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究事实

在大陆一些最富盛名的学院中广泛流行的腐败已经损坏了这个国家的学术界，但一个人决心要尽其一己之力揭露造假、净化学术环境。

Paul Mooney
Jan 31, 201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gazine

一月十六日，方是民以他二零零九年的十大新闻来迎接这个新年。在他为人熟知的《新语丝》博客上，作为大陆自封的“科学警察”而同时被人尊敬和愤恨的方是民回顾了一系列惊人的指控：十二位大学校长和副校长被指抄袭；一位大学校长把一个并不属于他的科学大奖据为己有；两位教授因为在国际期刊上伪造科研结果被查出；一位医生为其新的手术歪曲成功案例，有可能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医疗后果。方是民收集的这些无赖行径让人觉得每一次当一位真正的天才脑袋里的电灯泡点燃时就会有一位大陆科学家顺手偷窃其主意，获取不应有的荣誉。而这些案例对他博客的读者来说却又丝毫不令人惊讶。近十年来，以笔名方舟子创作的方是民一直用这个网站在与学术腐败作战。有些人认为，学术腐败在大陆如此猖獗，已经构成了对国家发展的威胁。

一九九五年在美国的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取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方舟子是在二零零年时开始关心这一现象的。那时候他开始在互联网和印刷媒体上看到越来越多的学术造假的报道。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方舟子已经有一个叫做《新语丝》的文学网站。他从那时起便把网站用来揭露学术欺诈。

“我关心中国的科学”，他坐在北京的一间咖啡厅里说道。“我希望看到它取得成就。【学术腐败】在【这里】比其它任何国家都更普遍，比中国历史上其它任何时间都更普遍。”

中国科学和技术协会做的一个调查发现他们联系的科学家中超出一半的人说他们自己有很熟悉的学术不当行为事例。然而，只有极少数的犯错误者得到过惩罚。这是最令方舟子愤怒的地方。他在美国的训练使他了解到一种制度，那里很少有抄袭，而如果有的话，抄袭者会得到严厉的惩罚。

沈洋，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一位副教授，率先开发了在大学论文里发现抄袭的软件。但使用这个新产品的决心还没有出现。

方舟子说在他揭露的九百多起学术腐败案例中，只有二十件导致了惩罚，而被惩罚者的大多数是学生。

《新语丝》每星期得到十万个点击。过去九年内有接近一千六百万人访问过这个网站，大多数是学术界人士和学生，也有记者。【译者注：原文如此。方舟子自己估计的是每星期十万位读者来访问。】政府有时候会屏蔽这个网站，迫使读者通过镜像站访问。

“《新语丝》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绝大多数科学记者的新闻资源，”《科学新闻》的记者方玄昌说道，“实际上，最近几年媒体曝光的学术腐败事例中绝大多数都是最先由《新语丝》博客的人揭露的”。这位记者把《新语丝》称作“深喉”，就像美国“水门事件”里那位告密者一样。

方舟子说他每天收到二十多件揭露学术腐败的电子邮件，他平均每天花四个小时时间处理这些事例。他说他处理时采用严格的标准：揭露者必须提供他们的真名实姓（很多人因为害怕报复而拒绝）；必须提供具体证据；揭露的事例必须有意义。方舟子经常自己做调查，有时候会请教他不熟悉的领域里的专家。

从获取国际奖的不实夸耀到对知识产权的剽窃，学术腐败涵盖了广泛的领域。不下十六位中国学者声称他们赢得过一九八四年开始颁发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有些年度，一个以上的大陆科学家声称获得该奖，尽管这个奖每年只给一个人。在颁发该奖项的世界文化协会组织的网站上搜索获奖者名单时却看不到一个中国名字。

二零零六年，方舟子在得到一个提示后检查了清华大学医学院一位新的助理院长贴在网站上的简历，他注意到其列出的科研论文中有一篇是关于艾滋病毒的分子生物研究，那并不是这位院长的专长所在（手术）。开始怀疑的方舟子追踪下去，发现那篇论文出自在美国的一位与这位院长有着同样的姓和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的中国科学家。他还发现这位教授对他的工作经历撒了谎。

方舟子指出肖传国，华中科技大学的泌尿科教授，关于其获得过美国泌尿协会大奖的说法是谎言。他质疑肖传国鼓吹的一个新手术的成功率。这位医生两次尝试成为声名显著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均告失败，学者们把这归于《新语丝》的功劳。

方舟子说，在九十年代以前，政府对科学和研究有着强有力的控制，它能够把作弊的盖子捂住。

“改革开放以后，控制没那么严了。那是好事情。”他说道，“我们不希望政府控制所有的事情。但这里的副作用是腐败和坏事都冒出来了。”

评论家说政府对高等教育系统现代化的努力在加剧问题的恶化。教育部和大学在学术上施加压力，要求在收录进“科学引文索引”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学校的排名、资助和奖金经常与这样的标准挂钩。方舟子说，一位博士候选人必须发表至少三篇论文才能毕业，许多研究生也被要求发表文章。“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尤其是对生物和医学界的学生。”方舟子说道。

这个发表或毁灭的现象甚至已经延伸到在小学院和中学教书的老师那里。但在需要发表的论文数目超出这个国家的主要刊物能够刊载的数量时（这是一个每年接近五十万的数字），新的趋势便是出现了一系列低质量的“黑刊物”，在那上面作者可以付钱来发表自己的文章。

