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突围: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形成   ——以鲁迅为《申报·自由谈》撰文为例   黄娟   鲁迅确立了一种声音和存在。   1932年12月,蔡元培离开教育部(前身为国民政府大学院),蒋介石以行政 院长兼理部务,鲁迅最后一个有薪水的职位——特约撰述员,被掐断。此前,他 已先后辞别教育部佥事、大学教授的公职。至此,鲁迅的全部身份,便只是虹口 区的一个居民,以文字为生。   上海是30年代的文化中心,最早建立稿费制度,这使聚集于此的文人,在一 定程度上得以维持生存。但对于鲁迅,这条道路凹凸坑洼,断裂若隐若现。一个 以言说为业的人,运交华盖,与喑哑相随。   文网   中国“莫谈国事”的传统,可追溯至周厉王。在汉董卓时期,晋、元、明时 代,“道路以目”、“道路侧目”之状,史不绝书。至近现代,北洋政府、国民 党政府相继张起压制言论自由的网,文网遍于国中,论者动辄丧命。   1928年,国民党公布《著作权法》,内政部拒绝注册违反“党义”之出版物。 1929年出台《宣传品审查条例》、《查禁反动刊物令》,1930年颁布《新闻法》、 《出版法》,并秘密通过《处置共产党条例》,要“加重治罪,格杀勿论”。 1931年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视“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 为“危害民国”,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进一步限制 报章书刊的出版发行,使适用范围扩展至“未直接涉及中国国民党党义、党务、 党史。但与中国国民党党义、党务、党史有理论上或实际上之关系者”。1932年 11月《宣传品审查标准》出笼,指要求抗日者为“危害中华民国”,凡对当局不 满者为“替共产党张目”。   1930年2月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名列发起人之首。同月国民党上 海市党部执委、教育局长陈德徵演说,谓要求自由者为反革命,而“反革命者是 不许有自由的”,所以“要代替民众的利益”而负起制裁之责。国民党中执委宣 传部令饬上海及各省市查封同盟机关,又将主持人通缉在案。3月左联成立,鲁 迅列名执行委员。左联旋遭查封并被缉拿“主谋分子”。同月,鲁迅以“堕落文 人”罪名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密令通缉。这一密令终生未解除,鲁迅随时随 地可以被捉拿归案。   1931年1月17日,柔石等被捕。2月7日午夜,柔石、冯铿、胡也频、李纬森、 白莽五位青年作家及其他18人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刑前他们被强 迫为自己挖好坟墓,有几个人被活埋,其中之一是柔石。   民众以牺牲来要求民权,但抑制舆论、非法逮捕杀戮却为报章所习见。被加 以政治犯嫌疑的青年男女,遭秘密军法审判。即便公开审判,但向社会公意自求 民权辩护这一最低限度的人权亦被剥夺。宋庆龄对报界谈话说:“社会仅知营救 陈独秀,而不提及其同时被捕之十一人,更未追论恐怖时代被牺牲之斗士。” 1932年 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以通缉之 身,当选同盟执行委员。同盟声援了牛兰夫妇被捕事等案子,通过史沫特莱、伊 罗生等外国记者在国外发表抗议宣言,并有萧伯纳、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国 际知名人士的签名,打电报给国民党,并登载于西方报纸。   同盟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受委托了解北平监狱的政治犯情况。胡适率外国记 者参观了国民党指定的监狱,发表谈话,谓政治犯生活很好,又谓一个政府为维 持政权的稳定,有权压制反革命。胡适被开除出会。消息又传到国外。这加剧了 国民党的恨意。   1933年6月18日,为敲山震虎,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在法租界暗杀。 在法租界发生政治暗杀事件,这是第一次,为此法租界和蒋帮之间产生矛盾,可 见国民党恼怒之甚。但这也是最后一次,此后的暗杀便在法租界外。