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原载《读书》1998.12.） 水浒的灾难 陆建德 八月的溽热里传来一条消息：某学术社团和一家影视公司对电视剧《水浒传 》渲染宋江招安投降的结局十分不满，决定以金圣叹贯华堂七十回本为底本重拍 《水浒传》，恢复梁山好汉的高大形象。原来希望今春“风风火火闯九州”的肥 皂剧尽快从大众的记忆中消退，现在看来《水浒传》的灾难还未有穷期。明年某 个良辰吉日，电视台又要在黄金时段为疲惫而又饥渴的“消费者”隆重推出一台 台视觉上的血腥盛馔。 商业动机不值得探讨，倒是有必要回顾百年《水浒传》评论如何听命于一种 “进步的”历史观。清末民初，一些文人利用《水浒传》发表政见，往昔揭竿斩 木的作乱之徒原来就是当代英雄。我们看到这样一些高论：《水浒传》是一部平 等级、均财产的“社会主义之小说”；《水浒传》旨在戟刺“异族虐政’、“理 学余毒”，其民权思想可比卢梭，尚侠思想可比西乡隆盛，女权思想可比达尔文( ？)；施耐庵主张共和立宪，《水浒传》为“讲公德之权舆，谈宪政之滥觞”。 宣布作者已死、读者万岁的文学理论早就有了忠实信徒，论者抛弃了小说文本和 历史社会语境，“动辄索引古人之理想，以阑入今日之理想”(吴趼人语)。 陈独秀的短文《<水浒>新叙》为后来的《水浒传》评论定下了新的基调。他 用白日鼠白胜在黄泥冈上唱的歌来代表小说的主旨：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在小说里，这首歌有挑拨离间的妙用，“农夫”和“公子王孙”让听者联想到烈 日下身负重担的众军汉和手持藤条、一路催逼的杨志。陈独秀把它从特殊的场合 抽出来，突出“农夫”与“公子王孙”的阶级矛盾，于是《水浒传》被理解为阶 级斗争的演义，身为梁山一员的杨志就站到了“农夫”的一边。这一解读长期来 具有指导意义。目前仍在使用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特意引用了一百二 十回本第七十一回里一段单道梁山泊好处的文字(“八方共域，异姓一家”)，“ 农民革命的理想”读来好像与共产主义的境界相去不远。但这段妙文的收尾(“ 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表露了归顺朝廷的心迹，有碍阐释的自由，编 撰者图方便就把它省略了。 怪的是投身“农民革命”的天罡星地煞星里找不到一位地道的农夫。史进从 小不爱务农，母亲活活气死，这细节预示了小说大纲：稼穑艰难，好汉不为。张 青的生活之路在梁山是典型的。他为一件小事杀了光明寺的僧行，放火烧了寺院 ，做起一门比种菜经济效益高得多的行当——拦路抢劫。娶了孙二娘后，快速致 富的心情更加迫切。屠户杀猪卖猪肉，这对夫妇杀人卖人肉，经手的“行货”稍 有不同，杀人背后的是非曲直不必理会。在这个豺狼虎豹的天地里只见道德良心 的巨大空白。 梁山强人几乎没有超越个人的阶级意识。三十一回至三十六回宋江的经历可 以作为佐证。清风山上的霸王要拿这“牛子”的心肝做醒酒酸辣汤；揭阳镇上的 穆氏兄弟要追杀这“贼配军”；揭阳岭下开黑店的催命判官李立已经把他麻翻了 ，撂在人肉作房的剥人凳上；专在浔阳江上做“稳善”道路的船火儿张横问他要 吃“馄饨”还是“板刀面”。宋江每次都转危为安，靠的是个人的名气，而不是 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处于社会下层、默默无闻的农民要是撞到这帮混世魔王手里 ，早就魂归西天了。宋江并不觉得这些事件的性质非常可恶，绿林强盗、草泽无 赖以往对无辜者施虐施暴都无所谓，只要现在为他开缚，只要说，“你莫不是江 湖上说的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欢乐喜庆的气氛就随之而来。金圣叹在比较《水 浒传》与《西游记》时写道：“《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 ”“南海观音”就是古希腊、罗马戏剧中用升降台送到舞台上的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宋江的名气实际上就是《水浒传》里的“南海观音”。它一次次 使宋江免去灾难，还把各路神仙聚合在一起。 好在宋江的包裹里永远有亮晃晃的银子来维护他的美誉。不是广施小惠，“ 及时雨”的名声就无法远播。流落江湖者没有自己归属的城邦以及相应的权利和 义务，他看重个人恩惠，私德公德不相衔接，“有奶便是娘”。武松吃了施恩的 好酒好食就甘心为他卖命，哪里还记得安平寨的黑暗，哪里会在乎这小管营的贪 酷。义气的后面还有利益的驱动。金钱在梁山聚会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论者 往往对此不予重视。张横把他的“衣食父母”——三头行货——摇到江心时唱道 ： 　 老爷生长在江边，不爱交游只爱钱。(亦作“不怕官司不怕天”。)