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的时候，记得当时中国的《读者文摘》有篇文章，感叹内地和香港民众的素质差距，文章中说，大陆的司机在发生两车事故后经常是吵架甚至打架。而香港的司机在发生事故基本不吵架，而是各自找电话亭报警，报保险公司。由此作者感叹两地人在面对纠纷时不同态度和素质。

也是上世纪末的时候，我当时外派在上海通用汽车做项目，记得通用汽车宣传栏里有2篇互相针对的文章，一篇是以人权为旗号斥责中国不强制设立车辆保险，是对人权的漠视。一篇则是用政府宣传的口吻驳斥对方不懂中国国情，干涉中国内政。

当时我就觉得两篇文章都有问题，说人权的这个有点上纲上线了。因为毕竟保险只是负责出事故后的经济纠纷解决。而无法避免事故本身。不过反驳的也莫名其妙，啥国情你出事故的赔偿都可能会是巨大的，有保险总比没有的好。

在交强险问题上，国外人权组织一直对中国有谴责，不过我很怀疑中国的保险公司自己也参与了暗地里推动。自然也是有利益的目的。不过好在中国有了套“学习西方”比较成型的车辆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计划。虽然反复强调这不是受国外组织干涉的结果。

在保险后呢？比如我开车，去年被人撞了2次，没有任何争吵。原因很简单，要么事故一方认全责，如果一定要争论到底几几开，大家到时候保险理赔都麻烦。而反正是保险公司出钱，所以大家也不是很在乎了。在出时候后，对方都是先反复道歉，后再赶紧跟我说不撞不相识嘛（他们撞我的当然这么说拉）。我也无所谓，因为有保险理赔，这样被撞了，修一下，还能顺带叫修理厂把我车上其他刮伤也修补了。不用我再额外出钱。

So 在我们有了比较成熟的汽车保险计划以后，马路上基本大家不再吵架甚至打架了。原因很简单，以前大家不上保险，一个事故到底是55开，还是46开自然要争论，差一成差很多钱。有了保险，自然就不需要再这么争论了。出了事故赶紧报警，处理掉事故大家好去办事才是真的。

没有什么思想教育工作，也不需要人民有多少觉悟，制度改善了，人的“素质”也就提高了。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有的人把这个事情上纲上线了，还有利益集团故意推动，但未必这是坏的。

我想中国之所以没有民主自由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因为我们在封建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还很短，文化传统上还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好的制度是可以帮助人民更好的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相处的方式。比如，在监管领域的腐败和低效，造成了社会造假成风，我并不会因此而认为中国人就只会抄袭和造假。这仅仅是坏的制度造成了不良的竞争，我们也没必要苛求所有人在这样的制度下保持高度的道德自觉，这也不现实。（并不是否定方舟子打假的意义。）

我不认为美国人比咱好哪里，他们也有制度混乱的时期，他们在那个时期也不比我们好哪里，只要缺乏监管，美国黑心商人一点都不比中国的黑心商人客气。同样的，要给美国官员都以中共官员那种绝对权力，我估计贪污腐败包二奶也是一大批。

制度对人民的素养很重要，而能不能建立好的制度是执政党和人民对社会管理认识的水平所决定的，这点上确实有待提高，如何提高，我的看法还是向工商业很成熟的西方国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