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原载《书屋》二０００年第九期） 余杰的疏误 李江峰 　　余杰的文风属于口无遮拦一类，没有论者惯用的那种前顾后盼的扭捏作派，你觉得话该 奔哪儿去，他逶迤而下，随后也就到了，不会带给你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滞涩感。老练些 的文人，其间就不免要打几个顿，或卖个关子，作大家心照不宣状，在余杰，便一捅到底 了。这是直，或许跟年龄有关，不是有人标举什么“中年写作”吗，准此，我们不妨谓之 “少年写作”。惟其年少，锻炼之功尚欠火候，直之外，就捎带露出一些毛病，举其荦荦， 约有两端：其一是袭用，其二是讹误。思想著述，来日方长，有改无勉，余杰姑妄听之。 　　刘绍铭先生在《万象》第一卷第七期《剥皮的艺术》中对余杰文章引用外国作品“例不 落注”曾进一言，以为“这些引文，自己译的，要交代。人家译的，更要交代，否则就是 ‘掠人之美’了”。国内学者引用译著，依惯例大都不标译者，不独余杰为然，而余杰“例 不落注”的问题主要还不在译文方面，有些笔墨恐怕有袭用之嫌： 　　《心灵独白》（三）第五十四则（载于《火与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4月版，以下 所引余杰文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此书），在援引费正清关于北京建筑对中央集权和君 主专制政体的象征意义的论述后，余杰有数百字的引申与发挥，而该段文字无论立意、援 例、遣词均与何新《危机与挑战：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之路》一文（原载《书林》一九八八年 第六期）逼似。何新原文如下：“事实上，直到今天，国外旅游者仍然不能不对北京城建的 宏伟布局及其象征意义表示惊叹。那巨大的广场，开阔的近百里东西长街，以及成千上万的 标语墙牌，都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涵义。而与纽约、东京、巴黎、伦敦、香港那些寸金寸 土、商业性巨厦林立、交通极为发达的现代化金融都市形成极鲜明的反差和比照。——由这 种本体性的差别中，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城市从来只是专制主义的堡垒，而不像 西方中世纪那样，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起源地。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市民阶层在中国不 能成为由传统社会跃进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动力，以及直到现代的城市，我们仍然乐于把大量 金钱投诸于大量象征性的政治装饰活动和器物上（例如政治节日期间），却吝于把金钱使用 在营建高速公路和市内通讯、交通设施的实际改善上。”余杰与何新的这段文字因缘令人费 解，如果是读书笔记的窜入，何以与何新又稍有出入？若是对何新见解的隐括，则理应标明 出处。 　　如果上面这段文字属于札记片断，不足为凭，我们再来看收于《铁屋中的呐喊》中的一 篇长文《知、性、游——重读杨绛》的一些论述，后附的异体文字则出自胡河清的《杨绛 论》（载于《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一、正是凭借这件隐身宝衣，杨绛在文革的风口浪尖中，游刃有余，荣辱不惊，仿佛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人。在《记事》中有这样一处微言大义的细节： “秋凉以后——没有撤下。”——“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这是杨绛对庄 周“逍遥游”所作的现代阐释。一道帘之隔，使得她心安理得地在帘内看帘外的世界，一切 芸芸众生悲欢离合，一切龙争虎斗刀光剑影都与我无涉，于是，眼前“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 的世界”。（P190） 　　在“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中，杨绛也可谓是一位姚老太太式的“运筹帷幄之 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高人。比如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一文中，杨绛写道：“秋凉以 后——没有撤下。”