昨夜华光 来趁我，临时夺下一金砖。 　 这比“赤日炎炎似火烧”更有资格当选《水浒传》的主旨。“金砖”和它所象征 的一切说出了不少山寨落草者的宿愿，他们有着和酷吏赃官差不多的最高理想— —个人和小团体不受法律束缚的享受和富贵。阮氏三雄早就羡慕盗贼不劳而获的 生活：“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棉；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读《 水浒传》不能忘记梁山山寨的后勤需要和众好汉尽早实现享乐理想的热望。这么 多人马的吃喝穿用从哪里来？要他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强盗就失去了存在的 理由。源源不断的补给或取之于民，或取之于官。宋江在聚会那天颁布号令，众 头领各有所司。这是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有掌管钱粮的，也有考算钱粮纳入支 出的，但是无人为粮草的生产负责。英雄们以一当十的好胃口最终要靠农夫的辛 劳来满足，梁山归根结底只是社会的负担。在忠义堂下筵宴聚利，这是鱼和熊掌 兼得的妥善安排。打出“忠义”的旗号，个人的贪求和小集体的利益可以掩盖， 一切暴虐的手段用之无妨，板斧上逼人的寒光就是不容分辩的法律，日后受了招 安，还能盼个封妻荫子、青史垂名的美妙结局。乱世出英雄，英雄爱乱世。天下 太平，英雄就无用武之地，因此太平里也要捣出个混沌来。蔡京、童贯和高俅摄 威擅势，公道不行。他们是英雄最大的后台，英雄总要用他们的恶名来证明自己 行为的合法性。董平乘东平府受攻之际向程太守重提亲事，遭到婉言拒绝。这位 当初要斩梁山来使的风流双枪将被捉后把枪头一转：“程万里那厮原是童贯门下 门馆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金圣叹在此批道：“此语为是公论？为 是私怨？两边闪耀，便成佳致。”“公论”还是“私怨”，很快了然。董平赚开 城门后径奔私衙，杀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夺了他女儿。师直为壮，造反谋私也得 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自欺欺人。造反永远有理。 “造反有理”的口号在文革时叫得最响，现在竟然还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 的头脑。文革后期，《水浒传》因宣扬投降主义路线被当作一部不可多得的反面 教材，宋江则被说成彻头彻尾的腐儒，统治阶级的忠臣。在当时批孔批儒的政治 文化氛围中，历史上的〔月去〕箧盗跖一一平反，全社会一时只认一条“造反 有理”的原则，对造反的目的手段以及危害从不深究。二十几年以后，电视剧《 水浒传》所贯彻的依然是文革时的最高指示，所谓的渲染招安其实是肯定造反， 否定招安。导演夸张地用宋江招安后在朝廷上的奴态来映衬方腊辞严理正、威武 不屈的高大形象。一系列精心安排的对比镜头只为强调一个已设定为不容置疑的 出发点——造反光荣，投降可耻。打算重拍《水浒传》的人要重现英雄风采，他 们和电视剧《水浒传》的制作者是同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尚未出笼的新剧无法 摆脱旧剧的思维模式。新剧旧剧与文革时评《水浒》的高谈弘论有共同的前提： 敢作敢为，一反到底，这才叫真正的革命英雄气概。 既然金圣叹的版本已被看中，不妨重温一下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原因(暂 不论七十回古本是否存在)。金圣叹看不起那些为《水浒》谬加“忠义”之名的 “后世好乱之徒”，他说罗贯中或“村学先生”横添狗尾，盛夸招安，完全是受 了宋江欺骗，而史籍上所载侯蒙欲赦宋江使之讨方腊“一语而八失”。倘使以文 本为依据，宋江没有而且也不配有忠义报国之心。用“忠义”来称《水浒》将使 是非乖错，“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金圣叹对宋江假道 学的剖析丝丝入扣： 其初父兄失教，喜学拳勇；其既恃其拳勇，不事生产；其既生产乏绝，不免 困剧；其既困剧不甘，试为劫夺；其既劫夺既便，遂成啸聚；其既啸聚渐伙，必 受讨捕；其既至于必受讨捕，而强盗因而自思：进有自赎之荣，退有免死之乐， 则诚莫如招安之策为至便也。 　既然招安是权宜之计，金圣叹就削“忠义”而存《水浒》，在第七十回回末 以卢俊义一梦为小说作结。现在欲以七十回本重拍《水浒》者在价值取向上与崇 尚忠义的金圣叹恰恰相反，他们只是“后世好乱之徒”。 《水浒传》评论(包括电视剧阐释)中的遗憾是与过分赞扬“农民革命”相关 的。史学界早就注意到，农民战争未必一律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战乱带来的往往 是饥馑和死亡。