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周建人与他的两位哥哥 黄乔生    一   晚年定居上海在鲁迅一生中有重大意义,无疑,这是一个正确的 抉择。   鲁迅定居上海后,建人一家因为对上海情况比较熟悉,在生活上 给了他们多方面的照顾。即如找房子,鲁迅和许广平有意找离建人住 所较近的地方。那时周建人住在宝山路一带的景云里内,附近住有很 多文化界人士,而且正好还有空房可租,结果租得二弄末尾23号。   但住了一段,鲁迅对这里感到很不满意。他习惯于夜里写作,但 附近的住户却常在夜里喧哗。许广平回忆说:“隔邻大兴坊,北面直 通宝山路,径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   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商议搬家。打听得弄内18号有空房,就同建 人一起去看,房子比较大,两人商定,干脆建人也从1号的住处搬来, 两家住在一起。这样一直住到后来中日“一·二八”战事毁坏了房子, 他们才各自另找住处。   周建人那次战争后一度失业,商务印书馆被战火焚毁,工厂停工, 职员们被迫停职。周建人素无积蓄,家里孩子又多,日子过得非常艰 难,为了糊口,他曾被迫到安徽大学当教师。在上海的鲁迅仍在竭力 为三弟的工作而奔波。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本来想将周建人辞退 的,鲁迅不得已搬动了蔡元培和许寿裳两个人出面说情并作保,这才 将建人留了下来。鲁迅为此事单是写给许寿裳的信就有七封之多。 1932年3月2日的信中说:   今所恳望者,惟舍弟乔峰在商务印书馆作馆员十年,虽无赫赫之 勋,而治事甚勤,始终如一,商务馆被燹后,与一切人员,俱被停职, 素无储积,生活为难,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但现在当必尚有蝉 联,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可否乞兄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俾有一栖 身之处,即他处他事,亦甚愿服务也。   老板找了一个借口,说周建人平时常有反日抗战的言论,怕“有 碍邦交”,因此迟迟不办。鲁迅后来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对商务老板的 作风表示了不满,说他胆怯如鼠,“不特可哂,亦且可怜”。谈到三 弟的那些言论时他说:   其实此君虽颇经艰辛,而仍不更事,例如与同事谈,时作愤慨之 语,而听者遂掩其本身不平之语,但掇彼语以上闻,藉作取媚之资矣。 顷已施以忠告,冀其一心于馁,三缄其口,此后庶免于咎戾也。   信中还特意提到了一种现象:“近日刊物上,常见有署名‘建人’ 之文字,不知所说云何,而且称此名者,似不只一人,此皆非乔峰所 作,顾亦不能登报一一更正,反致自扰也。但于便中,希向蔡先生一 提,或乞转告云五,以免误会为幸。”又在信末问蔡元培现在何处, 要去当面道谢。可见,鲁迅在三弟工作的事情上费了多少心血!同时 也可看出建人虽无两个哥哥那样的大才,但为人正直,可以问心无愧。   就这样,周建人在商务的合同得以续签,生活有了着落。   两家不住在一起时,鲁迅一般每星期六晚上都要请三弟一家来改 善生活,有时碰到别的客人,大家聊天,其乐融融。    二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全国立即为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和思 想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上海的民众在他的葬仪上献上挽幛,上 书“民族魂”三个大字,万人为他送行。   鲁迅备享哀荣,不是因为获得了政府的嘉许,而是因为受到了民 众的爱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的性格分为这 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丑恶势力决不妥协,奋战到底;一 方面是对劳苦大众深情的关怀。   他的慈悲、善良、仁爱、坚强、勇敢、深刻,一切的一切,都包 含在了他的作品中。他为中国人民创造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只活了五十六岁,应该说是短寿。他是累死的,即便是重病 在身,他也不停地催促自己要“赶快做”。本来,他如果好好地疗养 身体,还可以更延长生命,所以他的死对北京的亲人来说有些突然。   周作人是那天早晨突然接到三弟的电报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的。 他照常去大学,为的是给等待他上课的学生们一个交代。他对学生们 说,家兄不幸在上海逝世,今天的课就不上了。   当天,他接受了《大晚报》记者的采访,说:   关于家兄最近在上海的情形,我是不大清楚的。因为我们平常没 有事是很少通信的。虽然他在上海患着肺病,可是前些天,他曾来过 一信,说是现在已经好了,大家都放下心去。不料今天早晨接到舍弟 建人的电报,才知道已经逝世。   口气里听不出来他同鲁迅有过什么矛盾,实际上他说的来过一信, 是指鲁迅写给母亲的信。他和鲁迅不是“很少”通信,而是从来不通 信的。   谈到鲁迅的思想特性,周作人还是以前的老观点:   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 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 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比如我们看他的《阿Q正传》, 里面对于各种人物的描写,固是深刻极了,可是他对于中国人的前途, 却看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实在说起来他在观察事物上,是非常透彻的, 所以描写起来,也就格外深刻。   不知道周作人是否读了鲁迅晚年写的一些东西,总之,他得到了 鲁迅已经趋向虚无主义的印象,而且这印象极深,一直到晚年,他对 鲁迅的这个评价还是不变。   