这实在是很高明的用兵之道。——“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 面。”两句，同时也极精练地概括了杨绛、钱钟书伉俪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独特方式。他 们好像金庸小说里的武学大宗师，常年在高山绝顶的秘室中闭关潜修，芸芸众生对他们的道 行莫测深浅。而他们却能透过窗际的垂帘，悠闲自在地俯瞰人间龙争虎斗、刀光剑影的热闹 光景。(P83) 　　二、这种“出元神”的分身法令西方人很难理解，而这恰恰是古老的亚细亚传统的精华 部分。只有深味佛家“此身非吾有”哲学义谛的智者才可能有这种把自我对象化的感觉。然 而，也正是在这“化功大法”的展现中，我们看到了人精神受到的巨大压力及由此而产生的 近乎荒诞的的反作用力。——杨绛先生整合记忆的过程，与其说是一种超越痛苦的通达洒 脱，不如说是对自己“元神出窍”安然避过伤、杜、景、死、惊五凶门的自我欣赏。 （P191） 　　原来她学会了“出元神”的分身法。这种把自我对象化的感觉，只有在佛家“此身非我 有”哲学真谛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古老的亚细亚传统，具有忍辱精进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可 以从中铸就顽强得近乎荒诞的精神力量。杨绛正是得东方“化功大法”精要的一人。(P80) 　　三、小说中最精彩的章节莫过于两个人游西山之事了。——两人心知肚明却又避来避 去，避出许多事端来。“躲避”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式的生存态度。许、姚的缘分中都沉淀着 根深蒂固的佛道文化素质，所以就使他们不敢正面迎接这场完美的似乎缺少现实感的恋情姻 缘，宁可各自早早退步抽身。姚宓退到门背后，听彦成去意徊徨的脚步声，暗暗垂泪。 （P193） 　　《洗澡》中顶有趣的情景，莫过于许、姚两人游西山之事了。避来避去，就生出诸多细 节来。——这种互相躲避中藏着一种英国人称之为withdrawal（退隐）的人生态度，也是典 型东方的。许彦成、姚宓的血缘中都沉淀着根深蒂固的佛道文化素质，所以就使他们不敢正 面迎接这场完美的似乎缺少现实感的恋情因缘。他们宁可各自早早退步抽身，——撤到最 后，姚宓终于退进了大门。只得躲在门背后，听着彦成去意徘徊的脚步声，暗暗垂泪罢了。 　　四、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三个忧患深重的问号，既是针对具有约翰克利斯多 夫气质的傅雷夫妇，也是针对一代不幸的知识分子。（P194） 　　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杨绛这三个忧患深重的问号，很可能就是在当时的漫天 黑云中在脑际闪过的。她担心的正是罗曼罗兰中译者夫妇面临的“深坑”。（P77） 　　上面所引的几个段落，文字不算多，却是胡、余文章的主要论点所在，两者的内在勾连 是显而易见的，语句的相似倒还在其次。余杰关于“躲避崇高”及侪类王朔、杨绛的一段言 说，似乎触发于胡河清这“避来避去”四个字，但胡君此“避”乃指“隐”，内中的精义非 三言两语所能说清，而所“躲避”者却断非余杰所说的“崇高”，在胡河清的语境里，这种 “避”要比那种“每饭不忘君”的趋附更给人理直气壮的印象。有意思的是，余杰选择了与 胡河清完全相同的一手资料，立论却正好南辕北辙：杨绛本文里那处微言大义的“挂帘”之 举，在胡河清看来其中“凝聚了孙子兵法的精要”，而余杰则把它视为“对庄周‘逍遥游’ 所作的现代阐释”；胡河清认为杨绛乃“文章家而能兼具对于芸芸众生感情领域测度之深细 与对于东方佛道境界体认之高深者”，既有隐者风，且具侠者气，而余杰眼中的杨绛，却徒 具“躲避的聪明和退守的逍遥”。 　　从技术层面上讲，这属于钱钟书所谓“反仿”。因为余杰的文章大致上可以说是对胡河 清的反仿，所以行文过程处处见出对胡文立义的刻意拆解，破义的理路既定，运笔之时就失 了权衡，演绎性的发挥的成分多了一些，对杨绛写作姿态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体认。从《干 校六记》，到《将饮茶》，再到《洗澡》，杨绛始终如一地据守知识分子本位的写作立场， 尤其是其中“我们”与“他们”意识的尖锐对立，更深刻地凸现了文革与前文革时代知识分 子的艰难文化处境与精神锋芒。 　　袭用之外，余杰文章中的错讹之处也时有所见： 　　五十年代初，新政权邀请陈寅恪北上任学术要职，陈约法三章：“不学马列，不参加会 议，不见高官显贵。”余杰《心灵独白》（二）第四十七则谓陈寅恪“如此不识时务，日后 只能落得个目盲脚膑的悲惨下场”。此说对个体遭际与历史逻辑的截搭有些附会。