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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谦：谁说韩寒的《三重门》涉嫌抄袭？

韩寒对外界说自己是反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小混混”，他能把博士理解为“就是学会了把一句谁都听得懂的话说得谁也听不懂。”他自己对文学的理解独一无二：对文学犹如对自己的女朋友一般，无须深度，只要对方看懂就好。韩寒的倔强造就了他锋芒毕露的文字。

是锥子就是要露头的，他以自己的理解向中国教育制度叫板，致使国内许多教育家、学者和教书育人的先生们为之汗颜。在《三重门》里，韩寒淋漓尽致的抒发了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因此招徕骂声一片，要抽他的人纷至沓来，基本上在教育界掀起了“研韩”风波。

我不因为韩寒是我的朋友就看不到他的错误，更不会因此而否定中国教育制度改革成就，中国教育制度近几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新气象，是我们都感到欣喜的成果。不说教育成果，单说中国的文盲都比几年前少了，这就是中国教育的大发展。尽管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步履维艰，但中国现行教育制度绝对不是个畸形儿，它有待于完善。中国现在各领域内叫骂不绝，比如说各种腐败现象，各个贪官污吏，韩寒错在以反腐的口吻来鞭鞑中国现行教育制度，此两者性质截然不同，一个要枪毙，而另一个要劳动教养。中国教育制度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有些偏离正常的轨道，这需要长期的努力改革和实践才能实现成熟和完善的。

　　《三重门》的思想高度是我们同龄作家甚至大多数中国作家无法逾越，这一点值得肯定。譬如其中一章节伊始：“文学是一个美女，还没追到手的努力百倍。但已成为作家的就好比已讨了这美女做老婆的，可以任意作践文学了。”这个说法我也赞同，很多作家都赞同，它代表着一类人对文学的认知。我不说《三重门》是梦笔生花之作，但此书喊出了绝大多数学子们的心声，这也是韩寒能在一夜之间闻名天下的原因。书中的故事情节一波三折，语言诙谐幽默，一些另类的新鲜的词汇雀然纸上。

有人不满，“ 这《三重门》跟《围城》是一个路子下来的，语气一样，情节雷同，结尾相似，简直就是《围城》的翻版！ ”说这话的人自然站着说话不嫌腰痛，我猜想一定是年少轻狂之辈，有媒体记者说得好，“倘若你们也试一着翻一下《围城》的版，你们能翻得出来吗？！”或许能或许不能，毕竟没见到其他的翻版。有人说《三重门》写得牵强附会，我却没有发现一处郢书燕说的痕迹。我也这么认为，韩寒对钱钟书作品了如指掌。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韩寒的作品及语言风格不难看出有钱老的痕迹，尤其是《三重门》，是钱钟书作品影响下的产物。看来，韩寒酷爱读钱老的作品，而且是不止一遍的读，就《围城》这部百读不厌的著作，韩寒至少读过不下十余次，深受其“毒”。钱老的语言组织，钱老的用词造句；钱老的段落结构，钱老的情节布局等等已经在韩寒的脑中根深蒂固，就像身影一样挥之不去，从韩寒的字词驾驭反映出，韩寒是一个典型的钱钟书迷。

有人说韩寒善于“掉书袋子”，前掉古文，后掉英文。说这句话的人是有言外之意的，或多或少道出了韩寒有模仿或抄袭的嫌疑。譬如说，A段我在C书上见过，B句我在D书上看过等等之类的话。这样能“掉书袋子”的人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正好说明韩寒博学，擅长于调古用今。个别说韩寒“掉书袋子”的人怕是别有用心，心存妒嫉的。从古到今，有多少著作中没有掉过书袋子？为什么到韩寒这里，就变成“掉书袋子”呢？我想，假设《三重门》是出自钱钟书这样的名家之手，那“掉书袋子”这词儿马上就会变成“旁征博引”或“引经据典”了。究竟作者在创作中哪些情况是属于“掉书袋子”，哪些情况又不属于“掉书袋子”，这恐怕一时难以界定。

更有意思的人，说《三重门》的幽默和尖酸，深度和底蕴，怕是不及《围城》的几万分之一，我却不以为然，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要写出什么样的作品算得上鸿篇巨帙呢？我的一位作家朋友是个博士，也是研究古汉语的学者，谈到韩寒的《三重门》他也颇有感触：这可是一个高中留级生的手笔，如果您可以屈尊俯就通读全篇，您会发现《三重门》有点像《围城》和《儒林外史》的少年版，其中的智慧、机巧、幽默、讽刺、隐喻、悬念、倒错、借用等传统文人小说的十八般武艺全驾轻就熟，看不出一点儿少年“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痕迹，却显示出钱钟书式的文笔、知识和思辨，显示出成人作家望尘莫及的老道，还有对教育制度和世界政治的反讽，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对男女关系和家庭结构的怀疑，对人性本能和人类理想的批判。

为了“教育”人而写作，为了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和改善人的生活而写作，为了让政府的某种行为更加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向来是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韩寒的《三重门》不是“纯艺术”或“纯文学”。甚至我敢说韩寒对文学理论知识知之甚少，或许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文学，他也许仅仅凭着仅有的一点天赋写下了他想要表达的东西。他没有苛求一定要向世人展示什么，他只是将他在一段学涯中所体验的生活用文字的方式说了出来，作品中难免会有文学技巧的缺陷，包括对人物的刻画，对小说艺术的反映或小说结构布局都无从谈起。《三重门》里没有任何事先设计好的伏笔，没有小说大师的成功和老道，更没有所谓一套小说创作的路数；仅有的一些娴熟，还被一些自认为对文学颇有研究的人认定为是模仿钱老的《围城》成就的。

如果一个作家能赋予文学以信仰的性质，把写作当做一种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道德行为，那便是一桩幸事。别尔嘉耶夫说：“作家没有停留于文学领域，他们超越了文学界限，他们进行着革新生活的探索。他们怀疑艺术的正当性，怀疑艺术所特有的作品的正当性。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带有教育的性质，作家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致力于生活的改善。”这句话蕴含着对作家义务的诠释，作家就应该跻身于生活体验生活，就应该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帮助读者更清楚地看事物，更充实更高尚地生活。《三重门》能拥有几百万读者，能重版重印几次之多，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好作品能震撼人心，能使人心明眼亮，能让人爱不释手。

市场经济为核心的今天，“把文学与人生关联起来，把小说当做生活的‘教科书’，当做从道德情感和伦理行为方面积极地影响读者的人生哲学”的作家已经寥寥无几了，有也是风烛残年或接近残年暮景了。在我看来，韩寒正是为了建构更完善的现行教育教育制度才写《三重门》的，这真是他能成为“80后”文学领军人物的原因所在。

我没有一点催陷廓清的意思，就韩寒本身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