关于鲁迅的性格,周作人也略说了几句:   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 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   除了谈话,周作人还接到了很多报纸杂志的稿约,要他谈谈鲁迅, 但周作人非常克制,只写了两篇,《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 后来收在《瓜豆集》里,申明了他对鲁迅的看法,语气平和,实事求 是,不贬低也不抬高。   他说:“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材料,但唯 一的条件是要大家把他当做‘人’去看,不是当做‘神’——即是偶 像或傀儡,这才有点用处。”他可能是看到报纸杂志上有一些高度评 价鲁迅的文章,觉得有些不顺眼。   他对鲁迅思想的这些意见,马上引起了革命青年的非议。他本人 收到了一张发自武汉的明信片,上面写着:“鲁迅先生的学问,先生 是不会完全懂得的,此事可不劳费神,且留待别些年青人去做。”   鲁迅晚年对周作人是很关心的,除了回答外国记者问题时给予周 作人很高评价外,他还对身边的文化界人士说起过,现在文坛上读书 多的当属周作人了。   三弟建人也提供过这方面的情况。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社里 准备出版周作人的译作,他同鲁迅说起,并说正在审稿。鲁迅竟然诧 异地问:“莫非岂明的稿子,还需要看吗?”言下之意,这些编辑多 事且有眼不识泰山。周建人回答这是例行公事。   据周建人说,鲁迅在逝世前几天还找来周作人的文集阅读。是不 是到了告别人世的时候,一个人就特别地想起生命中曾同自己度过最 美好时光、最可怀念的人?又据周作人日记记载,周作人临死前,在 “文革”的暴风雨即将到来,自觉将有灭顶之灾的时候,也拿出鲁迅 的文集读起来。   鲁迅的学生和朋友冯雪峰在上海时经常同鲁迅接触,他可能从鲁 迅那里听到了不少有关周作人的谈话。鲁迅去世后,他对周建人说, 他在北京曾听过周作人讲课,也看过周作人的《谈龙集》等集子,觉 得他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周作人的学识文章,没有 人能比得了。他还设想让周作人南下,自己可以去接触他,做他的工 作。他托周建人办这件事。   周建人为此写信给二哥,但没有成功。   鲁迅晚年对周作人的看法为周作人本人所知的,还是周建人提供 的。大约周作人在得知鲁迅逝世后,就写信给建人,询问有关后事安 排的情况,周建人不久回他一封信,就丧事办理、北京亲属生活安排 等问题做了回答:   大哥去世的夜里,我闻知消息赶去,他大概并不知道,因此亦无 遗言。惟他于前数天病中讲到关于你的话,追述于下:   有一天说看到一日本记者(?)登一篇他的谈话,内有“我的兄弟 是猪”,其实并没有这话,不知记者如何记错的云云。又说到关于救 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班人都具名,而找不到 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 云。有一回说及你曾送×××之子赴日之事,他谓此时别人并不肯管, 而你却偃(掩)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 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又谓 你的意见,比之于俞平伯等甚高明(他好像又引你讲文天祥(?)的一段 文章为例),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 也是不应该的云云。但对于你前次趁(赴)日时有一次对日本作家关于 他的谈话则不以为然。总起来说,他离北平之后,他对于你并没有什 么坏的批评,偶然想起,便说明几句,匆匆。   信中说到的救国宣言,是1936年初北平和天津文化界一百零四人 联名发表的《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书》。鲁迅的意见很耐人寻味, 他平时不很赞成发通电、发宣言一类行为,认为没有什么用处,但在 这里却觉得是一件关系国家危亡的大事,太积极固然不好,可也不能 充耳不闻,“过于退后”。他的意见也许是列一个名字就行了。这就 是所谓“外事”,他希望弟弟对大事不要糊涂。这件事同以前他说的 启明“颇昏”的状态联系起来,也能使人感觉到鲁迅对他的担心。   而这些担心不是多余的,两三年以后,周作人终于落入背叛祖国 的泥潭,这是鲁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三   周作人晚年的大工程是写作《知堂谈往》(《知堂回想录》和翻译 希腊作家路喀阿诺斯的《对话集》(今通译为卢齐安《对话集》)。前 者是一本回顾从童年到现今所走过的路的自传,后者是他素来喜爱的 著作,以前曾译过这位作者的《冥土旅行》等作品。   他在回想录中说:老年翻译这样大的作品“似乎未免太不自量了, 不过耐心地干下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写成功了一篇,重复看一遍, 未始不是晚年所不易得的快乐”。   他工作仍然很勤奋,但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嗜书如命而又有无限 的寂寞时光的他,竟然无书可读。他原来的将近两万册藏书,在他被 捕后即以伪产论处,被公家没收了。   他的生活是不快的,最重要的原因,除了年老多病,经济困难, 还有心绪恶劣。从现实政治形势看,他很明白,不会再有人来顾问他, 更不会有人来尊重他,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大哥享受着 崇高的威望,自己却已经被人遗忘。   1965年,他立了一份遗嘱,内容是: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 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 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 识者当自知之。   这等于否定了以前的一切作为,恐怕不是他的真心。也许他所称 赞的古希腊对话集,因为说得是很久以前的人事,不会给他带来多少 荣耀也不会给他带来耻辱吧——他实在是到了“宠辱皆忘”的境界了。   然而,完全的遗忘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就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不久,他的脑海里还不断回 想着以往的事件。