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关于鲁迅的乱读与杂感 童志刚 一个具体的鲁迅，何曾冷漠？何曾虚无？ 　　 　　1，鲁迅先生对“老实人”是有些意见的，先生在教育部工作期间，部里的 总长、次长一大堆，十四年间先后换了62个（次），而这些人，大多非但于教育 一窍不通，即连一般普通常识也“似形缺乏”，……当时竟有一些迂夫子幻想和 他们漫谈什么“教育问题”，鲁迅对此气愤地说：“我有时真想将这些老实人一 把抓出来，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杂感：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样的只配“回家陪太太喝茶”的“迂夫子”何其多也， 他们非要跟那不准备讲道理的反鲁派们“讲道理”，不就属于该被“抓出来”、 被“勒令回家”的“迂夫子”吗？这些人往往下定决心把道理放在一边，永远先 入为主地认定鲁迅先生就是虚无，就是冷漠，就是“连中国文化是什么都不懂”， 还别说就是“汉奸”了。这样的时候，你还可以继续做“老实人”吗？我赞同鲁 迅给 “最大蔑视”下的定义，但更赞同先生无情揭露决不宽恕的行为。 　　 　　2，“惟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亦殊懒与酬对，所聊慰情者， 廑我旧友之笔音耳。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 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 当不馁欤。”（鲁迅·1904·致蒋抑卮） 　　 　　杂感： 　　刚好是在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对咱们这黄帝后裔是颇有信心的，这种信心是 先生深入其中有所比较之后的结论，应该不是夜郎之语。环顾百年之后，日人之 思想行为，不足为训处固在所多有，但是，如以整体衡量，国人“居下”之处是 否已经更多？是否有人敢决言“黄帝之灵”仍能昂然“不馁”乎？ 　　 　　3，“内既坚实，则外界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恶口，当亦如秋风一吹，青蝇 绝响。”（1910年，致许寿裳） 　　 　　杂感： 　　这句话说得真是痛快。现在经常能看到很多人对先生的固执不以为然，其实 先生早就下定了决心：他认定了的真理，他要坚持，反对或谩骂，“秋风一吹， 青蝇绝响”，那是必然的事情。 　　 　　4，“所物色之人，条件大难，何可便得，善于公牍已不凡，而况思路明晰 者哉？故无以报命。若欲得思路胡涂者，则此间触目都是，随时可以奉献也。” （鲁迅·1918·致许寿裳） 　　 　　杂感： 　　鲁迅先生之臧否人物，向来刻薄，但先生的刻薄是蕴涵着丰富的幽默元素的。 读到这句话，不禁笑出声来。怀想自己身边，从来经历，也往刻薄的路子上走走， 实在是也很想说上这么一句：思路胡涂者，触目都是啊。在各种论坛呆上两日， 看看关于鲁迅的争论，这感受会愈加具体深刻的。 　　 　　5“审现在所出之书，无不大害青年，其十恶不赦之思想，令人肉颤。” （同上） 　　 　　杂感： 　　不是“心痛”，而是“肉颤”，挖靠，愤恨之情，又胜于言表。倒是，八九 十年过去，便先生重生，再审审如今这个大大发展了的“现在”，恐怕“肉颤” 的激烈程度要更有过之矣。想起前些时与友人有一交流，说到木子美和木子美的 书，至少有一个结论应该达成共识：如果她要写这样的书，她就不应该再当大学 教师。如果她既要当传道授业解惑者，又非得肉身上阵，惑人心智，则我们大家 只好一起“肉颤”了。 　　 　　6，“总而言之，从三皇五帝的眼光来看，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无非前 者是青梢蛇，后者是蝮蛇罢了；一朝有了棍子，就都要打死的。既然如此，自然 还是毒重的好。但蛇自己不肯被打，也自然不肖说得。”（鲁迅·1919·致傅斯 年） 　　 　　杂感： 　　“还是毒重的好”一句，说明先生是看到了恶势力的不会妥协，所以，既然 要做，不妨做过一点。