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到地方，计划生育的实际管理部门在这一时期几乎不分城乡地推行“一胎化”，中央确实是予以默认的；即使出现恶性事件和爆发、揭露出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中央仅仅批评基层干部的作风粗暴和简单，对于这些地方的政府要求群众只生育一个的做法却从来没有予以纠正过。所以，“一胎化”是从中央到地方确实存在过的一种生育政策。倘若不以为然，我们再重温一下有关文献。。。。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出以后，全国不分城乡地大力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显然是由于“一胎化”在农村带来的突出矛盾，中央试图解决这一政策问题。80年代初期，在一线主持工作的胡耀邦等书记处的领导同志，曾经批转和处理了许多来自农村基层有关计划生育工作中违法乱纪的信件。据笔者的统计，1981年到1982年10月不到2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至少召开了4次会议研究计划生育问题，分别形成了3份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和政策的文件。

1981年9月初，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邀请省、市、自治区党委或政府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同志，分两次在北京举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座谈会。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第122次会议，听取并讨论陈慕华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汇报，着重研究计划生育政策问题。会议认为，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会议提出，放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第一，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第二，一般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农民如果有要求，可以批准生两胎。

鉴于计划生育座谈会对改变生育政策存在较大分歧和阻力，显然与已经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不符，所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议中止会议。赵紫阳在9月12日写给胡耀邦的一个便条上说：“看了计划生育会议快报。为了这个问题全党有一个统一的正确认识，可否这次会议不作最后定案，由各省、市同志先回去在省委、市委传达讨论一次，然后再集中定案。如您同意，可批给慕华同志。”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请慕华同志按此办理”。[2]

根据中央的要求，除了西藏、宁夏、新疆等三个民族自治区未报意见外，26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上报了具体意见。同意第一方案的有山西、辽宁、浙江、河南、广西、云南等级6个省、自治区；同意第二方案的有北京、天津、内蒙、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15个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河北、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西等5个省市则主张不改变《公开信》的政策口径。表明改变“一胎化”生育政策在当时的省市区一级党委和政府中，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

同年12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绝大多数书记都希望严格控制，没有人主张放宽。黑龙江杨易辰、江苏许家屯、国家计委宋平等提出，对（第二方案）可生育二胎的限额占50%定得太宽了，最多掌握在40%，低限以10%为好。天津胡启立提出，必须严格控制二胎。辽宁郭峰、湖北陈丕显、四川谭启龙则提出，不要规定二胎的比例，由各地内部掌握好。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和人口密度大、过去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的省市感到中央建议的第二方案也放得太宽了，允许对生育二胎的规定有一个幅度，由他们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己掌握。[3]

由于计划生育部门和大多数省市领导的反对和坚持，中央放弃了“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的方案，在1982年中发[1982]11号文件中，以第二方案为核心，规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这段关于生育政策的文字表述，已经概括了后来被称之为现行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其中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实际是“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另外一种表述，这种写法是按照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意见，认为“写明了会进一步助长重男轻女思想”。[4]但是，中央文件做这样含蓄的表述，却给计划生育部门和各级党委、政府中坚持“一胎化”的人钻了空子。许多地方在此后很长时期内，拒绝普遍允许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农民再生育第二胎，把生育二胎的数量限制在一个很小的比例上。全国的生育政策达到中央1982年11号文件规定的现行生育政策的要求上，大约走了10年的路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