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ZT 于 October 10, 2003 09:23:33:
回答: 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 由 ZT 于 October 09, 2003 16:47:27:
译 者 的 话
本世纪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汉学家、探险家、特别是藏学家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AlexandraDavid－Neel，1868－1969年），是一位神话般的传奇人物。她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东方学界被誉为“女英雄”。她有关东方（特别是西藏及毗邻地区）的探险记、日记、论著和资料极丰，被译成多种西文和日文，并多次重版。她终生对西藏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和崇拜，曾先后五次到西藏及其周边地区从事科学考察，而且还起了一个“智灯”的法号。对于这样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及著作，我国却很少有人知晓。我国已故藏学家李安宅于1945年在《康导月刊》撰文介绍大卫·妮尔及其义子－－藏族喇嘛庸登。陈宗祥先生曾译过她的力作《超人岭·格萨尔王》（1944年）。西藏社会科学院于1986年内部印刷了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的汉译本。除此之外，再无更多的译介。
大卫·妮尔于1868年10月24日生于法国巴黎的郊区圣－曼德。其父为犹太人血统，曾参加过巴黎公社的起义。她在童年时代就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性格，喜欢冒险，向往赴远方旅行考察。1886年她离开少女修道院，前去拜谒比利时国王和王后，并在比利时王宫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在此期间，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塞涅卡、斯多葛与伊壁鸠鲁派哲学，酷爱音乐和舞蹈，尤为勒克鲁斯舆地学著作所吸引。同时她还具有一种追求社会进步的倾向。1888年她写成了自己的处女作《为了生活》。此书怒斥了当时的剥削制度，号召人民起来反抗。1969年，在法国那场波澜壮阔的学潮中，她又重版了此书，为人民的反抗运动欢呼。
大卫·妮尔为了能赴远东探险，1888年前往伦敦。在那里，她遇到了美国著名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历史学家和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摩尔根的夫人，并被介绍参加了伦敦的“最高神智学会”。在此期间，她学习了英文和梵文。此后，她从师于当时法国著名的印度学、中国学家烈维和福科，接触到了西藏的经典，在梵文学、神秘学、秘传学诸领域中取得了很大成绩。1889年她受洗成为基督教加尔默罗修会的会士。同时，她还对吉美博物馆中收藏的佛教壁画产生了极大兴趣，并深入地学习了佛教。这一切，都为她终生的科学研究与探险奠定了方向。
大卫·妮尔从1891年起，开始了她终生漂泊的旅行生活。她先在锡兰和印度学习佛教经典，特别是吠檀多派教理，并于1893年首次到达印度与中国西藏的边境，并初览西藏的山川风貌。
从印度返回后，她到达了法国的殖民地突尼斯。1902年出版了她的《伟大的艺术》一书，1895年又作为明星演员而赴河内表演。在些期间她曾有过几次婚变。1901年她加入了蔷薇十字会，后又加入共济会，1903年起成为记者，并在许多报刊杂志上发表有关东方、特别是东方宗教的文章。
1904年，她在罗马意大利妇女大会上，宣布自己将信仰比耶稣哲学更为优秀的佛教哲学：“佛陀成了我脑海中的导师，我只通过佛陀来观察世界”。她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宣传佛教，并写成了《佛陀的宗教和佛教的现代化》一书。1910年她在布鲁塞尔新大学主讲佛教的现代化问题，立志成为欧洲研究佛教的先驱。
