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该补历史课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2010-09-09 (www.ftchinese.com)

当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与著名历史学家、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如何更好地应对此次经济危机产生分歧时，弗格森教授的回应幽默而谦和。他写道：“猫也可以看国王，有时历史学家也能挑战经济学家。”

我自豪地拥有一只巨大的灰色夏特鲁斯猫，同时也是一名历史系毕业生。我相信，是推翻这种隐含的智力等级的时候了。猫必须伸出爪子去抓挠国王，撕破他们帝王式的自命不凡。经济学家的自负需要受到挑战。首先，人们必须以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由模型和方程式支持的所谓科学严谨。

当全球经济欣欣向荣的时候，经济学家的声望稳步上升。他们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师。各国政府、咨询机构和投资银行竞相聘请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拥有关键技能和信息。相比之下，历史学家仅被视为演艺人员和讲故事者。他们是档案蛀虫，缺乏科学方法——在电视上效果不错，但需要用PowerPoint陈述时手足无措，对政府或董事会也帮不了什么。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学界内部进行了一些自我审查和反省。另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表示：“如果界定科学的标准是其有能力预测未来，那么经济学界多数人未能预见危机来临这个事实，应该引起严重关切。”然而，斯蒂格利茨得出的结论温和得令人失望：经济学家只是必须寻找新的“范式”——想必随后就能恢复科学预测了。

对于受过历史学教育的人而言，从斯蒂格利茨的初始观察中可以得出另一个明显的结论：把经济学视为“有能力预测未来”的一种“科学”的整个尝试是错误的。

当前的辩论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故学者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的一次餐后演讲。时任剑桥大学(Cambridge)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的埃尔顿主张，历史学家的角色是专注于特殊和特定的事情，戳破社会科学家的自命不凡，凭借持续而徒劳的努力，从对过去的研究中得出普遍而预见性的规律。当时，在满屋子的烟雾和酒味中，我觉得这是对历史学家角色的一种保守而负面的定义，有点奇特。我们似乎只要举手称：“朋友们，实际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

但在当前的知识氛围下，我觉得埃尔顿似乎传达了重要的信号。他在捍卫经验论，并为人们对历史研究的合理预期设定界限。除了少数几个轻信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外，历史学家们知道，他们的研究结果不能被用来预测未来。历史可以让人知古鉴今，提供智慧，但它不可能提供与物理定律相当的社会学定律。然而这似乎是许多经济学家的抱负——他们出名地遭受着“物理嫉妒”的折磨。

一些人可能回应称，此类评判夸大了“硬”科学的硬度和经济学的软性。或许如此：但话说回来，根据物理定律建造的建筑物似乎稳稳当当，而根据经济学“定律”构筑的政策和贸易体系却有着坍塌的恶劣习惯。

然而，经济学家似乎不太可能抛弃如下信念：与物理或化学等硬科学类似，他们的学科能够取得“进展”，解决问题。2004年，美联储(Fed)现任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有关“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的著名演讲中阐释了这种信念。他辩称，“宏观经济波动性大幅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货币政策借助经济思维的进步而改善了。

随后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可能打击了某些经济学家的信心，尤其是其学科的信条。但是“大衰退”似乎不太可能说服很多经济学家放弃更为根本的信念：预见性的“规律”的确是存在的，只是还有待发现。

然而，或许经济学家们是时候从历史（或更准确的说，从历史学家那里）汲取一些教训了，而不是寻求模仿物理学家。

对历史的认真研究可以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Herodotus)。然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对自己预期实现的目标远比现代经济学家谦卑。历史学家知道，过去从未有重大问题最终得到彻底解决。他们知道，人们会从新的角度去重拾、修改和审视每一个重大而有趣的问题。每一代人都将重新诠释历史，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对寻求做出决定的实干家而言，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似乎不那么有用。但或许是时候找到其它东西，来取代那些伪科学家（或称经济学家）所兜售的轻率定论了。

译者/君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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