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 意识形态的改变：钱伯斯的例子
自马克斯写到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废除私人财产及国家干预的乌托邦之后，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兴起了憧憬。其中最着迷的，莫过于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了。钱伯斯于1901年生于长岛，在破碎家庭中长大。1920年代初，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及其后赴欧旅行时，就深受共产主义的愿景吸引。当时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头一次革命成功，建立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在钱伯斯赴欧期间，他挚爱的兄弟自杀了，这对他不啻火上加油。钱伯斯说：「当时我觉得任何造成我兄弟之死的社会，都是不义的，我要向它宣战。这就是我盲从的开端。」钱伯斯特别致力于协助弱势的民众、减轻经济危机、避免战争。
钱伯斯是文笔很好的记者，他从此为左翼报纸写稿，最后自己也加入共产党，起先并不活跃，但后来却逐渐参与地下间谍活动。在这几年期间，他都以共产党的角度公开发表文章，同时私下打探美国的秘密政治计画，告知美俄两地的共党领袖。在此时，「共党理想」也经数次转型。在列宁早死之后，斯大林掌权，一心以建立举世头一个共党国家为念，他实施了彻底拔除资本主义的经济计画，建立在农、工、军等方面足堪表率的社会。他推动集体农场，把产业收归国营，掌控如莫斯科地铁等的重要公共设施。他鼓励或容忍如作家高尔基(Maxim Gorky)和作曲家萧士塔高维契(Dmitri Shostakovich)等前卫艺术家。然而这些令人钦佩的创举并没有维持多久，性格极端偏执的斯大林决心要一一清除所有可能的对手，在1930年代后期发动一连串公审(show trial)，彻底消灭他们。而在1939年8月，就在二次大战爆发前夕，斯大林与希特勒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将东欧画分为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
钱伯斯对苏联如此不公不义的行为终于忍无可忍(如今回顾起来，斯大林的共党政权是史上最血腥的政权之一，保守估计在斯大林时代，至少屠杀了数百万俄国民众)。1937年，钱伯斯冒着自己和家人安全的危险，退出共党。接下来10年，他加入《时代》杂志，成为该刊物最受尊重推崇的作家和主笔──对二次大战时共产党的角色及后续余波，有独到的见解。
如果钱伯斯的一生仅此于此，那么世人对他恐怕不会有太多印象。但1952年，钱伯斯发表了《见证人》(Witness)一书，笔触敏锐辛辣，描述了他的想法在1920至1950年之间转变的过程，一时洛阳纸贵，也让钱伯斯名留青史。
钱伯斯在书中记载了他想法接连发生的四种状态：(一)他如何受到共产主义的吸引，并在1920年代中期加入共党；(二)1930年代末，痛心疾首的他如何退出共党；(三)他最初对于把自己与其它人从事间谍活动的内容，透露给检调单位的挣扎；(四)他最后决定把美国共党的一切公之于世，一方面让家人名扬于世，另一方面却也让他们蒙羞。
钱伯斯认为，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世界，见证了对人性两种诠释的生死挣扎。起先钱伯斯认定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因此追求共产主义，认为这是世界唯一的出路。因为他采取这样的看法，因此也避开了对共产主义的严厉批评，可以说他采取的是基本教义派的死忠观点。
然而接下来共党罄竹难书的劣迹──既有个人的，也有公众的，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层出不穷，钱伯斯看到许多人在国外遇害，有些人在国内被追捕或被杀。他读到在海外有控制心思的情事，后来也在他的共党牢房亲身经历。性喜思考的钱伯斯最后终于决定，再也不能容忍自己死忠共产党徒的身分。他心怀恐惧、浑身颤抖，展读批评共党的文章，并且把自己的疑惑告知好友。在他的想法累积达到关键点之后，他做出了重大决定。他说：「1937年，我就像拉撒路(Lazarus，死后4天复活，见《新约‧约翰福音》)一样死而复生，脱离了共产主义，由6年来深埋的地下，重回自由人间。」
钱伯斯逐渐了解，他开头把世界一分为二，认为只有好坏之分的想法并没有错，只是他把民主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搞错了。真正的对抗是在于信奉神、相信崇高的价值、人类之爱和奉献的人，以及只信仰人和只考虑权力的人之间。起先钱伯斯觉得他应该把自己之所知告诉美国安全体系，提出警告，但没人理会他，于是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义务，可以结束人生的这一章节。他继续担任酬劳丰富的记者，也为人夫、为人父，建立家庭。