1910年8月，大卫·妮尔开始赴远东旅行，直到1925年才返回欧洲。她遍游锡兰、印度、锡金，并于己于1912年产能力月到达大吉岭，准备进入西藏。在此期间，她搜集了大量有关岭·格萨尔的资料，后来出版了《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陈宗祥译作《超人岭·格萨尔王》），从而成为西方学者最早研究格萨尔的著作之一。1912年4月15日，她受到了正在噶伦堡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见，这是历代达赖喇嘛首次会见一名西方女子。这次会见的具体情节记载于她1929年出版的《西藏的奥义和巫术》一书中。1912至1913年间，她在印度与尼泊尔学习并从事科学研究。1916年7月，她进入西藏，并在日喀则受到了班禅喇嘛的召见，从此就与班禅堪布厅特别是与班禅母亲保持着密切联系。班禅母亲每年都送给她一顶鹿皮帽子和亲手绣花的毡靴。但当她到达聂当后，当时英国驻锡金的官吏贝尔以未经英国人的允许而入藏为由，限她14天内离开大吉岭。
此后，妮尔又遍游印度、日本、缅甸、新加坡。1918年10月间，她到达北京，居住在柏林寺，准备随时赴蒙古和西藏旅行以研究藏传佛教。后来，经法国驻华公使的推荐，北洋政府外交部把她交给古戎仓呼比勒汗，由呼毕勒汗送她前往塔尔寺。
1918年7月－－1921年2月间，她居住在塔尔寺，历游青海和甘南藏区的佛寺，潜心研究佛学。
1921－－1923年间，大卫·妮尔辗转在中原与西藏之间的茫茫戈壁、草原和沙漠之中。她企图从打箭炉（康定）经通商大道进入西藏，后受阻返回羌塘（藏北牧场）。 1921年6月，妮尔夫人在其义子庸登喇嘛的陪同下化装进入西藏腹地。
1924年5月，妮尔夫人离开江孜前往帕里宗，最后经亚东到达印度。她在印度又拜访了圣雄甘地和英国驻印度总督。1925年2月，她受到了孟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印度、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各大报刊均有对她旅行的评论。1924年5月10日妮尔夫人回到了法国。在法国，她被当作“女英雄”，并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大卫·妮尔热潮。比利时皇家地理学会、法国地理学会、世界妇女体育协会都向她颁奖和授勋。她于1928年获法国荣誉勋章。欧洲各国都争相邀请她去做报告、讲演、著书撰文。她在法国地理学会、法兰西学院、吉美博物馆以及比利时、社会名流和大使参加。1926年6月，《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的法文版问世，不久就出了英文版，后又陆续被译成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和捷克文。
1928年，大卫·妮尔将她从亚洲搜集到的佛像、魔刀、金刚、印度纱丽等物品在她的故乡底涅展出，该地被视为“法国的布达拉宫”。当时的法国总统杜梅格也成了《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一书的崇拜者和热心读者。在总统的建议下，60岁的妮尔夫人准备再次出发赴远东旅行。
妮尔夫人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1923年的旅行记）、《西藏的巫术和奥义》（1912－－1921年的科学考察成果）及在《贵族－－土匪地区》组成了她入藏旅行的三部曲，而《喇嘛教度礼》则为其前奏曲。尤其是《西藏的巫术和奥义》一书，其第一位读者就是法国总统杜梅格。妮尔夫人与其义子庸登合作，于1934年出版了《五智喇嘛》。1936年，她又出版了其名著《佛教及其教理和修持方法》。
1937年，妮尔再次到中国。她从布鲁塞尔先到达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不久又与庸登再次驻足于北京，从事学术研究，并与中国学者广泛交流，写成了小说《激情与魔法》。针对当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她又写出了《暴风雨的乌云下》和《在中国辽阔的西部地区》等著作。
1937年底，妮尔获悉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非常难过，毅然决定再次入藏，于1938年7月到达打箭炉。因时局动乱，不得不于1938－－1944年间滞留在打箭炉，以种菜养花消磨时光。二次大战结束后，她回到成都，举办有关汉藏关系的讲座等。1945年7月，77月岁高龄的她离开亚洲，1946年10月回到法国底涅。