11月13日, 蒋介石因无法驾驭、羁縻掌握地方协会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将之暗杀于沪杭 公路,由戴笠手下执行。   7月14日英文报纸《中国论坛报》刊出国民党的“钩名单”,由蓝衣社6月15 日发出,计划暗杀者除杨铨外,尚有鲁迅、茅盾等52人。   文网愈益紧密。   10月,国民党中执委通过《国民党修正新闻检查标准》,同月国民政府教育 部遵蒋介石南昌行营密函,颁布《查禁普罗文艺密令》,要求各省市党部除了查 禁明显的普罗文学外,尤其要关注那些“煽动力甚强,危害性甚大”,而又“闪 避政府之注意”的普罗文艺刊物,并附抄作家名单,行动日渐政治化。1934年2 月国民党中宣部一举查禁上海出版的149种文艺图书,震动上海书业界。书商为 谋利,建议由官方审查原稿,即实行“预先审查”,从而以“预惩制”代替“追 惩制”,将出版制倒退了一大步。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 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6月,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 (包括翻印古书)如未在付印前送审,或印后发现未照改,即“予以处分”。审 查中检查官随意删削,且不留下空白,将刀斧的痕迹抹去,把糊涂恍惚不通之处, 都推到作者身上。   1934年3月,《上海市党部文艺宣传工作报告》汇报曰经严厉制裁,普罗运 动已不敢公然活动,立志一面发展本党文艺运动,一面全力阻遏“反革命的文艺 势力”之抬头,且预料全国的文化倾向必将随上海而转变。自此,全国都开始查 禁、焚毁书刊,查封、捣毁出版机构,迫害文化界人士。   仅举数例:1933年5月14日,丁玲、潘梓年被捕,应修人拒捕牺牲。1934年7 月26日,台静农以共党嫌疑被捕。同月,穆木天因参加中共及左联、国民御侮自 救会被捕。李霁野被捕。楼适夷被判无期徒刑。   11月,“影界铲共同志会”捣毁“赤色电影大本营”—艺华影片公司,并警 告上海各电影院不得放映“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文化界不得刊 行鲁迅等人的作品,“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良友图书公司被砸碎门市玻璃 窗。承印《中国论坛报》的勒佛尔印刷所被捣毁印刷间。神州国光社被砸。   英国的齐格蒙·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说:“国家政治的统一,需要 文化改造运动相伴随,需要文化价值之普遍性这一假设,后者既是政治统一在思 想层面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在思想层面上赋予政治统一以合法性。”   因此,与铲除、阻遏同步的,便是钳制。武力与文力共生。早在1928年7月, 国民党已从“军政时期”转入“训政时期”,“以党义建国”,实为控制思想。 意识形态与政权力量相结合,控制率空前提高。1928年10月,蒋介石任国民政府 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1932年3月,蒋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1938年3 月,国民党设置“总裁”,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元化领袖制”确立: 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互为表里。1934年即“训政时期”结束前一年,蒋继统领 党、政、军后,欲进一步成为国民领袖。他在江西南昌发动“新生活运动”,又 称“社会建设”,以“尊孔读经”为中心,强调“生活军事化”,把传统道德与 法西斯主义的纪律和忠诚揉在一起,灌输给群众尤其是青年。该运动遍及全国, 延至抗战胜利,1934—1935年进入高潮。   网密便犬多。告发、造谣与人身攻击,不一而足。   鲁迅在《自由谈》发文的第21天,便有王平陵检举“何家干”即通缉犯鲁迅, 黎烈文亲苏。换言之,作者编辑都应被缴杀。王后成为国民党中央电影检查委员 会委员。   《新时代月刊》编辑曾今可1933年2月提倡“解放词”,其轻薄之态遭《自 由谈》批评,曾6月假座《社会新闻》宣布准备反攻,又谓因鲁迅有左联背景, 人多势众,故欢迎“凡曾受鲁等侮辱者”加盟。7月曾创刊《文艺座谈》,暗示 鲁迅经由内山完造向日方出卖情报,是为间谍。在“九·一八”后的中国,此举 用心昭彰。