在“三·一八”惨案四十周年纪念日,他想起了故 人,感慨良多;他开始阅读鲁迅的杂文,是否在怀念两兄弟并肩战斗 的令人振奋的往昔岁月?   同时,他开始读毛泽东的著作,读红皮本的语录,读毛泽东论文 艺。这些宝书当时很难买到,他要借小孙子的来读。历史在开着多大 的玩笑!半个世纪前这个敬仰自己的年轻人,半个世纪后他反过来竟 连崇拜的资格也没有!   终于,大限来临。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对他施行了专政。抄家、 批斗、罚跪,被赶进洗澡间和厨房,只能吃棒子面粥,因饥饿而身体 浮肿。   不久,周作人在屈辱中离开了人世。没有人纪念他,只有他的家 人为他送行。据鲁迅的长孙回忆,周作人去世后,他的父亲周海婴接 到了讣告,但没有去为叔叔送行,他可能是注意影响,不愿同汉奸来 往。   倒是身居高位的周建人,虽然不可能保护二哥,但对周作人的孩 子还是适当予以了关怀的。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是理想的结局。鲁迅和周作人至死没有再见面,也没有和解。 老二和老三怎么样呢?   周建人晚年曾回忆过他们的一次相见,那是没有约定的邂逅:   全国解放后不久,有一次,我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突然面对面地 碰到周作人。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了脚步。   他苍老了,当然,我也如此。只见他颇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 我到上海。”   “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我回答。   “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我听这话,知道他还不明白,还以为他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 不明白,其实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隶。   这一切都太晚了,往事无法追回了。    四   周建人早在同两个哥哥同住时就对妇女问题比较关心,解放后担 任领导职务,仍然在一些场合对此发表意见。   解放初期,有人民代表提出应该施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最热心提倡的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周建人也在政协做了赞成马寅 初意见的发言。可是不多久,马寅初就因为他的“新人口论”遭到了 严厉批判,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好多都受到了牵连,但周建人却没有遭 任何人非难,无疑,鲁迅的名声保护了他。   周建人的官职越升越高,中央又派他到老家浙江省担任省长职务。   实践证明,周建人并不适应这样的工作岗位。他为政清廉,对自 己严格要求,这是没有问题,据接近他的人回忆说,他从不搞人情关 系,不拉帮结派——实在,他在政界也无派可拉,当地其他干部大多 是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立过战功的军人,一个文化人在其中就显得有些 特别——他是作为“鲁迅的弟弟”被选中的。   他对腐败的地方官尤其痛恨。当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浙江这 个鱼米之乡也闹起了饥荒,然而有些基层干部一面欺压百姓,强行征 粮,一面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甚至屡屡出现殴打群众的事件。还有 的高级干部讲享受,在老百姓纷纷弃家逃荒的时候挥霍浪费,大讲排 场,不以为耻。周建人常常义愤填膺,但也没有有效的治理办法。   有一个村支部书记经常胡作非为,奸污妇女多人,却没人来管。 后来他侮辱了一个军人的妻子,被军人起诉到法院,但是因为官官相 卫,只被关了几天就释放了。他出来后不但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 那位军人又上告到省法院,结果只判了三年徒刑。周建人接到群众举 报,派人做了调查,情况属实,就去了法院,主张从严判处,但法院 的人搪塞说,这种生活问题判三年也就差不多了。周建人火了,把帽 子一丢,喝道:“法院如此轻判,不能制止犯罪,也不足以平民愤。 此事你们不管,我宁可不当省长,也要管到底!”他怎么管呢?打电 话给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这才引起重视,重新调查,最后为受 害人伸了冤。   一个小小的村长尚且使周建人窝了一肚子气,何况别的人事?这 也就可以看出周建人做官的艰难了。   他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权力,他的唯一的法宝是上书中央,引起 重视。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中央领导尊重他。   周建人1984年7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去世,享年九十 六岁。   比较一下三兄弟的寿命:鲁迅是五十六岁,周作人是八十三岁。   周作人喜欢引用他们周家老祖先的名言:寿则多辱。这话在他和 鲁迅身上适用,如果他本人在1939年元旦遇刺身亡,他不但不会有后 来那样的屈辱,而且以其文化方面的业绩,正如郑振铎所说,在现代 文学史上将同鲁迅一起发出耀眼的光芒。但这句名言在他和周建人相 比时,就不适用了。后者却是寿则多福。   不管怎么说,周氏三兄弟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吸引人的 故事,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他们所走过的不同道路,对世人特别是 对他们的读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很高的认识价值。 (摘自《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群众出版社1998年1月版, ISBN7-5014-1693-1)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