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
——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
何炳棣
摘 要
六十多年前陈寅恪先师于冯有兰先师《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三，特别提出"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以迄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且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两宋）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笔者一再反思，深觉两宋新儒学之产生固然是近千年来思想史上
的大事，但就全部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札最大之事还应是秦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从退休后二十年读子、史的总感受中，笔者认为国史上的大事因缘应该是墨者竭忠尽智协助秦国完成统一大业，而本身却消溶于时代政治洪流之中。
本文主要部分是从解读《墨子》现存《备城门》等最后十一篇──远胜于《史记》的第一性原始资料──重建秦献公朝（公元前384-362）征募重用墨者的史实和详细论证墨者对军事、城防、户籍、连坐，初步实践墨子《尚同》政治理念等方面的重要贡献。这种制度史上的补阙工作对二千年来论秦富强一切归功商鞅的看法，理应起些修札的作用。
此外，本文另一重点在试补墨学研究之阙：墨者巨子制的年代框架和墨学式微由显学沦为绝学的主要原因。
笔者一向坚信，古代哲学、思想、学术史方面突破性的论述往往要靠制度史上深度的发掘。完成此篇常识逻辑式的论文之后，却不由得对墨子及其忠实信徒非讲一两句纯感情的话不可：墨者原有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清补良药，竟被时代巨变无情地化为本身生命的强酸消溶剂──这是国史和人类史上值得呕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
何炳棣
目录
一河西地在秦史上的重要意义……………………………………4
二、墨者巨子制始末考辨…………………………………………12
三、献公朝墨者仕秦考实…………………………………………20
四、图强运动中墨者的主要贡献…………………………………26
（一）军事方面
（二）户籍与连坐
（三）参与初步推广县制
（四）推动〈尚同〉理念的实践
伍、结论……………………………………………………………40
（一）秦墨的命运
（二）国史上的.大事因缘.
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
何炳棣
秦人的祖先本属东方鸟夷少皞族系，与殷商王朝关系密切。殷亡之前，一部分秦人曾西迁到今陕西渭水上中流地带；大部留在东方的秦人，当西周开国之际，受周公东征的压力，不得不远徙至陕甘边境肥沃的黄土高原，与戎狄杂处，从事农牧。1 公元前九世纪初，秦非子为周孝王养马于洴渭（今陕西扶风、眉县一带），受封为附庸，受姓为嬴，受邑于秦。关于"秦川"的地望史书有不同的说法，要以郦道元《水经注》《渭水上》条所言为较正确。此项下详举渭水上中游诸多川流，特别指出秦水"过清水城，西南注清水，清（水）上下，咸谓之秦川。"2 近年考古发现古代所谓的秦川，地势开阔，有发育良好的台地及宫室，固不必斤斤计较狭义"秦亭"之所在。3 主要的是秦的原始封地在今甘肃天水东北的清水县境内，东距今陜西宝鸡市仅约一百公里。
1 顾颉刚，《鸟夛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七》，刊于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史前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王煦华，《顾编后记》：.顾颉刚先生于1960至1964，四年之中，曾作五次修改，并在日记中说："考证文字，非改不可，改一次，深入一次，其精湛处有想不到者，真一乐也。".这种治学精神，值得后学效仿。
2 王国维校，《水经注校》，上海：人术出版社，1984，卷十七，页575。
3 王学理、梁云，《秦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页118-119。
4 《史记.秦本纪》，页179，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第二版。
因累世与叛西周王室的西戎部落作战，周宣王赐予非子曾孙秦仲以大夫的称号。至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避戎难东迁雒邑，秦襄公（秦仲之孙）护送有功。"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歧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歧、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4 此后秦人联合原来土著的周人，从陜甘边境故居"西垂"步步与戎狄苦斗，向东扩展疆土。几乎一个世纪之后，公元前677年秦德公纔迁都到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城之南最肥沃的"周原"地带。此后数百年间秦与戎狄在黄土高原争夺土地的武装冲突时断时续。
至于黄河以东的广大地区，直到秦穆公（在位，公元前659-621）纔乘晋国内乱几度东越黄河操纵晋国君主的废立。但晋在文公（在位，前636-627）整顿之下国势日强，称霸中原，此后长期成为秦人东进的障碍。所以秦穆公只好向西"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5 总之，至穆公秦始跻身于春秋大国之林。
5 《史记.秦本纪》，页194。
6 《史记.秦本纪》，页200。
秦穆公卒后百余年间秦国国力的发展受到内外的阻力。外部的阻力主要是黄河以东强大的晋国，即使在关中地区也不免受到戎狄部落的顽强抵抗；秦国内部社会、经济、文化都比中原先进国家落后。最不利的是国家政权经常被庶长贵族操纵。庶长们竟能不时将秦公子流放到国外，或迎回到秦国，擅自废立国君。最显著的例子是秦怀公（在位，前424-415）先被庶长等自晋国迎回继承君位，最后又被庶长们囚禁，愤而自杀。直到秦献公（在位，前 384-362）即位之后政治才逐渐安定。《史记.秦本纪》对此期间的内外情势有简要的综述："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6 正是从秦晋（魏）争夺河西地的经过--这正也是墨学专家和一般思想史家所
从未想到的专题--才可望较深体会《墨子》现存最后《备城门》等十一篇所论防御战术的真实性和墨者巨子制度的性质、演变及其异常重要而从未经揭发的历史使命。
一、河西地在秦史上的重要意义
为了解秦魏争夺河西争夺战的历史意义，有必要先简述河西的地貌。众所周知，黄土高原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分晋陕两省的黄河。这段纵向的黄河全长七百多公里，所谓的"河西"仅指最南一小段的黄河西岸地区。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曾做过实地考察：
黄河由晋陕峡谷而下，至龙门出峡，继续南流，至潼关附近为秦岭所阻，又折而东流。龙门与潼关之间河长仅133公里，河身却极为宽广。
龙门以北的河水犹紧紧束缚于两岸山崖之中，河宽只有0.15公里。一出龙门，河面便骤然宽广。…（至）汾河口附近，黄河的宽度竟达到 14.5公里。…7（见图一如下）
