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JTZM 于 2005-5-01, 05:30:13:
“许传玺院士”风波透析
本报记者 蒋安杰
法学界好久没有这样热闹了，一段时间里，围绕中国政法大学许传玺教授“当选美国法律研究院院士”引起的争议可谓高潮迭起、波澜汹涌。
先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杨玉圣教授1月2
4日在他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上发表文章，在肯定许传玺的成就很大，“应该鼓励与表彰”的同时，对“美国法律研究院”(TheAmericanLawInstitute，缩写为ALI)及其“院士”(Member)名称的翻译提出质疑。
此后，杨的文章被一些法律类网站纷纷转载，争论焦点集中在“美国法律研究院”与“院士”是否翻译得当。
时隔不久，中国青年报2月28日一篇“首名美国法律研究院院士身份涉嫌夸大”的消息，虽然字里行间均与网上内容雷同，但被数家媒体争相转载。
再后来，吉林大学的邓正来3月2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许传玺当选美国院士事件的追究”一文，不仅质疑许传玺院士的真实性，更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政法大学和教育部，追问校方及教育部是否对此事进行过核查，从而网上讨论更趋激烈。
上述争议几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网贴中被提升为“许传玺现象”与“许传玺事件”，一下子在法学界炒得沸沸扬扬，不断升级的态势更是让业内人士一头雾水，吃惊不已。
“许传玺院士”风波起因
风波缘起于2005年1月5日，教育部、司法部、中国法学会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负责人汇聚人民大会堂，为庆贺中国政法大学许传玺教授当选美国法律研究院院士举行隆重的仪式。
之后多家媒体纷纷报道，称今年36岁的许传玺是美国法律研究院继日本、印度、新加坡和我国香港7位院士之后的第8位亚洲院士，也是当选该院院士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学者，并称此次许传玺当选不仅填补了中国大陆空白，还为中美在法律领域的交流搭建起了一座新的桥梁。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引进的优秀人才、2002年底回国组建中美法学院并出任院长的许传玺一下子成为聚焦中心。
想想看，谁不知道院士意味着什么？谁不知道当选院士该是一道多么耀眼的光环？谁不知道“院士”这个金灿灿的字眼意味着中国学术界最高的荣誉？
始料不及的是，人们还来不及对这个新闻细细品味，马上便被网上昏天黑地的“院士译法并不确切”、“许传玺涉嫌学术造假”等一片质疑声搞蒙了。
“许传玺过于抬高自己身份”的传闻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学界人士几乎全都对此事有所耳闻，对许传玺进行质疑、攻击、辩解及表示理解、爱护的各方观点在网贴中不停地弹出。
有人质疑，TheAmericanLaw
Institute的中文对译应为“协会”或“研究会”，而不能译成“美国法律研究院”，尽管Institute也可以在中文“研究所”的意义上“升格”为“研究院”，就像中国法学会不能“译”成“中国法学研究院”、中国史学会不能“译”成“中国史学研究院”一样。
而如果TheAmericanLawInsti-tute不能译成“美国法律研究院”，那么“院士”一说也就无从谈起了，怀疑者几乎都是遵循着这样的逻辑思维。
想想看，如果不是译成“院士”，而是译成“成员”或“会员”，又如何呢？
面对网上和中国青年报的质疑，当事人会有何反应？记者由此采访了许传玺先生。
走近许传玺
许传玺何许人也，能够让法学界如此热闹非凡？采访前记者先进行资料搜索，发现许多网站都有许传玺先生的简历。
“1983年，15岁的许传玺以山东省高考外语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4年后，他又以138位考生中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方向惟一的硕士生；1990年以后，许传玺留学美国，并分别在1996、1999年获得耶鲁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和哈佛大学法博士；2000至2002年，许传玺相继担任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客座研究员和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首位专职研究员；2001年10月，他同时当选美国比较法学会理事与《美国比较法学刊》编委(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当选该学会理事与该学刊编委)；2003至2004年，许传玺曾担任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首席法律专家及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法律专家……”