先生颇多过激言论，如“中国古书，叶叶害人”云云，根 据大约如此，否则不能见效也。观诸后来，“讲科学”一节，从上到下，似已无 人反对；惟“发议论”的事，还大可商量，未能真正达诸自由境界。盖科学没有 阶级性，对不再依靠“皇权天授”之谎言糊弄百姓的统治者来说，科学吧，有益 无害；而议论者，仍可威胁权力，如果那议论既头头是道又与官方口径不符，就 近乎眼镜蛇了。 　　 　　7，“《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 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同上） 　　 　　杂感： 　　书读得少的一大好处是，看见什么都新奇。比如我，比如这句“单见蝙蝠能 干了”。假如老太学富五车、破读万卷，一眼看出这样的比喻某前人于某书中曾 经用过，恐怕就没得这份惊喜了。不过俺还是这样想：先生真趣人也。 　　 　　8，“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 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将来之乱， 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 见之所能测矣。”（鲁迅·1920·致宋崇义） 　　 　　杂感： 　　鲁迅先生对中国实在是看透了，虽然“透”得让人心寒，却不能不承认其结 论的深刻和准确。即便后来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对苏俄亦步亦趋，但 在根子上，中国的东西是从来没被动摇的。反右之乱，文革之乱，八九之乱，说 到底，真的是“中国式之乱”，其他国家的历史或现实中是找不到什么类似参照 的。后来柏杨先生总结出“酱缸理论”，说的也还是这个问题，管你是什么“他 国思潮”，要么你别来，来了就一定要变成“中国式”的，简直就不以人们的意 志为转移。悲耶喜耶？亦“非浅见之所能测矣”。 　　 　　9，“小说已经拜读了……其实各人只有一篇，也很难于批评，可否多借我 几篇，草稿也可以，不必誊正的。我也极愿意介绍到《小说月报》去……”（鲁 迅·1921·致宫竹心） 　　 　　杂感： 　　上面这段话，是极为平常的家常，我要抄录下来，是因为另外有些引申的感 想。前些时一位朋友转述了一个今人的观点（几位知名中年学者的对话），说是 如果交朋友，他们是宁愿交胡适而要舍弃鲁迅先生的。当然了，交朋友的标准因 人而异，不能强求一律，但要说因为鲁迅为人尖刻而胡适敦厚温柔来作选择，我 觉得那选择大可商榷。在我看来，鲁迅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物，尤其重要的是， 他与人交往，功利心极淡，而且从不吝啬提供帮助，哪怕在他已成大名之后，上 述引文即是一例。这样的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急急切切地去找他交朋友呢？朋 友许寿裳的妻儿来沪求医，鲁迅曾一再亲自陪同；陌生的青年要上大学，他也慨 赠学费；两个弟弟的文稿，鲁迅都逐字修改并推荐发表；不认识的读者，只要来 信要书要刊，鲁迅都赶紧买了寄去……这样的人，再重复一句：我们有什么理由 不急急切切地去找他交朋友呢？ 　　 　　10，“我已曾将定例声明，即一者不再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 认识。……此事并无他种坏主意，无非熟人一多，世务亦随之而加，于其在病院 也有关心之义务，而偶或相遇也又必当有恭敬鞠躬之行为，此种虽系小事，但亦 为‘天下从此多事’之一分子，故不如销声匿迹之为愈耳。”（鲁迅·1923·致 孙伏园） 　　 　　杂感： 　　这就是鲁迅先生“虚无”的一个证明吧，而且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定例”， 证据是充分的。看来先生是吃了点什么亏的，开始对“未知”心存恐惧（“虚 无”？），以至于“新交”的友情决不允许加深，而新交之后可能的友情则干脆 就断了来路。我倒没觉得有什么虚无，理解为经验或教训之后的处世原则应该比 较准确。