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增强轻核理论组的研究力量，黄祖洽和何柞麻多次向钱三强所长建议，调本所1955年荣获“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光荣称号的副研究员于敏来参加研究工作。钱三强考虑了再三，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准备让于敏任轻核理
论组副组长。1961年1 月12日，钱三强约于敏到他的办公室，严肃而秘密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二机部党组批准，决定请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时年34岁、已经在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开创性地辛勤耕耘了近10年并做出了出色成绩的于敏，做梦也没有想到领导会让他参加氢弹理论研究工作。一开始他感到脑子有点发蒙，以为自己听错了。当他很快明白过来，知道这是领导上的决定要他去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后，他的心中矛盾了起来。他觉得自己性格内向，喜欢宁静，喜欢从事比较自由的基础科学研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况且当前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在有可能取得更大成果的关键时刻，有些舍不得停下来去改行。然而，于敏马上又想到：中国多少年来贫穷落后，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和蹂蹭。自己青少年时代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当亡国奴的屈辱生活，依然在心中留着深刻的惨痛印象。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又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战争威胁。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不强大，就不可能真正地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现在国家遭受了天灾人祸，经济困难，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撕毁协议，停止援助，撤走专家。在这样的情祝下，中央仍然坚持要继续搞原子弹、氢弹，显然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历史任务。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国就无家，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强调个人的兴趣、志向和名誉？正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促使于敏面对这样重大、艰巨、光荣而神圣的任务，觉得自己不能再有另一种选择，只能接受。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以后，于敏毅然决然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他下定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摘录者的一点感想：差不多同一时候，另一位年轻一些的物理学家也被领导提出了类似要求，他以“我还是对基础研究更感兴趣一些”为由拒绝了。这个人二十年后在恒星演化方面做出相当大的成就，被一些人吹嘘成“中国大陆最接近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说来很有意思，冷战期间双方
基础物理的交流还是通畅的，唯一的例外就是恒星演化。因为恒星演化研究的恒星内部高温等离子体和核武器爆炸时高温等离子体是一样的。一直到80年代，双方的天体物理学者才能再次聚首，原因和双方都完成了核武器小型化的关键研究（双方都达到了核武器的物理极限）不无关系。此时一些国家如伊朗，伊拉克，朝鲜也纷纷派出研究生到先进国家学习天体物理。真不知道为什么霍梅尼，萨达姆，金日成这些国家领袖为什么同时对恒星演化感兴趣了呢？于敏如果坚持基础物理研究，是否会取得类似或者更大的个人成就呢？最后提一点：上面说的那位比较年轻的物理学家就是大名鼎鼎的方励之。

作为美国某知名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直到21世纪初，他仍活跃于物理学研究领域和某领域，这和由于身体原因1988年就基本淡出学术领域的于敏比起来，实在是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