《社会新闻》1934年4月谓鲁迅是共产党,如列宁一样,还拿卢布。5 月又直称鲁迅为汉奸。章克标编《人言》,刊登鲁迅为《改造》做的《谈监狱》 的译文,加编者注说:“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制裁。”杀机森然。等等。 如此,被污者将或为政府敌人为当局杀,或为人民公敌为民众杀,总之失语。   刀笔而外,尚有粪帚。《中央日报》将鲁迅比为老女人,丑而多怪。王平陵 在《大美晚报》上说鲁迅“自己偷了汉,偏要指说人家是淫妇”。张资平在《时 事新报》上污黎烈文“以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该报又 将唐弢之文误认为鲁迅所写,谓其放暗箭。《大晚报·火炬》讥嘲鲁迅贪生怕死, 又说 “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革命小贩”杨邨人写《新儒林外史》(只 有第一回)攻击鲁迅放“毒瓦斯”,又作《聪明之道》攻击鲁迅为“世故老人”。 等等。   林默(廖沫沙)因《倒提》一文攻击鲁迅为“买办”,从形式到内容,全盘 否定“花边文学”,说杂感这种文体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田汉化名绍伯撰文谓 鲁迅已与杨邨人合作,是调和派,及被诘责便答曰意在激怒鲁迅使与杨邨人斗。 来自同一营垒的背后的闷棍,使鲁迅腹背受敌,每每碰壁于无物之阵,屡生“横 站”之感。而他已年过大衍,疾患缠身,以单身对抗政权和全社会,对方却年轻 气盛,背倚一个阵营。   钻网   在鲁迅的角色转换和人格范型的形成中,为《申报·自由谈》撰文是关键性 的事件。   因时势与个人的合力,鲁迅最终介入《申报·自由谈》,达到一生中面向公 众言说的顶峰,在漫天铁幕中打入楔子,后又因形格势禁,被迫中止,再次幽居, 直至去世。   鲁迅初期写小说,就是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社会状态和思想意识的变 化使他从纯文艺转到更切近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聚焦于改良这人生。然而毫 无反响,这使鲁迅怀疑过这种方式。虽然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但弄笔之人, 也只得以笔伐之。   清党后默抵上海,初还曾讲演并兼课于劳动大学,效果不错,但不久就有密 令,不得请鲁迅讲话,一切译著全部禁止,连写于国民党执政前的《呐喊》也被 禁,因封面是红色,有宣传赤化的嫌疑。他们决计要包庇古今中外一切的黑暗。   《语丝》、《奔流》、《萌芽》、《新地》相继被禁,1930—1931年,鲁迅 只做了不到十篇的短评。夜气如磐,无地言说,被通缉的鲁迅如居地下,虽生犹 死。   在寻觅突破时,《申报·自由谈》的改革提供了契机。   对这一副刊,鲁迅有过貌似矛盾的言行:   《伪自由书·前记》说:“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 也没有想到过,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所以也不知道《申报》在什么 时候开始有了《自由谈》,《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   但两年前写于“九·一八”后的《沉滓的泛起》、《以脚报国》,就已经摘 引了《申报·自由谈》的消息。次年“一·二八”后在致台静农的信中又引该刊 “‘抗’得轻浮,杀得切实”的报道。   可以肯定,郁达夫代黎烈文约稿后,鲁迅开始留意《申报·自由谈》,考察 其作为潜在的阵地的可能性,一个月以后终因受黎悼亡之作触动而动笔,进入公 共空间,面对公众。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前此的鲁迅都是置身学界,在同人报 刊上言说,面向专业人士。《新青年》、《语丝》、《莽原》等刊物固不必说, 即以报纸副刊为例,虽然也曾应邀固定性地为《晨报副刊》写稿,但这是在《晨 报》副刊版改以《晨报副镌》名单张出版后开始的,且仅14篇。随日报一起出版、 发行的只有《申报·自由谈》。读者面与影响范围都大异。   经此,鲁迅完成了从权力和学术中心的撤退,斩断一切纽带,以自由撰稿人 的身份,站到十字街头,如同夜游的鸱枭,以刺戟来守护,仅凭一己的专业知识 和思想,影响社会。   这些“短评”,反映出中国大众的灵魂,也收获了讨厌。