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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好汉奸论”说周作人
 
何满子 
光明日报2002.9.18
 
　　翻到一本去年第2期《东方文化》杂志，一篇题为《从周作人说到汪精卫—
—与吴江教授商酌》的署名文章令我驻目。初看题目，把周作人和汪精卫相提并
论，以为是一篇诛伐周作人汉奸罪行的文章，不料恰巧相反。其中心内容是两点：
一是“政治标准第一”应该告退，或曰“从‘政治标准第一’解放出来”，着重
评价周作人的文学和学术贡献；二是列举了周作人当汉奸时期的不少“功绩”，
他当汉奸乃是“曲线救国”，不能与别的汉奸等同。 

　　“政治标准第一”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来的文
学批评标准。即使评论一个人物也可适用“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不论用极左
的和极右的“政治标准”，周作人都是叛国投敌的汉奸，是应予诛伐的败类。这
个“政治标准”对周作人绝不能“告退”，绝不能把他从这个“政治标准”中
“解放出来”！否则，什么是非，什么民族大义，都成了废话。 

　　也许文章作者心虚，或隐隐觉得把一个汉奸从敌我关系的“政治标准”中
“解放出来”实在太不像话，于是，就又把周作人用“曲线救国论”来打扮一下。 

　　一曰周作人当汉奸是“消极中积极”或曰“两害相权取其轻”才干的。说是
原来的伪教育督办汤尔和死了，原定由更恶劣的缪斌接任，这才让“较好的”周
作人去“占领”这个汉奸位置，周作人也为“抵制奴化教育”才接受此职，云云。
这条理由可以称之曰“好汉奸论”，这位“好汉奸”在下水之前就保护了北大校
产，此系周作人的大功之一。而此事据该文说，是前任“伪教育督办汤尔和，急
与日本交涉，得以保全”的，那么汤尔和更是“好汉奸”了。大功之二是周作人
保护教育，保护学生，并因此而惹恼了日寇安藤少将，周俨然是维护民族利益的
“爱国者”。周作人的大功劳之三是“援救地下工作者”，为了使账项做得好看，
连1927年（日寇侵华战争发动前10年）掩护烈士李大钊之子李葆华的功劳，抗战
初期（即周作人尚未落水前）掩护李大钊之女李炎华、李星华等人的功劳，也一
并计算在内。周作人竟是一个披着汉奸外衣的“革命地下工作者”，比“曲线救
国”更了不起，真是失敬失敬！ 

　　周作人也许做过一些好事，毋庸抹煞。但所有这些，都不能缓解、掩盖、洗
刷他当汉奸的罪恶。须知周作人不是一个普通人，以他早先在文学、学术界的地
位和影响，他的叛国投敌作伪官一事，不知帮了侵略者多大的忙！光这一点，抗
日爱国的中国人就不能原谅。当然，周作人不像别的汉奸那样，给日本人带路，
给日寇放信号弹指示目标；也不像某些丑类那样为日寇掳掠民财，给日本兵找花
姑娘；也不曾亲自或指挥屠杀中国人，等等。他干的是文化汉奸，文化大汉奸，
他的分工只能如此。不论武汉奸或文汉奸，硬刀子或软刀子，都是一丘之貉。不
论从“政治标准”或“道德标准”都不能把汉奸“解放出来”，必须永远把周作
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人是易患健忘症的，致病的因由之一就是讳言过去
的苦痛和历史教训，时过境迁，当事人不在了，历史就成了一篇胡涂账。但亲历
了血与火的抗日战争的深重苦难，身受过汉奸荼毒的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对汉奸
是深恶痛绝，宽容不起来的。对那些为汉奸作辩护的言谈，我不掩饰对它们的反
感。 

　　该文也谈到周作人在叛国投敌前的“消沉落伍”的一段，并蓄意用“远离意
识形态”为之开脱。稍有良心和存心公正的人不妨读读那些年周作人对坚持抗日
主张的鲁迅先生的明讥暗刺，在那个救亡事亟的语境里，周作人所站的位置也是
一清二楚的。人们爱说周作人是半个叛徒半个隐士，周作人也蓄意给自己制造这
样的形象。其实，此人的叛徒性格，在与兄长鲁迅反目一事上就已充分暴露了。
鲁迅先生是这样的友情于笃，以长兄为父的爱心呵护他，可谓仁至义尽，这孽畜
兄弟，在兄长培护下羽毛既丰，就以谣诼之辞为由狠心叛弃了兄长。这样绝对利
己的人，自然也可以叛卖民族，他当汉奸一点也不奇怪。 

　　但这并非说，对周作人的作品也必须拒绝，似乎也从未有过主张排斥周作人
写的和翻译的书。但读其书必须知其人，说实话，对周作人的书，某种意义上也
只是废物利用的意思，绝不能因其书可读而连带着以其人为可爱。对他与鲁迅反
目后的许多文字，读时还得存个心眼儿，并须牢记当时的历史时空，辨味其提倡
什么，主张什么，听听他的弦外之音，这才不至于上当入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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