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陈寅恪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由旧入新 ——兼谈陈寅恪的不宗奉马列主义说 吴　江 　　陈寅恪（1890—1969），是我国当代重要史学大家之一，然而 非史学界人（如我者）知道他的不多。我读陈寅恪也晚，五十年代 在《历史研究》上读过他的《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还 有些印象。从九十年代起，见到热情赞扬他所写《柳如是别传》一 书的文章，又读到介绍他生平的两本书（江荣祖著《史家陈寅恪传》 和陆健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从中还得悉陈寅恪是进 入新中国后第一个向共产党声明不宗奉马列主义的人。这样，我也 就被吸引去读陈寅恪的一些著作。 　　我这个非史学界人挤进来谈陈寅恪，而且平生素无研究，谈起 来自然不免浅薄，而且是要冒点风险的，但也不妨试一试。究竟怎 样看待陈寅恪，当然不能以是否宗奉马列主义来评论陈寅恪，也不 能以《柳如是别传》一书来评论陈寅恪（若出于某种政治情结对此 书妄作解释更不足取）。陈寅恪之所以为陈寅恪，我想主要是因为 他是复兴中国传统史学并使之由旧入新的极少数几个重要人物之 一。我也就围绕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 　　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 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这是事实。中国古来经史不分家， 《隋志》始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汉时，史是没有独立地位 的。东汉的古文经学家比较重史。陈寅恪说：“华夏之文化，历数千 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邓广铭《 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赵宋之世，史学才稍有起色。陈寅恪赞扬 “宋代史学，冠绝今古”。这不仅指像《资治通鉴》这样大部头的 史籍的问世，而且指南宋理学形成过程中发生的经、史重要性之 争。当时轻史者以朱熹为代表，朱熹的名言是“看史只如看人相打 ”，毫无意义，只有读经之后才能读史。重史者以浙东学人（宋代 浙江学术已较其他省为发达）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他 们为史学争地位，后来形成史学见长的浙东学派。浙东史学分前后 两期：前期就以吕祖谦、叶适等人为前茅；后期为明清之际和清代 的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兄弟、谈迁、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 人。以编《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闻名的黄宗羲被尊为清代 史学之祖。章学诚则大倡“六经皆史”说，为史学争独立的地位， 他不仅倡“六经皆史”，而且提出“六经皆器”，堪称大胆敢言之 士。 　　清代史学一度寂寥，与康、雍、乾三朝的文学狱直接有关。当 时为编《四库全书》焚毁的书籍无计其数，成一部《四库》等于毁 几部《四库》。其中尤以史籍受害最烈，如《明志》史书三万余卷 ，采入《四库》的不过十分之一二。聪明才智之士多舍史而谈经。 但是，一种学术思潮一旦形成为社会势力（尽管在局部地区），要 它消歇是不可能的。何况乾嘉考据之学，其考古的重要部分即是考 史。因此史学仍在曲曲折折地生长着。乾嘉史学名家除章学诚外， 尚有赵翼、钱大昕等。陈寅恪独服钱大昕，称之为“清代史家第一 人”。钱大昕江苏嘉定人，与浙江史学同气类，他以数十年之功撰 成《二十二史考异》，和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齐名。但钱大昕 兼及舆地、典制、天文、历史，特别对辽、金、元三史用功甚深。 但乾嘉时期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道咸以后，国势陵替，外侮日逼，鸦片战败，洪杨难作，此时 西方文化又进一步传入中国。至此，坚冰开始摧破，士大夫稍稍发 舒为政论。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于此时得以大盛。加上今文经 学的崛起，成为思想解放的一大冲力。于是龚自珍（字定庵）、魏 源等新人出来批评乾嘉经学，大倡“六经皆史”说，开一代之新风 。在这种环境中，于是有新史学生焉。 　　当时所谓新史学，系指开始站在中西文化交融点上，能够在不 同程度上用近代科学方法治史者，并非指后来所称的马克思主义史 学。这种新史学已经能利用各种新材料和多学科知识（如考据学、 考古学、语言学、文化学、地理学、乃至古典文学等）以研究中国 历史。最早提倡新史学乃至发动“史学革命”的是梁启超。但是真 正敲开新史学大门成为新史学开山的，是浙江海宁人王国维 （1877—1927），他是继承浙东史学并使之由旧入新的一代巨擘。 王国维把史学真正从经学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郭沫 若研究甲骨文和卜辞均受益于王国维。郭自认王国维是他治史的引 路人。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也就不 会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称赞王国维的成就， “好像一堆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史学的城垒上，粲然放出 了一段异样的光辉”。