7 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版，页45-46。
8 本文简短的综述大都根据以下两种专着：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院编，《中国黄土高原地貌图集》与曾昭璇，《中国的地形》，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85，黄土高原专节，页190-205。
这段黄河东边的汾水和涑水流域是三晋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的重心；西边陕西境内的洛水和渭水下游平原是有待嬴秦充分开发的宝藏。这些河流及其众多支流都汇集此区，注入龙门、潼关之间的黄河。所以无论从军事或经济的观点都是秦魏必争之地。
由于黄土高原土质疏松，长期流水的侵蚀把表层的黄土堆积切割
成沟壑原梁纵横破碎的地貌，8 而如此复杂的地貌正是刺激战国初期
攻守战术和武器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水经注》所述河西的河流系统大有助于了解古代军事地理。很幸运，干隆1784版《韩城县志》和 1769版《合阳县全志》不但证明《水经注》记载的正确，而且备极详尽地描述每条大小河流曲折的流程--这是当代所有晋陕地图所望尘莫及的。由于魏国在河西最主要基地少梁在今韩城县境内，本文仅按《水经注》所述境内三条"主河"（其实相对黄河、汾、渭、洛诸水而言都是很小的河流），列举干隆《韩城县志》中更小的支流。惟有如此，才可望反映河西古代行军作战攀登跋涉的艰苦与斗争的酷烈。
按《水经注》，自龙门峡而南顺序有畅谷水（今名盘河）、峪谷水（今名澽水）和陶渠水（今名芝川河）。此三河皆源于西北方梁山山麓，非常曲折地绕经山峡、市镇、城垣，或单独或汇合注入黄河。此三河全程大约都在一百华里以上。（参看附图二）
干隆《韩城县志》卷一：
畅谷水：县旧志一名盘水，源出朱砂岭，历县北、径冯峰口，东过薛曲里，暖水自西南入焉；又南过带村，东入于（黄）河。
澽水：源出麻羡岭，东流过石门，离水自南入焉。又东过景村，谷水自北入焉。又东北过土岭，洫水自西北入焉。又东出土门，岸高口窄，水势迅急，过邑城西转而南，其势益激，涧水自西入焉。……南过马头山，潦水自西入焉。……又东南合芝水，入于河。
陶渠水：旧县志芝川河，……源出方山，东南流，诸山水自西南来会。
踰高家坡，潗水自北来入焉。……又东过吕庄，沆水自西北来入焉。
又东过芝川镇南司马（迁）祠，北合澽水入于河。
核对古今地名，陶渠水北合澽水入于河之处正是魏在河西最大基地少梁的所在。
至于韩城县南的合阳，地形上是由高原进入平原的过渡地带。境内东北较高，黄河有三个渡口，在古代行军和物资运输上可能有相当意义。更大的意义是合阳以南及西南的平原，虽然海拔显著降低不少，而地貌却支离破碎。这是因为洛、渭两大水系汇集于此，泾流长期侵蚀的结果。这种港汊沟渠纵横交错的地貌正是战国初期秦魏.城、堑.军事工程技术激烈竞争的原因。秦魏河西争战聚集于少梁原今韩城县芝川镇，芝水绕过司马祠，北合澽水，即将注入黄河之处，至晚在干隆年间还保留有东少梁、西少梁之名。少梁原执大河咽喉，傍山依水，高屋建瓴，气象万千，难怪《水经注》载"昔魏文侯与吴起浮河而下，美河山之固，即于此也。"9 君臣泛舟之举应发生于公元前408年，因此年魏军在吴起指挥之下攻占了秦国河西地的全部。10
9 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四，页110。
10 关于魏攻占秦河西地全部的年代，参看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术出版社，1981，页170-171注.长文；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术出版社，1981，附录三，页560。
兹将秦魏河西战争史事列表如下：
秦纪年
公元前
事 件
地 名 考 释
灵六
419
魏城少梁，秦击之。今陜西韩城县南芝川镇，芝水北合澽水，注入黄河。今黄河西岸尚保留东少梁、西少梁之名。梁本古国名，秦穆公十九年（前641）灭梁，邑名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更名夏阳，《水经注》习用夏阳之名。
灵七
418
秦魏战于少梁。
灵八
417
魏复城少梁。
秦城堑河濒。
灵十
415
秦城籍姑，补修繁庞城。籍姑在韩城县北三十五里。繁庞在韩城县东南。
简二
413
魏败秦军于郑下。
郑在今陕西华县境内。
简三
412
魏围繁庞，出其术。
简六
409
秦令吏初带剑。
魏伐秦，筑临晋、元里。
临晋在洛水下游之西，蒲城县东南三十五里。元里在洛水东北澄城县南。
简七
408
魏伐秦，攻占全部河西地；南进至郑，北还，筑洛阴、合阳二城。
郑在渭水之南，今华县境。洛阴在今大荔县境，洛水折向东南行将注入渭水处。
惠七
393
魏败秦于注。
注城在今河南临汝县西北。
惠十
390
与魏战于武城，县陜。
武城在今渭南县西北。陜在今河南之三门峡市境。
惠十一
389
秦侵魏之阴晋
阴晋在今华阴县境。
惠十五
385
不满小主夫人当政之秦庶长私迎公子连于郑所之塞，不得入。公子连等绕道北翟，自焉氏入秦。秦讨寇军哗变，拥公子连至雍，小主夫人自杀，公子连即位，是为献公。※
郑所之塞在今华县境。王念孙谓焉氏即汉之乌氏县，在今甘肃帄凉境内。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谓焉氏在今宁夏固原境内。
献元
384
止从死
献二
383
城栎阳
栎阳在今临潼东北，渭水北岸。
献十一
374
县栎阳〈六国年表〉
献十九
366
败韩、魏于洛阴。
献廿一
364
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
石门山"在山西解县东南，名径岭，左右壁立，间不容轨。…通河南陕县。…秦败三晋之师于石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史记·札义》引〈括地志〉误释为陜西三原县西北之尧门山，俗名石门。
献廿三
362
与魏战于少梁，虏其太子。取繁庞。
孝八
354
与魏战于元里，斩首七千，取少梁。
孝十
352
以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之安邑，降之。
孝十二
350
徙都咸阳。
孝廿二
340
卫鞅击魏，虏魏公子卬；封鞅为列侯，号商君。
孝廿四
339
与魏战于岸门，虏其将魏错。
惠文六
332
魏纳阴晋，秦更其名曰宁秦。
惠文八
330
魏入河西地于秦。
惠文九
329
秦渡河取汾阳、皮氏。
惠文十一
327
更名少梁曰夏阳。
※《史记·秦本纪》：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叙事过简有误。献公被迎返秦即位事根据《吕氏春秋.当赏》：秦小主夫人用奉变，群贤不说（悦）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术从郑所之塞。右主然守寨，弗入，曰："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塞守］菌改入之。夫人闻之，大骇，令吏兴卒，奉命曰："寇在边。"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寇"，中道因变曰："非击寇也，迎主君也。"公子连因与卒俱来，至雍，围夫人，夫人自杀。公子连立，是为献公。（献公）怨右主然，而将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赏之。监突争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众，若此则人臣争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献公以为然，故复右主然之罪，而赐菌改官大夫，赐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献公可谓能用赏罚矣。…"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版，页1624，长注十八，既未能了解献公返国之艰险与苦辛，更误断焉氏塞为今陕西富平县之关山古驿口，距郑所之塞仅半日行程。正确了解《吕氏春秋.当赏》中的主要故事将大有助于考释献公何以与墨者建立密切关系。