妮尔返法后，与庸登再次引起轰动。1947年她在巴黎大学举办有关“藏传佛教特征”的讲座，后又到比利时举办该讲座。1949年在巴黎出版了《在喜马拉雅的腹地》一书。此后，她写出了一系列与西藏有关的著作，如1951年的《印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1951年再版时改为《我生活过的印度》）、1952年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1954年的《西藏巡礼记》和《西藏的神秘巫术》、1961年的《永生和转世》、1964年的《中国4000年的开拓史》。
1965年，妮尔夫人赴华入藏的护照到期了，她要求再换一本新的，希望再赴西藏。1965年2月3日，她请人用汉文写好了自己的墓志铭并抄正挂在其寝室的墙上：“向伟大的哲学家大卫·妮尔夫人致敬。这位精英获得了极其丰硕的哲学知识，把佛教和佛教仪轨引进了欧洲”。这一年，她向巴黎维加书店订购了《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成吉思汗论集》、《马克思全集》、《摩西五经》等书。同年，底涅的一座女子中学被命名为“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中学”。
1966年10月24日，妮尔夫人在98岁生日时还亲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应该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样死去该多么美好啊！境界该多高啊！”1969年，人们为她铸造了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铜像。1969年9月8日，大卫·妮尔去世，享年101岁。由于当时无法将其骨灰抛撒于西藏，故于1973年抛撒于恒河中，不久法国成立了大卫·妮尔基金会，妮尔在底涅的住宅成了法国的西藏文化研究中心，那里经常举行国际会议，接待各国访问学者。
大卫·妮尔在西藏旅行时所作的全部笔记很早就已经出版。第一卷是她于1904－－1917年间写的，第二卷是1918－－1940年间写的，其中有许多实际上是她写给其夫菲利普的信。日记和书信中记载了西藏及附近地区的山川地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及政治情况。法国普伦出版社，1975－－1986年再版了这套笔记。该社同期还再版了她的大批著作。
大卫·妮尔在远东长途旅行时都由其义子－－藏族喇嘛庸登陪同。庸孟（即庸登）又被称为孟喇嘛，因为他于1899年12月生于锡金（哲孟雄）登戎地区芒托林的一个藏族家庭。其祖父为巫师喇嘛，其父为一名小官吏和土地出租者，其母是喜马拉雅地区的土著女子。庸登8岁时离家，在寻找叔父的过程中，入西藏的一座寺庙学习佛法。他从14岁起，便随大卫·妮尔遍游亚、非、欧三大洲，与其义母一起生活了40年。31岁时（1929年），庸登入法国籍。国民常政府于1945年12月9日宣布承认他为活佛，并封他为“福界善教禅师”。他于1954年在巴黎出版了《空的威力》，次年10月7日去世。
在大卫·妮尔等身的著作中，尤以《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价值最大。本书是她的第五次西藏之行的游记。由于她从云南经康区入藏，而该地区很少有人研究，所以，可以说，正是她的这部生动、形象的著作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本译本是根据巴黎普伦出版社1982年的最新版本翻译的。
值得一提的是，大卫·妮尔是本世纪上半叶初入藏族行的。那时候，由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压迫与剥削，西藏地区变得极其贫困，落后与阴暗面很多。大卫·妮尔作为一个出生和成长在西方上流社会中的女子，难免会对西藏地区当时的落后及藏族人那不大符合现代文明的习俗提出一些批评，这也不足为怪。西藏自1950年和平解放以来，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大卫·妮尔所描写的那个西藏已经大不相同了。
但是妮尔夫人笔下的西藏，无疑也是西藏漫长历史中的一幕，它不仅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科学考察记，同时也是当时西藏社会风俗民情的真实写照。