钱伯斯在1948年8月一举成名，他揭露国务院官员希斯(Alger Hiss)和他同时成为共产党员，接着又透露希斯参与间谍工作(许多人都不认同钱伯斯此举，有些人迄今还相信希斯是无辜的，不过由法律和历史的纪录，可以证实钱伯斯对希斯的指控为真)。在钱伯斯心中，揭发希斯无疑是义举，虽然他心头不安(此乃我们所谓的「阻力」)，担心社会大众会认为他在搬弄是非、甚至把他当成叛徒，让他的妻儿永远蒙受阴影，害他放弃了身为全国知名杂志资深作者的诸多资源，更何况他认为最后会战胜一切的是共产主义而非民主政体。但最后他还是觉得应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他说：「我知道我已经由胜方转向败方，但我宁可失败而死，也绝不要在共产主义下存活……我非常不情愿地一步一步毁灭自己，只希望这个国家和它所依存的信念，能够持续下去。」
我们可以由许多方面批评钱伯斯，但绝不能说他欠缺勇气。在近代美国史中，他不论在个人或公众议题上，想法都有极大的改变，而且他也尽力把他的心路历程一五一十地公之于世。其中有些事实专属这位来自困惑的年轻人所有，但他故事的大要，却和其它省思共产主义失败的人相仿。
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法国作家马尔罗、意大利作家斯隆(Ignazio Silone)、作家莱特(Richard Wright)等知识分子，都为文描述过他们当初受共产主义吸引，以及后来逐渐觉醒的过程。
这些作家在描写这段通常是痛苦的过程时，说明了深思熟虑(且常常固执己见)的人，如何接纳某个观点，公开支持它、为它申辩，接着不情不愿地发现他错了，再公开宣告自己先前的观点错误。非知识分子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知识分子这么在乎自己应该是对的，知识分子很在意自己清楚明白地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要保持一贯，因为思想是知识分子的核心。知识分子对于认知差异之间的对抗特别敏感，如果有违反他们理论的想法，他们一定要重新阐释它，以消除其间的不一致和不连贯。
让我们举个例子。斯大林和希特勒签下互不侵犯条约时，知识分子为他提出了种种辩解：有人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时间，有人说是为了要对希特勒有更多的影响力，也有人说，斯大林非签这个条约不可，因为他自己国内的反革命力量已经失控。知识分子振笔疾书，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否认许多「一般老百姓」看来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斯大林这样做，根本只是以权力为考量，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在这方面和希特勒及成吉思汗没什么两样)，他号称的社会理想根本是场骗局。
像我这样的观察者事后回顾起来，最教人震惊的是：究竟需要多少的「反证据」，才能让这些人相信共党的说法或理论根本就是错的，他们是多么迟疑，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支持的竟是基础上就有大错的理想。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直接承认错误的声明，很少有如美国共产党员史凯尔斯(Junius Scales)如此坦白的告白：「斯大林──我奉之为共产主义屹立不摇的偶像，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创造者，是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的盘石。这位睿智而仁慈、充满幽默感的人，三年前他去世时，曾让我痛哭失声──斯大林其实是个凶狠残暴、一心只想掌权的怪物！」
坦白说，共产党不容人怀疑，意大利小说家斯隆回忆自己脱离共产党的痛苦过程：
其实脱离共党和脱离自由党完全不同，主要是因为你和党的关系和他们要求你做的牺牲成正比……这是个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极权主义机构，要求追随者绝对的忠诚……诚心的共产党员因为某种奇迹，保持了天生的才智，受尽自己内心的折磨，最后才采取关键的一步，不是完全服膺党的领导，就是完全脱离党的掌控，重获自由，就像克服了官能症一样，摆脱共党的势力而痊愈。
近来许多评者提出另一种解释，说明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如醉如痴的原因。这种持讽刺立场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热爱权力，他们高估自己看清推动社会运作「真正力量」的能力，当权者注意到他们时，他们又太卑躬屈膝。有些人对恐怖行动和暴力怀抱憧憬，忽略到这种作法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现代德国作曲家史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就是这种想法的代表，他无视于世贸大楼爆炸对世人造成的悲惨打击，反而说这次的攻击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史托克豪森漠视了暴行的本质和后果，只把它视为想象的作品。