他称赞王国维的“遗书”，其“外观虽是穿 的一件旧式的花衣补褂，然而所包含的却多是近代的科学内容。” （见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 　　王国维是陈寅恪最心仪的人。陈寅恪概括王国维的治史方法为 ：（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按：这就是王氏有 名的“二重证据法”）；（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 正；（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的材料互相参证。我们可以想见， 要做到这三条，如果没有广博的古今中外各种知识是不可能的。陈 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的评价是：“先生之学博 矣，精矣，几若无崖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这里附带提一下， 除王国维外，为陈寅恪所心仪的还有一位浙江嘉兴人沈曾植（子 培）。沈曾植治史特别注意西域边疆动态，这对陈寅恪治史影响颇 深（西域民族史是陈寅恪早期研究的重点之一）。沈曾任刑部主 事，和张之洞、陈宝箴（陈寅恪的祖父）等共同从事过新政活动， 所以他是陈寅恪的前辈。 　　一九二五年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聘请最有名望的学者任 导师，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都在其内。在诸同事中，梁启超固 然是一位史学大师，但陈寅恪评价王国维要高于梁启超，他称王国 维为“能开拓学术之宇、补前修未逮”的“大师巨匠”。一九二七 年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陈寅恪撰文挽悼并为之写碑铭，情 义并茂，为世所传诵。王死后，罗振玉（帮助王国维治甲骨文的一 位史家）曾说过一句话：“能继承王国维者，唯陈寅恪。” 　　史学界对于陈寅恪的这种期望是有根据的。陈寅恪自幼接受中 国传统教育，同时接触西学。他四次出国游学，到外国学习东方古 文字、中古文学和佛学等，尤其接受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训练，对 他治史帮助极大。他能一、二十种外国文字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字 （拉丁、梵文、巴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以及藏文 、蒙文、满文等）。他阅读之博、之精，非常人所能及。他的友人 吴宓曾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陈寅恪为全中 国最博学之人。”这虽是赞誉之词，但可见陈寅恪确有服人之处。 宣统三年，陈还在瑞士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原文。中国人读德 文版《资本论》，陈寅恪恐是第一人。敦煌文书发现后，陈寅恪又 是开创“敦煌学”的第一人，他在史学研究中应用敦煌所得的新材 料，这一点王国维也未曾做到过。和他有学术交流的中外学者甚多 （包括鲁迅也有过接触）。他的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中古史—— 魏晋南北朝史及隋唐史，他称之为“不今不古之学”。《隋唐制 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 。陈寅恪早在1945年便双目失明，1962年72岁时又跌伤右腿股骨， 未治愈。他的身体条件对他的研究极为不利，但仍无碍于他的奇才 横溢。当国民党败退台湾动员学者前往台湾时，陈寅恪不为所动 （这也和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他不愿再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了），而 是南下广州，就任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教授，以此终其一 生。其间他也经受了不正常政治运动的磨难，对他的精神有所伤害。 　　下面就可以来谈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了。这里我还想对于陈寅恪在中国中古史研 究方面所提出的观点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二 　　中国共产党当政初期，曾有一段认真执行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 政策时期，对于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和学者采取团 结和照顾的政策。陈寅恪虽远离社会政治活动，但政府对他是尊重 和礼遇的，尤其是广东地方政府首脑和学术当局对他照顾备至。国 家重要领导人和学界领导人士也前往拜访他。相当时期他可称得上 是安居乐业。从五十年代初期起，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宣传 和学习马列主义，并展开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对胡适、对俞 平伯等）。