1986年译者在法国时，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喜马拉雅社会、文化和环境研究所的布尔努瓦（L·Boulnois）夫人曾一再向我推荐译一二本大卫·妮尔的书。正是在她的启发下，我才产生了翻译此书的念头。但由于几年来诸事缠身，直至今天才算完成了自己多年来的心愿。在此，谨向曾协助本书出版的国内外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西藏人民出版社杨志国、冯良诸先生为本书出版，花费了许多心血，特此致谢！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误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谢。
耿升 1986年国庆
导 言
在极不习惯的条件下，徒步穿过大部分未曾有人探险考察过的地区，其时历经8个月。这一切是不可能在一本仅二三百页的书中作详细介绍的。一部真正的旅行记是有几大卷的。因此，读者只能发现对某些方面的描述。但我觉得，正是这些描述最能吸引读者，并使他们对我所走过的地区有一个大致了解。在那里，作为一名西藏的游民，而我还是其种种社会事件的参与者。
此外，化装成一名女朝圣者（乞丐）远赴拉萨的活动，只不过是我连续14年滞留于东方的生活片断而已。对于这些远行的起因，本导言中就不再论述了。但我觉得，有必要对我选择特殊化装前往拉萨的原因，作一些解释。
当我于1910年获得公共教育部的一次赴亚洲考察以重返印度的机会时，我已在亚洲逗留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次年，当我正在马德拉斯时，获悉十三世达赖喇嘛因与其中央王朝失和而离开拉萨居住在喜马拉雅山麓一带。
对于西藏，我并不感到陌生。我曾是法兰西学院富科（ED·Foucaux）教授的学生。他是一名西藏学专家，具有一定的西藏文学基本知识。大家会明白，我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次对我来说绝无仅有的向喇嘛王（指达赖喇嘛－－译者）顶礼膜拜、并参观其宫殿的机会。
受到达赖喇嘛的召见似乎并不容易，因为他固执地拒绝召见任何外国女子。然而，由于我已预料到了诸多的困难，所以随身携带有出自佛教界上层人物的引荐信。这些书信在向达赖喇嘛翻译后，虽使他深感为难，但他仍立即宣布将很乐意与我交谈。
我在这位僧侣领袖的身旁发现了由神职人员组成的一个奇特的土司政权。那些官员们都身穿深暗紫酱色的哔叽、黄色的缎子和织金锦缎缝制的服装。他们大谈一些荒诞古怪的故事，比如有仙女出没的地区。虽然我在聆听这一切时都谨慎地注意到了其中大有言过其实的万分，但我本能地感到，在矗立于我面前的被森林覆盖的大山和比它们更高、更遥远的大雪山的背后，确实存在着一个与其它任何地方都截然不同的地区。是否可以说要进入那里的愿望立即控制了我的全部思想了呢？
在1912年6月，经过在喜马拉雅藏族人中的长期滞留之后，我初次目睹了西藏腹地。缓慢地向高山口的攀登是极具诱惑力的，在我的面前突然间又出现了茫茫无垠而又神奇的西藏高原，在远方以一种朦胧的幻景为界，标志是一种戴雪冠的淡紫色和桔黄色山峰的混沌外貌。
这是多么令人永世难忘的景致啊！它使我留连忘返，愿意永远置身于这种妩媚的景色之中。
但是，西藏的自然景象并不是吸引我的唯一原因。作为东方学家，西藏的文明、人民也深深地吸引着我。
于是我便开始积累创作一套藏学文库的资料，希望根据未收入《甘珠尔》和《丹珠尔》这两大经文集（大家知道它们是由译经组成的）的原著而撰写这套丛书。我还绞尽脑汁地寻找一切机会以与文人喇嘛、奥义师、信徒和高僧交谈秘传教理内容，并因此与他们同吃同住。
这些颇具魅力的探讨导致我进入了一个比西藏那高海拔的偏僻地区更为神奇的世界，这就是其一生在雪峰之间秘密度过的修道者和巫师们的世界。
如果认为西藏始终都是一片禁地，并在当代变得严格不与外界接触，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但是，禁区的范围却确实在日益扩大。在15年前尚很容易接近的喜马拉雅山的道路，现在已被林立的哨卡阻断了。它们不仅封锁了西藏的边境，而且也封锁了相距50我公里的附近地区。那些希望赴锡金旅游的旅行家们，必须获得一种旅行许可证方可成行。那上面特别注明持证人“不许进入尼泊尔、不丹和西藏，不能通过除了其许可证上指出之外的其它任何道路去参观任何地方。”他还必须签署遵守这些条件的保证书。
