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一直有个思潮，把孔夫子和鲁迅看的势不两立，有鲁无孔，有孔无鲁。可以发现一个规律，讲到鲁迅的时候批孔子，讲到孔子的时候批鲁迅。如何看待五四那一代人对儒学的批评？如何看待鲁迅和孔夫子的关系？
我在一个场合讲过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五四对儒家思想到底批了什么？刚才我说了，五四有个基本口号叫重新估定价值，五四确实有一个对孔子的重新评价问题。在重新估定价值这个范围里，其实批评的是什么东西呢？有两个批判对象。一是把儒学神圣化、宗教化，而这个把儒学神圣化、宗教化的背后有一个中华中心主义，这是第二个对象。因为五四那一代人面对的问题和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不完全一样。比如鲁迅从小读经，孔夫子对他来说读的太多了，他如何摆脱儒家对他的束缚？跟我们今天不完全一样，今天我们是儒家书读得太少了，可以说基本没有知识。他读得太多，私塾天天读，感觉这个对他是一个束缚，再加上中华中心主义在里面，所以他向西方学习。不打破儒家的宗教化，中国不可能打开大门，用今天的话说，是必须改革开放，要打破儒家的垄断地位。所以鲁迅等人强调的、五四强调的不是一般的否定传统，他强调的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强调诸子百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那一代人，他们对墨子的评价特别高，有一个墨子热，什么原因呢？就要打破独尊儒家的那样一个现象，要恢复孔夫子的本来面目，他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重要一家，要把孔夫子从独尊的地位恢复到正常的地位中来，成为诸子百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派别，恢复到这个地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去宗教化，要把儒家去宗教化，去意识形态化，来恢复孔子的本来的那个面目。所以他批判的是被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意识形态化的那样一个孔子，把孔子从一个圣人的地位请下来，和诸子百家平起平坐，这并没有错。这是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鲁迅和孔子或者孔子和五四那一代人在认识上，在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上他们有根本的分歧。孔子他对统治者基本是支持的，他是为统治者着想的，只不过希望统治者能够对老百姓做一些让步，要施仁政，他是统治者，用胡适的说法他只是对统治者提意见，他批评的目的是为你好，他对现行体制是支持、扶持的态度。而鲁迅那一代人对那个王朝持反对态度。有一个比方适合于孔子，他说当耶稣看一个车子要倒的时候，要翻车的时候，耶稣去扶起来，孔子也是扶起来，别让这个车倒。鲁迅说他的态度是：我绝不扶它，我就看它倒。所以他们之间对现今体制和对统治者的态度是不同的。一个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体制内的批判者，一个是体制外的批判者。他们不同。所以鲁迅批评孔子，如果孔子活着的话他也会批评鲁迅，他们之间的争论是正常的，不能够一个否定一个，一个吃掉一个。作为我们来说，有的朋友可能更偏向于鲁迅的态度，有的更偏向于孔子的态度，可能更同情鲁迅或者更同情孔子，这个无所谓，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绝不能支持一个打倒一个，我是孔子的教徒，我非把鲁迅打倒，不必这样的。
所以我说过一句话，也是很沉重的一句话，说大家知道，中华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好不容易有了一个鲁迅，我们付出多大代价才出了这么两个人？我们干什么要肯定一个，否定一个呢？我们能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孔子和鲁迅？当然我们个人可以有不同的倾向，都无所谓，但我们不要支持一个打倒一个，要以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的传统。鲁迅也是传统，相对于孔子的传统，来对待鲁迅的传统，在今天。而不要因为今天捧孔子又把鲁迅打倒，过一天又捧鲁迅再把孔子打倒，我们已经折腾够多了。胡锦涛不是说“不折腾”吗？我觉得文化是不是也要“不折腾”？不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打来打去。这是一个问题，不要把鲁迅看成一个罪魁祸首，今天要强调传统就必须把鲁迅打倒，不要走这个路。