类似的经验或教训很多人都会有，最能见出真性情的，恰恰是鲁迅他把 事情说破，无力承担，故不揽责；不想承担，也不伪饰，这多好。世间确有许多 不明不白的所谓友情让人烦心，一番书信，可以夸为世交，一次见面，能够称兄 道弟，问题是并非两相情愿，所以难免一方受伤。虽然我们都做不成鲁迅，但先 生的“定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11，关于“骂人”，鲁迅先生并不否认什么，甚至还有许多这方面的说法。 在1925年致吕蕴儒的信中，先生写道：“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 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 之道，而又继之以骂，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 　　 　　杂感： 　　在另外一段杂感里面我说过当年骂鲁迅的人也很多，使用的词语比之鲁迅 “骂”施蛰存“骂”梁实秋都要厉害得多，事实上，除了“封建余孽”、“法西 斯谛”之外，还有什么“堕落文人”、“绍兴师爷”，更有“断子绝孙”的诅咒 和《中国小说史略》为“剽窃”的污蔑。不是说有人骂你，你就可以回骂过去， 而是说当时的文人之争，言辞的标准就是这样的，以今天的个人的洁癖来评价历 史，是不能得出正确而合理的结论的。 　　 　　研究一下鲁迅先生的“骂人理论”，我们应该看到，先生并非对“骂人”这 件事本身有什么特殊爱好——这跟现在的一些“流氓”不同，他们是只要骂出口 了，就通体舒坦，骂人本身差不多就是目的了——他要求的是要搞清楚“何以该 骂”、“谁该骂”并“指出其可骂之道”，把这样的要求放在“骂”中，即便有 些接受方面的冲突，“骂以上的事情”终究会成为言论的主体的。一些人只看到 先生的“骂”，而不研究他为什么骂和骂得对不对，其言行，实在是只符合了两 个成语的本义：舍本逐末，以偏概全。 　　 　　12，鲁迅在“致李秉中”（1925年）的信中写道：“我恐怕是以不好见客出 名的。但也不尽然，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熟识的不在内，因为我可以不 必装出陪客的态度。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 肯来访问我，使我很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 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 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杂感： 　　一位朋友在他的“杂念与断想”中说：“我不奇怪鲁迅的刻薄，我奇怪的是 鲁迅为什么要这么刻薄。……（他）这种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目的是什么呢？……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多半不是来自对文化本身的思考，我觉得这些极端想法一 定和他多少有点阴暗、畸形的性格有关。” 　　 　　这些年听了很多类似的话了，关于鲁迅的虚无以及阴暗甚至畸形。所以我不 认为这位朋友的观点是什么创见，王朔说过，葛红兵说过，甚至当年鲁迅的论敌 们也说过，著名的“酷评家”韩石山更是厥词大放：“鲁迅性格中所具有的阴暗 与狠毒，与这些先天条件（指‘家道中落、寡母哺孤、个头矮小’）不无关系。” ——这个韩石山一直说要老童请他喝酒，如果他是这样看待鲁迅，从而成为一个 善于栽赃并且不吝于栽任何人的任何赃的家伙，俺是绝对不会与他同桌而饮的！ 即以同样“先天条件”的丰子恺为例，丰先生又如何“阴暗与狠毒”了呢？ 　　 　　章明先生在一篇题为《再一次运交华盖的鲁迅》的文章中指出，许多人否定 鲁迅，“第一是把鲁迅和极左画上等号”，“第二是从为人之道否定鲁迅，说他 如何如何性格古怪、气量狭窄、思想偏激、不够宽容、喜欢骂人等等，这是一种 类似在法律上宣布某人为‘精神病患者’从而剥夺其话语权的方法”。