陈寅恪跌 断腿骨是在一九六二年，目盲则是一九四七年事，非五十年代之“日后”落得之下场。一九 六七年先生《我的声明》中明言“我双目失明已廿余年”，早在一九四五年，其《目疾久不 愈书恨》诗中有“天甚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之句，可见那时候已近于失明。顺带 一句，在《火与冰》里，余杰说陈寅恪“看透人世沧桑而不作乡愿之人，这需要阿基米德支 起地球的勇气”，到《铁屋中的呐喊》，却称陈寅恪“明哲保身，自觉疏离于社会大众，与 时代进程之间划上一条深广的鸿沟，也就丧失了自身的文化活力”，这结论也下得两厢扞 格。 　　同一则里还提到一则掌故：某次清华老同学聚会，吴组缃曾对钱钟书说过一句冰冷的 话：“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事后钱钟书回寄一套《管锥编》给吴先生： “我的书，你都没读懂！”接下来，余杰指出：“吴先生去世了，而钱先生成了一个活的神 话。吴先生去世后，没有人敢质疑这个神话。”这里需要澄清两点：其一，吴组缃对钱学的 “质疑”并非空谷绝响，之前之后都有更别致或更耸听的言说。九十年代钱钟书声名日隆的 过程始终伴随着形形色色的驳难。由于对钱氏文艺、学术文本的认知的不能、不屑、不愿和 总是不着调，许多论者对钱钟书道德文章的评判往往建立在与张三李四各色人等的比照的基 础上，鲁迅、胡适、陈寅恪、顾准等前贤和时贤都曾被顺手拿来“光照”钱钟书，结论自然 颇有些不堪。不过这类比较还算是有章法可寻的，此外像余杰的校友某人声称钱钟书的文章 只比汪国真多了酸、涩、霉三味，另有“某某如是说”者虽承认连《谈艺录》尚未读竟，却 讥钱学为皇帝的新衣，谓“若无《围城》，钱钟书在中国文化史上之地位将薄如纸”，这种 靠修异操而谋大名、不读钱著而敢辣手灭钱的举措，恐怕就不是吴组缃先生的“质疑”所能 望其项背了。至于吴先生说钱著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这也是质疑钱学者最常拈弄的话 头（余杰自己的说法是，“在管锥编中，我读到了密密麻麻的注释，而钱钟书自己的面目却 模糊不清。”），并非吴先生首创，钱先生的挚友文怀沙教授也曾戏言钱氏为文往往甲说乙 说丙说丁说唯吾不说，香港学者宋淇对这种看法有专门的辨正，笔者的朋友周月亮兄有一说 更简明扼要：你替吾说，他替吾说，不必吾说。其二，钱先生谓吴先生未读懂其书，非赌气 自辩，乃坐实之言。认真读过钱著的人，不会下那种轻佻的断语。六十年代福柯的《词与 物》出版后，萨特撰文称此书“缺乏真正有创见的思想”，福柯对萨特的信口开河表示遗 憾：“萨特忙于许多极其重要的工作，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因此，他所说的与我毫不沾 边。”尽管把钱钟书挂在嘴边已成为时髦，《管锥编》等文本的实际遭际比《词与物》强不 到哪儿去。另，在此一则中，余杰说钱钟书在文革期间“拼命抓《毛选》英译本编委会负责 人这根救命的稻草”，但对这“拼命”的抓法语焉不详，愿有以教我。 　　《心灵独白》（二）之第六十四则提到“梁（漱溟）又以一篇论佛理的文章，毛遂自荐 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得破格聘教授，在北大讲印度哲学”。实际上，梁漱溟获北大教席 并非毛遂自荐而是为蔡元培慧眼所识，他在北大也只是讲师而非教授。一九一六年底，蔡元 培应教育总长范源濂之邀从欧洲回国接长北大，途经上海时看到梁漱溟发表在《东方杂志》 上的《穷元决疑论》，读后颇感兴趣。此后不久当梁漱溟经人介绍前去拜访时，他便当面邀 请梁漱溟到北大教印度哲学。次年十月，梁正式任北大哲学门讲师，时年二十四岁。 　　《心灵独白》（四）之第十一则：“一名美女的感召力胜过千万名政治教导员。仅有 ‘爱国主义’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一点，美国早就明白了，二战时候他们便推出玛丽莲·梦 露作为军中女神，果然令士气大振、所向无敌。”此处的玛丽莲·梦露有误。梦露一九四六 年方才进入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成名在二战之后，余杰所说的军中女神，或许是指丽塔· 海沃斯，战争期间，许多士兵高呼海沃斯的芳名冲向敌阵，她的大幅玉照还被贴在第一颗原 子弹的弹头上。另外像二战时期的英国著名女歌手薇拉，也曾对激励士兵的士气发挥过相当 的作用。 　　《年轻气盛说文章》里说“佛家有所谓‘黄龙三关’之说，曰：第一境界是‘见山是 山，见水是水’；第二境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境界是‘见山又是山，见 水又是水’。”