当时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其中有的还是陈寅恪原来的知 友）撰文表示与“自我”决裂。这种“左”的气氛很自然地使陈寅 恪的思想感情产生某种抵触，虽然此时对他本人尚未有触动。1954 年，中国社会科学学部准备设立中国中古历史研究所，拟请陈寅恪 出任所长，为此专派人到广州敦劝陈寅恪北上就职。来人恰是陈寅 恪过去的学生。这次老师对他过去的学生有一次重要的谈话，并命 他向北京当局转达。这次谈话内容被保存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 年》这本书中。谈话坦率地表达了陈寅恪的思想和态度。下面抄录 谈话中的几段：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 　　“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 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历史这 样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精 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 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 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 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 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情义，其 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 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最后，陈寅恪据此提出要他接任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 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 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以作挡箭牌”。 　　要问陈寅恪是何等样人，这就是陈寅恪！他是在声明“我不必 对共产党说假话”之后才说这番话的。这自然是一件非常引人注目 的事。后来陈寅恪未曾北上就职（陈寅恪未北上就职，亦与他的身 体较适合南方生活而不适合北方生活有关）。但这又并不表示陈寅 恪与现政权不合作，因为这以后他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相当于院士），又是国家文史馆副馆长，还连任全国政协两届常 委。但尽管如此，他所讲的话仍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应当怎样看待 他所说的这番话呢？我认为： 　　第一，对我们来说，必须有自我检查。必须承认，在像陈寅恪 所说“不反对现政权”亦即不反对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条件下，应当 允许每个人在学术研究上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而不应当设 置“思想之桎梏”。据我所知，对于非共产党人士，共产党从来都 是申明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他们的自愿，不能强制，这是一条 原则。就是宗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除遵守党章和党的纲领的 外，对于马克思主义也应当作为一种可以自由研究的科学来对待， 而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教条、圣谕，也不应视马克思主义为一 种政治权威，因为这实际上是将党的领导人的意志当作马克思主义 来强加于人，强加于党。这方面党是有不少历史教训的。举一个例 子吧。1891年恩格斯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新时代》发表马 克思的遗作《哥达纲领批判》，但是遭到法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 倍尔、李卜克内西的拒绝，因为他们不同意马克思对于他们的纲领 提出的意见，虽然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对此，恩格斯提出了严厉 的批评，说：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 是不能存在的”，“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有一点 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 72年中文版，第38卷第88页）第二年，恩格斯又写信给倍倍尔，提 出创办一个“不隶属于党的领导人”的刊物，这个刊物可以在党的 纲领的范围内以及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地讨论问题，进行 自由批评，等等。（同上书，第517—518页） 　　对于党和共产党人尚且如此，那末，对于声明“不反对现政权 ”的非共产党人士，如果要求他们放弃“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 想”，或强制他们宗奉马克思主义，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难道不也 是一种“不幸和耻辱”吗？ 　　