刚才我说了，鲁迅那一代人他们是传统读的太多，成为毒害了，所以他们侧重于批判。而我们这一代人，说老实话我们对传统知道的太少了，这涉及到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确确实实存在一个和传统断裂的问题，这必须承认，不要说在座诸位，说老实话我自己对孔夫子知之甚少。问题是这种文化断裂的现象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完全不同意说从五四开始，因为非常简单，你只要看看五四那一代人，他们有多高的传统修为，他们是学贯中西的，他们绝没有因为学西而放弃东。这个传统一直传下来，一直到40年代的西南联大，传统并没有断裂，一直到西南联大传统都没有断裂。真正断裂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从50年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开始。这就是1956年的反右运动。在1956年的反右运动以后，我们都经历过的，在反右之前我们还读了一些古书，反右之后就不让读古书了，后来还反对“封资修”。所以反对封资修既不能读传统，也不能读西方，也不能读苏联，我们就是这一代人培养出来的。这样一个文化政策怎么能不和传统断裂，和西方也断裂？我自己很沉重地讲，我说我自己的知识结构上存在巨大的缺陷：两大缺陷。第一个，不懂外文，在这一点我非常羡慕在座诸位，在这一块你们比我强多了，我不懂外文就意味着和西方传统断裂，同时古文修养很差，当然也可能比在座的各位好一点，但总体来说很差，和我的老师完全不能相比。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就和传统断裂。所以断裂是从50年代开始，这个帐不能算在五四那一代。像鲁迅，正好是把中国传统的最优秀的东西继承下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鲁迅的启蒙主义？因为有的人说的好，这个启蒙主义是有问题的，启蒙主义搞不好会导致专制，问题是鲁迅启蒙主义是什么样的启蒙主义？这里面有两种启蒙主义。一种启蒙主义是什么呢？把自己看作是真理的掌握者、真理的宣示者、真理的传播者，他把他的所谓被启蒙对象都看作是一些愚昧的人，他要把真理，他自以为的真理强制地灌输到他的听众、读者中去。这种启蒙主义会导致专制主义，这样的历史教训是非常多的。但是鲁迅的启蒙主义不同，鲁迅最反对两个东西，而这又恰好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喜欢的两个角色：一个是当国师，一个当导师。当国师认为自己有一套治国的方法，你看看今天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这个倾向，觉得有一套治理中国的韬略，所以你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喜欢诸葛亮，很多人向往的一个典型。为什么？因为三顾茅庐，中国知识分子就是想三顾茅庐，到现在还有很多。他自以为有一套治国方略，自以为是真理的掌握者。还有一种想当导师，要给青年指明方向，跟我走就行了，你别思考，跟我走。而鲁迅恰好相反，他就拒绝当导师，刚才我们说他在面对各种困境的时候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道路，他在困惑，在矛盾，他的伟大在于他正视矛盾，他并没有解决矛盾。所以他不是真理的掌握者，也不是真理的宣示者，他是真理的探索者，他和我们一起来探索真理。
我曾经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曾经把鲁迅的演说和胡适的演说做了一个对比，大家知道胡适当时是非常杰出的人物，但是他有国师情结，也有导师情结，这是他的弱点。胡适的北大演讲是很受欢迎的，在北大演讲，鲁迅、胡适是最受欢迎的两个演讲者。我研究过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他讲得很明白、清晰，他很明确地给学生指一条路，所以听完他的课学生很兴奋，要跟胡先生走。而鲁迅演讲恰好相反，他刚刚提出一个命题，紧接着自己就把这个命题给否定掉了。他著名的演讲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妇女的解放根本问题是经济解放，如果经济不解放，你走出家庭最后还得回来。他最后不是给观点了吗，也很明确。但他紧接着就说，如果你要问妇女如何才能争取真正解放？我也不知道。我不能给你指路，我只能告诉你经济解放可能是一条可以走的路，但到底怎么走我不知道。还有他一个很有名的命题，中国要改革很困难，把一个铁炉子从这儿搬到这儿来都得流血，那么紧接着说，你认为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所以鲁迅把自己的困惑也讲出来，是和你一起探索，一起找路。所以我就曾经说过，听鲁迅讲课是非常吃力的，你一边听他讲一边要想，第一个，他讲的对吗？第二个，到底该怎么办？他回答不了。
所以你要问鲁迅你该怎么走，这个问题就问错了，不能去问鲁迅，问胡适可以。所以正因为这样，我觉得鲁迅一个最大的优点，就他不试图收编我们，让我们变成他的信徒。在鲁迅面前，我们永远是独立的、自由的。这才是真正的启蒙主义。鲁迅式的启蒙主义，就是和我们一起面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和我们一起探讨我们应该走的路怎么走。像鲁迅说的，因为他经验比较多，所以听他讲讲是可以的，因为他的经验很丰富，你听他聊天是可以的，但是向他求教怎么走路那是不行的。所以真正的启蒙主义不过是一个年长者，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人跟我们大家一起聊天而已，平等地一起来聊天，一起来探索，这才是真正的启蒙主义。
