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篇余英时关于陈寅恪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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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对历史带有感情色彩，和其在香港受业钱穆后来到美国留学的经历有关，也远没有达到陈寅恪的对中西历史和文化的“通识”。陈寅恪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的，但对真实的历史、“对科学的理念”（那个时候或者更多的人更愿意用“真理”指称）不带感情色彩，这是余远不及陈的地方。

1。余解读了陈晚年一部分心境，但不完全。和王国维一样，陈以一种个人无法左右的历史的必然来看待晚清以后的社会变化。“戊戌变法二源”“诗书哪能动江关”等更多的诗文旨在此意。

2。陈对历史发展的细节或许因为信息来源的问题先后有变动，但对历史的观念早在哈佛求学时就已形成，后来再无变化。余缺乏对西方科学理念的领悟，对历史并未形成通识，研究方法也无创新，远不及开新风的王陈（王陈在于对特殊地域形成的中国社会文化的广博的知识又接受西方科学理念从而洞察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演化规律从而可以发别人之未发或不能发之议论，后人多从细节入手总结出条条框框来概括陈寅恪的治学方法，谬之远矣）。

3。余不能理解王陈等那一代人承继并希望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的情怀，尽管余也有很强烈的这种情怀。这也体现在杨武之老先生与儿子早年是否回国的冲突上。陈家是中国早期维新的主力干将，陈祖父因维新被赐死，陈父因日本入侵绝食而死，陈对中国的感情极其深厚，如果中国能给陈寅恪研究学问的地方和机会，陈绝不会出国。所以婉拒牛津职位。后因国内战乱，无奈之下决定赴英但因战乱未果。在后来因眼疾赴英治疗但未好转，心境极差，早已知道在世界上已没有立足之地了。所以后来拒绝去香港、台湾，是因为不认同香港、台湾的政治和前途。愿意到牛津，是因为还可以有一个研究学问的地方和机会。待在岭南，是因为还有陈经序等人维护他并给他研究的条件和机会。不北上，也是不想与中共有直接冲突。

后来中共政权很长时间给陈寅恪的待遇绝对是超一流的，即便在陈一直不断著诗文讥讽中共的情况下，比如“退化论”、“一犬吠影、十犬吠声”、明确向毛、刘要求“不宗奉马列”等等的情况下，仍由陈寅恪自己指定助手，派三个半护士照顾生活起居，专为陈修一条白色小路。这放到世界范围也绝无仅有。可以比较一下伽利略的命运。

陈说的感谢的话也并非违心，因为的确“共产党里也有懂学问、尊重知识分子的干部”。后来文革，陈的保护人陶铸、陈毅等先后失势，陈的命运在最后几年和一些在运动中被打倒的人一样是非常凄惨的。任何个人的命运都不可能脱开历史的大潮，陈也一样。

文革的起因和后果，Macfarquhar的“Mao's Last revolution”说的比较切合实际。但对毛动机形成的原因挖掘不够。这仍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社会的理想主义和个人的英雄主义”（内圣外王）影响的结果。毛顺应了中国改良不成之后当时的历史潮流。可惜毛没有王陈等对西方科学理念的了解，缺乏一种切合实际的历史观，没有能知己知彼洞察当时的国际形势，走火入魔蹈入歧途，从而也结束了毛的思想对中国命运的影响。如果中国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国不会有后来的改革改放。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在微观上奉行的是“实践理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商周开始）（与西方一样，可以概括为实用主义，或汤因比的挑战和应激反应，任何社会都一样，也就是“人的行为反应的统计结果”），所以历史和文化都是不断吸收外来思想层累的被包裹着发展的，直到今天仍是这样。

陈对毛诗词的评价是客观的，“诗词很有气势”。陈不反对中共政权，对共产党不说假话。这是陈基于科学理念形成的客观的历史观的必然反映。

4。任何个人的命运都不可能脱开历史大潮的影响，陈、王的命运也一样。陈、王的高明在于他们以历史的旁观者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从而为后人留下了解读历史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