“黄龙三关”乃禅宗史上最著声名的公案之一，“三关”与三种境界无关而 是分指：众人皆有生缘，汝之生缘何在？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驴脚？至于余杰所引的三 种境界说虽更常为论者拈弄，却是源出黄龙慧南的后学青原惟信禅师之口。 　　《晚年悲情》里，余杰认为：“就个性而言，钱钟书比曹禺更软弱。”钱钟书、曹禺原 本清华同门，与颜毓蘅鼎足而称“龙虎狗三杰”，三杰后来各有所成，都是文史领域不可多 得的异数，但之间的相与过从却颇为散淡，这多少也透露出他们为人、为文志趣的差异。曹 禺说“人家钱钟书那是真学问”，钦佩之情溢于言表；没有看到过钱钟书对曹禺的直接评 价，不过《七缀集》里曾提及“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说该剧写汉妾辞宫“简 直竟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去‘扬蛾入宠’了”，似对此剧之历史观不以 为然，也即鲁迅所谓“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那些古老话。”（《鲁迅全集》第 六卷第201页）当然钱氏只是就剧论事，并未以意逆志推及作者。总的来看，钱、曹二人的 交往并不多，大体上可以说是和而不同。曹禺在建国后的创作姿态与大多数的当代作家没什 么二致，基本上是积极地顺应主流。五十年代，曹禺在《胡风，你的主子是谁》这类声嘶力 竭的文字里不乏剑拔弩张的豪放，但究其实，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软弱罢了。黄永玉说他 “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导致曹禺萎缩的病根里，除黄先生指 出的势位心理的作祟，软是重要的一端。述及文革时的遭际，曹禺有如许悲苦之言：“他们 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大坏蛋，不能生存 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扫街。这种自暴自弃 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自卑感是潜抑在当代知识分子心底 的一份隐痛，在无产阶级面前，这个向来被认为又臭又硬的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将他们傲岸 挺拔的身姿弯成低度的锐角。被击倒在地并不丢人，因为要直起来的欲念还在，但许许多多 的人是自己卧下去的，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下场，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凉，曹禺便蹈入了这种 悲凉：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大坏蛋了，自信已作鸟兽散，软到此处方彻骨。多少有高深学理 支撑的人失去了对人类生存境况中基本是非的判断与识别力，然后轻巧地把失误归咎于自己 对迷乱的政治格局的茫然不识，这是一种怎样的荒谬啊！与曹禺的积极迎合与介入不同，钱 钟书的生活与学术取向呈现另外一种路数。他自称是个比较retired（不问世事）的人，处 事与治学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低调，这种低调来源于他冷眼观世的睿智与清醒。人至察则无 徒，在先生自己，或有独坐孤峰顶的凄清，在人，则多以之为不近人情。四十年代巴人化名 骂钱先生以上帝自居，近日余杰在致钱理群的信里也斥责“钱钟书没有或者很少有关爱和悲 悯的感情”，虽失之皮相，也非空穴来风。但正是这种清醒，使他在五十年代以后此起彼伏 的喧嚣的狂热中避免了理性的放逐与人格的自弃，诚然，钱钟书的姿态与陈寅恪的拒不合作 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也存了一份柔韧的自强，这内在的柔韧性会在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里 脱颖而出，比如他对江青点名邀请的坚拒等等。所以，在价值取向方面，见人见智，你尽可 以崇尚血脉贲张，却不能因此而把波澜不惊视为异端。