这个总结 是准确的。 　　 　　我真不明白这是哪里来的结论。无论做人还是做文，鲁迅何曾虚无过？而且 还民族虚无？鲁迅是有过“少读”“甚至不读”中国古书的主张，但当时有当时 的语言环境，因为他要跟守旧派斗争，不能不从根本上予以打击。他要是真虚无， 怎么会写《中国小说史略》？具体说到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鲁迅对于中国古籍 的发掘、整理、保存、翻印的贡献是巨大的，可以说是近百年历史上数得着的几 个了。 　　 　　鲁迅的性格不是没有弱点，但我们要明白的是：谁没有性格弱点？而要将其 论证为阴暗、畸形，那就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没有什么人是不阴暗不畸形的。 上面摘录的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是很真实的表白，先生并没有“自闭症”，他只 是不喜欢与陌生人来往而已，他实在是不想“装”，而“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 难道不是最为正常的心理状态吗？只喜欢寂寞的，或许是一种病态；而只憎恶寂 寞的，那就是疯狂的交际花了。其实先生是怀着悲悯来对待世界的，他没有名人 的自大，更不愿意青年人处处以他“为是”；他觉得，能够换一种与他不同的生 活方式或状态的，是“更有希望”的，无论如何，言语中更蕴涵着一种巨大的善 意，因为他知道，如他那样的与邪恶战斗，实在是太过辛苦的。先生的预见性是 令人敬佩的，看看他如今遭受的恶毒谩骂，“怕”追随者“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 的担心，不是正在应验吗？ 　　 　　13，“玄同兄：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恭维’就此为止。所以如此‘恭 维’者，倒也并非因为想谩骂，乃是想有所图也。‘所图’维何？且夫窃闻你是 和《孔德学校周刊》大有关系的，于这《周刊》有多余么？而我则缺少五六七期 者也，你如有余，请送我耳，除此以外，则不要矣，倘并此而无之，则并此而不 要者也。”（鲁迅·1925·致钱玄同） 　　 　　杂感： 　　鲁迅先生的性格能有什么问题？看先生这样的言辞，你不觉得他在悲悯人生 之外，还具有游戏人生的能力吗？他之不能如乐天派那样处处游戏、时时游戏， 不是性格问题，也不是游戏的能力问题，乃是他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问题，也是 恶劣的环境教育的结果，他不过是知道何者为重何者为轻罢了。 　　 　　 14，1926年前后，22岁的李霁野（后来翻译了《简·爱》、《被侮辱与被 损害的》等书）在读书的学费上出现了一些困难，鲁迅表示要给予资助。在给韦 素园（1926）的信中鲁迅写道：“霁野学费的事，就这样办吧。这是我先说的， 何必客气。我并非‘从井救人’的仁人，决不会吃了苦来帮他，正不必不安于 心。” 　　 　　杂感： 　　我感兴趣的是鲁迅对自己助人背景的解释，他并非是“掏出自己仅有的”一 百大洋，而是明说了“不会吃了苦来帮他”；本来很有机会把自己打扮成圣人的， 却没有。如今有人说不愿意跟鲁迅交朋友，也有人说鲁迅的性格阴暗、畸形，他 们为什么看不到鲁迅的率直和坦白、热情和善意？看不到这种性格的魅力和美丽？ 很多反鲁者喜欢引用鲁迅的“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这句话来批 评鲁迅，但是我们都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批评一个人，不能仅仅从他的宣言， 更要看他的行动，如果鲁迅真的时时处处都是“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的， 那他就应该怀疑李霁野先生会恩将仇报而省下那一百大洋的吧。还有一个关键处， 是被这些玩惯了文字的——比如很喜欢咬文嚼字的韩石山——批评家有意忽略了 的：鲁迅的原话是“向来不惮于”，它的意思是“从来不害怕”如何如何，绝对 不可以解释为“从来就是”这样，他不怕把中国人往坏里想，并不表示一定而且 时时处处把中国人往坏里想。