其次，就陈寅恪的思想立场说。陈寅恪自己有一句名言：“生 平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 间。”（陈著《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除了第一句可 能是说他从事中古史的研究以外，第二、三句主要是说他所受的传 统教育和所受传统的影响，倒不是说他和曾国藩、张之洞完全是同 气类的人。人可以这样说自己，但别人不能这样理解他。举例说， 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寅恪有时也这样说，用以 阐释中国古代文化。但据我理解，两者的内容恐有别：张之洞的 “中学为体”是维护孔孟之道，是维护那个万古不变的“道统”和 “道体”，以及三纲五常六纪那一套。陈寅恪所说的“中学为 体”，则主要是借用它来表达他所主张的“中国文化本位论”，维 护中国文化的特性，而他所说的“文化”，又是“大文化”概念， 有时将社会、政治、经济、学术等等均溶入其内。他认为，三民主 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是外来文化，一切外来文化若要在中国 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都须经国人的吸收改造过程。“其忠实输入 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 消沈歇绝。”（引文同上）他这里没有说出来的一层意思恐是：禅 宗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生重大久远的影响而不归于消沈歇绝，是因 为经国人的吸收改造，成为中国化的佛教的缘故；马克思主义（三 民主义也一样）若要在中国发生影响亦须经国人改造吸收成为中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方能生效。 　　以上是我的推测，但与实情相距大概不会太远。陈寅恪之公开 声明不宗奉马克思主义，固然是属于个人私事，但就总的倾向而 言，他也并不是盲目排斥马克思主义，而是要看马克思主义能否真 正经国人吸收改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管陈寅恪所说的吸 收改造的要求如何，他的主张有其合理、正当的一面，即马克思主 义确实需要中国化，否则将不能在中国生效；但若按照陈寅恪的 “中国文化本位论”的真实要求来说，则又有其保守的一面，即他 实际上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向“新儒学”靠拢，向中国的“传统思 想”靠拢。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未敢言确当，姑提出来供 讨论而已。应当说，陈寅恪的立身思想在他本人来说有其一贯性， 但处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要说清楚它确颇不容易。例如，郭沫若曾 说“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是近代科学式的，他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 的”，此说不为一些史学界朋友所接受，甚至颇有反感。但我认为 ，既有此说又有不同意此说者，便不妨加以讨论，不必回避；同时 我又认为，此非研究陈寅恪的重点，研究陈寅恪首先还是要弄清他 的史学观或“史识”，这是第一要事。特别是历史学家，其立身思 想或世界观和其从客观事实中得出的“史识”，往往不是一回事。　 　　　　　三 　　那末，表示不宗奉马克思主义的陈寅恪，他的史识、史学观究 竟如何呢？这是一个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不能简单轻率地以贴政 治、阶级标签的办法一概加以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门历史科 学，即也是一门史学，是关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大史学，它是严 格根据历史事实说话的。陈寅恪经中国传统考据学的严格训练，又 接受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包括接受德国语言历史考证学的训练）， 宗奉“从史实中求史识”的原则（即研究从事实出发而不是原则出 发），而且他有大量掌握资料弄清当时事实的条件，因此他的研究 态度和研究所得，依我这个界外人看来，在不少方面具有马克思主 义者决不能忽视的科学性和实事求是精神，因此获得了引人注目的 成果（还是在他的才能未得充分施展的情况下）。从他的研究成果 弄清他的史识、史学观，我个人自然无法做到这一点，但能真正读 懂陈寅恪的大有人在，他们有责任向人们介绍陈寅恪。我只是就我 初步接触所及，简单举出几个例子： 　　（一）陈寅恪选择研究的中国中古史，即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 史，正是中华民族第二次大融合的历史。这是一段极重要的历史， 也是一段最为纷繁复杂多头绪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需要有大功力 ，特别需要有关于中国西北边疆各少数民族（当时亦称种族）的历 史知识及熟悉其语言文字。陈寅恪恰巧有此优势。关于民族间的交 融，依科学的观点，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自然是生产力，生产力落后 的向生产力先进的靠拢、看齐。