当下的中国有些人，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方面来否定科学民主，否定启蒙主义思想。而鲁迅坚持启蒙主义，坚持科学民主，他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但同时刚才说，当下中国还有另外一种思想，就是科学主义思想或者伪科学主义，和这种科学主义相关联的物质主义思想。就是把中国的现代化，讲的非常简单，什么叫现代化？就是科技现代化，就是物质发展，物质文明，而完全忽略了人们的精神，忽略了精神的文明。鲁迅讨论过这个问题。刚才说了，他说什么叫现代化？他用的概念叫“精神文明”，还有一个说法：仅仅有物质的富裕不是文明，人的个体的、精神的自由，这才是我们现代化的意义，或者多方面结合才是我们现代化的意义。我们不是否定科学，也不是否定物质，而是避免把它唯一化，这个倾向在当下中国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大家都会有实际的体会。包括在年轻一代影响特别大的，比如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很多年轻人追求的成功人生是什么？就是有一套房子，两套、三套、四套房子，有两部、三部、四部汽车，这是很多人心中向往的一种成功人士的生活，跟这种伪科学主义、伪物质主义相关联的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现在正风靡于中国。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鲁迅对科学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对启蒙主义的思考和质疑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就是说，今天我们还是要坚持民主，但同时我们还要强调自由，还要强调平等，特别是要强调个体的精神自由。我记得去年在汶川地震之后，我在一次演讲中说，汶川地震一个最可贵的理念就是强调每个人、每个独立的个体的生命都是第一位的。过去我们有很多混乱，我们老用多数、大多数，用抽象的概念代替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我们流行一个口号为人民服务，但是我们讲的人民是抽象的空洞的人民。曾经出现过一个笑话。有一个顾客跟商店服务员发生冲突，顾客说你不是为人民服务吗，你怎么不给我好好服务？那个店员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我们要强调个体的概念，对个体的尊重，这是汶川地震带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很容易忽视个体。我们太容易形成多数暴力，常常忽略了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和权利、个人的意见，缺少一种保护少数人的机制和思维。所以鲁迅对于“民主可能导致多数对少数的暴力”的警惕以及对个体自由的强调，是很可贵的。毕竟民主很可能导致少数人的民主，而忽略了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特别忽略了我们今天讲的弱势群体的民主权利。鲁迅对于科学民主、启蒙主义的反思，对于自由、平等这些问题的强调，在今天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当然，鲁迅这些具体的观点，包括我刚才介绍鲁迅时讲的观点，大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一开始我就强调了，鲁迅的五四是五四精神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全体。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属于自己的选择。你可以更偏向于选择陈独秀、李大钊的五四，也可以偏向于胡适的五四，也可以像我这样偏向于鲁迅的五四，这个问题不大，关键在于我们要看这背后的一种精神，可能是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
我以为鲁迅对于启蒙主义、科学民主这种既坚持又质疑的态度的背后，隐含着一些很重要的精神，其中一个精神就是怀疑主义精神，怀疑的、批判的精神。另一种就是刚才说的，独立的、自由的精神。我们刚刚反复强调的，鲁迅最终的希望，是唤起我们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意识。讲到鲁迅的批判时我们常常有一种说法，认为鲁迅只批判不创造。这个不大准确。中国人总是喜欢非此即彼，我们不仅把孔子和鲁迅对立起来，这些年又有一个倾向，把胡适和鲁迅也对立起来，绝对对立起来，有胡无鲁，有鲁无胡。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尽管鲁迅对胡适有很多尖锐的批评，他们之间也确实存在一些原则性的分歧，但是胡适始终强调鲁迅是我们自己人。什么原因呢？他们都是五四中的人，他们的基本点是一致的，那么现在这些朋友们为什么专门强调胡适，批判鲁迅？有一个理由，胡适是建设的，鲁迅是破坏的。胡适强调自动建设，是建设性的，而鲁迅这个启蒙主义改造国民性，是批判的，是破坏的。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在我看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仅要解决制度问题，同时也需要解决国民性的问题。这是同时需要解决的，不能用一个来否定一个。比如说你只强调改造国民性，就变成启蒙至上，而否定了制度的改革和建设，那是不行的。但反过来呢？