这个区别是必须看到的。由此可见，一旦下定决心 要恶意推测别人，某些先生大人是很有点自我放任的。 　　 　　15， 　　也是1926年前后，鲁迅与高长虹发生了冲突，很有一番争执。后来分析，其 中有些是误会，有些是性格矛盾，也有些是“话赶话”的升级。因为复杂，不多 说了。当时高写了首诗，题目叫做《给——》，有些影射之类。鲁迅在上一封信 （致韦素园）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 怒。……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 　　 　　杂感： 　　我的印象，鲁迅是非常谦虚的，人家提名他诺贝尔，他立即声明自己不够格； 作文虽然言辞尖锐，却也就事论事，决不抬高自己。但这句“只要我敢于”却说 得十分“猖狂”。虽然感觉“猖狂”，却并非不是事实，更并非没有那能力；而 且从这句话，可以见出，鲁迅实在是个敢爱敢恨敢捣乱的性情中人呢。 　　 　　16，鲁迅当年对厦门大学的印象堪称“极坏”，他说：“总之这是一个不死 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在骗取陈嘉庚之钱而分之，学课如何，全所不 顾。且盛行妾妇之道，‘学者’屈膝于银子面前之丑态，真是好看，然而难受。” （致韦素园 ·1927）在另一封信里也说：“此地很无聊，独自不饿而头痛。…… 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 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致翟永坤· 1927） 　　 　　杂感： 　　鲁迅说到底就一知识分子，一个很想做点学问、写点文章、说点心里话的文 人，也是一个很想拒绝被腐化、希望“做自己”的性情中人。在“致章廷谦”的 信（1927）中他就表示：“我想不做‘名人 ’了，玩玩。一变‘名人’，‘自 己’就没有了。”他之离开厦大，虽然可能也有性格不合彼处风气的原因，但根 本上是他觉得那里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知识分子能呆下去的地方，他看着那些“丑 态”，“头痛”而且“难受”。 　　17，“玉堂无一来信；春台亦谓久不得其兄信，我则日前收到一封，系五十 日以前所发，不但已经检查，而且曾用水浸过而又晒干。”（鲁迅·1927·致章 廷谦） 　　 　　杂感： 　　那个时代非但没有互联网，连电话也是凤毛麟角，人们的联络主要只有靠鸿 雁往来——邮局通信。世间事情，有一利则有一弊，反之亦然。比如现在，电话 是家家都有，处处都有，联系沟通是方便了，却也至少带来两个令人遗憾的结果， 一是必将造就一代又一代不会写信的人，二是因此就难以再有什么“两地书”、 “酬唱集”之类留下。现在能看到的多是“公开信”了，虽然还是“某兄”“握 手”的格式，内容却只是在做文章，信件原本应有的“私下交流”性质已经一毫 不剩了。 “鲁迅书信集”之类的书的可看之处，恰恰在它其中多有本不准备公 开的内容，针砭世事，臧否人物，自谦或自大，等等都真实原本，留下的是一个 时代里一个人物的心灵实录，这就是价值了。 　　 　　我要说的当然不仅仅是这些。政治这个东西，尤其是在中国，实在是容不下 反对派的。有时候我们会感慨鲁迅时代的“宽容”，他的作品的发表以及能够活 到寿终正寝，总与宣传中的“白色恐怖”有所抵牾。这确是值得研究的现象。但 要以为“蒋公治下”真的如何自由，甚至由此生出如今大陆“普遍存在”“怀恋 中华民国和恋蒋情结”的臆想，也不过是“历史理想主义”的幻觉。与鲁迅往来 的信件被拆开“检查”，而且采取“用水浸过而又晒干”的方式，实在够明目张 胆的了。政治，以“颠覆”、“破坏”、“蛊惑”等等罪名而践踏法律、侵犯人 权，由来已久，且迄未断绝。 　　 　　