但是，文化在其中也起着重大的作 用，特别在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接近、融合中。陈寅恪认为种族 和文化问题是“治吾国中古史最重要关键”，无论种族的形成或种 族间的交融、融合，都是文化重于血统。他治中国中古史得出的结 论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是由文化上的融合而非血统的同一。就相对 于血统而言，这自然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前面谈过，陈寅恪的“文 化”概念是“大文化”概念，所谓文化上的融合包括社会、政治等 方面的观念的融合。就汉族来说，儒学文化在各民族融合无疑起着 重大的作用。但融合又是双向的，即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互相 融合，汉族也同样吸取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在中国，不论是中原汉 族臣服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生产力接近的基础上， 最后都由文化上的融合而变成一体，而又各自保持民族的血统和某 些民族文化特性不变。这就导致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体。在我看来 ，这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陈寅恪提出这个问题来 极有价值。 　　（二）陈寅恪重视文化的研究，也重视社会阶级、政治的研究 。他把种族、宗教、文化都归结于社会阶级。他认为，“社会阶级 之意识能超出胡汉民族之识职。”（见《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但 他所说的阶级及其斗争是指统治阶级或贵族阶级内部的斗争。例 如，论魏晋时着重讲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唐代着 重写“关陇集团”（唐皇室本出于胡汉六镇关陇集团）和“山东士 族”之间的斗争：初，唐太宗用“压抑七姓十家之政策”削弱山东 士族的势力，后来武则天又利用科举扶植“山东士族”势力而抑制 “关陇集团”势力。此点颇受人非议，认为是歪曲了马克思的阶级 斗争学说，因为按照我们一些人的理解，阶级斗争只能是指统治阶 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然而，恰好是这一点表明陈寅恪是忠 于描述古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指出 古代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马克思把古代享有特权的少数剥削者、 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也纳入阶级斗争的范围，并作为斗争的主要角 色。马克思说：“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 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和自由 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是为这些 斗争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马恩选集》第p顊1卷第599—600 页）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或农奴制社会基本上也是这样。中国的奴隶 社会，有人能够举出有多少次奴隶暴动并说明其作用呢？中国古代 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确实层出不穷而且轰轰烈烈，然而有哪一次最 后能够逃脱充当“舞台台柱”角色的命运呢？中国中古时代的胡汉 民族都是这样。当然，近代社会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 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有所不同。我不准备在这里 来展开说明这个问题，只是提出问题供史学界朋友参考。 　　（三）中国的奴隶制是宗法奴隶制，封建制也是宗法封建制。 在我的有限的接触中，中国的历史学似乎很少有像陈寅恪那样从经 济上及其他方面生动地描绘过中国宗法封建制的状况。这里指出两 例：第一，陈寅恪在考察《桃花源记》时，指出这既是寓意之文， 又是纪实之文。其所记的历史事实，就是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时，当 时中原人民逃难远离本土，往往是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 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这种以宗族乡党为单位的坞堡，坞主为 宗族豪帅，他们筑坞以自守，耕种以自给，这等于把整个宗法社会 分解为许多小宗法社会。这种小宗法社会起源很早，在袁宏的《后 汉记》里就有记载了。“北方社会宗法色彩之浓，与坞之组织互为 因果，坞延长了北方宗族社会之生命。”（见万绳南整理《陈寅恪 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二，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 团》）一文，亦指出这种婚姻集团的变迁实际上是唐皇族借婚姻关 系在不同时期纠合其他大族（即李、武、韦、杨四大宗族）以组成 最高统治集团，此中的斗争分合兴替，都显示各地士族、宗族势力 的盛衰。