据以上河西战争史事表，魏国在公元前419-408这十一年间，攻占秦河西地的战略完全成功。开头经过三年的拉锯战已初步完成少梁要塞的工程。随即居高临下沿着黄河南进。读到《史记》魏"围繁庞，出其民"即可体会出这两短句不啻是司马迁大写意笔法描绘的一幅攀城蚁附浴血肉搏的图画。魏军攻占合阳之后，即转而麾师西南，进入洛水下游行将注入渭水的平原地带。这地带川流异常曲折，港汊纵横，激战之后双方都需要选择地点高垒深堑。魏一度进军深入渭水以南的郑（今陕西华县境内），然后自动撤回到渭北建筑新根据地合阳和洛阴。弱势的秦只能退守下游洛水的西和南："堑洛，城重泉。"《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应在今大荔县境内，距今西安市东缘仅仅一百二三十公里了。可见魏占领下的全部河西已如一把利剑直指秦国的心腹了。
魏之所以如此成功，一则因为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分晋以后，事实上已成为三个主权国家，以魏的国力为最强。二则魏文侯励精图治，有识人之明，把规划进占河西的任务全部委之吴起。吴起不愧是典型名将，深深了解在什么情况应该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此后不久（大概是公元前387年后不久）因避魏武侯宠臣之谗，吴起改仕楚国，11 而秦献公于前384年即位之后亦忍辱持重，从事内政和军事的改革，不轻易言
11 《史记·魏世家》记武侯九年（前387）"使吴起伐齐，至灵丘。"设若吴起迅即改仕楚国，他在楚国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最多不过只有六、七年时机。
战。这些因素正帮助说明何以公元前408年以后几乎四分之一世纪秦魏两国在河西地并无大战。
古今学人几无不同意现存《墨子》书尾《备城门》等十一篇最为难读，这是由于历代重文轻武，更由于原书有关城守诸篇部份原简在汉代遗失和错置。经过半个世纪中西学者的注、译和考诠，12 这些篇章里的错字、专词、术语和内容大致已能通读；读后大有助于加深了解秦魏河西战争在军事及政制史上的重要意义和墨者对增强秦国攻防战术的贡献。读了《墨子》最后这十一篇再重温《史记》，就会联想到选择地点修筑一座要塞城所需空中、地面、道路、桥梁、水面、地穴全方位所需军事工程技术及规模之艰巨和交战时动用机械与大小兵器种型之可观。坚而且厚的要塞主城城墙的顶部之内必须筑有利于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女垣。"主城四隅尚须筑有更高的"望楼"和与主城配合向敌人交叉侧射的若干"行城"和"杂城，"更无论外围的濠池、吊桥和木栅等屏障了。《备城门》开宗明义，禽滑厘请教墨子如何抵御攻城的十二法："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大体而言，"临"是攻者在城外："积土为高，以临我城，"也指敌人所用高达数层楼的撞城车。" 堙"也是积土为坡，主要似为填塞壕池。"钩"是钩引兵士上城的大钩梯。"冲"是从侧面攻城的"冲车。"云"梯"易懂，无须再释。"轒辒"据《通典》卷一六 ○〈兵十三〉是"攻城
12 研读《墨子》有关城守十一篇，仍顸先读孙诒让，《墨子闲诂》及吴毓江，《墨子校注》，皆以中华书局版引用方便。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除若干细节待商外，是本文所最倚重的专着。军人出身、曾师从张政烺、杨伯峻的蓝永蔚教授，《春秋时代的步兵》，北京：中华书局，1979 最后论述春秋末年的要塞城池攻守战颇为生动，有参考价值。近四十年来《墨子》城守诸篇，特别是攻守武器及军事技术研究的中心移向美国，以叶山（Robin D. S. Yates）教授的著作为最有贡献：叶氏从未发表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The City Under Siege: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as seen in the Reconstructed Text of the Military Chapters of Mo-tzu (1980)，本文作者两度参读其胶片；叶氏中译论文，刊于李国豪等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403-435：〈攻守城器械及东周军事技术〉；叶氏长文"Early Poliorcetics: The Mohists to the Sung,"刊于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5, Part 6,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Gunpowder Epi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41-485; 叶氏"New Light on 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Texts: Notes on the Nature and Evol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pecialization in Warring States China," in T'oung pao, LXXIV(1988), pp" 211-248"
战具，作四轮车，上以绳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败，谓之轒辒车。""轩车"大概也是有掩盖的大车。"水"指灌水淹城。"空洞"指挖地洞和地道。但"穴"和"突"原文残阙，"穴"或"火"之误，"突"部份的音义是敌人用重器突破城根时，守者以"突门"防堵，并施烟熏。"空洞"是挖地道，叶山绘有墨家地道内通烟管道示意图，并有利用鼓风设备通过管道烧艾烟熏敌人的简述。"蚁附（傅）" 源自《孙子》，是形容士兵密集攀登城墙的行动和搏斗。13
13 主要根据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全书；叶山，《攻守城器械及东周军事技术》；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谋攻第三》
附录《墨子》"十二攻"，页141-153。
14 札侧面构造示意图见Needham, Sciences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5, Part 6, pp."208"
墨子壮年即以城防及军械发明制造闻于列国。远早于古代西方，墨子及其精于工艺的信徒即懂得杠杆和滑车的原理。墨家所发明和改进的军事机械虽无法一一详考，但其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投石机的构造保存于《墨子》本书、《通典》和《武经备要》诸书。其威力之大，射程之远，命中率之高，部分地反映于它摔背（"夫"）的长度──30至35尺之间。这在古代世界是无与伦比的。14 经过近数十年来中西学者的研究，墨者与统一之前的秦国有密切关系已成定论。本文的考诠对象当然应该是这种密切关系究竟何时开始。
二、墨者巨子制始末考辨
