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究其体裁而言本该是虚构的。但我在《松园旧事》中的描述的那位“胡风份子”却不幸竟基于一段真实的故事。
我的家乡武汉是一个中学教育极为出色的地方。这一点我是在自己走进大学之后，有了比较，有了鉴别，才知道的。假如全中国的高考采用完全一样的试题，假如所有优秀的大学在录取新生的时候只看分数，而撇开其他附加条件，特别是地域条件。中国的所谓重点大学中录取的武汉新生的数量将会远远超过北京，上海，广州等规模在武汉之上的大城市。（对一大部分户口不幸在武汉的优秀考生和家长而言，这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我的一位老朋友的孩子就曾有过完全能进清华北大的好分数，却只因为身在武汉而不幸被分进了实际上口碑并不太差的华中师范大学。只不过那孩子后来在海外的成功还偶尔能让人欣慰地感觉，“坏事”有时真的是能变成“好事”的。）
在我自己的童年时代，武汉市内曾有过六所依高考的升学率而排列的省级重点中学。其中有一所是共产党执政之后用制造火箭和发射卫星的方式在省委大院的跟前建造的。剩下那五所知名中学的历史则基本都可追溯到张之洞主政湖北的年代。其中三所在武昌，两所在汉口（汉阳那地方则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文化领域的不毛之地。类似的不平等，皇土之上，处处皆有，堪称中国国情）。
且说那两所建在汉口的重点中学，分别是武汉市第一中学和武汉市第二中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这两所中学都是男中——这是一件颇令我的半数同性学人愤怒的事（武汉的女中中没有任何一所省级重点），这且不提！那男一中不光教学质量高，升学率高，还有一个所有武汉其他重点中学都难望其项背之处，那就是该校的音乐教学质量。
男一中有一支有七十余年历史，绝对称得上一流的合唱团。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生存环境的封闭，狭小和污浊让几乎所有创造性思维一息尚存的文人们都只能徒劳地渴望独善其身和洁身自好。与之紧密相连的中国人东方气质的审美趣味便在诸多方面是平面和单一的。中国清澈到底的单调（这里指和复调音乐相比而言的单调）民乐；中国平面单色的水墨画；中国根植于个体创作因而丰富得无与伦比的诗词曲；中国被普遍欣赏的各类独唱独奏；中国戏曲，体育，杂技诸多方面让世人瞩目的个体技巧的全面和精巧等等，都使得多维，立体，集体，综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和体育竞技项目在中国不易普及，更难提高。那其中就包括在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失业者到残废人，从军人到海员，从警察到犯人，从白人，黑人到吉普赛人，从声乐音乐的从业者到幼儿园不识字的孩子，无处不在的多声部合唱。
也正因为这一原因，在我的童年时代，男一中的那支合唱团不仅在武汉的中学中，也在整个市民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当年在整个中国大地上风行一时的所谓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武汉开排时，若没有男一中的那支合唱团助威，合唱的效果是很难达到中央要求的水准的。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一九六五年，每年四五月间，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以及当年专为民族唱法培养人才的中国音乐学院都要从男一中的那支合唱团中挑走一批学生。
半个多世纪前的一九五二年，上海音乐学院设在武汉的考区在院长贺绿汀先生亲自主考下录取了男一中合唱团中的两名成员。其中一位名叫施鸿鄂；另一位名叫定正煜。
文化大革命中，我有幸和定正煜师，这位当年让贺绿汀先生为之动心的才子，在同一家小医院中共事七年。认识定正煜师的那一年，我十八，他三十六，正好大我一倍。那个年代，四处都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随随便便地称兄道弟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先生的称谓在民间又已基本消失。称老师则既过于严肃又不够准确；而称同志于我是敌我不分，罪莫大焉，于他则未必敢应承。就这样，我只能按武汉老百姓们雅俗共赏的尊称管他叫师傅，一直叫到今天。