武则天政治势力所以久而不衰，得力于山东士族众多人才 的支持。借婚姻关系纠集不同氏族、宗族势力以组成最高统治力量 的做法，中国早在氏族社会就有，以后一直继续下来，或为中国的 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当陈寅恪发表《记唐代 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时，记得当时有人嘲讽说，这是以“生 殖器关系”来代替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这自然是无知之谈，无聊 之举。 　　（四）陈寅恪好谈阶级，也好谈政治。比较扼要简明的是分析 魏晋清谈（讲玄学）的政治背景。魏晋玄学清谈之风，早植根于东 汉末年由摧残名士的党锢之祸引起的动荡险恶的政局，然后由魏晋 两朝的政争所催发。清谈的题目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周孔之名 教重于老庄的自然，还是反过来自然重于名教，或者两者“合二而 一”？这种争论这里且不去说它。据陈寅恪考证，魏末这场争论实 际上是由曹操党羽与司马氏之党羽的斗争所引起。崇尚名教的人大 抵偏向司马氏一党，而眷恋魏室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人，则标榜老庄 之学，以自然为宗。陈寅恪举“竹林”七贤（七名士）为例：“七 贤”为首分子嵇康在政治上是积极反抗司马氏的，嵇康的妻子是曹 操曾孙之女，因此他也是主张老庄自然的最激烈的领袖，后来被司 马氏以不仁不孝违反名教的罪名所杀。山涛是司马氏的姻戚，他虽 “好老庄，与嵇康善”，但后来终于依附于司马氏，佐成亡魏成晋 之业。王戎、王衍也偏向司氏一党。原来崇尚自然的向秀在嵇康被 杀后变节。阮籍这个人最值得注意，他本心重自然而非名教，但不 像嵇康那样积极反晋，而虚与司马氏委蛇，所以他得以保全性命， 但他依然保持他的放荡不羁的行为，满口抽象玄理，只是不评论时 事，不臧否人物，被司马昭称为“天下之至慎”。谈论魏晋清谈风 之人、之书可谓多矣，但像陈寅恪这样直接指出其政治背景的则殊 不多见。也许正因为陈寅恪有这种史学训练，所以有人说“足不出 户的陈寅恪对现实有很深的洞察”。 　　陈寅恪直言“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 实际上是他的“以史实求史识”的原则的另一种说法），从上引陈 寅恪研究中古史的片断及其方法来看，说明他所说的是有道理的。 这里我倒希望读者能够相信五十年代墨学专家杜国庠（他那时就是 一位有名望的马克思主义老学者）所说过的一句话，他说：“陈寅 恪的史学思想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成分。”请注意，我这里引用杜国 庠的话，并不是要将公开申明不宗奉马列主义的陈寅恪硬拉向马列 主义一边。根本无此必要。而且，“唯物”、“唯心”也不是马克 思主义的专用词。我引杜的话不过是为了说明：陈寅恪在研究中得 出的某些“史识”，并不是出于主观的臆断，而是根据客观的事 实。如此而已！ 　　我想由此也足以证明，王国维、陈寅恪确是引导中国传统史学 由旧入新的两个重要人物。所谓“新”，就是利用新材料，运用新 方法，研究新问题，引出新史识。陈寅恪在王国维之后，因为种种 原因（客观环境和自己的身体条件）没有能够施展他的史才，完成 他的史学抱负，例如他想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终未能如愿，这是很可 惜的。 　　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正当王国维、陈寅恪等引导中国传统史学 由旧入新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辩证唯物史观恰于此时传 入了中国。此时及以后，中国的史学界又有哪些新的重要进展呢？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史学和刚由旧入新的中国传统史学 的关系又如何呢？两者的关系是否处理适当？今天我们必须说，传 统史学的现代意义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几十年来当然不 能说中国历史学家们没有作出努力，没有建树。这方面，同样继王 国维之后而又别开生面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样的书（以及 其他像《十批判书》等好书）的郭沫若，自然是首先要提到的人物 。在我看来，我们自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过去被两个东西所伤： 一是写史往往从原理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所谓“史从论出”是 也；二是教条式地、片面地、不正常地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人民 群众是历史主人的观点。再加上，各种政治运动传播了不少宗派偏 见乃至党派偏见。尤其是，突如其来的一场“文革”灾祸使史学 界山河破碎，人才凋零，历史观也被搞得混乱不堪，是非颠倒。现 在必须从头收拾旧山河，搜寻新人才，重建我们的新史学。在这个 时候，重新提起陈寅恪这位史学大家，回顾他对中国史学的贡献， 对于重建我们的史学无疑是有益的。 　　　　　　　　　（一九九八年九月）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