历代学人论秦转弱为强多采《荀子·议兵》四世之说。四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四君在位公元前361-251，共百十年。事实上自强运动必须上溯到孝公之父献公（在位前384-362年）。《史记·六国年表》："秦灵公元年（公元前424）生献公。"前415年灵公卒，庶长等专权，不立献公而立其叔祖简公。于是年仅九岁的公子连（献公之名）即被流放于东邻魏国。为较充分了解献公图强的决心，有必要蠡测其青少年时代及即位初期所饱受的一系列心灵上的创伤和感情上的震撼。他十六岁（前408）即开始蒙受莫大的国耻与国难──祖国国防上最险要的地区竟变成魏国的西河郡。另方面，他流亡几近三十年间目睹魏国变法的成就，这对他精神上既不无启发，更多所刺激。但他一生最大的外来冲击莫过于即位后四年（前381）所发生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连锁事件：阳城君因参加攻杀藏身于楚悼王尸体之下的吴起犯罪失国；阳城君的失国导致墨者巨子孟胜及其弟子百八十五人的集体身殉以践墨子之义。两千四百年后，我们设身处地从秦献公的经历反思，才能体会出秦孝公元年（前361）求贤令原文句句是事实，处处含血泪。
求贤令的原文以及原文前司马迁的综述都值得征引、分析、诠释：
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
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
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孝公于是布惠，振（赈）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
"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闲，修德行武，东帄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
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
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
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
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乃出兵东
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
此处应该特别辨明的是：求贤令原文之前"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并非始自孝公元年。孝公即位时年二十一，百般政务有待观察反思，六年之后纔决定重用商鞅实行变法。正如同战国以降论秦变法之成功类皆归功于商鞅，传统史家论秦转弱为强的枢机一向溯源至孝公，并不斤斤计较时序上的差错。事实上，结合求贤令"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我们可以肯定"招战士，明功赏"等都是献公业已实行的措施与方略。试想：提到自强主要办法之一的"招战士，"当时有什么战士能与军械设计及制造方面胜过公输般，纪律操守方面与一向扶弱抑强、重义轻生的墨者集团相比拟？本节以下讨论的重心必须移向墨者巨子制的始末，然后纔再移回到献公在国史上重要的意义。
墨者巨子制并非以学派宗师墨翟本人开始。现在《墨子》书中从未称墨子为巨子，亦无巨子专词的出现。巨子一词始现于《庄子·天下》，三位钜子的姓名及事功只出现于《吕氏春秋》。冯友兰先生认为.墨者之第一任钜子当为墨子.之说，15 没有文本根据。
1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上册，页113-114。
墨者集团纪律虽严，墨子威信虽高，但他尚未具有后来巨子对墨徒生死予夺的绝对权威。相反地，弟子辈中颇不乏对他的教义提出问难的。如《墨子.公孟》篇："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谓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为明知，能为祸福，为善者富之，为暴者祸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同篇记有"子墨子有疾，（弟子）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古今学人每征引《淮南·泰族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以说明墨者对墨子无条件地崇拜与服从，殊不知《淮南》此项综述仅仅是根据第一任巨子孟胜及其弟子因阳城君失国集体杀身就义一事，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墨子生前对所有弟子都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
墨子晚年大都居于鲁阳，为楚国封君阳城君的座上客，主要任务应是率领干练弟子为阳城君"守国。"想象中当时分散于各处的墨者都不免考虑两个迫切的问题：如何慎选墨子的承继人和如何保证墨者集团将来的完整和兴旺。惟其因为继承人的德行才智很难比拟墨子这位大宗师，所以有必要赋予继承人以绝对的权威，藉以提高他的声望，促进墨者集团的精诚团结。就资历及操守而言，理想的承继人应该是力行大禹之道，一向自苦为极的，被尊称为"子禽子"的禽滑厘。他在《庄子·天下》篇中的地位显然是仅次于墨翟的学派宗师，但《吕氏春秋》所记巨子没有他的名字。关于禽滑厘先墨子辞世的可能，我们只能从《墨子·备梯》篇的开卷白臆测："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子墨子其哀之，乃管酒块脯，寄于大山，昧葇坐之，以樵（醮）禽子。"有如此憔悴纪录的禽滑厘享受不到墨子八十左右的高寿是在情理之中的。
孟胜被指定为首任巨子的年份无法确知，但应在墨子辞世（不出公元前393-381年之间）之前。他的事迹《吕氏春秋·上德》有生动的追述：
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
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
"不然。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
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
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
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
先死以除路。"还歨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
弟子死者百八十五人。（二人）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巨子不察。16
16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国书店，1985影印1935版重刊本，卷十九，页11下至12下。
近年一部列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郑文杰着《中国墨学通
史》，论及墨家学团的组织、巨子制的演变以及墨家学派分裂原因等等均较前人著述详细。其主要论断与本文有密切关系，值得郑重讨论。此书综序："在墨子时代，墨家学团的维系手段，主要是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学团成员自觉自律；……在墨子去世后的'巨子'时代，墨家学团经过了由'准宗教信仰' 到'严明法纪'的阶段变化。在孟胜为巨子的时代，维系手段在榜样力量之外又增添了宗教信仰。"自孟胜为墨家巨子起，学团巨子已兼有宗教首领性质，'准宗教 '信仰也成为学团内部的主要维系力量。17
