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河海教师职称评审的若干质疑

河海大学法学院 甘德怀 博士 讲师

一、职称评审标准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

本人经历了2008、2009、2010连续三年的职称评审。这三年对于教学科研型副高职称的任职要求，年年不同，简直可以说非常随意。第一年，教务部门给出了不成文的“优秀主讲教师”优先，还尚可理解，第二年，要求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今年又增加发表外文论文的硬性规定。三年三变，层层加码。真不知道主事者明年又有什么天外奇想？！据说明年还要增加海外经历。


二、不同系列的标准双重化

在针对教学与教学科研型职称评审条件不断花样翻新，“奇思妙想”层出不穷的同时，我们却看到，同样生活在大学校园的行政管理等系列的其他人员，却毫无限制，只有象征性的、任职年限的基本资格要求。无怪乎一些青年教师看到前途黯淡，于绝望中宁愿放弃学术追求、离开讲台，转而跳到行政岗位。

三、与兄弟院校标准的比较

众所周知，河海大学是一所以水利工程为主要特色的工科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等基础薄弱，与周围的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兄弟院校相比，文科的弱势状态更是显而易见。但是，在职称评审的标准制定上，河海大学却制定了比兄弟院校更苛刻的、而且越来越苛刻的“硬性条件”。例如，南京大学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大复印资料、外文论文等这类莫名奇妙的规定。以本人的既有业绩，在法学名列全国前十的南京师范大学，也完全符合该校的副高评审要求。那么，不禁想问问，如果抱着扶持、发展本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愿望的话，本校凭据什么来确定那些年年加码，年年变更的任职标准？

四、具体操作过程的问题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高校青年教师的收入低廉（甚至不如进城务工的农民兄弟），与不断攀升的房价、物价相比更是显得微不足道。每年职称评审缴纳的700元费用，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学校人事部门掌握的所谓资格审查，却总是在缴费之后进行。一旦资格审查未能通过，这笔费用却如同扔进水中，连个响都不带。这样的程序安排，丝毫没有考虑过教师的切身利益。仅以本人所在的学院为例，今年有四名教师申报副高职称，两名教师申报高级职称，而按照所谓的29号文件，这些人竟然全部未能通过资格审查。无论从个人发展还是从学院发展的角度，这些人力图申报成功的行为都是可理解的。但是，其结果却是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损害。难道就不能调整一下？难道就必须要求那些对职称评审抱有一线希望的青年教师自打退堂鼓，完完全全地臣服于苛刻且霸道的标准？同时，由本院以及其他文科学院出现的这种普遍不符合资格审查的情形，不难看出既有的评审标准完全是采取一种“严刑峻法”的思维和做派。

在和学校人事部门的交涉过程中，人事部门领导明确承认，学校制定的职称评审标准过高，但却坚持这对学校的发展有利，我们实在是搞不清楚，这究竟是促进学校的发展，还是在阻碍学校的发展？想想一个学院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这一资格审查，，由此带来大量的年轻教师晋升的阻滞和积压，这真的是在促进学校的发展吗？想想那些优秀的教师大面积地不能晋升职称催生的恶果，这一政策真的会促进学校当政者提出的“和谐兴校”这一战略目标吗？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

《沦落吧，没有人文精神的工科院校 》
——有感于近年来高校职称评审杂谈之一
河海大学法学院 甘德怀 博士 讲师

中国的高等院校，已经远离了大学的真精神。当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已变得遥不可及。1952年的院系调整，更是将大学精神切割得支离破碎，一地鸡毛。在这种行政强制对大学进行的所谓专业分工中，滋生了一批迷信技术、崇拜数字，的工程院校，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在这次院系调整中设立的华中科技大学。

河海大学（前身为华东水利学院），也没能躲过这一劫难。今日河海大学宣称自己是一所拥有95年办学历史，以水利为特色，工科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若干年前，本校魏天骄教授亦提出“河孕育文明、海凝聚智慧”的河海精神。然而现实地看，所谓的多学科协调发展，在急功近利的、毫无价值理念、人文关怀的决策中，全然成为了特色学科、工程项目的独大，而关涉学生独立人格培育、公共精神塑造的人文社科学院，日渐沦落为技术、项目、工程的赞美式论证机构，甚至自身也被数字化、工程化、项目化了。

这种让强者通吃的办学思路与决策，绝不是办教育，而只能是破坏教育；绝不是培养人、提升人，只能是矮化人、使人堕落。在这种决策者眼中，技术、数字、强制管理就是至高无上的，人的灵魂、感情以及对公共生活积极参与的热情在教育中毫无容身之所。难道所谓的工科院校真的仅仅是技术训练、公式运算、惟命是从的军工厂和“集中营”吗？

让我们看看河海大学以之为荣耀的那些先辈吧。

张骞，河海大学创办人，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他创办河海大学的三条宗旨中第一条就是：“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之人格。”而最后一条才是“教授河海工程必需之学理技术，注重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智识。”

张闻天，河海大学著名校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在张闻天求学河海期间，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当时的河海文化氛围浓厚、教师学生思想活跃，每周都有各种各样的演讲会，所讲内容包罗万象，包括哲学、文学、艺术等等，绝非仅仅谈论工程技术，更无项目可言。正是因为这种自由的、毫无拘束的学术与思想氛围，使学生的眼界得到开拓、思维智识得到启迪。没有这种丰厚的文化思想土壤，张闻天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活动家、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脱颖而出是不可想象的。