从这份简历来看，许传玺真够让人羡慕的，称他为“天之骄子”一点儿也不过分。
记者不免有些困惑，许传玺的这些资历已经超出别人许多，如果再以锦衣加身，难道他不知道这样会引火烧身、招人嫉恨？难道他在美国留学、工作13年，连“member”一词应该译成院士还是会员自己不清楚？
4月13日，记者在春意盎然的中政大校园内，见到了文质彬彬的许传玺本人。本以为他会在这个场合选择滔滔不绝地为自己申辩，没想到他对记者表示，他并不想做任何争辩和评论，他只是向记者简单地展示了来自美国法律研究院的有关函件。
记者不知道不了解AmericanLawInstitute是否会被看作孤陋寡闻，但此事发生之前，对AmericanLawInstitute，记者真的是一无所知，看了美国法律研究院ElenaA.Cappella副主席给中政大和许传玺发来的传真，记者才有所了解。
传真中写道：“尊敬的徐显明校长，对于您来函咨询ALI在美的地位一事，特向您介绍如下：ALI于1923年成立，在美国享有盛誉……对ALI及其member的恰当的中文译文分别为‘美国法律研究院’和‘院士’。
研究院的院士候选人必须由三名资深院士提名、推荐，随后由研究院的院士资格委员会审查其专业成就和其他相关资格，如获得院士资格委员会通过，再由研究院理事会(由六十余位资深院士组成，是研究院的核心管理机构)正式讨论、选举，只有获得理事会的通过，才能当选院士。”
ElenaA.Cappella副主席同时在给许传玺教授的贺信中提到：您的当选是一项重要的荣誉，您可以为此发布新闻，与他人分享这一消息。
在争议尚未开始之前，许传玺在接受中政大校报记者采访时曾说：“虽然院士制度起源于国外，但在国内的语境中，院士这一称号似乎具有比在国外更高的含金量，相比之下，在国外当选院士———在非物质化的荣誉之外———更多地意味着实际的责任。我……从未想过(也绝对不会)在国内的院士意义上期待任何特殊的待遇。”
许传玺一再表示不愿就此事作出评价，但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2000年他开始翻译对美国法律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美国法律重述》时就认为“member”一词相对应的中文含义是“院士”，并不是他当选了美国法律研究院的“member”，才赋予了“member”院士的译法。对于目前发生的一切他感到很意外，但他表示这决不是自己的本意。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曾评价可以用两种底色来形容许传玺：做人和蔼谦虚，犹如平和的绿色；做学问则成就斐然，犹如灿烂的金黄色。在采访过程中，他确实给记者留下了一种踏实、平和、不事张扬、谦虚低调的印象。
作为一个旁观者，坦白地说，记者觉得许传玺即使没有所谓“院士”的光环，他的经历和美国法律研究院的“成员”身份，仍然足够辉煌。他是否有必要并真地夸大了自己的学术身份，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
国学大师钱钟书曾在《围城》里勾画出假造学历从大英帝国留学归来的鲜活人物方鸿渐，难道法学界真的又出了一方鸿渐？
江平教授如是说
德高望重的中国政法大学老校长江平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对“许传玺院士”风波，他早已略有耳闻，也一直非常关注该事件的发展。
江平老先生深切地对记者说，在他个人看来，中国政法大学引进许传玺教授从人才的角度来看没有错，不能说是引进了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也绝对不能说引进了一个骗子。
学术上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学术上要打假，另一个是学术上要懂得宽容，这两个应该同时存在，学术打假主要指学术剽窃和伪造学历，如果说确确实实是学术上存在剽窃，我们一定要反对。
“院士”这种译法让有的人不能接受，是因为我们往往想把外国的东西完全跟中国的对接，这在事实上是很难的。即使在翻译上出现了一些争议，也绝对和学术上的作假和打假不可同日而语。
记者：您能谈谈您所了解的AmericanLawInstitute吗？
江平：据我所知，ALI在美国具有比较崇高的地位，成为它的成员很不容易，连美国人也不是轻易能够进入，这个研究院有两千多名成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提名和其他程序，才能入选，不能自己申请加入。应该说，能够获得成员的资格，就是一个很大的荣誉。
一个中国学者能够进入ALI，这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应该持欢迎的态度。我看到美国大使馆裴孝贤公使代表雷德大使给中政大校长写的贺信，对于这个荣誉也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美国大使也是律师出身，又代表美国政府，我想总不至于无中生有、故意抬高吧。
前一阵，人们对ALI“院士”这个译名有些看法。但是，看法归看法，客观归客观，事物还要还它本来面目。如果因为这种争议，而导致我们学校也好，一个学者也好，承受本不应有的污点和损失，这也没必要。
记者：您如何评价许传玺？