17 郑文杰，《中国墨学通史》，北京：人术出版社，2006，页62。
这项论断，恐怕与事实不符。最主要的理由是孟胜之言："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孟胜及其弟子百八十五人决定抛弃珍贵生命之前，全无一字言及天帝鬼神、天堂来世，一切凭诸道义良心──这正是与人类史上诸般殉教者迥然不同，也正是比古典希腊悲剧更富悲剧意味的悲剧。
《吕氏春秋.去私》篇载有类似的墨者悲剧：
墨子有巨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所以听寡人也。腹对曰：墨者
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
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子之法，
不许惠王，而遂杀之。……
腹（黄＋享）老年大义灭亲一事，有力反映维系墨者学团的力量始终不是准宗教信仰，而一贯是道义原则，也就是"墨者之法"。
此外理应探讨的是孟胜死后多久国际墨子学团才开始分化的。《韩非子·显学》："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但未说明与墨子卒年的大致时间距离。《庄子·天下》篇所提供的线索值得仔细诠析：
相里勤之弟子，五（伍）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背异）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18
18 王叔岷，《庄子校诠》，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88，页1311及页1315-1318诸注。
19 王叔岷，《庄子校诠》，页1318。
20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页949。
21 《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台北：文化图书公司，1970，页1168。
22 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页149。
23 闻一多，《神话与诜》，上海：开明书店，1947，页149。
《墨经》，参加与惠施、公孙龙等坚白同异之辩都是比较晚的事实，与孟胜、田襄子已有相当长的时间距离。"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 之"尸"字，特别需要认真诠释。王叔岷《庄子校诠》："郭（象）《注》：'尸者，主也。'成（玄英）《疏》：'咸愿为师主。'……谓皆愿以巨子为其主也。"19 陈鼓应译文："以巨子当作圣人，都愿奉他为主师，希望承继他的事业，到现在还纷争不决。"20 案：郭象、成玄英释"尸"都仅仅征引《仪礼.士虞礼》郑玄注中提纲性的头三个字："尸，主也，"全都不引郑的原文，所以很容易引起后人的误解。其实郑文虽简略，已能道出"尸"的作用："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21"虞"是葬后思亲安神之礼，《礼记·檀弓下》有精确的说明："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已。"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在葬后的安神祭，始有尸，有几案和席子。卒哭以后始称死者之名。因为用生人的礼待他，到此已告结束，而开始以鬼神的礼来待他了。"22 古今学人论.尸.再没有比闻一多先生更透澈幽默的了：
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之在，乃是物质的存在。惟其怕不能"如在"，所以要设"尸"，以保证那"如在"的最高度的真实性。……23
至于代表受祭者的"尸"应该由什么活着的人充任，《礼记·祭统》有最明确的申明："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周初祭祀最主要的对象是文王，祭文王时充任"尸"的是嫡孙成王。其实即使抛开历代注疏不论，把《庄子·天下》"皆愿为之尸"释为"都愿奉他（巨子）为主师"于事于理也讲不通。因为根据墨家教义和规律，所有的墨者都应该绝对服从巨子的意志和命令。原则上巨子制存在一天，墨者集团即不允许内部有分裂。巨子既一向是被墨者认为圣人，具有绝对权威的最高领袖，墨者根本没有必要再争着以他为师主。为了解《天下》篇有关钜子原文的真义，除"尸"字的定义之外，还需要把握事态发生先后之序。笔者认为相里勤等互相诋斥的派别只能发生于巨子制业已中断之后，一向以过去的巨子为圣人的各派首领才皆愿成为巨子的合法承继人（尸），都希望接续他的事业，可是墨家各派间的竞争"至今不决"。"今"无疑应是《庄子·天下》篇作者的时代，应该不会早于公元前250年左右──距离巨子制的中断已有相当时距了。
笔者的推断是根据《吕氏春秋》里的三项纪事：
（一）《首时》篇载有齐之墨者田鸠（俅）"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
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悦）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24
24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孝行览·首时〉，卷十四，页16下。
25 同上，〈先识览·去宥〉，卷十六，页25上、下。
26 同上，〈有始览·去尤〉，卷十三，页13上。
（二）《去宥》篇："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25
以上两项纪事反映在国际墨者大集团中一向享有绝对权威的巨子已不存在；否则四方入秦求仕的墨者不会受到秦墨中狡猾份子的百般阻挠和嫉妒中伤。正因此类事件一再发生，所以同书《去尤》篇才有"秦墨者之相妒也"概括式的评议。26
（三）支持鄙说最直接的证据是《应言》篇中"司马喜（熹）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政"的故事。内中"墨者师曰：今赵兴兵而攻中山"一语供给了具体的年代线索。《史记·赵世家》详列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起屡度"略中山地"，直到赵惠文王三年（前296）"灭中山"。惟其因为巨子制出于各种原因已不复存在，所以墨者各派系的领袖只能被称为"墨者师"了。27
27 同上，《审应览·应言》，卷十八，页25上、下。
28 孙诒让，《墨子闲诂》，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720。
29 《史记·六国年表》，页714、719；《魏世家》，页1844。
研究墨者巨子制的始末，首先必须做时代上双向的推测：由腹（黄＋享）仕秦上溯推其生年，再从公元前381年第二任巨子田襄子向下推测传位于腹（黄＋享）时后者的大约年龄。从《吕氏春秋·去私》篇，腹（黄＋享）之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为根据，先假定惠文君元年（公元前 337）时腹年已60或65岁。于是得出两个数字：公元前397或402年。再假定田襄子充任钜子共20或25年始传位于腹，如此则腹继任为巨子时的年龄即有两组数字：36或41岁、41或46岁。所有以上的推算都在情理之中，而以41岁继承巨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折成公元，不出前366-356这十年，按秦历应在献公晚年。按常识性逻辑进一步推论，墨者入秦必早于腹之初任巨子，因为非要等到入秦墨者力量声望在国际墨者集团中已达高峰，巨子之荣纔能轮到秦墨，而这个过程是需要相当岁月的。