至于汉藏走廊地区，汉人完全允许在那时自由活动。因为辛亥革命的影响，一些地区也变成了禁地，因此，也不可能深入到旅行家们在过去几年尚可以随心所欲地穿越的地区。在那些地区，传教士们在以前甚至可以写居下来。
在不胜枚举的许多人中，我可以提及那位博学的同胞巴科（JaguesBacot）先生，他于1909年穿越了擦绒地区并浏览了湄公河（指澜沧江－－译者）流域。英国少校金登·瓦尔德（F·KingdonWard）曾于1911年和1914年在同一地区旅行。贝利（Baily）少校（现今已升任为上校了）也是英国人，他于1911年测绘了擦绒部分地区的地图。我顺便还要指出，在1860年左右，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擦绒地区拥有某些财产。
如果阅读一下一名英国人在这一问题上所作了详细记述，可能是有意义的。此人就是埃德蒙·坎德勒（EdmondCandlerl）他是英国1904年进入拉萨的远征军成员。
“应该牢记，西藏并非始终都对外国人封闭……一直到十八世纪末，仅仅是由于地形及气候而形成的障碍（自然障碍），才阻止人们随意进出西藏的首府。”
一些耶稣会士和嘉布遣（卡布清）修会的修士们曾到达过拉萨，并居住很长的时间。他们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鼓励。第一批前往拉萨并留下了一部真实游记的欧洲人就是白乃心（Grueber）和吴尔铎（d'Drville）神父，他们从汉地经过西宁进入西藏，并在拉萨居住了两个月。
1715年，耶稣会士德希德里（Desideri）和弗赖匀（Freyre）神父到达拉萨。德希德里在那里居住了13年。1719年，霍拉斯·德拉·佩纳（HoracedeLaPenna）到达那里，嘉布遣会传教区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小教堂和一家孤儿院，皈化了一些人。该传教区的嘉布遣会士最终被驱逐出去了，这是1740年的事了。
荷兰人范德·普特（VanderPutte）是进入西藏首府的第一位世俗人。他于1720年到达那里并滞留了数年。
其后，我们的手头就不再有有关曾赴拉萨的欧洲人的游记了，一直到1811年托玛斯·马宁（ThomasManning）的旅行。他是到过拉萨的第一名英国人。马宁是随同一名清朝将军的侍从（即指汉人赵金秀－－译者）而到达拉萨的，他从帕里宗遇到了他们，将军感谢他为自己治疗疾病。他在西藏首府停留了一个月……其后便受到警告，说其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然后他便沿原路返回了印度。
1846年，嘉布遗使会会士古伯察（HUC）秦神父（Gabet）结束了到达拉萨的这一批旅行者的名表。之后，所有探险者都被迫原路折回。然而，在他们于前进中受阻之前，其中某些人也曾到达西藏首府附近，接近了纳木湖（天神这湖或腾格里湖）湖畔。正如邦瓦洛（Bonvalot）和奥尔良（Henrid'orleans）王子以及吕推（DutreuildeRhins）和格勒纳尔（Grenard0）先生于1893年所作的那样。而现在任何一名外国人却根本无法公开地前往其附近地区旅行了。
在1901年左右，继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在拉萨贴出了数道布告，清政府从此宣布西藏向外国人开放，并命令西藏人欢迎他们。
在去西藏南部最初几次旅行的数年之后，我前往日喀则拜访了扎什喇嘛（指班禅－－译者）。他非常友好地接见了我，鼓励我继续从事自己的藏学研究。为了方便我的研究，他提议在附近给我安排一个留宿处。
我本来也有充足的时间参观藏经楼，并在喇嘛学者的帮助下从事研究的，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最终还是失去了。
在我拜访扎什喇嘛之后，位于距我居住的隐修处约有19公里的一座村庄的居民需要立即向英国常驻外交官交纳一种高达200卢比的罚金，因为他们忽略了把我离开的时间通知他。强制性地判处他们交纳罚金的英国常驻外交代表甚至无法以任何方式了解我的行踪，因为我是从距他们的村庄有三四天行程的一座寺院中出发的，实际上，连村民们也不知道我离开的时间。罚金激怒了那些略带野性和愚昧的山民，他们抢劫了我留在村里的部分东西以示报复。我的抱怨徒劳无益。他们拒绝给我任何公正的待遇，最后迫使我在半月之内离开该地区。
这些与文明行为不太相容的作法在我身上唤起了进行报复的欲望，但我以一种与我的故乡巴黎的民族精神相吻合的机智方式行事。然而，我必须赢得自己行动时间。