江平：许传玺的学术背景跨了三个学科，法学界应该欢迎更多跨学科的人才。按许传玺本身毕业的三所名牌大学和他自己的这个经历、所拿到的学位和在耶鲁法学院工作的经历，他完全可以在美国发展，他在美国也很有成就，美国教授也很喜欢他，但他还是不愿意拿美国国籍，愿意回到中国搞教学和研究工作，愿意到中国政法大学来，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政法大学要搞中美法学院，就需要这样的人来主持，这对于我们开展和美国的交流，吸引更多的美国学者很有好处。
记者：您觉得应该从此事中汲取些什么？
江平：我觉得文人不要相轻。中国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人才太少了。放开一个更宽的眼界来看，中国在国际上有几个知名的法学家呀？有人说我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坦率地说，我在国际上任何机构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我的外语也不可能在国际上自由交流，现在国家提出政策，学校要尊重人才，同行之间也要尊重人才，这是我们这一辈人特别希望的。
我是从一个75岁的老学者这个角度谈自己的观点。就像我当年离开中国到苏联学了五年，回来就被打成右派，我特别想不通，作为最优秀的人才被派到苏联学习，我在国外刻苦用功、省吃俭用，回来怎么就成右派了呢？如果人才都是这样，从国外学完了之后，一棍子都被打到了冷宫，有什么好处？我们不应该再重蹈那个时代，成就一个人才不知道要多少年，毁掉一个人却太容易了。
江平教授在结束访谈时特别向记者强调，批评的一方有些是知名的学者，有的治学很严谨，成果也很丰富，被法学界所尊敬，被批评的一方他也很了解。他本人不是裁判官，也当不好这个法官，他仅仅是以一个老学者的身份谈谈自己的看法而已。
“许传玺事件”之所以引起这样大的反响，也许是与人们认为学校过分抬高某人而产生抵触情绪有关。有人质疑：中国政法大学有必要为此兴师动众，大出风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高规格的祝贺仪式吗？
徐校长坦然面对
面对此等质疑，中国政法大学徐显明校长很坚定地说：如果中国政法大学还有其他人当选美国法律研究院的院士，他仍然会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庆贺仪式，因为这不仅是政法人的荣誉，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很多人都说，徐显明是一个自信、果断、有魄力、识才爱才、思想前卫的人，果然名不虚传。
徐校长接受记者采访时很沉重地说：校内外的一些人士对许传玺本人展开攻击、对政法大学造成伤害，产生目前的后果，是许多人所想象不到的。
记者：在您看来，ALI或美国法律研究院在美国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校长：美国法律研究院是美国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主流法学家、法律家团体。它的《美国法律重述》系列、《统一商法典》、《模范刑法典》等对美国和世界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它的创立者是塔夫特(前美国总统，当时是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等美国法学界、法律界的领袖。创立研究院的目的是要克服当时美国法律的缺陷，改善对正义的管理。
前不久举行的中美法学院院(校)长会议上，主桌上有三位美国法律研究院的member(院士或者说成员)，我问他们这个研究院在美国到底是什么地位。他们说：“在美国做法律职业的有70多万人，但是能够成为这个研究院院士的仅有2000多人，这个比例大概是0.3%，成为ALI的member，是目前法律界人士的最高荣誉。
记者：您如何评价许传玺？
校长：对于一个学者的评价，很重要的是看他的学术经历、学术品德、学术广域和学术潜质。入选美国法律研究院的院士，为什么只发生在许传玺身上，而不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这个时候，面对这样那样的指责、批评和怀疑，甚至谩骂和攻击，作为校长我有责任主持公道，我对许传玺的看法和态度不会改变。
许传玺英语本科、国际政治研究生均毕业于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加上13年的留美和工作经历，这样的人才在国内还是不多的。
许传玺在耶鲁大学接受了极为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然后又到哈佛法学院读JD。有人认为，那个JD不是一个什么学位，这是在用无知来评价这个学位。查一查耶鲁、哈佛法学教授的背景，几乎都是以JD为最高学位。在耶鲁时，许传玺曾主编过《耶鲁人类学学刊》，有人质疑，这个学刊现在的名字中有“Student”，就是“学生”，认为许传玺在简历中夸大自己了。其实，许传玺担任主编的时候，这个期刊的名字中并没有“Student”这个词，对许传玺的其他质疑也只是攻击者的想象。
我在日本滨海道大学留学时，大学发给我的那个证件，就叫做ForeignFellow，外国人研究员，这个研究员就是来自于英文的翻译。这样翻译没有违反惯例，何况许传玺总是在翻译之后附加原文，以免别人误解。
美国法律研究院主要吸收能与美国院士密切交流、参与美国和国际法改革的国外优秀学者。许传玺能够得到它的提名并最终当选，实在是顺理成章。
