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人间鲁迅》修订版后记 　　林贤治 　　书稿校改完毕，翻开当日的《南方周末》，恰好见到黄宗英回忆毛泽东与罗 稷南对话的文章。 　　1957年7月。“反右”运动风云初起。 　　7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并举 行座谈。席间，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泽东发问：“主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 会怎么样？”“鲁迅么—”毛泽东略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 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文中所载，最早见于周海婴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文字略有出入，对 话内容是一致的，但不久，这段故实即为学者所否认，以为证据不足。而今， “现场” 中人站出来说话了，何如？然而事实又开出了另外的难题：果真如此， 应当如何解释毛泽东关于鲁迅的前后论述的矛盾性？如何确定鲁迅在中国政治革 命中的基本立场？ 　　对于鲁迅，毛泽东从来是既有赞扬，也有批评的。抽象的赞扬如著名的《新 民主主义论》中的“文化英雄”和“三个家”的论断，鲁迅逝世周年在延安做的 新“圣人”的演讲；具体的有论鲁迅的晚期杂文、《阿Q正传》、《自嘲》诗等。 毛泽东横空出世，雄视古今，从未如此高度评价一个人，因此很自然地被一些大 学者和小丈夫当作“神化”鲁迅的滥觞。对鲁迅的批评则相当婉曲，如宣告“鲁 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的讲话，通过对鲁迅杂文所作的时间性规限，实质上否 定批判的普遍意义；也有明白批评的，在给周扬的信中，就指鲁迅对中国农民革 命缺乏认识。由于批评性意见不多，流布范围较小，所以不曾引起大家的注意， 只记得鲁迅称说的那类“阳面大文”的赞誉之辞。其实，在毛泽东那里，鲁迅的 精神遗产以其固有的价值，已然被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这样的资本，同样可以 垄断，可以流通，可以随机使用。所谓“团结，利用，改造”，毛泽东对鲁迅的 态度，与他对待广大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至于“毛罗对话”中的意 见，相对而言应当算得是“私见”，令人震惊的是，这私见却被毛泽东本人公开 了。 　　毛泽东何以在这时公开他的私见？是否出于一种文化策略的考虑，即所谓 “阳谋”？对此可以存而不论。重要的是，毛泽东这个适时公开的私见，是早已 形成的成熟的看法呢，抑或率尔作出的错误的判断？这里涉及一个如何理解鲁迅 的政治哲学的问题。 　　我认为，毛泽东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判断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无论 是新政权还是旧政权，对于权力，鲁迅始终怀有个人主义的反抗；二，鲁迅对强 制性的政治思想运动是反对的；三，鲁迅的反抗方式只能是写作，一旦停止写作 便一无所有；四，鲁迅是不妥协的，自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也是不妥协的。早 在二十年代，鲁迅便做过一个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从政治文化学 的角度，揭示政治家与文艺家的冲突的必然性；四十年代，在延安一度“挂帅” 的王实味也写过题作《政治家·文艺家》的杂文，明显地搬用鲁迅的观点。凡这 些，毛泽东是清楚的。他的关于知识分子“两重性”的论述，就不仅来源于马列 主义的经典，而且来源于中国的历史教训，以及他个人的人生阅历和斗争经验。 他深知，像鲁迅一样的知识分子，本身含有反利用的成分。对于知识、观念形态 的东西，他不抱信任的态度，对它们的工具性一直保持警惕；他认为，那是可以 超越阶级和时代的界限，既能为革命所利用，也能为反革命所利用的。 　　在鲁迅的思想人格的深层结构中，我们观察到，真理、权力、自我三者形成 怎样一种互动的关系。而权力，确实是居间最活跃的因素。对于权力，鲁迅同福 柯的看法有相似之处，即认为它无所不在，具有很强的渗透性。权力可以通过话 语进入真理，使真理异化或失效，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明显的例证。对鲁迅来 说，真理不可能是超验的实在；它是一团活火，通过对权力—首先是话语权—的 对抗，同时通过自我关怀、自我证实与自我反思，进入道德主体并有助于自身的 完善。人类的真理说到底是个人的真理，与人类主体性息息相关，所谓“根柢在 人”，是认知与伦理的叠合。可注意的是，鲁迅自青年时代说过“悲真理之匿耀” 的话以后，不复提及“真理”，甚至公然嘲笑“公理”、“大义”之类。