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刘评论家一再把《管锥编》写成《管锥篇》,“编”、“篇”不仅意思大不相同,连读音 也不同,恐怕不能算是笔误,而只能说明刘评论家对钱钟书的著作其实是相当不熟悉的。刘 评论家还捏造了一条鲁迅名言:“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敢于扶叛徒的尸体而痛哭的人, 方为真脊梁。”鲁迅的原话是:“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 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华盖集·这个 与那个》)哪里有什么“扶叛徒的尸体而痛哭”?鲁迅文中前面有一句提到中国一向“少有 敢抚哭叛徒的吊客”,是为了感叹中国人“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从这 两段独立的话,又如何能捏造出那么一条“名言”?刘评论家有这样的捏造功夫,不能不让 人怀疑他提及的关于钱钟书的种种传闻是否也出于捏造、讹传。这样的评论家,还真不如好 好去学点“注经学”。(方舟子)) 沉默即死亡 ——我看钱钟书 刘晓波     在当代中国,有很多著名的文化人成为供人研究的专门学问,为此还要成立专门的研究 机构,出版专门的学术刊物,如“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茅盾研究”等等,但是 这些被作为专门学问的人物大都已经作古,很少有著名的文化人还活着的时候,就被政府和 学术界作为专门学问供人研究,并且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大力提倡。   但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产生了一门新学问,叫做“钱学”,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研究 机构“钱钟书研究学会”,出版不定期的研究专刊《钱钟书研究》。虽然钱钟书于九十年代 末已经作古,但是“钱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从八十年代就出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 威解释者周扬,就把钱钟书称为真正的学问家,把《管锥篇》称为学术研究的典范。新世纪 伊始,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在《光明日报》发表整版悼念长文,赞美钱 钟书的学问之博大精深和人格之崇高正直。钱钟书活着的时候,中共第三代的江核心对“钱 老”都很尊敬,逢年过节或钱老的生日,都有政治局级的人物登门探望。在中国,能受到官 方如此“敬重”的文化名人,大都是类似珍贵古董的重量级统战对象,如作家巴金、冰心、 物理学家钱学森、梵文专家季羡林等。统治者与著名文化人之间的统战游戏古已有之,从先 秦的君主豢养大堆的食客就开始了。中共是此传统最具有创造力的继承者,无论是执政前还 是执政以后,都玩得既得心应手又残酷无情。周恩来当年有一句统战名言,大意是:社会名 流在党外发挥的作用比在党内还要大。所以,当年,中共高层对社会名流积极要求入党的申 请,完全根据其政治需要,采取分别对待的策略。是继续做政治花瓶还是成为执政党的一员 ,决定权不在社会名流手里,而在执政党的高层手中。象钱钟书这样的学者,成为重点之重 的中共统战对象,是在邓小平时期。   钱钟书是有学问,也很清高。但是他的清高成为媒体的关注热点,则是从钱钟书成了“ 钱学”之后,他的名字在公众中迅速升温乃至大红大紫,得力于电视剧《围城》及其媒体炒 作。社会是很势利的,越是大名人就越应该、越有资格清高,有些类似怪癖的习惯,放在一 般人身上就是生活恶习,而放在大名人身上则是有性格或清高。从媒体的报道看,钱钟书的 清高比较走极端,他是爱谁谁,拒绝国内媒体的炒作,“东方之子”的采访也吃闭门羹。他 更拒绝国外名牌大学的高薪邀请,管你是牛津、哈佛,没戏。而恰恰是这种拒绝,又变成了 另一种炒作,许多人拿钱钟书的这种拒绝说事儿,把钱钟书作为抵御世风日下的楷模。   “大隐隐于世”,钱钟书的清高使这条古训又有了当代践行者,越隐越显,越拒绝越有 人格高洁的美名。此种生存策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多长,隐士成 名的传统就有多长。我弄不懂这种隐士文化到底是什么——所有的隐士都极有名,且都是“ 岁寒之松柏”之类的高洁之名。你很难确定,这是一种真正的对世俗功利的超然,还是一种 精打细算的生存谋略(类似于政客的阴谋)?   我以为,钱钟书的这种拒绝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人格上的盲点或无知——狂妄到极致,甚 至透明的程度。在官方的提倡和主导下,大家莫明其妙地把他捧到了“钱学”的位置,他就 当真了,以为自己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学问家,狂妄到连牛津、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许以 高薪都请不动的地步。对高薪的拒绝本身无可挑剔,最可疑的是他拒绝的理由——“人家听 不懂他的学问”,他去牛津、哈佛讲学似乎是对牛弹琴。要是别的理由还有几分诚实,但是 说人家听不懂他讲的东西,在我看来,就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因而也就流于浅薄了。不要说 他后来的成名受惠于早年在西方著名学府的留学生涯,应该心存感激才是。