记者：您如何看待对ALI及其member的中文翻译？
校长：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一下事实。许传玺在五年前便开始将ALI和它的member译为“美国法律研究院”和“院士”，台湾也有人把它译成“研究院院士”，这种译法早已得到ALI的批准和认可，ALI副主席还以ALI的名义给我发来传真对此做出正式确认。在采用这种译法时，许传玺并没有预料到他会在几年后得到研究院的提名和选举，不存在他通过选择译名而使自己获益的问题。
除ALI副主席外，也有ALI美国资深院士写信给我，证实ALI是与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美国工程科学院(NationalAcademyofEngineering)、美国医学研究院(InstituteofMedicine)等院士机构对等的主流法律家团体，“院士”之名恰如其分，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研究院的院士在英文中也是用member来表示。
我认为不能生硬地把member只认定为会员，关键要看相应机构的性质和地位。前年《科技日报》上也曾对美国的院士制度和member的译法做过类似的讨论，文章标题是“院士制度在世界上普遍存在”，是工程院几位老院士写的。
为什么工程院和科学院的“member”可以译为院士，而“ALI”的“member”就不能译为院士呢？
记者：在您看来，对词汇的翻译为何造成如此大的差异？
校长：我们在理解一些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不同的文化背景。现在在语言学或社会学上，通常用“语境”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之下，人们理解同一个概念，会赋予它不同的内涵，而赋予的内涵完全是赋予者自己的事情。
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士，然后再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人是用一种等级的眼光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而在美国呢，曾有报道说，中国的一个大学校长问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你那个大学里获诺贝尔奖的有多少？他开玩笑说，今天你不小心踩了一个人，被你踩的那个人可能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然后中国的大学校长又问，你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个学校里享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他想了半天，对这个问题表示出很大的困惑，最后他给中方一个回答，说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哪儿不一样呢？诺贝尔奖获得者可以免费停车，只有这么一个不同。
在美国的观念里，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只意味着你加入了一个组织或者你获得了一个荣誉，和一个人的身份和一个人所享有的待遇没有任何内在联系，而在中国的这种语境当中，大家习惯于把院士当做一种身份、一种待遇，甚至有人理解为副部级，这只是理解者自己赋予的概念。
所以当把“member”翻译成院士的时候，是理解者赋予它更高的含义，而不是翻译者赋予了他更高的含义，我想重大的差别可能就在这里。
说到底，翻译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许传玺没有学术造假，也没有将身份夸大。如果说要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的话，将“member”译为“院士”已得到美国法律研究院和美国业内人士的认可，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记者：一些学者和教授认为，好像徐校长特别偏爱许传玺，因为他是您的山东老乡？
校长：许传玺其实出生在吉林，只是祖籍山东，后来全家又搬回山东。我不仅仅对许传玺偏爱，我对政法大学所有才华出众的人都是偏爱的。我在全校大会上就讲过，校长就是要爱才如命。
我在做法学院院长的时候讲过，做院长要有三个基本功，到了政法大学以后，我仍然强调三个基本功。
第一个基本功是立法者不得制定使自己获利的法律，作为校长或作为院长，任何一个改革的措施，任何一个出台的政策，任何的一次资源分配，第一个受益的人一定不要是自己，而是教师和学生；第二个基本功就是每一个校长和每一个院长，一定要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寻找一批比他水平更高的人才，把他请来，使他能够很愉快地和自己一起工作；还有一个基本功就是，应该去寻找本校以外的一些资源，寻找到这个资源以后呢？拿回来配给学校最需要的人，而这个人一定是最具发展潜力的人。