对于鲁迅,说话说 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这与他的启蒙意识息息相关。   鲁迅极看重这些“短评”的写作。在他,以每月八九篇的频率为一家多声混 杂的大报撰写专稿,恐怕更多的出于一种新的战略考虑,意味着一种新的斗争方 式的确立。短,固然因为需与版面相称,又缺乏谋划鸿篇巨制的心境和条件,但 也因为执著于为现在抗争。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为了杀出一条生存的 血路,需要匕首和投枪,注重的是锋利和切实,而非雅致。这意味着速度,行动 的与文体的。至于向中国最老的报纸进军,体验新文学胜利的快感,恐怕是次要 的。   由此入手,有助于理解这一矛盾的现象:鲁迅一生中被封杀最甚的时期,恰 恰是其写作高峰期——至1935年末止,鲁迅写作杂感共18年80万字,后九年中的 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最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   当时的《申报》发行十多万份,读者远至南洋华侨,《自由谈》改革后对时 弊的攻击又使之销量激增。作者、报纸和读者三者即时互动,相得益彰。为便于 领会,可参考这一情况:《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发于左联内部刊 物《前哨》,秘密出版,印数寥寥。两种影响,不啻云泥。   读者群是现代公共领域的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日报副刊使这位终生坚持启 蒙立场的精神界之战士找到通道,将改变国民精神的内在要求外烁成公共社会评 论,以摆脱公职的自由独立身份,公开运用理性,向全体公众言说公共事务,引 导公众运用自己的理智,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康德在答复“什 么是启蒙运动”时,运用了这一定义。而强烈的冲突也使公共生活萌生了活力, 推动了现代公共领域的萌芽。   科塞认为在“德雷福斯”事件的过程中体现着对政治权力、社会秩序和民族 国家的两种泾渭分明的态度,因此成为近代知识分子史的一个分水岭。鉴于鲁迅 早在“女师大风潮中”中,就写了《有趣的消息》,严峻质疑中国的所谓“特莱 孚斯”、左拉们,1927年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提出“真的知识阶级”的 概念,1934年在《门外文谈》中指出智识者“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有理由认 为,鲁迅一直在深入思考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这一问题,并指向为《申报·自由 谈》撰文的具体践行。   这就不难理解何以会出现一些矛盾之处。《申报·自由谈》是偶一碰到的靶 子还是坚守的阵地,这是两种取向,经过了审慎的思索。“短评”是有感而发, 想到就写,还是因时势之需在限定时间内命题作文,带有从自为过渡到自觉的意 味。   著名副刊《申报·自由谈》于1932年12月1日由黎烈文接编,实施革新,以 登载杂文出名。报纸副刊原本产生于文艺的介入,这一革新又摆脱了单纯的文艺, 面向全体公众而非文人一隅,介入公共生活而非抒发一己情绪。一时各界均反响 强烈,而这一事件也成为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新闻史绕不过去的一个点。   《自由谈》很快引起注意。《社会新闻》不久就宣布其为左翼普罗作家之阵 地。《微言》说“曹聚仁经黎烈文等绍介,已加入左联”,并陷两者,使之必被 压迫。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拉拢、软化黎烈文,未果。要求由章衣萍更换黎烈文,又 被史量才直接拒绝。于是祭起新闻检查的大棒,将之扩展到副刊检查。因这一创 举, 1933年5月25日,《申报·自由谈》登出《编辑室启事》,曰“若必论长议 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笔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 境,未免有失恕道”,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 辑,两蒙其休”。以此为界,《自由谈》的革新分为前期后期。