“这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工业。”方舟子指出，“没有人相信这种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这只是为了学历。”

发表文章的压力使得学者们大量制造论文，经常顾及不到科研的质量或甚至不加引用注释地直接从其它资料里引述材料。在许多情况下，教授让他们的研究生自己做科研。如果学生抄袭，教授便可以声言不知情。

在方舟子看来，问题之一在于对被抓住的恐惧不成为一个阻力。

“因为大多数科学家都卷入了不当行为，没人害怕了”他说，“所以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不需要担心被抓住或受惩罚。”

方舟子说官方也有责任。

“官员有着发放研究经费的权力，却对科学一无所知。”他说，“他们只知道数一个人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目。你抄袭他人的论文，他们说，‘不错，这是你的经费。’”

大学和政府经常对惩罚作弊者很犹豫，尤其是那些高级科学家和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也就是几乎所有的高级学术官员。

“政府官员不愿意调查和惩处一所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因为这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方舟子指出。大学通常会掩盖这样的行为来保护学校的信誉。方舟子说科学院的院士能为他们的学校带来大量的资金。他的网站揭露了大约二十位院士的不当行为却没有一个被正式调查或惩罚。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何士刚是方舟子的支持者，他说，“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于政治制度。如果政治制度腐败，就没办法让其它事情有一个清洁的环境。”

“【虽然数目在增长】，媒体上报道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方玄昌说，“记者得考虑报道这些事时是否有风险。结果许多案例就没有被报道。”

中国的学术作弊源远流长。在清朝（1644-1911），需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取有油水的官僚位置的考生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偷带进超小型的书籍、指甲大小的作弊材料，甚至穿着写有相关材料的内衣内裤。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竟然为了批评僵硬的教育系统和其对考试的重视而鼓吹作弊。他宣布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时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作弊在学生中间也很普遍。近年来，“枪手”被雇佣来代考。在大陆可以找到枪手参加任何考试，包括英语考试。一个现在已被关闭的网站提供三种服务：两千元可以获得一个枪手，四千元可以事先得到答案，或者只花一千二百元，考试的答案可以通过一个不比指甲大的进口的“卫星接收器”传递进考场。

方舟子说他不通过网站获得任何收入，他通过写作科普书籍谋生。

已经有十一件针对这位战士的案件被告上法庭：法院在三个案例上判决对他不利，驳回了五个，另外三个还在等待判决。

肖传国在他任教的湖北省武汉的地方法庭上起诉方舟子诽谤，他赢了该官司和上诉案。方舟子对判决不予理睬。去年，法庭从他妻子的银行账户里取走了40，763元。

有些案例看起来几乎荒唐。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学者刘子华的家属控告方舟子诽谤。在三十年代，刘子华认为他已经用中国古代哲学的八卦理论发现了太阳系第十颗行星。方舟子把它称为“伪科学”。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判方舟子输了，对他罚款两万元，尽管刘子华已经在十四年前离世。

何士刚认为方舟子在法庭上的失败是政治、地方保护主义和不健全的法制系统的结果。“我觉得他的工作做得非常仔细。这是我非常尊重他的原因。”

支持者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资金来帮助他支付法庭费用和支持另一个反驳他的批评者的网站。

同时，学术作弊可能对大陆的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形成威胁的看法开始增长。方舟子说国际学术刊物现在对接受来自中国的科学家的论文很犹豫。这个问题在上个月得以凸显：科学刊物《晶体学报》E分卷发表社论宣布由江西省井冈山大学两位科学家在二零零七年提交的七十篇晶体结构论文是造假的产物。

曹聪，纽约州立大学列文国际关系贸易研究所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在这个月撰文介绍说这个同行评议的刊物现在已经被来自中国的论文所泛滥，主要是因为这只是一个晶体结构的数据库，文章长度通常只有一页纸，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评议程序。曹聪写道，黑龙江大学的一位化学教授在过去五年里为《晶体学报》发表了297篇论文。

这个事件引起了医学刊物《柳叶刀》主编理查德·豪顿的注意。他认为对中国学者因为他们发表文章的数目的奖励正在制造这些问题。

“不幸的是，在中国存在着造假的巨大动机，”他在《柳叶刀》的网站上写道，“当你把有名声的工作位置和大量的金钱同发表数目紧密地联系起来时，便会创造出造假的条件。”

“问题是中国的科学在一些领域是否还值得信任，这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

“学术腐败是对纳税人的钱的难以置信的浪费，”方玄昌说，“进一步说，学术界腐败的一般趋势会导致科学研究效能的衰退，严重地阻碍中国的国际化梦想。”

尽管表面上看来《新语丝》只得到了有限的成功，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指出，“如果没有方是民，中国的腐败会更严重。”

“方舟子与学术不当行为的斗争不应该只用受到惩罚的人数来衡量，”方玄昌说，“更重要的是让那些可能作弊的人害怕，这已经达到了减低学术界这个现象的效果。”

方舟子说虽然教育部和科技部都颁布了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政策，但他怀疑是否会被执行。他说科技部在二零零七年成立了一个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但他从没听说那个办公室调查过一个案例。他还认为科技部的一些官员自身腐败，在分发科研资金时接受回扣。

“至少那里有一个办公室，”他乐观地说，“政府现在认识到这是个问题，虽然它一直还没有做什么事。我觉得这是个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