可是试图臆测田襄子仕宋的时间跨度却是十分困难的。《吕氏春秋·上德》篇虽详述公元前381年孟胜死阳城君之难，属弟子二人传巨子之位于宋之贤者田襄子，现存所有先秦文献全无一字涉及田襄子此后的事功与言行，以致博洽旁通如孙诒让，在其《墨学传授考》中亦感束手无策。28 笔者穷思经年发现《史记·六国年表》公元前四世纪前半有关宋国仅有的两次叙事可能供给唯一的线索。29
（一）韩文侯二年（前385）"伐郑，取阳城。伐宋，到彭城，执宋君。""到彭城"应释为韩军伐郑后向东推进，攻陷彭城（今徐州市），俘虏宋君后即班师西返，否则跨国战线过长难以久守。但是宋国极重要的都市被攻陷而且国君为韩俘虏，不能不说是宋国的一大危机和国耻。有鉴于往昔墨子预防楚国与公叔般攻宋，事先遣派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为宋守城，今番田襄子本诸墨家史例率众援宋加强城防，并与继位宋君建立君臣师友关系，以致四年后承继孟胜为第二任巨子应该是合理的揣想。
（二）魏惠王六年（前365）"伐宋，取仪台。"《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谓仪台在今河南虞城县西南，西距今商丘市约三十公里，东距徐州市约七十公里。这又是宋国城防的失败和疆土的丧失。田襄子的结局虽不可确知，但依照墨家传统理应身殉墨者之义，至少也应引咎退位，而且事前出于道义，必须指定一位国际上能孚众望的墨者做为巨子的承继人。
总之，以上两项事实恰好反映田襄子仕宋的时间跨度，并遥遥呼应本文所估腹（黄＋享）受命为第三位巨子的年份。
三、献公朝墨者仕秦考实
虽然战国时期文献从未有明言墨者何时开始入秦的，孙诒让《墨子闲诂》《号令》篇目之下，却有极重要的双行小字的考证：
苏（时学）云："墨子当春秋后，其时海内外诸国自楚、越外，无称王者，故《迎敌祠》篇言：'公誓太庙，'可证其为当时之言。若〈号
令〉篇所言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关内侯、公乘、（男子），
皆秦时官，其号令亦秦时法，而篇首称王，更非战国以前人语，此盖
出商鞅辈所为，而世之为墨者取以益其书也。倘以为墨子之言，则误
矣。"案：苏说未塙，令丞尉、三老、五大夫等制并在商鞅前。详篇
中。30
30 孙诒让，《墨子闻诂》，页586。手边无苏时学书，承北京中华书局副主编顾青先生代校，发现孙引苏文，遗漏"男子"二字，特此申谢。
孙诒让纠正苏时学，证明《迎敌祠》中秦官之名早于商鞅，确是主要贡献，因推理墨者入秦必早于孝公，而在献公之世。但苏时学也有他的卓识 ──指出词中"公誓太庙"的"公"有其相对较早的时代性。为便于讨论，我们先考订《迎敌祠》"公誓太庙"一段，然后再诠考篇首巫祝仪式的长文。……公素服誓于太庙，曰：其人为不道，不修义详（祥），唯力是札。
曰：予必坏亡尔社稷，灭尔百姓。二参子尚（夙）夜自厦（励），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尸）而守。31
31 同上，页577-578。
32 《史记.秦本纪》，页201。
33 如同刘昭瑞，〈墨者行为与道教法术〉，刊在《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页125-132。
案：秦惠文君即位后十四年称王，次年（公元前324）为更元元年。《迎敌祠》篇称"公素服誓于太庙"的"公"究竟是更元前的惠文君、其父孝公或其祖父献公从未经墨学专家提出讨论。我们先从"素服"和誓词内容加以蠡测。素服象征一种哀悼，哀悼的对象可以是已逝的先君，也可能是社稷过去所受敌国的创伤和凌辱。誓词的话应分为三小段。开头三句是秦君对敌人（魏）不讲道义、唯暴力是尚作风的概括。紧接的是敌君对秦社稷人民狠毒居心的自白（事实上当然是秦君想象的）。最后几句是对陪誓左右的二三子（将领）恪遵职守、戮力同心，"以勤寡人"勖勉的话。如果本文诠释不误，誓师之"公"不会是指业已能屡胜三晋、屡受天子贺的孝公和惠文君，只可能是充满悲郁心情、长期忍辱负重的献公，而且是远在临终前二年（公元前364）"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32 之前的献公。
以下讨论《迎敌祠》的巫祝仪式部分。由于《汉书·艺文志》兵阴阳之末列出《别成子望军气》六篇、图三卷，《辟兵威势方》七十篇，更由于《迎敌祠》充满了五行迷信，不少近现代墨学专家都认为此篇反映晚期墨学的巫祝化。33 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全篇是早期秦墨活动的纪实。兹征引《迎敌祠》有关巫祝的原文以备考订它的年代的早晚：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从外宅诸名大祠，灵巫或（咸）祷焉，给祷牲。
……
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胜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
……
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之，善为舍。望气舍近守宫。巫必近公
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请报守，守独智（知）巫、卜望气之请而已。
其出入为流言，惊骇恐吏术，谨微察之，断，罪不赦。34
34 《墨子闲诂》，页573-575。
案：五行系统在《墨子·贵义》篇已经出现：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
墨子不仅言及四龙，并且道出四龙的各别颜色、方位、五行属性、代表各方属性的天干，以及各组天干中的阴干和阳干。可见公元前五世纪，五行说的基本要素和符号早已齐备，无殊于近千年来盛行于士庶间的子平基本语汇了。
事实上远在墨子之前就已有五行的学说。例如公元前512年面呈吴王阖闾的《孙子·行军》篇中就已经提到"黄帝之所以胜四帝，"1973 年银雀山出土的兵家残简中还发现《黄帝伐赤帝》一篇。此篇残简经当代诸家考订校补之后，主要内容已可知晓：黄帝南伐赤帝，"东伐青帝，……西伐白帝，…… 北伐黑帝，"全得全胜。《墨子·贵义》篇中的龙，显然就是银雀山兵家残简中的帝。
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在《孙子》以前早已成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即吴王阖闾召见孙武之前一年，晋史墨答问时即申述五行一向皆有专官（神），称为"五正"，经常举行"五祀"，而且这些祭祀木、火、金、水、土五行的专官都"世不失职。"可见上世纪齐思和认为五行相克说原于邹衍，因而判断《孙子》成书之晚是不能成立的。35
35 参看何炳棣，"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初刊于《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页77-78；重刊于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17 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页40-42；收入《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讲集（2），2002，页 45-47。
36 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317。
