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鬼才·变脸晕头转向－－我为什么批评余杰 □祝勇 我对余杰的批评，是基于余杰的写作带有明显的自我膨胀的万能。他动辄以精神救世 主和道德圣人的身分自居，一副真理在握、指点江山的派头，把个人的价值尺度作为一种 绝对的价值尺度，把俄罗斯和法兰西知识分子传统作为他仅有的精神资源，排斥价值选择 的多元性和个体自由的神圣性，也有悖于现代精神，不论他的主张是否正确，这种姿态都 是不应提倡的。 余杰为文缺乏严谨作风，价值判断缺乏科学的标准 我说余杰的文章“像老和尚的百衲衣一样破绽百出”（见拙作《余秋雨，你用不着忏 悔了》，载《燕赵都市报》2000年2月17日）完全是以他的文本为依据。也就是说，我得 出这样的结论，余杰自己是帮了很大的忙的，所以我还得好好谢谢他。对于《余秋雨，你 为何不忏悔》貌似尖锐的语句中的自相矛盾的可笑之处，我的文章中已经清晰地指明，比 如他指责余和雨的文章主要涉及古典文化，不谈当代历史，“轻描淡写地回顾‘文革’， 就是一种罕见的残酷”，殊不知任何学者都是有自己的研究范围的，即使对社会现实与人 类命运的大的关怀，也可通过在特有领域的挖掘与研究来间接实现，按余杰的说法，莫非 要每个人都当“文革史”专家不成？他批评余秋雨“对皇权时代的暴力很宽容（何以见 得？），却不宽容针对自己的批评”，而在余秋雨本人面前又“佩服余秋雨的胸襟”（据 二月三日《文学报》）了；他在《缺席的主格》一文中嘲讽“一位一夜之间被书商炒红的 作家，与《中国青年报》签约，报社以优厚的报酬买断他今后几年创作的全部作品的所有 权”，说这是“以丧失主格为代价换取金钱、名誉、地位、权势以及我们所渴望拥有的一 切东西”，并上纲上限地说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哀”，可是转眼之间，他又“觉得余秋雨 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处理跟媒体之间关系的成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有价值的启 示”了，并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尽量地把自己的思想成果，通过有效的手段转化成 能够为一般老百姓所享用的东西，这个非常重要……”这位四川“鬼才”富有川剧效果的 一连串出人意料的“变脸”，很令崇拜他的读者晕头转向。所以他日后只能出选集，不能 出全集，因为最锋利的矛，和最坚固的盾，都是余记作坊出产的。这样的不周延、随意性 和情绪化判断，使得余杰的文章好似掺了沙子的稀饭，喝下去闹不好就会肚子疼。作为一 个宽容的读者，一笑了之也就算了，但是倘若余杰自己还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势，就很 是滑稽了。余杰就像武林中一个初学乍练的新手，学了三招两势，就自觉了不得，到处出 招，花拳绣腿，比划得眼花缭乱，行家不动声色，轻轻一点穴，他就告败了。 余杰和鲁迅、李敖、王小波攀不上亲戚 余杰在行文中一不留神，就流露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我感觉，把他那廉价的匹 夫之勇和肤浅的愤慨当思想贩卖，实际上，即使书商炒得再欢，余杰的这种精神姿态，与 鲁迅、李敖、王小波也攀不上任何关系，倒是得到了自认“造反有理”的红卫兵的精神遗 传。鲁迅、李敖、王小波是斗士，但首先是学者，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们犀利的杂 文，是建立在其深厚的学养，理性的思辨和现实的疼痛感上面，绝无哗众取宠的意图，而 这几种素质，余杰无一具备。还是余杰的导师钱理群先生说得中肯：“最近我也在反省自 己的鲁迅观，或许我们在强调鲁迅的怀疑主义、他的精神上的沉重面的时候，对他的理想 主义的生命的亮色注意得不够；我们在突出他批判的尖锐、激烈、不留情面的时候，对他 精神气质中的宽厚的一面有所忽略。而这种亮色与宽厚更可能构成他生命的‘底气’的东 西。--‘底气’是我最近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在好几篇文章中我都提到《红灯记》中 李玉和的那句话：‘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都能对付’；在我看来，鲁迅正因为有了这样 的亮色与宽厚作‘底’，他无论怎样悲观与愤激，都不会走向极端。”（《给余杰的一封 信》）特别是与余杰处于同一语境下的王小波，采取的是平民话语而非精英话语，也就是 说，他尊重个人自由，他可以提供意见，但绝对没有那种高高在上、指手画脚的霸气，不 再将某种自以为是的价值作为他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加以兜售，而余杰则恰恰相反。余杰的 写作动机中包含着对横扫一切的话语霸权的一往情深，这种红卫兵情结在新世纪多元文化 的背景下显得可笑而又可怜。中国早已不再需要一个自谓精神圣徒的人到处讲经说法了。 所以，让余杰挂着李敖、王小波的招牌隆重面世，暴露了书商的无知，对余杰本人，则是 一种奇妙的反讽。王小波倘地下有知，也会笑得满地找牙。 我和余杰的根本分歧在于对知识分了的界定不同 在余杰那里，知识分子仍然扮演着一种万能的角色，可以包打天下，其主要功能，则 是布道者和业余政治家。他蔑视专业范围内的知识分子，他对他们的谴责，用句大家都熟 悉的话来表达，就是“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并因读书读出了不少败类，而大倡 “读书无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他那里具有一种原罪，应当按照他设计的程序去进 行思想改造。