就是假定他完全 自学成材、变成著名学者,也没有任何理由如此狂妄。我以为,凡学者总要心存某种敬畏, 象牛津、哈佛这样的学府,出过多少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甚至改变人类思想命运的大思想家 、大学问家,一个学人被邀请去这种学术圣殿,不仅应有荣誉感,更应该怀有一份敬畏和谦 卑,就象教徒走进教堂——如果还是个学者的话。而钱的态度既无受惠者的感激,更无学者 的敬畏和谦卑,有的只是目空一切的人格无知及由此产生的狂妄:自以为无所不知。给我的 感觉,似乎是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听懂他的学问,剩下的人皆是附庸风雅之徒。我不禁要 问,钱钟书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真正的东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一览众山 小”的悬崖上?心中没有敬畏的学人,决写出不好东西。这种敬畏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当你 提笔时,要时刻想到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须保持知识上的诚实、道德 上的谦卑和敬畏。   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就推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格,它所养育的圣贤文化的最大 盲点,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人格上的无知:人,一旦被捧成圣贤,就自以为无所不知无 所不能,加之社会上的众星拱月之势,最后就活生生地楞把凡人变成了神。进,可以平天下 ;退,可以齐家修身;隐,可以俯仰天地、呼风唤雨;死,可以阴魂不散,朗照永世。所有 的界限都没有了。政治家可以成为学术权威,作家可以成为绘画或音乐权威,物理学家可以 在经济决策上说三道四,结果搅得一团糟。正是这种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格神,给 中国带来一次次巨大的灾难,捧得越高,灾难就越深重。中国人很难真正懂得:无所不知无 所不能者恰恰一无所知一无所能。   钱是有学问,也仅限于特定的注经学领域。他既没有思想上的发现、也没有方法上的独 创。他的《管锥篇》不过是中国从汉代经学就开始的注经传统的墓志铭。俗话说:先秦之后 没有“子”。中国的学术史、思想史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断地把智 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孔子放个屁都沉甸甸,都能考证出一堆微言大义,都能注释出治国 之策和修身之道。1949年后,由注孔子转为注马列主义注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打个喷嚏都是 最高指示。改革开放以来,又改成注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学说。不论对象怎么变,反正就是 个死心眼地注、注、注。从中国学问的注经传统的角度讲,钱钟书在当代中国堪称一绝、无 出其左者,为一桌鸡毛蒜皮也要找来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声称别人听不懂,他那个《管锥 篇》压根就是有意卖弄,为读者设置人为的阅读障碍,不想让人懂。来来回回说些废话,犄 角旮旯地掉书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征博引。据说考钱钟书的研究生要会5种外语,我不知 道,这是招收研究生还是借此炫耀卖弄语言天赋。   知识上的不诚实,必然导致道德上的不负责任。钱有独特的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 想吗?没有。有对血腥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省与人文关怀吗?更没有。“钱学”的产生很 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钱学”饭碗的人,究竟研究些什么。《围城》嘲讽那种洋径浜的知 识分子,而我认为“钱学”是对思想和学术的最大嘲讽,在思想发现的层面上,“钱学”的 研究界的智商等于零。因为一个既无思想又无方法的专门掉书袋子的注释者,怎么就能成为 一种需要后人专门研究的学问?这种荒唐事只有当代中国才会出现。至于《围城》,也就是 部酸甜小说,决非上品,一些人却冲着钱钟书的虚名把它捧上了天。在小说中,他也时时忘 不了炫耀他的趣味和学问,他并不想严肃地说点什么。我甚至可以说,钱钟书从来不想真正 严肃地负责任地说点儿什么,他的学问与其说是服务于学术目的,不如说是服务于他的处世 之道和人格炒作。   初读钱钟书,是念大学时看《谈艺录》。与钱钟书他们那代人相比,我们这代人出生于 五十年代,几乎生长在文化沙漠之中,没见过奇花异草,没经过文化大世面。所以,一翻开 《谈艺录》,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对大海,以为这就是一望无边,自己肯定游不过去,或要耗 尽终生才能游到一半,不在半道溺水就算造化大了。但读完了,里面除了东拉西扯和用牛角 尖扎人外,不会给人任何智慧上的启迪。后来,我又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有一篇可以 称之为给人警醒的东西。