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为什么“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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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红”是薄熙来引起争议的重要原因，也是令许多人感觉不可思议之处。从薄熙来个人的经历、环境判断，他没理由很留恋毛时代的东西，至少不会像他现在所表现出来的那么虔诚与推崇。更大可能是，“唱红”只是薄借用的一个手段，通过这种借用，他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其一是树立和推广一种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的阕如，正是当下中国许多弊端的根源，也是弊病难改的症结之所在，对这一点各方应无疑义。当代中国亟须建立一种主流价值体系，薄看到了这点。但是，作为一方诸侯，他不能，也不敢另起炉灶自建一套体系，于是只能在官方的武库内翻箱倒柜寻找。在官方认可的各种话语之中，除了毛时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外，还有何种话语具有价值指导的意义？邓是实用主义者，对价值问题含而不露、存而不论；江萧规曹随；胡略有调整，但根基还是扎在邓、毛之中。所以，既要弘扬某种主流价值，又必须顾忌官方语境，薄其实别无选择。

值得关注的是，薄弘扬主流价值的方式很有特色，即所谓 “唱读讲传”。也就是由官方提供价值内容，通过官方渠道全力传播，借以影响公众。这其中，没有对其他观点、说法进行针对性限制，只是“我说我的”，从内容和渠道两方面尽力放大自己的声音；同时，你也可说你的，“唱红”并没有要求禁绝不同声音。

反观现在全国多地展开的所谓“反三俗”，则是自己提不出一套堪作“主流”的东西，只知道限制别人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不许说这个，不许说那个。两种做法，高下自现。

作为政治合法性建构和社会主流价值建构的一部分，政府不可能不提倡一种东西。在政府掌控大量资源的中国，尤其如此。重要的是，这种弘扬，不能禁绝其他表达。你可以利用优势放大自己的声音，但要让其他声音也有起码的表达途径。这是在现代社会维持思想文化活力的必要条件，也是保留一定的竞争机制以促使社会进步的基本要求。真理不是由声音的大小决定的，因此，不怕官方声音大，就怕它自己既说不出什么，又不许别人说。那样的社会，就只是一潭死水。

其二，“唱红”是欲有所作为者的护身符。中国是个讲究循规蹈矩的国家，官场尤其如此。升官的终南捷径，就是只搞关系不做事。做事必得罪人，必触动既有的游戏规则和利益格局，必引来非议，遭致反弹。在中国，凡真心诚意想做点事的官员，大多没有好结果，而且往往被半途拉下马来，要做的事不了了之。这方面，吕日周、潘岳都是例证，官场对这些“麻烦制造者”的反应，效率很高，至少比对待腐败分子的反应要快得多。

薄熙来在重庆闹出的动静，比吕、潘大多了，为什么他没有被官场的潜规则逼下台？究其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其中的关键，还是他早在“有所为”之前，就通过“唱红”给自己此后的所作所为披上了一层保护色。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至今仍是中共正统合法性的根基所在。立足在这个根基上，从这个方向上阐述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只要不直接反对“当今”，就谁都不好PE]晰POST /cgi-bin/mainboard.pl HTT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