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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何满子先生《周作人暮年乞怜章士钊》一文的一点看法

飞刀

    何满子先生在《周作人暮年乞怜章士钊》一文中“寻绎”了周作人与章士钊
这“两只老狐狸这场小小的周旋”，从人格的角度剖析了汉奸文人周作人。周作
人的汉奸地位早已经盖棺论定，何先生此文似乎是想要从剖析论证周作人的“品
格根柢”，为他的汉奸选择提供佐证。不过对于先生的论证，有几点小小的疑问，
跟先生请教。

    “这段日记里有两句话最堪深意。一是“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周作人如
有点滴良知，反视“毕生”，“最苦之境”应是坠落为汉奸之时。贫病只是身受
磨难，而古云“哀莫大于心死”，当汉奸正是“心死”，才是最哀最苦之境。”

    以上一段原文引用，细看之下有自说自话之嫌，考察周作人的一生，可以猜
测他的“中国心”是死了，而他的“日本心”一直都是鲜活的。史料证明，北平
沦陷之初，他完全有机会跟大多数人一起南下，为什么他没有南下而选择了作汉
奸投靠日本人，其动机只能猜测。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并不是因为日本人的
逼迫使他违心的做了汉奸。“说他那时细想毕生所经，反倒会缅怀当年做督办大
人的衣锦食肉，出有豪华车，入有侍卫群的荣华而不堪回首，当亦非诛心之论。”
以上更说明他的选择是出于自愿。汉奸行径，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理当唾弃，该
法办的法办。但是对于一个自愿做了汉奸，可能还认为日本统治更好，甚或已经
拿自己做了日本人的文人而言，“当汉奸才是心死，才是最哀最苦之境”的说法
根本就不通。周作人可能“品格根柢”，但先生的论证却不能让人信服。

     接下来，先生对于周作人处于“贫病交迫”之中乞怜于章士钊提出了拷问，
我的问题是，以章“在北洋政府当老虎总长时期，站在反动阵营，与新文化运动
对垒；又且在女师大风潮中迫害进步师生，直至免去鲁迅的职务”的历史，新中
国尚且能以“社会贤达”身份让其效力，那么一个风烛残年，贫病交迫的老人为
了生存，又怎么不可以抛开“旧嫌”呢？你可以说周作人懦弱，没骨气。但先生
接下去的几句，怕才是重点。因为这样做，以先生的观点，会触及到鲁迅的光辉。
怎么能饶恕一只臭虫为了自己的生存影响到英雄的形象呢？“贻辱于兄长”，那
是对谁而言呢？九泉之下的鲁迅自己么？这点活着的我们都无法证明。章士钊？
如果章会以鲁迅的兄弟乞怜于自己而感觉在鲁迅身上找回了点什么，岂不是把自
己放在了一个小混混的位置上？那么除了周作人贻辱于自己之外，还有谁会感到
鲁迅受辱了呢？幸好鲁迅跟周作人不是父子关系，不然那三字经念起来可是要顺
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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