鲁迅有句名言说的非常好，他说中国是一个大染缸，在外国再好的制度，如果染缸不变，到中国来也要变色的。这确实如此。这个染缸怎么改变？最根本的要改变中国国民性。所以制度建设和改造国民性这两个命题不是截然不同的。鲁迅强调改革国民性，胡适强度制度改革，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都有合理性。另外也不能简单认为鲁迅就是破坏，其实鲁迅是非常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工作的。鲁迅翻译了那么多外国作品，鲁迅编那么多刊物、杂志，写那么多著作，他都是在进行基本的文化建设。所以鲁迅说自称为文化苦工，在中国肯做文化苦工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把鲁迅看的只是破坏，而没有建设，也是不对。总体来说鲁迅精神在我看来同时也是五四精神。
我归纳出八个大字来，就是独立、自由、批判和创造。这种独立的，自由的，批判的和创造的就是鲁迅精神，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精神。他们的主张和具体看法，在今天不一定完全合适，但是它内在的独立的、自由的、批判的、创造的精神在今天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就想用这八个大字送给各位，我的演讲到这儿，完了。
主持人：非常感谢钱老师的精采演讲，我今天非常感动。钱老师家住得非常远，以七十高龄来到我们首都师范大学。首师大的同学也让我非常感动，有的同学提前三四个小时在这里等钱老师，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我非常感动。也说明了钱老师在我们广大青年同学中崇高的威望，他永远是我们年轻人的好朋友。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留给现场同学，我们可以和钱老师互动。
提问1：您能不能就个人崇拜的问题给我个解决方法？
钱理群：这恰恰是我要拒绝的问题，我也找不到方法，但你意识到中国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整个中国思想界都容易走极端，不是红就是白，一个否定一个，这是一种思维定式。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从这当中去摆脱，摆脱这样一种模式。所以我觉得你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一个进步，具体怎么摆脱要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事情解决，这也没有办法讲出具体的方法。
提问2：我觉得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对我们大学生而言，我们很需要一种批判性思维，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把这种批判性，就您自己而言，怎么把批判性转变为创造性？怎么能够成为点亮我们心灵的蜡烛，成为我们前进的方向？
钱理群：这些年退休之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叫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所谓想大事情其中就包括批判性，你熟悉我的话，就知道我的思考问题是有很强的批判性，我想大问题有很强的批判性。但是我觉得要落实到做具体的小事情上，比如今天这个演讲，我的演讲内容有很大的批判性，具体落实到我的演讲里，我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我今天讲的话全部都写下来的，不是随便乱说的，就是我们要想大问题，要批判历史，但是必须具体落实到一件件小事上，这每一件小事都具有建设性。这是我的经验，向大家介绍一下。
提问3：其实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我们一直在学习方的科学技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过。但是这样的学习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科技主义，乃至技术主义在中国的猖獗，以至于它带来的这种对人文精神的削减和现在中国人文教育的缺失，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当今的中国，人文和科学这两者有没有融合到一起的可能性？如果有怎么融合？为什么要融合？