18，“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爆发户，倘若我 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侯，若遇爆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 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鲁迅·1927·致章廷谦） 　　 　　杂感： 　　诚哉斯言。破落户者，虽然家道中落，心态难免失衡，但毕竟有传统礼仪做 根基，还真一时坏不到哪里去，哪怕仅仅是为了面子，也得强行“有所不为”。 爆发户就不一样，突然发迹的现实同样造成心态失衡，却又不免以为自己要么运 气好过他人，要么智力超群本就天才，以往的不幸，责任在天，在他人，反正不 在自己，所以，抖一抖，耍一耍，闹一闹，那是天经地义的。如阿Q者，一旦因 “革命”而“爆发”，当即“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了。老话说“名利害 人”，一层意思是说人为了名利而受害，再一层意思是——我想——忽然得了大 名大利，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害人害己的——自曝“蠢臭”当然就是“害己”了。 　　 　　19，《鲁迅·致台静农·1927年9月25日》：“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 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 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 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我觉得中国 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 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 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杂感： 　　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块心病，高行建拿了一回，却已经是法 籍人士，让咱们觉得怪怪的。当年鲁迅与这个奖之间，认真说来，距离恐怕也很 远，当有人想要提名他的时候，就被他认真地拒绝了。关于鲁迅的这段言说，近 年颇听到一些议论，一是其实连提名都还没有，差不多可以说根本没那么回事； 二是他自己不想也罢了，却要说什么“梁启超自然不配”以及“中国实在还没有 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这样的话，很不厚道。看看现在，自己炒作或委托他人炒 作“被提名”的事儿是年年都有，据说几个有点希望的人还为此闹得脸红脖子粗 的，留下不少令后世解颐的文坛笑话。在某些人看来，鲁迅应该这样说话：那个 奖，俺是不配得的，但梁启超君应该有那资格，或许咱们中国还有不少人是有资 格的，只是我了解不多罢了。——这就显得雍容大度了，今天也不会为人诟病了。 　　 　　但我是佩服鲁迅先生的率直的，他确实认为没人“配”，所以也就不口是心 非地说有人配，无论如何这是值得表扬的。鲁迅之后，中国文学不能说没有成绩， 但也真的没有出现“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的人物，无论大陆还是港台。如果 硬要拔几个出来，老太愚见，或许有三个名字有些接近，他们是：金庸、北岛、 韩少功。当然，即使高行建得了，或者还有什么人接下去又得了，也一定要记住 先生的话，别“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才好。 　　20，“听说《语丝》在北京被禁止了，北新被封门。正人君子们在此却都很 得意，他们除开了新月书店外，还开了一个衣服店，叫‘云裳’，‘云想衣裳花 想容’，自然是专供给小姐太太们的。张竞生开了一所‘美的书店’，有两个 ‘美的’女店员站在里面，其门如市也。”（鲁迅·致翟永坤·1927） 　　 　　杂感： 　　有趣。