37 饶宗颐，《秦简中的五行说和纳音说》，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459。
38 刘增贵，"秦简《日书》中的出行礼俗与信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1年第3分，页503-541；及〈睡虎地秦简《日书》〈土忌〉篇数术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7年第4分，页671-704。
至于巫术与卜筮，渊源极古。所谓三代的圣王事实上无一不是政教合一的"大巫"，更不必提王室、贵族属下的卜、史、祝和民间的巫觋了。即使最"人本"、最理性的孔子，晚年喜《易》，韦编三絶，1973年马王堆出土汉文帝初年手抄《周易·要篇》中孔子答子贡问，是否相信《易》中的"筮"，孔子曰："我观其德义耳，吾与巫史同途而殊归。"终春秋之世，"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全部的祀和戎中的祀都与巫、祝、史牢不可分。
至于墨家所宗的大禹与巫术的关系尤为密切。历代巫师作法时必行"禹步"。杨雄《法言·重黎》："昔者姒氏活水土，而巫步多禹。"李轨注：禹"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而俗巫多效禹步。"36
1975年底湖北云梦发掘所获秦简《日书》中五行相胜生克说，不但与《墨子·贵义》篇所述完全相符，而且已有从纳音法推出的"禹须臾" 吉日表。"须臾"是"立成"之义，大利出行。"名曰禹须臾"，当是日者借禹之名以增重其说。37 近年秦简《日书》研究显示五行生克，冲破害合等原则已"非常成熟"，时日吉凶的选择与避讳在民间已很普遍。38 墨子出身平民，极力推崇大禹自苦为极的救世精神，于是当华夏及其周遭宗教思想逐步人本理性化的过程中，墨者所保留的巫术较其它学派为多，是本不足怪的。
至于有关望气术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杜佑《通典》卷一六二末《风云气候杂占》项所引，见于《太平御览》的《司马法》佚文：
若细雨沐军，临机必有捷。回风相触，道还而无功。云类群羊，必走之道，气如惊鹿，必败之势。黑云出垒，赤气临军，皆败之兆。若烟非烟，此庆云也，必胜。若雾非雾，是泣军也，必败。杜佑最后的按语："是知风雨之占其来久矣。"问题在：现存《司马法》文本及其时代都还有待考证。本文本节目的在推测〈迎敌祠〉在墨家著述中的相对早晚，为慎重计还是借重《史记·日者列传》的《集解》和《索隐》。二者都认为"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而" 日者"一词在先秦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墨子·贵义》。司马贞《索隐述赞》："日者之名，有自来矣。吉凶占候，着于《墨子》。"这是就文本言最可靠的综结。所以五行系统、占候望气等等决不是战国末期墨者"巫祝化"以后才有的现象，而确是墨者初仕秦献公时早已具有的原始巫祝文化积淀。
理应顺便指出的是，表面上这五光十色的誓师仪式是由巫祝导演的，而幕后真正的控制者是从未失去高度理性的"守"──由秦献公自己从墨者精英中遴选出来的最高城防长官。现存《墨子》有关城守的十一篇中，篇幅最长、性质迥异于《迎敌祠》的《号令》篇，内中详尽地列出种种有关安国、守城等实事求是的军令和法规，却独独插进《迎敌祠》中唯一理性的条款，似乎更足说明本文以上观察的正确：
望气者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与望气者必
以善言告术，以情上报守，守独知其请而已。无与望气者妄为不善言
惊恐术，断，勿赦。
杜佑《通典》卷一六二"兵十五"最后望气条结尾双行小字注中的综结大有助于读者的反思：
虽云任贤使能则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审则不筮而计成，封功赏劳则不祷而福从，共苦同甘则犯逆而功就，然而临机制用亦有此为助焉。
在大体上受人本主义文化熏陶下的古代华夏民族斗争之中，巫祝仪式及望气杂占等迷信仅仅具有边缘的作用应该是接近事实的。
回到本节的主题，我们还需要解释：何以秦献公自始即不得不委派墨者统筹全部城防事宜，并充任集军政权于一身的城区最高长官──"守"；何以围城居民、男女老幼，都按照军队编制组成五人基本单位的"伍"，受极度严酷.连坐.刑罚的控制。《墨子·号令》：
围城之重禁，敌人卒而至，严令吏术无敢歡嚣、三最（三人相聚之义）、并行、相视坐泣流涕。若视举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击、相靡（以身及衣）、讼驳言语、及非令也而视敌动移者，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伍人逾城归敌，伍人不得，斩；与伯（百）归敌，队吏斩；与吏归敌，队将斩。归敌者，父朮、妻子、同产皆车裂；先觉之，除。当术需敌，离地，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39
39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号令〉，页103，分段较其它《墨子》注疏合理。
40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5, Part 6, 叶山专着，页317，底注g。
银雀山汉简中墨家残简竟有敌尚未至时，防守人员入厕必须衔枚，不准二人同行，违者斩之令！40
这种极度严峻的城防法令规章只有从本文秦魏河西争战史年表底注《吕氏春秋·当赏》所载，秦献公返国即位途中极度艰险的经过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他初试从最近的郑所之塞入秦，被守塞官右主然所拒，其理由正当："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献公不得不深入北翟，幸焉氏塞守塞的菌改迎之重入秦境。但此举虽极有利于献公，却因秦公子在外者多，政治上会留下不良影响。奉小主夫人命北上击寇的军队半途哗变，献公纔能南下至雍即位，但总观全局，第一步的关键确是决定于守塞官员临时所选择的效忠对象及其是否有决心和能力防阻内奸外谍的情报传递。秦献公立法图强首要的整顿对象之一当然是严城防之守。
再则〈备城门〉篇禽滑厘请问墨子守城十二法首段很像是全部有关城防诸篇的"序言"。内中尤堪注意的是讨论：
且守者虽善（而君不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然则守者必善而君尊（专）用之，然后可以守也。41
41 〈备城门〉首段，根据吴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版，页759。
这种"君用臣能"是任何聘募墨者时双方第一考虑的因素。事实上，除了"守"的能力外，同样重要的是他的操守。在献公饱受惊险回国即位后的第四年，巨子孟胜及其弟子百八十五人集体殉义之后，城防最高长官及其随从之选，舍墨其谁应已系不争之论了。
四、图强运动中墨者的主要贡献
（一）军事方面
献公之前的半个世纪，秦弱魏强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就疆域、人口、资源而论，秦本有足够的潜力演变成为一等军事强国，主要的关键在有英明的君主领导改革。根据本文以上的多边考释，献公即位后的第四年，亦即墨者首任巨子孟胜及其弟子集体死楚阳城君之难那一年，献公与墨者应即开始合作，而且关系如鱼得水异常融洽，所以城防要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守.都从墨者甄选。《汉书·百官公卿表》谓"郡守，秦官，……景帝中二年（公元前148年）更名太守。"战国史籍虽然残阙，但"守"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春秋晚期。《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有"董阏（安）于为赵上地守，""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按：董安于为赵简子（卒于前475年）家臣。魏文侯在位五十年（前445-396），李悝是魏国最出名的首"相"，实行法制和农村经济改革的政治家，其初任" 守"职应在文侯的早期。据注释，上地即上郡，前者在今陕西榆林、延安之间，后者在今山西上党一带。