6月9日,陈子展 慑于局势,在《自由谈》撤消“蘧庐絮语”专栏。   1934年5月9日黎烈文被迫辞职。因史量才的支持,接编的张梓生萧规曹随。 他正式采用花边将杂文框了起来,是为“花边文学”。但C·C特务反复盘查, 《晶报》、《金刚钻》又直呼张梓生为“赤首”,《自由谈》便逐渐用文艺短论 代替了社会批评,并被其他栏目瓜分。最后因拒绝国民党接办,1935年11月1日 停刊。   鲁迅为《申报·自由谈》撰文,始于1933年1月24日,终于1934年8月20日, 随《自由谈》的分期相应地分为“伪自由”和“准风月”时期。共计撰写151篇, 在该副刊发表143篇,用笔名42个。主要收录于《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 《花边文学》。   《伪自由书》是前期的结集,主要是对于时局的愤言—时评,新闻性、政论 性突出。   因被通缉,为免连累编者,鲁迅匠心独运,换用笔名“何家干”。何姓极普 通,家字排行也甚多见,却形成不一般的效果:模仿检查官口气,颇带角逐悬念。 这是他第一次改姓埋名仍受到告发和压迫。被告发后,迫压日甚,便相继换用 “干”、“丁萌”(天明意)。禁者自禁,违者自违。   书名《伪自由书》也恰与后期的《准风月谈》相对:“自由”固属假冒, “风月”又岂可当真!“准”作何解?蒙恩允许,多谢;将计就计,无奈;实不 够格,抱歉。   当局讳言时事,鲁迅却偏偏议长论短,目光锁定当局,揪住不抵抗政策不放。 不合时宜者很清楚运交华盖的结局,3月31日便在信中说《自由谈》未必会做得 很长久。果然到5月初,稿件便陆续不能发表了—仅三个月的“自由”谈,便弄 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   这些短评,在鲁迅,实属不痛不痒:《自由谈》非同人性质,读者参差,又 因日报副刊之故,字数论旨,均有限制;征伐之下,又须文简而旨隐,种种掣肘, 使他不能放笔直言。而在当局,却是痛煞痒煞。1934年4月9日,《大公报》刊登 《禁书之善后(续)》,谓《伪自由书》“多讥评时事攻讦政府当局之处,以 ‘伪自由书’为书名,其意亦在诋毁当局”,必须“完全禁止发售”,闷死了事。 而其实内中之文,大抵已公开发表过。大可叹也。《伪自由书》遭查禁后,改名 为《不三不四集》重新出版,但1936年12月4日潘公展签署上海市社会局密令, 再次查禁《南腔北调集》并《准风月谈》、《不三不四集》,将存书缴局销毁。   《自由谈》登出奉旨谈风月的启事。不过题目限制不了鲁迅。“月黑杀人夜, 风高放火天”,便也是风月一种。他绕道重新开辟战场,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新的 整合,视线投注到30年代的上海滩,取材大众生活,重点透视社会现象、文化现 象,剖析商品经济与传统文化、现代与封建相结合的畸形的精神产物,浓烈的政 治意识从隐晦曲折的笔调中穿越而出,这使他区别于其他小品文作家,也因此继 续被修整。   张梓生约稿,鲁迅作诗答曰“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化似六郎”。他写不 了上下都满意的甘美之作,也当不成莲花六郎那样漂亮而得宠的人物。对于鲁迅, 这些写作带有赌气的成分:彼既禁遏,我偏继续,以破重压,聊平心气。   《准风月谈》时期的笔名视内容而相应变化,构成了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 “丰之馀”(回敬“封建余孽”之谥)多批评永远在“反刍”的社会,暴露交织 在商业文明以至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封建糟粕;“旅隼”(音同“鲁迅”)如急疾 之鸟直捣统治根部;“孺牛”反抗中外的法西斯者;“游光”撕开夜所遮掩的惊 人的大黑暗;“虞明”(“愚民”)瞄准意识形态,揭穿统治者煞费苦心织就的 欺瞒之网;“洛文”(或隋洛文,源于“堕落文人”之罪名,又同音变为“乐 雯”)积极提倡文化建设;“越客”谈“堕民”;“桃椎”、“符灵”本可除敌 消灾,一待署名于《帮闲法发隐》、《外国也有》诸文,则因反讽而形成巨大的 张力;“史癖”目睹历史的轮回和循环;“敬一尊”回敬一杯,等等。   《花边文学》的笔名大多取其通俗,以掩耳目,如张承禄、赵令仪、栾廷石、 黄凯音等。但依然有较劲式的在:“康白度”(Comprador,买办,来自林默) 鼓励前驱,提倡欧化文法,以改进国人思维;“邓当世”(江、浙一带口音,第 一字用作动词,取笑意)嘲讽文坛“天才”、古今圣贤;“史贲”(承上时期的 “史癖”)痛恨“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等等。   