鲁迅于文字方面绝对天才，运用的熟练和准确是不必说的，特别是他 经常有神来之笔，这种“神来”与“名词动用”之类的文字游戏无关，而是能于 字逢儿里无中生有地看出趣味，在他的小说、杂文里都多有表现。读鲁迅书信， 同样是一种体验文字趣味的享受。在另一封信中鲁迅写道：“禹是虫，故无其人； 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聊以自慰欤。案迅即卂，卂实即 隼之简笔，与禹与禺，也与它无异，如此解释，则‘凖’字迎刃而解，即从水， 隼声，不必附会从‘淮’之类矣。我与文字亦颇有发明，惜无人与我通信，否则 亦可集以成‘今史辨’也。”（致章廷谦·1927）虽然游戏，却可见出鲁迅对自 己的文字能力是很有信心的。 　　 　　21，“《思想，山水，人物》中的Sketch Book一字，完全系我看错译错， 最近出版的《一般》里有一篇（题目似系《论翻译之难》）指摘得很对的。但那 结论以翻译为冒险，我却以为不然。翻译似乎不能因为有人粗心或浅学，有了误 译，便成冒险事业，于是反过来给误译的人辩护。”（鲁迅·1928·致钱君匋） 　　 　　杂感： 　　有人指责鲁迅，说他不仅刻薄，而且决不认错。这指责是只看到表面，只看 到局部，还不能成为对一个历史人物中肯而公正的评价。读鲁迅书信，你会时时 领教先生的温情，他帮助起人来是非常大方大度不计得失的；而对自己的弱点或 错误，也并非热中于为自己护短，承认错误和自我批评的言论是很多的，而且不 以“看错”为借口，直接把“译错”的责任担在肩上。你比较一下当今写字作文 的红人秋雨先生，那是无论大错小错，一概要死抗到底的，著文辩解，越描越黑， 其境界之高下可谓一目了然。 　　 　　22，“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 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鲁迅·1930·致章廷 谦） 　　 　　杂感： 　　以我对现代文学以及鲁迅的一知半解，很难把这里的“他们”直接转化为具 体的人物，我的印象是“他们”都还算不上什么“有地位”嘛。于是向鲁迅专家 道兄请教，道兄答曰：在鲁迅看来，原来语丝派的同人是很有战斗精神的，后来 却不能与时代潮流共进了，成为“京派文人”（“北平式的小玩意”）的同类； 包括孙伏圆、林语堂、周作人等等在内的文人，也包括李小峰这样的出版人，得 了一点地位，便风花雪月，便金钱至上，呐喊是没有了的，无论“勇猛或是悲 哀”、“可憎或是可笑”，总之是“消沉下去”，“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 无”了，一概做不到鲁迅那样的“不暇顾及”。此一纠葛，先生在《我和〈语丝〉 的始终》一文中有所交代，文章显示，鲁迅对刊物的广告操作也是很有意见的： “连医生的诊例也出现了，袜厂的广告也出现了，甚至于立愈遗精药品的广告也 出现了。固然，谁也不能保证《语丝》的读者决不遗精，况且遗精也并非恶 行……” 　　 　　这句话让我感兴趣的，倒还不是其中包含的文人纠葛，而是先生对人性的总 结：“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一 旦那双光着的脚穿上了鞋，情形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地位不同了，看问题的角 度也不同了，原来坚持的自然也不一定要继续坚持了，甚至还可能掉过头来大加 反对了，因为要“把守饭碗”呢，因为还渴望把现在的饭碗换成更大一号的呢。 人生的现实就是如此，先生已经明察。 　　23，“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班无聊文人造谣之资料，忽而开书店，忽而月 收版税万余元，忽而得中央党部文学奖金，忽而收苏俄卢布，忽而往墨斯科，忽 而被捕，而我自己，却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其实这只是有些人希望我如此的 幻想，据他们的小说作法，去年收了一年卢布，则今年当然应该被捕了，接着是 枪毙。于是他们的文学便无敌了。”