政法大学组建中美法学院，我不请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人做法学院的院长，难道我请一个从德国回来的？
我对许传玺的爱惜始于1998年，当时中国政府法学教育考察团考察美国，这个团的所有成员都有着对许传玺很高的评价。北大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后来得知许传玺到政法大工作后，多次对我说“我们动手晚了，让政法大把这个优秀的人才抢走了”。
我的看法是，许传玺具备了担当重任的才能，他有资格来担任这个院的院长。
记者：您觉得有必要一定去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活动吗？
校长：到人民大会堂去举行这个活动，纯属偶然。本来是教育部要对许传玺进行一次祝贺，但教育部的场地和我们所选的那个时间发生冲突，就临时决定到人民大会堂。这个活动是校方的活动，不是许传玺个人的活动。现在外界有很多揣测，好像是许传玺个人在造势，这完全是对他的一种误解。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样一个活动，我们是事先沟通过的，花钱很少。
“许传玺事件”的发生，说明政法大学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人才环境，一所大学是一个学术生态系统，妒才与文人相轻是一种学术污染，污染不除，很难吸引更多的像许传玺这样的人才来政法大学工作。
记者：您认为“许传玺事件”是偶然的，还是可以上升为一个“许传玺现象”？
校长：我觉得“许传玺事件”不是偶然的。它可能与中国政法大学最近推出的人才政策及分配制度改革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有关。针对许传玺出现如此大的风波，并不能说这是一个“许传玺现象”，许传玺可能仅仅是这种利益冲突的牺牲品而已。作为校长，我对这种事态感到十分痛心。
记者：难道您就不怕得罪人？不怕改革遭遇失败？
校长：中国政法大学的所有改革都是为了恢复优良传统及打造法科强校，所有的措施都已见成效。
我认为一个大学的竞争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竞争应建立在良性的德行之上，而不是通过诋毁别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政法大人有先来后到之分，但先来者不能把后来者视为“生物入侵”，所有的政法大人都应齐心协力，把中国政法大学尽快建设成为世界知名特色高校。
徐显明校长向记者描绘了中国政法大学未来的美好蓝图，他说学校正在筹划新的校址，如果有可能，他已经作了一些设想———
在未来的新校园里，大门会被命名为正义之门；打开正义之门，踏入的将是宪政大道；通向的主建筑将是法学圣殿；校园内将有几个大的特色广场，可以命名为自由广场、民主广场、人权广场；校园内的道路可分别以平等之路、明法之路、致公之路来命名；把中外100个法学家、政治哲人做成雕塑，分散在校园各个角落；宪政大道的两侧，分别是中国法律数据中心和中国法律博物馆，在法律博物馆内人们将穿过时间的隧道，领略雅典古罗马时期法律人物的思想，同时成为对外展示中国法治的窗口；主建筑的后面是十个学院，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法学家集团所在地；校内既有人文之林，也有科学之园……
采访没有结束，几位记者已经被徐校长的理想深深打动了。
这就是几年前从山东大学副校长及法学院院长走马上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这就是据说断了政法大很多人财路因而备受责难的徐显明，这就是在各种指责中一往无前的徐显明，这就是引进了许多“外来户”让政法大人颇有微词的徐显明，这就是传闻还在折腾要把政法大迁校址的徐显明，这就是把政法大的改革逼到风口浪尖上的徐显明，这就是在所有改革中无私利可图的徐显明，这就是自判“不得罪个人就一定得罪后人”的徐显明。
风波后的思考
顺着想把政法大打造成与北大、清华比肩的徐显明的思路，再来理解像许传玺这样一个没有被北大、清华抢走却选择了政法大的人才。徐显明作为校长为他入选美国法律研究院而在人民大会堂为中国政法大学庆贺，你会不会觉得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联想起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3月6日在正来学堂发表的帖子：“告别求全责备，学会理解宽容”，其中心意思也是说像许传玺这样杰出的年轻法学家，法学界少得很，如果吉林大学有这样优秀的人才，他也会像徐显明校长一样激动万分、欣喜若狂，这是任何一个研究型大学领导人的本能所在、气派所在。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江平教授、张文显教授那样呼吁理解和宽容不仅是个人的美德，也是民主的本质，即使中国政法大学、即使许传玺本人风头有点过盛，人们也没有必要大动干戈，而应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
17世纪法国思想家派斯卡尔曾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让我们以善意待人，在爱惜自己的同时也学会爱惜别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