他是坚 持真理性而反对真理话语的。 　　政治权力无疑是多元权力的核心。当鲁迅以真理—“人”—的尺度审视国家 的政治制度和权力机构时，他不能不一再陷入绝望之中。虽然他呼唤先觉战士的 产生，自己却是后知后觉，所以不断有着蒙受“革命”的威吓和欺骗的记录，但 也因此得以确认自己的“奴隶”身份。事实可以校正真理。现代奴隶的存在就是 一个真理。鲁迅以权力划界，将社会分出权力者和无权者两部分，又以自由划界， 将无权者分成奴隶与奴才。对于权力者，他是对立的，挑战反抗的。他的反抗立 足于自我，是个人性的，即使介入斗争的集体，也常常与组织—形成新的权力中 心—相冲突。在他那里，权力总是呈强势的，控制的，压迫性的，尤其是国家的 权力。为此，他决不希图通过国家代理的方式，利用权势者实现自己的理念；他 的理念，其实也是属于社会而非国家的。这正是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与胡适等智 囊知识分子不同的地方。 　　在中国，发端于十九世纪末而盛行于二十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有两个思 想成果：其一是宣扬个人自由与个体自治；其二，提出并实行以个人为起点的社 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接纳了这两个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 说运动是这一激进思潮的产物。后来运动转向了，队伍分化了，或者高升，或者 退隐，或者作新的聚合，这些都可以视作权力关系的变化；但是，权力的性质并 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鲁迅这个堂吉诃德，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以个人的方式推 进思想革命。在思想文化层面上进行的社会革命，是对政治权力的根本性消解， 但是，由于目标过于远大，又是独立进行，故而看起来简直近于无效。学者指责 鲁迅只有破坏而无建设，倘从国家权力中心的观点—“国家的理性”—看问题， 自然是不无理由的。 　　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如何？无权者而已。从大清帝国到国民党的“党国”， 从随随便便杀人到书报审查制度，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惟靠个人的自 由的抗争。对此，鲁迅是清醒的，准备充分的，所以称作“绝望的抗战”。他不 但反对专制统治，而且反对“奉旨革命”，临到最后，还夺“元帅”的 “鞭 子”，拒绝进入“统一”的“天罗地网”。一般而言，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是冲 突的，鲁迅却很特别，社会责任直接体现在自由选择上面。在黑暗王国里，反抗 即责任，何况为社会而反抗。 　　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异常尖锐地指出鲁迅身上的突出的存在：个 人主义与自由意志。其实在此，他已经有力地触及了个人行为背后的隐形结构。 然而，鲁迅的自由—权力哲学长期成为禁区，即使有人论及，也都十分薄弱。而 今，毛泽东以猜想的形式打破了这个禁区。我们发现，在科学研究中，猜想可能 比实证准确。 　　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刚过，即着手写作这部鲁迅传记，完成已是 1989年。整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世界与鲁迅世界— 中间，感受是深切的。传记的框架，也就是鲁迅的人间性，可以说就在真理、权 力、自我三者的互动关系上展开，自由与权力构成基本的内在张力。九十年代的 空气很祥和，鲁迅的话题似乎颇吵闹；至今翻检旧作，仍然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需 要增添的，除了根据新发现的材料订正一处史实以外，也没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删 汰。而这，正好是自己多年不见长进的根据，很教人汗颜的。 　　传记从写成到一版再版，深获李士非、岑桑、尚钧鹏诸先生的关怀与帮助； 出版之后，又获不少专家与杂家的谬奖，尤其是辗转传来的一些无名青年的书信 和电话，使我长怀感激而且不安。今年六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唐元明先生诚邀再 版，除了认真修订，言辞的答谢实属多余。 　　是鲁迅把我和众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联系到了一起。由是，我再次被告知： 一个人的力量有如许伟大！ 　　2002年12月21日，旦祥村 (XYS20040205)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