（鲁迅·1931·致荆有麟） 　　 　　杂感： 　　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生也真是“可怜”，生前被人造谣，死后还在继续被人 造谣，而且还不仅仅是“收卢布”那么简单了，如今的名目更加惊天动地，叫做 “鲁迅是中国第一汉奸”，叫做“鲁迅在战场上干什么？在说中国人是劣等种 族”，叫做“骂中国人都是阿Q”。被人造谣固然可怜，更可怜的是先生一暝之 后已经无从辩解，真是呜呼哀哉。当然可怜的也不仅仅是鲁迅先生，那些希望为 先生一辩的人也足够可怜，因为没有人会听你解释鲁迅并没有“骂中国人都是阿 Q”、更没有“说中国人是劣等种族”那些事实，因为只要你一开口，你就是 “已经被某党洗脑了”！套用先生的一句话：只要这些讲究事实的解释不再出现， 于是他们的造谣便无敌了。 　　 　　24，“我住在闸北的时候，打来的都是中国炮弹，近的相距不过一丈余，瞄 准是不能说不高明的，但不爆裂的居多，听说后来换了厉害的炮火，但那时我已 经逃到英租界了。”（鲁迅·1932·致台静农） 　　 　　杂感： 　　“揍做贼”在《鲁迅是中国第一汉奸》中写道：“鲁迅是中国最媚日一个文 人，……他是最大的民族敌人、最典型的汉奸无疑。每次国家有难，他首先想到 的是往租界日本人家里躲，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按照这位作者的意思，日本人 打进来了，任何一个中国人，甭管你扛不扛得动枪，甚至不要管你手里有没有枪， 你都得二话不说，直奔前线，只要你找地方避难，也就离“汉奸”不远了。鲁迅 在1932年4月致李霁野的信中写道：“此次战事，我恰在火线之下，但当剧烈时， 已避开，屋中四炮……”按老揍的观点，他是一定不可以躲的，要么拎把菜刀上 前线，要么硬挺在屋里等炮轰，否则，非“胆小”即“不义”也。而况这一回， 鲁迅去的并非“租界日本人家里”而是“英租界”，按老揍的意思，鲁迅这回应 该是“媚英”，当然还是汉奸，只不过是投靠的英帝国主义罢了。 　　 　　某些反鲁人士喜欢用道听途说做根据来下判断，这也“都是有据可查的”。 除了上面的情理之辩，还有诸多事实可辩。如果这些人士了解历史，他们就应该 知道，在当时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大批文化人以及普通群众都向外国租界寻求避 难，最后，连十九路军的部分官兵都是这样选择的。在当年的上海日租界，茅盾、 郭沫若等著名文化人都曾在那里住过，甚至“左联”也在其中有房子，按老揍的 观点，他们都该是“媚日”的汉奸了。 　　 　　25，1932年11月间，鲁迅从上海回北平看望母亲，前后半个多月，与母亲相 处甚欢。在致许广平的一系列信件中有许多叙述：“看母亲情形，并无妨碍，大 约因年老力衰，而食欲不振……明日当延医再诊，并问养生之法，倘肯听从，必 可痊愈矣。”“明日仍当诊察……但这位老泰安体颇发脾气，因其学说为：‘医 不好，则立刻死掉，医得好，即立刻好起’，故殊为焦躁也。”“母亲也好得多 了……她和我谈的，大抵是二三十年前的和邻居的事情……他和我们的感情很好， 海婴的照片放在床头，逢人即献出……”“母亲尚未起床，但是好的……所以她 也很高兴了。” 　　 　　杂感： 　　我引了这么多寻常文字，实在是因为看了芦笛的《可怜的鲁迅》的缘故，因 为该文在鲁迅的母子关系上颇有一些无聊暗示，让人很不舒服，例如：“怪的是， 鲁迅的散文竟然几乎没有提到自己的母亲。我遍索记忆，除了一个站在桥头等候 孩子看戏回来的身影，便什么也想不起来。更奇怪的是，据我模糊记忆，他母亲 似乎一直是跟周作人住在一起。这几乎就是无法理解的：在湿润温暖的江南水乡 长大的人，竟然不按传统中国家庭的习惯，到上海和长子居住，却宁愿留在乾燥 寒冷的北京，和一个语言不通、风俗不同的异国儿媳打交道！因此似乎可以说， 鲁迅的童年是没有享受过多少亲情特别是母爱的不正常的童年……” 　　 　　《鲁迅书信集》收录了许多致母亲的信件，其中盎然而且正常的亲情，如果 不是瞎子都应该能看得见。其实，母亲没有来南方跟鲁迅同住，一个根本原因， 是她不能丢开自己选择的儿媳妇——朱安。不是“宁愿”不“宁愿”的问题，一 个传统老人，她是非如此不可的。对此，为什么会“无法理解”呢？ (XYS20050526)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