近数十年来，有人把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视为梁山事业的赓续， 这样一来，要恰当评价梁山造反就面临种种障碍。江青把宋江夺权之前的梁山和 二十世纪的红色根据地或中央人民政府曲为比附，居然得到普遍的默认。美国汉 学家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1845—1945》一书中显示，淮北地区自 然环境恶劣，资源匮乏，在上世纪和本世纪初，集体的暴力行动是谋求生存的策 略。在传统的农民叛乱和本世纪的中国革命之间不存在任何简单的正面联系，因 为前者没有长期的社会正义的目标以及相应的社会新秩序和新结构的设想。梁山 一百零八将的故事不正是传统的农民叛乱吗？在此指出两者总体上的差别，并不 是想说《水浒传》里描写的某些现象和行为方式没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重现。 由此想到两本好书，牧惠的《歪批<水浒>》和孟超的《水泊梁山英雄谱》。 牧惠不为膜拜造反英雄的时俗所囿，借古喻今，论议风生。黄永厚在序言《牛二 万岁》里有惊人妙语：牛二依然健在，活得潇洒，“他只凭‘大自然’驱使，为 所欲为，快乐逍遥”，根本不把二十世纪放在眼里！梁山上只凭“大自然”驱使 的也大有人在，作者牧惠讥刺的矛头显然不是只对准牛二：“文革的打砸抢杀烧 ，还有在此基础上的要官要权，和随之而来的‘哥们义气’，不是在某种程度上 重演梁山故事吗？……只是‘替天行道’的旗帜上已写上‘为革命的名义’和‘ 造反有理’了。”读到这等吉祥文字，不亦快哉。文革在书中受到尽情诮骂，文 革中一些流行观念却出现在字里行间。武松在鸳鸯楼赶尽杀绝，居然属于合理防 卫，扩大化有必然之理，“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沧州知府小衙内难保不会长成 高衙内那样的恶棍，家庭出身不好，劈死又何足惜。评金圣叹和宋江的短文有以 吃亏便宜论功过的倾向。信念本身是次要的，它的回报决定它的价值，因而有金 圣叹死得活该之说。自以为是的过来人的圆滑，这何尝不是文革的遗产。 《水泊梁山英雄谱》作于二战期间，据说孟超在书中以梁山指延安。作者一 再说到梁山的平等，忘记了被他誉为“人中特选”的宋江如何在吴用的配合下用 九天玄女、石碣天文之类的法术愚弄手下那帮莽汉。历史上制造狐鸣鱼书等超自 然现象以树立权威的聪明人要证明的恰恰是不平等。白胜因为那首歌在书中位居 第三，作者凭空猜测，白胜在做闲汉前“不是破产的庄稼汉，便是失业的手艺人 ”。社会应该为一切问题——包括游手怠惰的恶习——负责，个人没有干系；只 要社会不公，反抗就可以不择手段。《水浒传》里还有一个与白胜相似的闲汉， 即缉捕晁盖一伙的何涛的弟弟何清。何清追求个人的幸福和快活，也好赌，曾投 奔过晁盖，想必还拿了点赏钱。假如晁盖梦中的北斗七星斗柄上有一道清光，像 一条清湛的小河，那么黄泥冈上唱歌卖酒的就非何清莫属了。破落户泼皮牛二没 有谋生之业，也是一条闲汉，告诉他有“一套富贵”就在眼前，他会不肯入伙落 草吗？乌合，真是乌合。 面对书店里各种版本的《水浒传》，不觉茫然。“少不读《水浒》”，这老 话今日听来犹如空谷足音。小说与世道人心相为表里，但那复杂的关系从来说不 清楚。即便是金圣叹的评点和《荡寇志》等《水浒传》续书也难以默化以“拼搏 ”和“个人解放”为信务的不法之徒。重读《贯华堂水浒传》，对金圣叹的艺术 敏感性和道德洞察力更相佩服，但又不得不承认，欣赏《水浒传》的能力已不如 年少时，自己无法像金圣叹那样“只恶宋江，其余便饶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罪与罚》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杀人后受到内心的折磨与惩罚 。在《水浒传》里，那种罪悔的意识或作为人的特征的自省能力是缺席的。“天 真烂漫到底”的李逵江州劫法场后“只顾砍人，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水浒》的灾难究竟是什么灾难？谁的灾难？突然感悟到这灾难是我自己的 灾难，一种狭隘的反“英雄”的心态造成了阅读的灾难。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由此像梁山好汉一样生出一肚皮鸟气，没处发落。手边没有板斧或禅杖，只有纸 和笔。将苦恼化为文字，还望高明救我。 　 (《水泊梁山英雄谱》，孟超文，张光宇画，一九四九年上海初版，三联书 店一九九八年重印，8元；《歪批<水浒>》，牧惠著韩羽插画，百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出版，17元)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