和定师一同步入上海音乐学院的那位施鸿鄂何许人也，现在普通老百姓中知道的人可能确实不多。但五十七，八岁往上的人，大多都还会记得文化革命中芭蕾舞剧《白毛女》中那甜美的女声独唱《北风吹》。唱那支歌的人名叫朱逢博。在十年文化真空的万马齐喑中，朱逢博在中国乐坛上几乎是一枝独秀，万夫莫敌（考虑到大陆中国庞大而惊人的人口基数，朱逢博大约是华裔声乐演员中迄今为止在听众数量上，唯一能和邓丽君相比的人）。而朱逢博自己，本是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并没有主修过任何声乐课程。她的发声技巧，以及与她的发声技巧紧密相连的她的成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老师，也就是她的丈夫，施鸿鄂！施鸿鄂在声乐专业之外不如妻子那般出名，但他在中国声乐史上的青史留名却因此即使是在圈外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声乐圈内，施鸿鄂则称得上是极为成功的。早在一九六二年他就曾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世界青年联欢节得过声乐古典组金奖并担任上海歌剧院院长达十五年之久，二零零八年去世。因为是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施在去世前的几天中据说仍在坚持练声。
而和施鸿鄂一起被贺绿汀老先生录取的，我昔日的同事，定正煜师，却不幸竟完全因为他本人超群的优秀，突兀而莫名其妙地走上了一条悲惨的人生之路。我几乎敢断言，在中国土地上数以万计的胡风分子中，不会还有人比定师傅的遭遇更荒唐，更离奇，更不可思议，更难以置信了！
定正煜师是怎样在一夜之间因为参加学习竞赛而变成胡风份子的，我在小说中已经记录，这里只补充几句后话。
定师曾是中国当代音乐教学史中大名鼎鼎的小提琴教育家盛雪先生的高徒。
小提琴这一乐器传入中国虽在十九世纪，但中国土地上真正的小提琴教学却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而在那个年代，从事西洋乐器教学的人几乎全是碰巧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中又以逃难的犹太人居多。在能有幸载入中国当代音乐教育史的中国小提琴教师中，盛雪先生因为教子有方，无论如何应该算得上成功的一人。
盛雪从抗战胜利（１９４５）至共产党的院系调整（１９５２）在武汉断断续续呆过几年。除了定师之外，我估计他在武汉应该还留下了其他学生和佳话。盛自己的十一个孩子中有九个是中国乐坛上小提琴专业的名家名手。仅我这个乐坛外的普通听众能记得的就有原中央乐团的独奏盛中国和他的妹妹，原上海乐团的独奏，后来去了挪威的那个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的盛中华（从这两个抗战时期诞生的孩子的名字中就能看到那年头中国知识分子中人皆有之而至我辈已荡然无存的一身铮铮铁骨）。１９５２年后盛起先任教于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后来去了南京音乐学院。盛似乎是１９８５年去世的，只活了六十多岁，也是心血耗尽之故。（十一个孩子！让我辈想想都心惊！而其中竟有九名专业提琴手，即使放在西方，放在德国，放在巴赫莫扎特瓦格纳的家族中，也毫不逊色呀！真的该是吉尼斯纪录！）
盛的几个孩子对定师亲如兄弟。文化革命最黑暗的年代中，定师患胃溃疡（那是遭遇悲惨者几乎必得之病）并据说有恶变可能。定师平素为人谦和，党支部书记姜有芝并不为难他，让他全休。我去看他，他向我告别，说要出外一段。我问他有没有钱，定师上有八旬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两个幼女（命名都有典故，一个叫竺兰，另一个叫紫芩，两人都如临大敌般地远离音乐），工资却和我一样。定师说，盛家兄妹已为他买好武汉至上海船票并安排上海一切食宿（盛家的人自然都知道定师傅是胡风份子。右派份子中好歹还有戴帽，摘帽和漏网之分。而胡风份子却从１９５５年一直到１９７９年都是干净利落的反党集团成员，属于文化革命中没商量的公安六条）。
定师生活清贫但人格却高尚。当年和他同事时，我因为自己独身一人而父母又都是高薪，每次院里发工资我都四处躲藏，等到全院人领完工资我才敢上会计室，只为避免同事们借钱。我只给定师说过一次，定师便开始代我领工资，领完工资还帮我存上。数年如一日，无论他自己的生活多么清贫，他从未动用过我的一分钱！
定师的另一个令我难忘的特征是干净。
我自己是在一个称得上巨大的家庭中长大的。父母工作的繁忙让他们无暇清家，主持家务的外祖母又生性节俭，不忍丢弃任何物品。这就使得我自己的家处在一种几乎称得上永恒的拥挤和杂乱中。也因为就这么长大，我对我工作的那家小医院的也同样永恒的脏乱便常常浑然不觉。倒是偶尔遇到点一尘不染或秩序井然我会手足无措。而定师却正好是那个污浊的时代中难得见到的一位一尘不染和秩序井然的人。