钱理群：你问题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学习西方。鲁迅有一个说法，我们学西方常常不学它的根底，而学一些枝叶。就是什么呢？有一个说法：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我们只学用。你说为什么导致我们学西方常常导致只学科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拒绝学它的“体”。实际上这个“体”才是根本所在。具体的制度操作，各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是最基本的精神，基本的“体”下的问题，我们常常拒绝学习，这可能是导致你说的科学主义的泛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比如我们大学，我们现在学的许多西方大学里的表面的东西，我觉得很多甚至我觉得都非常滑稽，我都不大理解。比如我们过去上课，我印象中我们是休息的，但现在都通课，这个大概就是西方的，这些枝节都学来了。对大学的基本的理念，就是蔡元培讲的，那个实际上已经变成中国的了，兼容并包，这个就是西方来的，蔡元培已经把这个转化成中国自己的东西了。另外科技和人文的融合，就是文理交融，实际上在蔡元培时代，北京大学就已经提出文理交流的思路了，而且可以断定一种趋势：21世纪科技的发展绝不会是纯粹的科学发展，实际上已经走向综合，把人文和科技结合起来，这已经是人类的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正应该就朝这个方向努力，不是不可以。实际上我也做了一些建设性的小事情。我在北大最后一段时间，我上的课大家都想不到，我主要是给理科的大一学生上课，就是在具体实践中把文理交融。所以我觉得，包括科技和人文怎么交融？也需要从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做起。
提问4：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学生而言，理想和信念很重要，但是通过我将近两年的大学生活，我发现无论我自己的学校，还是其他学校的很多大学生，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大家存在着意识形态灌输之下带来的严重的精神虚无，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很震惊。我想问现在的大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理想与信念？
钱理群：我补充一下，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在好多场合都讲，当前大学以至整个中国教育最危险的两大思潮，一个虚无主义，一个是实利主义，这两者已经成为当下威胁最大的思潮。正因为这样，我去年出了一本书，叫《致青年朋友》，这里收录了很多演讲，主题都是针对的虚无主义和实利主义。因此我要提倡理想主义，而我之所以要提倡理想主义，是因为我自己本来是理想主义者，我们这一代老理想主义者有很大的教训，现在的理想主义要和我们老一代理想主义有距离。老一代理想主义有三个问题，第一总是希望彻底解决问题。比如说要把国民党的政权推翻了再建立新中国怎么怎么，可后来证明了推翻后并没有解决问题。我现在主张渐进的、改革的理想主义。第二个我们那个时候有一种想法，总把理想的实现放在遥远的未来，因此就形成一个很可怕的理念——为了未来的理想实现，我们需要牺牲现在的一切，因此上了很多当，上了很多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行骗的当。目前我认为，理想主义应从现在做起，从自己的存在做起，从改变与自己的存在做起。第三我们这一代理想主义有一个弱点，他老强调牺牲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和理想的东西是对立起来的，而我觉得今天的理想主义者，首先是为自己，是自我生命的一个健全发展的需要，当然我也要考虑为别人，但是首先是把为我和为别人两者统一起来，不要盲目地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这是我们过去的老理想主义的教训。
我年轻的时候提倡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渐进的，改革的，从现在做起的，从自我生命出发的，自愿的这样一种理想主义。因此呢，我非常支持志愿者运动，说老实话，这一点我可以说点大话，我很自豪的，中国年轻一代志愿者运动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他们，一开始我就参加了，那个时候力量还很小。所以我觉得志愿者的组织，当然我强调志愿者组织是志愿的，不是有组织的，我们现在有两种志愿者，我更注意的是志愿的，自发的。我建议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朋友做起，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联合起来，做自己理想的事情，这是理想主义的开始。这是我对你的建议。
提问5：请问钱老师一个专业性的问题，您是否能出一本关于鲁迅饮食的书？另外，我想知道您怎么看待我们这个民族与饮食的关系？鲁迅的饮食对他的个性是否有影响？
钱理群：你这个问题才专业化了，我没有专门研究过鲁迅和饮食的问题，但是我也注意到一本书，就是邓云湘先生写的北京风土，还有鲁迅的日记。鲁迅他们这一代人有一个特点，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饭，宴请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你看鲁迅日记里有大量关于他吃饭的记录，而鲁迅非常有意思，他把到什么饭店，吃什么东西全部记下来。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有很大的社会价值，因为邓云湘先生说要研究民国时期北京的饮食店，有哪些饮食，最权威的记录就是鲁迅的日记。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像他们那一代人，比如办一个杂志，比如办语丝杂志，他们定期要吃饭，很多问题都是在饭桌上解决的。但下面说的更深入的问题我就答不上来了，到底饮食对鲁迅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我就说不上来了。