数年之后，当我正在康地（西藏东部）旅行时却突然病了。于是我便决定前往巴塘，那里有一所由英国或美国医生主持的传教区医院。巴塘是西藏的一座重要城市，置于中央政府的治理之下，其形势也如同我当时正处于其附近的甘孜一样。
拉萨的部队不久之前占领了之两座城市之间的部分地区，那里随之也禁止外国人进入了。
驻守该哨卡的藏族军官首先问我是否持有驻打箭炉（康定）英国领事的许可证，他称该领事为“打箭炉的大人”。他声称，如果我手头持有这种许可证，那么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前往西藏的任何地区，否则恕他就不能给我放行。
但我却成功地获准继续赶路，而他则向其长官去信请示以求获得命令。数日之后，我又受到另一名军官的阻拦，再次听到了“打箭炉大人”的大名。他成了掌握“雪国”钥匙的一位新的“圣彼得大帝”。
在此期间，我的疾病日趋严重，我向西藏人倾诉了自己的处境。他们虽然同情我，但显然对“大人”很畏惧。我拒绝按他们的要求原路返回。于是我宣布，既然已拦住了我赴巴塘的路，那么我将前往玉树。
令人难忘的数日都在谈叛中过去了。来自拉萨的军官们住在前面一顶帐篷中，观看传统的藏戏表演。在他们身旁，驻扎着卫队士兵，两名乐师则以西藏的大号“武装自己”。我的随从及我既无旗帜又无号角，占据了距藏族人有一定距离的两顶帐篷。那些不幸的牧人由于运气不佳而驻牧于该地区，必须以绵羊、酥油、鲜奶和奶酪来交付这场滑稽表演的座号费。他们养活了那些演员。这就是西藏的习惯。在古老德格那具有浪漫色彩的安静的布景中，表演一场接一场的藏戏。当表演者嗓子嘶哑、筋疲力尽时，便戛然住口，然后吃饭去了。
最后，当所有人教清楚地知道，除非杀死我，否则就无法阻止我前往玉树时，他们也只好作罢甘休了。
我的希望圆满实现了。我在该地区的游览充满了诗情画意，后来又庆幸偶然的机缘把我带到了玉树。因为我在该地区的停留为我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旅行。
正当我在玉树停留时，一名丹麦人也到达了那里。他是从冲那河口返回来的，那里有人挡住了他前往拉萨的道路。由于无法到达自己的目的地，这位旅行家希望迅速返回上海。他在那里的事务需要他立即前往。他受阻的道路恰恰就是我在前一个夏季曾为之而奋斗的那条路。一些驻防于那里“恭候”他的士兵便迫使他原路返回。这位运气不佳的探险家解释说，他已放弃进入西藏腹地的打算，下一步他准备向相反的方向前进，以经过大道而返回中原，但没有人对他的话感兴趣。最后，他被迫取一条将他导向北方的路，穿过了被土匪们踏出小道的沙漠。当然，他必须组织一支牲畜队以驮运其生活必需品和行李，行程将需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之后，他已相当远地离开了其目的地，又返回了他于数月之前从那里出发的西宁，当时他认为自己最终可以到达拉萨。他从那里出发，又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到达上海。他受阻的那条道路本来可以使他乘轿旅行，并且每一程都能住在沿途的客店中，从而使其行程缩短一半。
这类事都在向旅行家发出直接的挑战，我不能无动于衷地目睹这一切。由于我当时也如同那名丹麦旅行家一样在玉树受阻，所以我决定不再北上，而是经由禁地打开一条直通萨尔温江（指怒江，怒江的下游为萨尔温江。－－译者）畔、并踏上赴热谷－－擦绒和擦瓦绒的道路。
我难道能从那里到达拉萨吗？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可靠的。我对此没有制订任何具体的计划。
冬未，我在唯一一名仆从的陪同下离开了玉树。当时大部分山口尚被冰雪封闭，我们在雪地中的行进已近乎一场悲剧。我的那位青年侍者和我幸运地克服了物资方面的困难，而且就从负责临守哨卡的官吏窗户下面溜过了哨卡，当我们受阻时已接近了萨尔温江。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已被识破，我们的失败乃是由于其它原因。
我认为，在这样一次旅行中，穿越一片几乎是陌生的地区，除了对我个人的研究有好处之外，还可以搜集到其它颇有价值的资料。
我的义子庸登（Yongden）在落后我数日行程的地方随我前进。他由一名仆人随从，牵着7头骡子。我们必须在更远的地方会合。在他携带的行囊中，装有照相机、一些仪器以及为写一本植物志而准备的稿纸等。这些物品引起了检查行李的官吏的注意。由于他们知道我曾出现在玉树一带，所以他们早已怀疑我正在这附近活动，阻挡了我的那支小小的骡队，并派出一些士兵在各个方向搜寻我。他们找到了我，因而，导致了我这次冒险的结束。