书名也如此。对《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鲁迅起初颇欲定名为《狗 儿年杂文》,但因恐于邮寄有碍而作罢。他反对不讲斗争策略的自杀政策。在无 声的中国,发出声音并使其抵达读者是第一重要的。有一回无名木刻社的画集封 面是一张马克思像,鲁迅在致陈烟桥的信中批评他们不去着力于改进内容,却先 以可怕的外表吓退普通的读者。   但更多时文网毫无规则。为示威,或为显示成绩保住饭碗,连不含政治色彩 的文章也会被删,被禁。这样,什么钻网术都没用。   文章的战斗,大家用笔,始有胜负可分。然文网所至,阴谋有之,污秽有之, 惟独没有以文论文。直面高压的鲁迅,在一片喧嚣中,寂寞,无声。日常生活中, 鲁迅连窗边都避免靠近,与许广平上街也非得分别走马路两侧,以免被一网打尽。 但他拒绝会见行政院长,拒绝出国休养,拒绝缄默,拒绝当学者。他身履危地困 守上海,风号大树中天立。这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势均力敌或以上对下的“阶级斗 争”、“思想斗争”,也不是农民造反乃至“文革”式的乱斗。这更是反抗,挣 扎:生在奴役的时代,处于受奴役的地位,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为了捍卫人 类生命个体的生存、发展的权利和尊严,决绝地以单个对全体,以平民对政权, 以笔对刀和粪帚。这是理性的、现代的知识分子的反抗。   “奴隶文章”:婉约其辞 干犯豪贵   “钻网”的另一重点,在于“怎么写”。   鲁迅向来自觉其为“奴隶”。奴隶不能自由表露自己的感情,剑拔弩张是自 由人的特权。为不至于连“剩下来”的也不剩,他只得自己先抽去骨头,藏起锋 芒,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形成一个突出特点:“婉约其辞”与“干犯豪贵”的辨 证统一。30年代的《国闻周报》便有书评指出,骨头没法抽干净,文章依旧很有 力。“奴隶文章”寓犀利于婉曲,热烈而又苦涩,迥异于金子做了骨髓,也还是 站不直的“商定”文章。   毛泽东同志多次谈过他的印象:“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 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鲁迅 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   现场语境催生了鲁迅的思维方式。他同时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生活,挖出 痈疽,挤出毒液,又追踪蔓延路径,直至终了,在当下把握过去和未来。在写法 上择其要害迎头一击:截取尖锐对立的场景,把情境推向极端,在夸张、变形中 凸显其性质。他揭开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洗掉鬼脸上的雪花膏,拆解神圣,使高 雅恶俗化。他用笔串起悬殊的两端,一端是大人们及其殿堂,一端是世上最不干 净的地方。形的反差与神的相通构成巨大的张力,堂皇的假面颓然卸地,难堪的 真实从暗室中显影。这不能混谓之骂。   《推背图》可看作夫子自道。付出惊人的代价,才得到一个经验:防被欺。 专制与虚伪互为表里,必须善于辨识。这就需要在宽广的时空把握实在,从具体 情境出发揣摩表象的内涵,目光必须穿透阳面的大文,直逼露底的注解。任何静 态的、孤立的观察方式都不能达此目的。这只能是知识社会学的方式,动态地把 人、事与言辞当作有关某种社会地位的函数来看待,来理解、比照其人其言其行。 它的最大特点并非讽刺和反语的运用。   因为不能直说,行文只能拐弯。面对强劲的敌手,身处弱势者只有成倍增加 自己的力量,才能与之抗衡,达到对称。鲁迅藉文化钩稽大量辑录古今中外的同 类信息,又采用 “撮取报章,存其精英”的手法,把一类类世相从当下纷繁芜 杂的屏幕中剥离出来,加以木刻般的凸显,却并不直接道明所言何义,而是以大 容量的、乃至取自别一时空的同类信息衬底,镂刻其性质,使之如神兵天降般地 揭示出现实的真面目。这就使对当下的评论以文化钩稽的形式出之,以其内在精 神的联系统贯全文,或隐或显地勾连起官方严密限制的信息、事件和思想,从而 形成文体学上的“壕堑战”和“散兵战”,这是由专制主义所造就的反专制文体。 鲁迅的博杂和大气,使他得以钩稽,而不是管窥。被称为“鲁迅杂文”的基本格 局逐渐成型。这是晚年鲁迅的典型意义。   鲁迅查旧账式的“保留”,使得本志俱在,当局必须自打豪语的折扣。