我突然想起一个小故事，有一天鲁迅在家里吃饭，有一个菜，大人都说很好吃，但是小孩说不好吃。他们就吵起来。鲁迅说，孩子说这个菜不好吃一定有问题，他一吃发现这个菜是馊的。
提问6：钱老师，您讲过中国文化的断裂是从反右开始，我想问下反右的种子，是不是在五四埋下的？当时发动反右这场运动的时候，那帮人应该也是在五四成长起来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消费时代，请问您认为现代这个社会，中国社会有没有可能再经历一次五四这样的启蒙运动，或者还会出现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吗？谢谢。
钱理群：你的第一个提问有一点问题，你从逻辑上讲就有问题。反右的发动者，我第一个想到毛泽东。反右的发起者毛泽东当然是受五四影响的，你不能因为他受过五四影响，他又发动了反右，反右就是五四引起的，这个逻辑上是不是有一点简单化？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绝不是根据五四的理念，但毛泽东所发动的反右的逻辑恰好是和五四的这种民主、科学精神是违背的，在我自己的知识范围内是这么看的。比如他显然违背了民主精神。而事实上，当时被镇压下去的右派，很多人都自觉的要维护五四传统。去年我出了本书叫《拒绝遗忘》，其中讨论了1957年北京大学有一个民主运动，这个民主运动的核心就是希望要发动一个社会主义的五四运动，就是要在50年代发动新的文化运动，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他们右派的根子。从发动者的理念来看很难说是跟五四是直接相联系的。
至于今天，是不是需要新的五四运动呢？我觉得因为今天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远远比五四时期复杂得多，可能不是简单的再发动一个五四运动就能够解决的。但是我觉得，在今天启蒙主义还是有意义的，但是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再发动一个运动，要发动也发动不起来，现在也不具备这个条件来发动。
人们经常要问，今天还有没有鲁迅？能不能产生鲁迅？说得更多一点就是被大家所热衷的话题：有没有大师？我觉得今天中国是无大师的时代，所以有人很沉重地说今天大学已无蔡元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其中有一个客观背景，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北大蔡元培之所以能留在北大，执行这种兼容并包的政策、教育方针，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是一个弱政府，当时北大能够因为和教育部发生冲突，宣布脱离教育部，你说今天的北京大学，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能脱离教育部吗？所以我认为今天恐怕很难出现鲁迅这样的大师，但是鲁迅这样的批判者是应该出现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虽然我们不可能出现思想家，但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思想者。所以我觉得今天不可能出现大师，出现鲁迅这种人物，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批判者或者做思想者，每个人都可以做。这样的人多了，像鲁迅说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这样人多了，我觉得可能两三代之后会出现大师。
提问7：我注意到您刚才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鲁迅和胡适的演讲风格问题，您说胡适的风格是明确的，明晰的，让听众比较振奋。鲁迅呢，您说我们听完之后，他自己也在探索，也没有明确答案。我想问的是，您觉得您的演讲风格更接近哪一个呢？
钱理群：实际上我已经讲过，我对我自己演讲是有反省的，我就说说我的第一个研究生(孔庆东)，他对我的讲课的反应，我觉得能反映这个问题。他当年做我的研究生，当然是我的崇拜者，所以我上课的时候他都坐第一排，而且竭力想引起我对他的注意。但是听着听着他就躲到一边去了，后来他有一个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非常好。他觉得听钱老师演讲，有一种震撼力，有很强的震撼力，有很强的被裹进去的感觉。开始我非常欣赏、着迷，后来发现这样不行，这样我自己就没有了。他就想躲，想逃避。但是他又舍不得不听，于是坐在一个角落里。既听，又不至于被裹胁。我是自觉做启蒙的任务的，你既然启蒙当然需要对读者、对听众有一种影响，但是影响太大以后你反而用你的思想笼罩住他，这样就可能阻碍他。我反复强调一点，讲鲁迅的例子其实也在暗示大家，听我讲课千万保持独立性，我决不试图收编大家。也是对我自己可能产生问题的警惕。
提问8：您还有一个学生写过一篇，好像是把你比喻作灯塔式的人物。他们说的跟实际有没有不一样？
