　当时我还想，即使对那些也许还算不上“三种人”，但是参加 了造反派组织、做了坏事的人，经过我说的那个研究所研究了一番 之后，把初步结论同本人见面、与群众见面也可以促使他们好好反 思一下，使他们了解，把他们挽留在党内并不是自己蒙混过了关， 党对自己了解得很清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对于他们自己会 有好处，群众也学会掌握政策的分寸。我本来有一大篇话想说，只 是在这个会上有许多同志要发言，我不想占用过多时间，因而来不 及发挥。 　　后来我注意到，不少当初参加造反活动起家的人，并没有得到 应有的鉴定和处理，因而以后出现不应该发生的现象。我认为在这 次整党中对“三种人”触动得太少，研究得太少，结果有些“三种 人”或者应该在整党中受教育的人真的蒙混过了关，反而神气了起 来。对这样的人，张三、李四，过去怎样在造反中起家，现在又怎 样被重用，甚至在要害部门担任重要工作，有许多同志可以举出许 多确凿的事实，他们写了材料送到有关组织去，但没有答复。我在 文革中是走资派，造反派中的情况知道不多。但也知道一些，比如 北京就有一个“批斗于光远联络站”，下面还设有若干分站，开了 我一系列斗争会。但我只知道是戚本禹亲自布置过两回，站上的负 责人我一个也不知道。我还知道有一个“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 威联络站”，我对这个联络站的情况也一无所知，只知道它的一个 头头后来就在一个宣传机构中当权，管起学术理论批判工作来了。 因此我一点不觉得当年对这些人的审查如何“严格”，大家如何如 何可以完全放心。 　　我看到《深圳周刊》这一期(对了，我找到一看是2000年第9期) 之后，有所感，写了这样一篇。余秋雨向余杰摆老资格，说他太年 轻了。我85岁了，也摆一摆老资格，翻一翻陈年老账。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