有禹 鼎所浇注的鬼魅在,腾挪起来是不大方便的。倘若鲁迅也做三魂渺渺、七魄茫茫、 死无对证的学问,那就无从备考,罪恶的形相轻易地自行消匿,民众永沦于欺瞒 的黑网。   这一写法,鲁迅称之为“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所取之类, 源于正规报章,各国、各时代典籍。而所抵之处,则是世相的根部,人物的灵魂。 其出发点和最终指向,均为当下现实。审查制度这道预想中的坚固墙垣,成了一 层多孔的隔板。   这些文字,具有阴阳两面的涵义,字面相背,灵魂相通,形成言此及彼、亦 此亦彼、扑朔迷离的效果。隐约的空白规避了审查,犀利的谈锋、简洁的文笔、 巧妙的比喻和飘逸的幽默,对阅读产生挑战和诱惑。郁达夫就将之比作一种即使 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而特定语境下的读者不难找到高强度类比暗伏 的隐线,从而自动捋直婉约,获得阅读的快感。1933年8月15日的《华北日报》 (北平)评论说读后极感痛快,因为“他把大家欲说的话说了,大家要骂的他骂 了”。这些短评,是一个学者而兼斗士的胆魄、良知、学养、思想和文才的集中 外射,同代及后代均鲜有能企及者。   鲁迅借助现代传播媒介,撕破折中公允的言辞铸成的帷幕,把深刻的问题塞 进公共事务的日常讨论,打破习惯性的调整方式,尽可能广泛地引导并迫使大众 重新思考自己政治忠诚、行为处世的基础,向传统和正统挑战,在一个大一统的 社会中打进楔子,呼吁人的觉醒、自主与解放,促进从“奴隶”到人的转变。杂 文这一富于现代性的文体,也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作用与价值 是其他非报刊文体所不可能具有的。   “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转辗于荒诞的现存秩序,一颗带着 镣铐的灵魂,惟靠自由地思想和表达的挣扎来补偿。它们以血为墨,自由为骨, 犹如地表深处的岩浆,不驯地奔突,透过“自由谈”的孔道,灼伤麒麟皮下的马 脚。这既是文章形式的解放,也是文学精神的自觉。在严酷的环境下,这种“为 人”与“为己”的统一,是现代知识分子独立、完整的文学表达的一个典型范例。   萧红回忆鲁迅晚年珍藏着一幅画片,一位女郎迎风奔跑,红裙盛开在玫瑰花 上。她不知道为什么。许广平也不知道。其实,些许飞扬的影像,对一颗幽居却 为烈焰炙烤的灵魂,很难说是安慰、寄托,还是折磨。   “心事浩茫连广宇”。对于鲁迅,在自己家中没有如归的安适自在之感,这 是道德的一部分。一个社会只要还有成员受到压迫失去自由,即意味着其他成员 的自由是没有理性依据的虚假自由。他的博大情怀,使他要拆除个体间的屏障, 彼此息息相关,使爱成为可能。   鲁迅的精神始终没有被禁锢。一个不能自由言说的奴隶,在极端不自由的境 遇中,想方设法说开去,找寻空隙,努力建立一个新的公共论证模式,战取人的 自由,也促进公共空间的开拓。他创造了一个平民战士与东方传统和权力社会针 锋相对的壕堑战术,把知识分子“说”的权利上提到最高度。正是在行动中,他 获得了人的真正的自由。这是最高意义上的自由。“帮闲”者的自由是伪自由。 他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功能,发展了群居的器官,精神的触角被折断,心灵的天 空被遮挡,对权势和物质趋奉而偏安,缺乏反思的意识。列宁说:“谁都不会因 为生下来是奴隶而有罪;但是,如果一个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反而为 自己的奴隶地位进行辩护和粉饰……那他就是理应受到憎恨、鄙视和唾弃的下贱 奴才了。”   藉此,鲁迅确立了一种声音和存在。他的短评,即时感应当下,以手足攻守。 这既不是帮闲文人的条陈,也不是敌对党派的颠覆,更不是学者光滑雅致的论文。 他既不上朝廷,也不走流沙,而是站在十字街头,孤身格于乱阵,灵魂粗砺,曝 于暗夜,叫声不祥,有如枭鸣。他不补天,如胡适;不囿于院墙,如刘半农;也 不闲适,如林语堂。这种选择使他既与或高升或退隐的昔日战友分离,也从“士” 们两千年来凤凰式爱惜羽毛的传统中突围而出,“两间余一卒,挺戟独冲锋”, 自高压中突围,始终位处前沿,永远革命,摆脱历史的重复与循环。在此行程中, 鲁迅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与周围公共精神的建设互动发展,树立了一个现代 社会成员公民精神的高标。 (XYS20041019)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