对于改变想法前倨后恭的态度，有个老笑话描述得很传神：一开始抱着旧想法的人，会批评新想法荒谬无稽；过了一阵子，他就把新想法当成传统智能；再过一阵子，他就认为这个新观念自始至终都是他的点子。不过知识分子对于共产主义改变想法的过程，却从没有那么流畅顺利，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愚蠢、天真，或投机取巧，而常把问题怪在其它地方，认为自己改变想法的转折并没有像外人想的那么剧烈。他们尽量为自己改变想法辩解，认为他们之所以会改变想法，是因为他们得要维护更基本的一贯理念。比如，他们会说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一向都是正确的，斯大林原本是个好人，但却受了法西斯主义的蛊惑，下一位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就可由斯大林的例子中学到教训，不会重蹈覆辙。当然，由古巴到北韩到东欧，一个又一个的共产政权相继失败，使得这种解释站不住脚，但至少欧洲有些马克斯主义者依旧抱持这样的论点。
知识分子的这种倾向，使得钱伯斯公开扬弃共产主义的告白更加难能可贵。若以本书所列改变想法的七大因素来评估，他立场的剧变可说是为他在面对时事(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时，运用逻辑思维的能力，以及这些时事无法和钱伯斯一贯抱持的信念起共鸣之故。其它的有识之士则很可能是因为搜集了许多资料、获得更多资源的机会，或者在许多不同的具象重述中(由小说到个人所受的折磨)看到了相反的证据，也使得他们唾弃共产主义。
在政治的领域，想法的改变往往是逐渐变化，而非石破天惊划时代的剧变，比如原本对共产主义抱持同情心态的人，逐渐不再那么支持拥护它；原本对新国家的民主政体很有信心的人，逐渐改变了他们的信念；原本对市场力量心存怀疑的人，逐渐抱持肯定的看法(反之亦然)。丘吉尔曾有一段名言：「年轻时不信社会主义的人是笨蛋，中年时却还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则是蠢驴。」由于这种想法的改变既是渐进的，比较不会引起抱持想法的本人及周遭亲朋好友的注意，因此往往不必直接面对想法改变的冲突。
在政坛上，由保守的想法转为自由的态度比较容易招致非议，而且有时大家根本不愿相信。原本右翼立场坚定的美国记者布洛克(David Brock)2002年坦承，他曾在报导时扭曲事实〔比如对于左派偶像法学教授希尔(Anita Hill)和柯林顿的报导〕，宣告他如今拥护自由派的理想，而且要弥补过去所造成的错误。他的告白虽然引起大家的注意，但不论是他从前右翼的朋友，或现今左派的支持者，都没有多少人同情。不论如何，凡是人，不论是任何领域，都不喜欢承认错误，其中又以政界为然。前纽约市长拉瓜迪亚(Fiorella Henry La Guardia)曾说：「我犯错的时候，也是经典之错！」不过像他那样坦承错误的政界人士实在不多。
同样也是前纽约市长的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仿佛是呼应他的老前辈似的，把政界人物想法的改变分为两类，他说：「有些人觉得改变想法这种观念是无聊的，其实不然。你经由尝试错误，了解到你抱持的想法是错的……随着你的知识增长而改变想法是一回事，因为政治原因必须听命行事，或是因舆论反应不得不然，则是另一个比较常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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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我为例，我喜欢采取各种不同的立场看问题，如果可能，也尽力协调或综合这些立场。我的个性比较喜欢协调，而不喜欢对立，我研究学问时偏好综合，而非分析。我喜欢以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同一个问题，甚至透过不同的学科领域来探究。我很难想象自己在政治、宗教、学术或其它任何领域、任何事物的「死硬派」，执着于一个不变的观点，也很难想象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地分析某一特定的课题或观念。我比较可能退让一步，把问题放在更宽广总其成的背景环境下考量，或者我会干脆换个问题思索。我对一个问题正反两面的阻力都很敏感，但我也并不会在提出了象征论或分类学之后就撒手不管。我也有一种统一或组合的本能，促使我把所有的元素全都整合为一个整体。在荷顿的设计中，我是期待最后能做中间人的分析者，如果采取七世纪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的说法，则我是想做豪猪的狐狸。如果依照本书的说法，则分析与整合的立场最能引起我的共鸣。
对于举足轻重的事物，要改变想法绝非易事，而要公开宣布自己改变想法，更是难上加难。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很清楚明白而且可以分类的事物上，比如：「我本来是民主党员，但由现在起我要改支持共和党。」或「我终于相信行为主义永远不能解释人类究竟如何学得语言，因此我决定投入乔姆斯基阵营。」我们很难辨识出自己不知不觉奉为圭臬的「主题」，因此更难改变对经验本质的想法。依我的分析，最能引起我们心灵共鸣的想法，就是我们最重视也最不可能放弃的信念。
其实，唯有认定自己善变，或认为自己「有弹性」的人，才会觉得改变想法不难，非但乐于改变，也愿承认改变。但一般人对于这些人改变的想法，往往不会太重视，因为这些人的改变，透露的是他们的性情，而非他们的想法。如钱伯斯、维特根斯坦，或莱维─布吕尔等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原本对某个观点非常认真、执着、热情，但后来却接纳了另一个和原观点截然不同的立场。当改变想法举足轻重时，当阻力消融、新的共鸣取而代之时，我们就会注意它、记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