对此，我的回答是-- 第一，他在《人文与文人》一文中断言“中国只有‘文人’传统，而没有‘人文’传 统”，是站不住脚的--连中学生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以我血荐轩辕”，一 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血脉，余杰对此视而不见，是否视力有问题？ 第二，良知固然是知识分子成就自身的前提--一个害群之马，即使他再有学问，也要 将其驱逐出知识分子之列，甚至将其归为人类都有难度。除了良知这个起码的标准之外， 知识分子的价值与尊严，正蕴含于学问之中。就是说，像余杰那样轻蔑学术，是短见的。 知识分子应当将其对社会人生、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感，体现在自己的专业建设之中，条条 道路通罗马，只有在自己的专业范畴之内有所贡献，最终都将有益于人类--不论他是否 直接投身于社会动作之中。特别是在学术传统屡遭破坏之后，接续中华学术的香火显得更 加重要。对此，陈平原先生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中呼吁“允许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的 纯粹书生的选择”，孙郁先生亦曾在其散文《苦路》中以钱钟书先生为例说：“一部《管 锥编》，写着今人与古人交往的智慧，只是在那里，我们才看到了人类心灵圣洁的一隅。 此岸与彼岸，混沌与清澈，均在那儿变成了永恒。有什么比探索人类奥秘还要神圣的么？ 那些耐得寂寞的正直学人，确是我们民族不可或缺的脊梁。” 余杰在《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一文中，对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情有独钟，认为他 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他还固执地沉溺于“民主-专制”的二元 对立模式中。而在我看来，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才真正回归了正位，他们认识到社会的 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对历史的步伐心领神会，对文化的传承和建设表现出高度的自 信、清醒和坦然。诸如朱学勤、刘小枫、秦晖、刘军宁、王乾坤、陈平原、赵园、高远 东、李银河、钱满素、索飒这批学者，退居经济大潮的边缘，不为世俗利益所动，潜心故 纸堆中，甘作文明的阶梯，他们就像五六十年代退居政治风潮边缘的陈寅恪、吴宓、沈从 文、钱钟书、施蛰存等人一样（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无不如孙郁先生所言， “确是我们民族不可或缺的脊梁。” 第三，余杰认为“知识分子就是专唱反调的牛蝇”，并且如前所述，主张“行动”。 在改造现实方面，他颇为性急。这样的急性子历史上我们并不少见，但他们没有一个把中 国的事情办好过，折腾个热火朝天，最终还得推倒重来。我认为，知识分子的终极责任是 文化的建设和精神的启蒙，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甚至几代人都未必能够看出成果，我曾 将此称为“浸润”，并说：灵魂的铸造与精神的启蒙是一种更为深远的建设，强硬的思想 嫁接并不牢靠，只有文化的启迪才能传之永久。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得之于稳定 的文化秩序的建立。我至今仍坚持这一观点。 而余杰对“牛蝇”角色的过分专注，使得他对“批判”的立场顶礼膜拜，“批判” 在他那里已经不是手段，而成了目的。青年学者崔卫平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我在想， 到底我们批判是为了什么？仅仅批判是不是事情的全部？因为要指出对方的错误是再容易 不过的。但假如他们自己不尝试和学习另外一些东西，让我们自己的眼光逐渐适应温暖柔 和的光线，并通过限制来自自身的人性恶（它体现为各种任性和极端），让光明慢慢地在 自己身上生长起来、站立起来，从自己的生活开始获得另外一些经验，比如客观、宽容、 理性、节制和爱，那么我们如何真正地向前跨出一小步呢？如何以更彻底更完整的方式告 别过去？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拥有另外一些视野和经验、不再重复前人的不幸，陷入迄今 为止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恶性循环”之中？这样去做可能比‘批判’更难，但不能因为 难度更大而被我们置之脑后，这里尤其需要耐心。”（《批判，以什么名义》，见1999 年3月16日《书评周刊》思想版） 当余杰处于被动、边缘的位置的时候，他亮出一个“反抗”的亮丽造型，吸引了一批 好奇的围观者；有朝一日，余杰倘若真的如愿以偿地取得了话语霸权，他也必将是一个专 制者，因为他与他所反对的人使用的是同一套工具。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这批器宇轩昂的 “新青年”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和“自由”，我一定会觉得那人准是瞎了眼。 （转摘自《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3月14日）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