李仪祉，著名水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这位前清秀才曾写下《权论》、《神道设教辟》、《新闺怨》、《女子不缠足歌》等反封建的作品，他不仅在水利建设领域成就卓著，而且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文史、宗教都有研究，著述丰厚，多达２００余册（篇），尤长于诗歌、戏剧，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剧作家。

李仪祉去世时，《大公报》发表短评，称：“李先生不但是水利专家，而且是人格高洁的模范学者，一生勤学治事，燃烧着爱国爱民的热情，有公无私，有人无我。”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陵园作挽联称：“殊功早入河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

严恺，两院院士，河海大学创始人，曾担任河海大学校长。严老不仅是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而且最为人称道的，是其朴素、严谨、一身正气的高尚品格。他曾经为河海大学的前身华东水利学院拟定十六字校训：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一次出国参加学术交流会，他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给他的生活补贴，连同剩余的水电部给他的出国费用，全部交给国家。这样，他不仅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还为国家“赚取”了1000多法郎的外汇收入。严老在西安参加一个大型的项目鉴定会时，需要每人自交伙食费1元。会议结束后，主办方摆下盛宴。严老问及原因，说是伙食费结余。他当即朗声责问：“只交1元，哪来的结余?!”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

从这些河海大学引以为豪的先辈身上，我们感受最深的不仅仅是他们在专业领域的卓著成就，更是他们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和高尚的人格精神。追昔抚今，令人感慨系之，河海大学（以及类似河海大学这样的工程院校），除了校史展览室，在校园的哪个角落还能寻觅到人文价值和人格精神的踪迹？钱学森在去世之前曾质问，“为什么当今中国大学培养不出大师？”没有灵魂的技术注定产生不了人格健康的工程技术人才，更不用说大师了。

这里还要谈谈事关河海切身利益的汉口路西延工程。近日闻知这一工程被政府当局取消。可以想想，如果没有孙其昂教授、金林南老师等为代表的、具有公共精神的知识分子据理抗争，并辅之以舆论的力量，现今的河海校园，恐怕早已机器轰鸣、免不了被开膛破肚的命运了。

《好客与自我歧视》

河海大学法学院 甘德怀 博士 讲师

每次坐校车，看到一大群需要往返于新老校区的同学拥堵在校车门前，总不免心有戚戚。从权利的角度看，学生与学校之间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为教育合同的关系，学生入学之际缴了学费，学校就应该提供比较充足的、便利学生学习的条件。为何学生履行了缴费义务之后还要担负进一步的义务？尽管我们可以从资源有限而学生众多为校车的收费政策作出辩护，然而，稍为留心的人士会发现，在乘坐校车的诸多现象中，存在着某些更令人不解的东西。比方说，留学生无需缴费上车、留学生比中国学生优先上车等等。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盛情款待远方来客，可谓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礼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宾至如归”、“蓬荜生辉”等习语表明，我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客人感受我们的热情与好客。好客本身值得赞扬，不过，倘若好客热情无度、没有节制，难免产生自我贬损、自我歧视、自视低人一等的客观效果。把来中国求学的留学生当作客人，殷勤加以款待，事事为其考虑周到，让他们切身感受中国之友爱，这并没有错。但是，是否有必要用某种形式与实质上的不平等来烘托、甚至强化这种“热情”、这份“友爱”？学校在制定这项小小的、乘坐校车政策的时候，是否体会过这种优待留学生可能对中国学子内心与感情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什么同为一校的学生，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在资源享有上要区分对待，尤其在资源十分欠缺的情形下？每每看到一些学生挤不上校车时，我更是深感这一校车政策的荒谬。

我不知道这种荒谬性是否蕴含了百年历史的某种遗绪，某种因挨打过多、过久而产生的残缺心理？但无论如何，正如有学者所揭示的，面对世界时，当下中国不能再满足于主权中国，更需要主体性中国的建构。作为高等学府，如果其行事方式与思维方式还残存着百年历史的某些萎缩精神，那么主体性中国建构则可谓渺渺无期。我想，主体性中国，需要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确立自由、独立、平等这样一些基本的启蒙观念，并以此来检讨、反省我们的一切政策与行事（大至国家方略、小至日常行为）。主体性欠缺的民族，一如主体精神匮乏的个人，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也常常很容易自己降低自己的人格。因而，我们可以说，自我歧视之人的好客，本质上是一种讨好，是一种近乎于奴婢式的好客，这种好客并不合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好客之道。

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为了吸引外资与引入先进的管理与技术，给予来华投资的外国商人超国民待遇，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政府已经逐渐取消了这种超国民待遇。如果说曾经存在过的这种超国民待遇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的话，我们现在讨论的留学生乘坐校车的“超国民待遇”却很难找出正当合理的根据，最终恐怕只能归结为上文所谈到的原因。与乘校车类似地，在校本部，中国人不能骑摩托车出入校园，而留学生却可以在半夜三更随意轰鸣于校园之内！校园禁摩本是善举，但为何这一政令仅限于国人？此时，我不禁想起了龙应台那句振聋发聩的呐喊：中国人，你为什么不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