和定师相处的那些日子里，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音乐和京剧的知识是潜移默化地学到的，唯有关于干净的教诲是直截了当的。和定师一起上夜班时他常常毫不掩饰地提醒我梳好辫子，戴好帽子；提醒我在工作服上有污迹时换工作服，手上或脸上沾上了墨水立即用一个酒精棉球擦掉；乃至于提醒我先洗脸刷牙再吃早点等等。后来读章诒和笔下的马连良我就常常忍不住想起定师。多少次在万籁俱寂的子夜里，定师用他特有的从容而柔和的嗓音给我讲梨园趣事，那其中就包含让他赞叹不已的马连良的干净。后来到了德国，我有机会在一个庞大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和伊斯兰教的信仰者近距离相处。因为定师是伊斯兰教徒（马连良也是），又因为爱屋及乌，我便很难在心理上认同德国人对那些伊斯兰教徒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排斥，特别是说他们都脏。
收到了大学的入学通知就要离开那家小医院的时候，同事送了我许多笔和本，以至于我一直到今天没用完。定师什么礼物也没送我，甚至连一句祝贺或惊讶的话语都没有。他平静地，微笑地，一如既往地陪我上了最后一次夜班，并为我拉了最后一次琴，唱了最后一次戏（斯时，定师已二十余年如一日，徘徊在那小医院西药房的方寸之间。我自己却已经在“七？二一大学”毕业后荣幸地当上了“医生”）。到了天蒙蒙亮的时候，定师才一边收琴，一边看着我，说了一句，“浪花终于把深藏海底的那颗珍珠……吹到了沙滩上！”
出国之后的近三十年中，我见过定师两次。一次是一九八五年七月我第一次回国探亲，那时定师已调到某音乐学校任教，和定师一样和蔼的他的老母亲还健在（那一年的圣诞，定师给我寄过一张他自己画的和他的琴声一样美丽的贺年卡，上面还有他用娟秀的字体手书的一首七律。那样的礼物除了精心保存之外是无法言谢的）。另一次是二零零零年十二月，老母亲不在了，紫芩已为定师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外孙。定师自己则因为轻度帕金森而被迫放下了琴。那两次我本都想请定师吃饭，最后却都被定师请了（定师不仅是虔诚回教徒，而且还嗅觉极度灵敏，凡夫俗子们烹调的牛羊肉都有被他闻出猪肉味的危险）。二零零零年那次定师请我吃饭，席间还有几位过去的老同事。其中一位在南方某个叫珠海的地方挣了一些钱，把钱带回武汉之后不愿交给自己的妻子，却当着我的面交给了定师……。
有一年回国，母亲让我到《长江文艺》杂志社去感谢曾登过她回忆父亲，回忆抗战的文章的总编辑（国内有文化的老人们写回忆文章的很多，但能发表的却很少。这一点和德国有文化的老人的境遇很不一样）。那位总编辑兼社长文革期间曾是教我写诗歌的一位老师。在老师的办公室中，我偶尔抬眼，看到了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放有一大批完全称得上古老的《长江文艺》。趁着老师出去，我赶快走近书架翻了翻，但却并没有在任何一期《长江文艺》的封底上找到定师谱曲的胡风的那首名字似乎和野花有关的诗。
胡风抗战写新诗的时候，母亲应该正好是“愤青”。回家后我问了问母亲。母亲能背诵，甚至能引吭高歌，一大批已经失传的抗战歌曲。但不幸，母亲完全不记得任何胡风的新诗。见我沮丧，母亲安慰我说，胡风的诗从三十年代起就是标语口号，你一向反动，肯定不会喜欢！
就这样，我一直到今天也没搞清楚定师究竟为胡风的那一首新诗谱了怎样的曲调。我甚至一直到今天也没拜读过胡风的任何新诗。倒是后来，因为对聂绀弩的古诗发生兴趣，我欣赏过几首胡风相当不错的和诗——那两人真是我的家乡鄂山楚地的一对难得的才子！
定师的遭遇，说实话，我在一段漫长的时间中没写。终于写了，也不忍心多看。因为每次回想，都令我缺氧窒息，甚至有种濒临死亡的感觉！我曾在其他地方写过我的另一位音乐老师，高毅老师。１９７９年右派问题改正之后高老师曾来家看望过母亲。高老师因为划右之时已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所以右派问题改正后还能补发二十二年的工资并增补为副教授。而定师被误划胡风分子之时却只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普通学生。胡风案终于平反之时，他不但无法补发一分钱，甚至连一张音乐学院的毕业证书都没能得到。上海音乐学院讨论研究的结果是，只能补发定师一张肄业证书。
几天前，偶然读到德国人物期刊记者专访Ａｎｎｅ－Ｓｏｐｈｉｅ Ｍｕｔｔｅｒ的父亲，谈到他一人培养出一儿（双簧管）一女（小提琴）两天才驰骋乐坛的故事，我就曾感慨万千地想起过定师。中国那片以“吃人”闻名，至今仍毒汁四溅的大地上不知无辜地夭折过多少真正的“神童”！而那些在父母超常的呵护下终于被“捏造”成的“神童”，较起真来，他们其实何“神”之有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