何清涟先生的一段言说可以为许多无 力兼济天下者悬之座右：“任何学者都没办法超越自身所处生存环境的限制，这实在需要生 存智慧与技巧，很少有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有一点却是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做到的，即与 政治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某些人对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的理解很奇怪，总以为在支持还 是反对两者之间，非此即彼。他们没有想到还有一种‘费边社精神’，即不合作，不激烈对 抗，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政府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责任。要 容忍文化的多样性，也要容忍学者治学方式的多元性。我们仍然缺乏这种精神。”我相信钱 钟书是那个时代极少数没有留下道德败笔的知识分子和写作者之一，这是他做人的过硬之 处。黄永玉谓钱“在道德上是个了不起的人”，这是一个能经得起推敲的断语。《宋诗选 注》序言里引用过几处语录，当时曾因选目与征引频率过低而招致过激烈的批判，尽管如 此，三十年后，钱钟书坦承那是“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并对彼时彼地自己虚 与委蛇的生存心态了无遮掩，“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我 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错误，都不能归咎于那个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 （《模糊的铜镜》）。这也许算不得高风亮节，但至少需要一份勇气。我始终秉持这样一种 观念，在当代文学的前文革时期，作家的创作姿态远比其文本建设的意义要重要得多，像赵 树理毅然搁笔留下的空白就远比浩然的喋喋不休更富意味。所以，你闭口，或许耐人寻思， 你饶舌，终将留下空虚。太多的人可以也应该在这个标高下清夜自量。七十年代末，在钱钟 书与巴金等人呼吁自省、自忏的同时（史铁生曾专门为呼应钱先生的吁请写过一篇散文《文 革记愧》），曹禺有如下的说法：“提倡‘良心’这个词，也没有什么大错误。我是不同意 这样一种写法：把社会的什么黑暗和问题都描写出来展览，似乎这样就是尽了作家的责任， 发挥了作家的正义感。”说提倡良心没有什么“大错误”，难道还有什么小错误可以挑剔？ 描写黑暗固然并不是作家尽责的惟一途径，可它算不算正义感的题中应有之义？对良心的规 避，对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别解，在在都表明曹禺仍然坚硬地保持着他一贯的软弱。 　　与跳楼、沉湖的傅雷、老舍比，没有以身殉道的钱钟书与曹禺都是从乱世里苟且偷生过 来的弱者，在这相同的弱里，却分明存在着软硬的次第。在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前，我不得不 说，曹禺是比钱钟书更没有出息的文人。余杰的老师韩毓海先生说得好：“重要的并非是否 采用这种老舍式的方式，而是‘人活天地间’和‘天地良心’这两句俗语使我们能够透过世 俗的纯粹动物性生存本能而窥到人作为‘良知’的终极性价值关怀，在这个意义上‘知耻’ 与‘羞愧’与‘以死相抗’同样付予生命以批判，超越自身，不断走向人的完善的崇高感， 同样使我们能够在不乏苦难的天地间活得堂堂正正，像个人样。”（《锁链上的花环》 P141，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版。） 　　在《先生意气》里，余杰对其一位做学问做到弄谁都觉得“好玩”的业师推崇备至，这 是他体贴文心的邃密之处，“‘好玩’两个字的背后，是一种罕见的生命情趣：一个真正的 学者，必须在学术中找到‘好玩’的东西。”诚哉斯言，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倘能以 “好玩”的平常心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就不至于因情有独钟而论多独断以至独尊，也便 获得了一份逍遥、自在。可惜多少钻它故纸驴年去的从业人士，都直把学问作了混博士升教 授的梯渡，“好玩”二字，何从谈起呀。钱钟书在给周振甫的一封信中尝谓“拙著不易读 者，非全由‘援引之繁、文词之古’，而半由弟之滑稽游戏贯穿潜伏”，倘要用最简练的语 词来形容钱钟书的文本世界与治学意趣，我们实在找不到比“好玩”更合适的字眼了，而标 举此种饱含生命情趣之大境界的余杰为钱钟书所做的定位却是：优秀的注释家而非原创性的 思想家。看人点菜，这则是少年余杰的世故。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