知识视野开阔了之后,才知道中国的传统诗评的那种评注式感悟式 的方法,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足矣。王国维不但有学问、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学 问扎实,却无一丝卖弄;他的灵性跃动,却无一点浅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够以生命殉一种 垂死的文化。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敢于扶叛徒的尸体而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   钱钟书的孤傲和狂妄说穿了,只是一种表面的做作,一种精心计算的名人策略。他深知 在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中,怎样作学问才能作出安全、悠闲且名利双收的活法。他知道什么时 候对什么人应该拒绝,什么时候对什么人不能拒绝。一方面,他拒绝外国名牌大学的邀请, 拒绝中央电视台和其它媒体的采访;另一方面,他从不拒绝高层领导人的探望,不拒绝为胡 乔木这样的大人物修改诗词,不拒绝政治局给他送来的生日蛋糕和祝寿的花篮、条幅,不拒 绝官方为他从事学术研究多少多少周年而举行的盛大、隆重的纪念会和研讨会(大陆几乎所 有的文化恐龙,都不会拒绝这些来自官方的关怀)……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我看到的是一 付既老奸巨滑又奴颜媚骨、既冷血又世故的面孔。   由此可见,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 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超凡脱俗的似神人格。这种生存策略也适用于钱、杨二位 对历史的重构。   那些对钱钟书的赞美,除了关于他的学问和脱俗人格之外,大都讲钱钟书的“文革”厄 运。但是他在此前和此后的境遇还是相当不错的,比许多人的命运都好,甚至与文革中被宠 幸的哲学家冯友兰相比,也差不到哪儿去。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钱夫人杨绛的回忆。不知 道为什么,从目前公开见诸于文字的杨绛回忆看,只能见到他俩在文革中的厄运,但是说来 说去也就是“五.七”干校的事。就是在“五.七”干校,他俩的处境也比同命运的许多人 都好(如顾准、骆耕漠、林立夫、吴敬琏……)。这点儿受难史卖完了,就讲文革中与邻里 打仗的事。前些天,《南方周末》还就杨绛的回忆进行了多角度的历史事实的清理,有杨绛 的说法,有邻居的说法,有第三者的目击回忆。两方当时者的叙述,自我偏袒的可能性最大 ,故而我更相信第三者的立场。而第三者的记忆与杨的记忆差别很大。杨说打仗是由于邻居 的蛮横引起的,结果是钱、杨二位大知识分子吃了亏,并由此引申出造反派对知识分子的迫 害。而第三者说,那次打仗,最后是钱杨得胜,邻居吃了亏,冲突是双方的责任,谈不上迫 害,也就是日常的邻里纠纷。通过这种对比,杨绛的回忆,从小里说,她把打仗的责任全归 罪于别人,这有欠做人的厚道;从大里讲,她还要把这种邻里之间的纠纷,硬是上纲到知识 分子被造反派迫害的受难高度,这就既是文革整人手法的重演,也是为了用苦难给自己贴金 ,不惜歪曲事实,编造历史了。杨绛的对这次邻里纠纷的回忆,与她的干校回忆如出一辙, 其中贯穿的是毫无自省和自我美化,就是为了让人觉得他俩49年以后似乎尽受苦了,且苦大 而仇不深,一付淡泊名利的大胸怀。但是杨绛从来不谈众所周知的钱钟书受宠,钦定进入毛 泽东著作编委会和毛泽东诗词翻译委员会的经历,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这两位德高望众者更 加德高望重。   杨绛的这种经过精心剪裁的个人历史,与钱钟书本人一直对历史对现实保持沉默,两者 的实质是一样的: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是瞒与骗。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 无耻,面对那么残酷的专政和阴谋,保持沉默似乎成了屡被迫害的文化人的一种美德,一种 良知。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 的学问家,在事关社会正义的大是大非面前,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和既得利益,就将丧失 天良。阿多诺说: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我说:面对那么血淋淋的历史和 现实,沉默更是可耻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良知,难道就是对外拒绝名牌大学的 邀请,对内在制度性的残忍和谎言面前保持沉默吗?这让我想起了三十年代的高尔基面对两 个丧失人性的独裁者的不同态度:对希特勒的义愤填膺的声讨和对斯大林奴颜媚骨的赞美。 看来,极权制度下的大知识分子的生存策略基本相同——怎样才能安全而巧妙地保持自己的 名声及其既得利益,就怎样做。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别是对于每天必须面对现实的种种无耻的知识分 子来说,对无耻的沉默即无耻,无耻即知识和道义的双重死亡。 2000年6月24日于北京家中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