钱理群：我跟我所有研究生说过一句话，研究生和老师的关系应该有三部曲，第一部曲开始需要模仿，就像写大字要描红一样，开始要模仿，要把老师的最大优点吸取过来。模仿之后把老师的优点吸收过来以后他就有任务，就是要走出老师的阴影，这个老师越强大，他走出的任务越艰巨，也就是他在一定程度上要背叛自己的老师，这个时候师生之间有时候甚至会发生很尖锐的冲突。在第三阶段，在更高的层面上他又和老师相比，我觉得是经过这样的三部曲。其实我的学生都期待着我的一个评语，什么评语呢？就是说你现在可以离开我飞了，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对这个学生有一个判断。我不随便跟学生说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有的学生到现在还不能离开我，虽然已经毕业了。离开后我和学生的关系就发生一个变化，从师生变成师友之间，因为师生关系不可能改变，永远是学生，这个没什么话可说，但同时还会逐渐成为朋友。我现在和我很多学生基本上保持师友这样的关系。这种改变还有一个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既然是师友之间大家就可以有分歧，大家就会有不同意见，而这个不同意见完全正常。这个大概就是我对师生关系的理解。
提问9：可能鲁迅对您来说也算一个老师辈的人，我想问问您跟鲁迅的关系。我看过一篇文章，《钱理群在鲁迅的背影里》，它说钱理群这一代是幸运的，他们找到了鲁迅，所以他们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受到鲁迅的影响。您觉得这个评价，您认可吗？您觉得这是对您的夸奖，还是？
钱理群：这个我几乎是在所有的演讲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和鲁迅的关系。实际上，因为在座的有研究生，我想扩大来讲，我指的对象应该是指一些大家，不是所有的对象，顺便说一下我是主张每个研究生要研究一些大家的，就是你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底，就是对于大家的掌握。比如学术上我就掌握两个大家，鲁迅、周作人，这个对我的学术发展至关重要。当你研究大家的时候，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什么关系？我想讲两个方面的关系。
一个方面的关系，其实我曾经用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季羡林先生在邓广铭先生去世之后的概念，我跟鲁迅先生的概念也是，我是后死者，鲁迅是先驱者，我研究鲁迅，我就有一种责任感，我就有一种使命感，我感觉到鲁迅对我有托付，甚至说是托孤。因此我给我自己的鲁迅研究定了三个目标，坦白说这个目标过去不敢讲，现在退休老了可以倚老卖老来讲。第一个，是讲鲁迅，第二个接着鲁迅往下讲，第三个接着鲁迅往下做。我认为这是后死者对先驱者的责任。讲鲁迅大家好理解，那什么叫接着鲁迅往下讲？因为鲁迅的许多命题，像刚才说的，鲁迅不可能面对以后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先研究鲁迅，然后得到启发继续讲鲁迅没有讲的东西。去年我发表了一个“孔夫子在当下时代”的命名文章。鲁迅写过一篇文章，“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我是完全自觉的接着鲁迅往下讲，当然我知道我的往下讲和鲁迅不能比，不在一个层次上，但是我用鲁迅的眼光看当下的中国的孔夫子，又做出我自己的发挥，我认为这是研究者的责任。第三个层面不仅要接着往下讲，而且要接着往下做。我为什么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因为那是五四时代关注的传统。这叫接着往下讲，接着往下做。
第二个关系，就是刚才说的，对一个大家，其实应该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你能不能走进去，能不能进入他的世界？这其实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越是博大精深的大家进去就越困难，进去要出来更困难，要进去要出来。不仅要出来，而且要成为他的批判者，看出他的毛病。研究者最高境界，是成为你的研究对象的批判者。其实这也是鲁迅的托付，鲁迅在很多场合都说，我现在等不到一个真正击中我要害的人，我自己很想使自己成为击中鲁迅要害的人，但是这不是你想不想走出来，而是说你需要更大的思想文化的力量，文学力量，你有没有这种力量。所以对我来说，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我跟鲁迅的关系是什么？我大体可以这样讲，我大概进去了或者基本上进去了，我自己很自豪这一点，基本进去了。我也努力地想出来，但是基本上没有走出来。这就是他们说的钱理群走在鲁迅阴影下，这是我内心很悲哀的事，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不想，我太想我走出来了。我想我走出来再批判鲁迅我多伟大，但是我做不到，我没有一个某种程度上比鲁迅更强大的思想，我只能努力地走出来，大概是我现在的目标。我曾经多次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大师的，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根本性的局限，包括我自己的鲁迅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