这一次算完了，但我还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我的原则是永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失败，无论这样的失败具有什么性质，或谁给我造成的。
就在此时，至今仍然显得朦朦胧胧的去拉萨的念头在我心田中变成了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止这种信念的实现。我需要这样的决心，而且还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去实现它。面对我面前的边境哨卡，我发誓要实现这一决心。
但是，为自己的不成功而进行报复的愿望并不是确定的目的。我更希望大家注意我们时代的独特现象－－已变成禁地的领土。
不仅是拉萨。阻断交通无边无际的屏障，在亚洲几乎扩大到了东经78°－99°，北纬27°－30°之间。
如果我在自己的多次失败之后再来论述这一切，那么某些人就可能会认为这是怨恨和气恼促使我如此行动的。因此首先应成功地前往拉萨。
在结束论述之前，我想向我许多英国朋友们保证，我在批评他们驻西藏最高机构的行为时，并没有任何适度视整个英格兰民族的意思。恰恰相反，从我孩提时代起，当我在肯特海岸度假时，便不自觉地开始热爱英国人及其风俗习惯。在我于东方停留的漫长岁月中，我对他们的好感进一步增加了真诚的感激之情，因为我在他们之中受到了非常友好的欢迎，那些十分和蔼可亲的女主人尽力为我找到一个住处。
他们的国家，完全如同在我的祖国或其它任何一个国家一样，统治者所执行的政策远不能始终代表公民性格中最好的一面。我不用担心自己会有严重失误。可以认为，大不列颠及其自治领的人也具有所有列强民族的那各愚昧无知。即他们在各个部门的幕后处理遥远地区的殖民地和保护地的事务时，他们所采取的那种迂腐方式就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我所叙述的情况无颖会使许多人感到震惊，特别是那些基督教传教士们。他们可能会思忖为什么一个自称是基督教的民族会自由地向西藏派遣军队并出售其枪枝，而《福音书》及其传播者却被拒之于门外。
我将在藏文字的拼写问题上再补充几句话。在这方面，我采取是间译的形式，由此，以便读者能基本像西藏人似的阅读他们的文字。作为例外，我有时也写作ph以区别藏文字母表中的三个p之一，正如在philihg（夷人）一词中应读作PiLinegue一样，f一间不存在于藏文中。第三个p和第三个t字母往往都根据由东方人曾遍采纳的习惯而分别写作b和d，虽然这些字母仅仅是在其前面附有一个哑间前缀时才会具有b和d的音。
藏文的缀字法非常复杂，肯定会使那些不会阅读用藏文字母拼写的文字的人感到束手无策。作为例证，我将指出，读作naldjor的词却写作rnalbyorz；读作deuma的一词却写作sgrolma等等，依次类推。
到于“西藏”（吐蕃）一名，大家可能会感到非常奇怪地了解和西藏人对此也一无所知。其原形至今仍含糊不清。西藏人和其地区为“蕃域”，或者在文学中应音译为“岗域”（Gangsyul），意为“雪国”。他们自己则自称为“蕃巴”（PeuPas）。
某些人认为在两个藏文词todbod（读作tenpen）中找到了“吐蕃”（西藏）一词的原形。Tod一词意为“上”。“西藏”一词有时也用于指西藏中部，而西藏东部地区则被称为“下西藏”。然而，认为第一个章节出自“吐蕃”（tod中的thi）一名则要求颠倒由藏文语法在一般情况下主名词和形容词指定的位置。据这种语法认为，形容词要放在名词之后。大家就称之为Bod－tod（Pen－ten，上吐蕃）和Bod－med（Pen－med，下吐蕃）。
本导言迄今所作的解释就是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我只能非常严格地隐姓埋名才能成功地到达拉萨。我不可能在自己的行乞（化缘）行李中再收藏一架照相机了，无论是庸登还是我，都必须化装成贫穷的可怜虫，不应该在拍摄照片时被人抓住。因此本书中所配的大部分插图都是在我前几次远游西藏时拍摄的。至于与拉萨及附近地区有关的照片，我是从土著人摄影师那里得到的。
我的义子与我一旦到达拉萨，我们就放弃了行乞化缘。荣升到一种较高的社会地位的好处，就是可以使我们能出示自己的线。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为当地摄影师支付报酬了。这些无论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摄影师在西藏不会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