42 秦献公任墨者为"守"更有近例可援：魏于前408年攻占全部秦河西地后，即任吴起为西河守。43
42 张觉，《韩非子译注》，台北：台湾古籍出版社，1996，页560及577。
43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页2166："（魏）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帄，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是札确的叙事。但下文有误："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河西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案：吴起为西河守应始自魏攻占秦全部河西地之年（前408），《水经注》："昔魏文侯与吴起浮河西下，美河山之固"纪事札确。《史记·魏世家》，页1842，记魏武侯九年（前389）"使吴起伐齐"，吴起不久因避谗改仕楚悼王，前381悼王卒，吴起为楚贵戚乱箭射死，则吴起仕楚变法最多不过七八年。吴起之死引起墨者首任巨子孟胜率弟子集体死楚阳城君难，遂激发秦献公征募墨者增强城防的决心。
44 摘自《旗帜》《号令》篇。
45 引在《墨子闲诂》，页519-520，"尉"注。
秦制城防最高长官"守"之下，还有由墨者充任的"尉"。《墨子·备城门》篇说明"城上四隅……四尉舍焉。""百步一亭……亭一尉，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亭尉掌旗帜。各种城防士卒，包括童子及女子，都依照"青、赤、黄、白、黑"五色旗帜各守岗位。敌人攻城由远而近时，亭尉手执大旗，有如近代童子军领队之"打旗语，"并鼓声，指挥部队的行动。夜间只好用火。此外还有门尉，责任是执行极严格的监守城门、防谍杜奸的规令，白昼必须亲自巡察三次，夜间巡察一次。44
至于尉的起源，初见于《左传·闵公二年（前660）》，是晋国的高级军官。《左传·襄公十九年（前554）》："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赐之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可见军尉是中央的军职，品级仅在卿帅之下，众官之上。随着战国初期战争规模及频率的上升，边区地方渐有设置中低级尉官的必要。韦昭《辨释名》对尉的综释最简明合理：
"廷尉、郡尉、县尉皆古官也。……凡掌贼及司察之官皆曰尉。尉，罚也，言以罪罚奸非也。"45
在睡虎地秦简发现之前，高亨注译《商君书·境内》篇时指出："县有四尉，他书无证。"46 其实现存《墨子》城守诸篇，尤以反映墨者仕秦初期情况的《备城门》篇明明指出"城上四隅……四尉舍焉。"不过《商君书·境内》篇"县有四尉"的"县"反映孝公十二年（前350）商鞅把全国旧有的地方行政单位划成四十一县这一重要史实，原来要塞性的.城.也划为一般性的"县"了。
46 高亨，《商君书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151，注46。
47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60。
48 杨宽，《战国史》，页280，注。
49 例如Robin D. S. Yates, "New Light on 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Texts," T'oung Pao (1988), esp. pp. 218-219; 与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5,
另外必须一提的是，尉的主要责任虽是防谍杜奸，严格执行罪罚，还有训练基层吏员及士卒射弩技术的责任。《秦律杂钞·除吏律》：
除士吏，发弩啬夫不如律，及发弩射不中，尉赀二甲。发弩啬夫射不
中，赀二甲，免，啬夫任之。
此律在军事史上的意义，于豪亮、李均明《秦简所反映的军事制度》文中有较充分的发挥：
弩机是射程远、杀伤力强的一种武器，使用这种武器的士兵在当时的军队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对这支军队必需要加以必要的训练。士吏和发弩啬夫是军队的基层官吏，发弩则是使用弩机的士兵，对于他们发射弩机的成绩必顸加以考核，如果发射不中，任命他们的负责官吏令、尉都要受处分。47
参照《备城门》和"号令"等篇，训练士兵使用先进武器的权利和责任大都落在墨者身上应该是事实。但是战国史大家杨宽对此怀疑："《墨子非攻中》篇列举各种武器没有提及弩，因为它的著作年代在春秋战国间。至于《墨子备城门》以下讲守城各篇，不但常提到弩，而且有'连弩'，因为它的著作年代已在战国末期。"48
事实上早于墨子百年以上的《孙子兵法》，其《作战》篇已提到"甲冑矢弩，"《势》篇形容"势如彍弩，节如发机。"近年拙作"中国现存最大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证明全书十三篇撰成于公元前512年吴王阖庐召见之前。西方专家独立判断与拙见亦不谋而大体相合。
49 Part 6, pp. 12-19, Krztsztof Gawlikowski意见。
50 岑仲勉参照《通典》及《太白阴经》所言车弩之制，见于所着《墨子城守各篇简注》，页41。
51 《史记·秦始皇本纪》，页263。
为一劳永逸，杨宽的置疑还是应该在《墨子》书中去求解答。案：《备城门》篇中墨子和大弟子禽滑厘提纲絜领式论应付攻城十二法之外，多方反映墨者仕秦初期情况，史料价值甚高。篇中不止一次提到"弩"和"必射五十步以上"的"木弩"，言及以竹木为原料的矢（箭），并希望能多利用齐国的铁来造箭头。《备高临》篇中"连弩之车"是该篇和《墨子》全书中仅有的一次出现。为审慎，有必要细读该篇的原文：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向敌人积土为高，以临吾城，薪土俱上，以为羊黔（高大足以攻城的土山基址），蒙橹俱前，遂属之城，兵弩俱上，为之奈何？
子墨子曰：子问羊黔之守邪？羊黔者将之拙者也，足以劳卒，不足以害城。守为台城，以临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强弩射之，技机籍之，奇器口之，然则羊黔之攻败矣。
紧接以上引文的二百一十六字全都是机件部门名称、尺寸、长短、厚薄、重量的数字，与引文中的师徒对话完全不能衔接呼应。原文中师徒问答的对象是如何应付敌人利用羊黔来进攻，羊黔是敌人逐步堆筑逼近我方城楼垣墙的高大土山基址，而连弩车"其牙一发，诸弦齐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叠无不摧陨。"50 从常识就可断言连弩机和羊黔决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它在全部《墨子》书中仅有的一次出现，显然是末期墨者抄填强行插入世代相传原有的墨者手册中的。连弩机在历史文献中的首次出现要晚到秦始皇生命的最后一年（前211-210），那时因求神药，始皇"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51 杨宽根据仅有的一次出现，即推断《墨子》城守诸篇都是战国末年之作，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回到题，由于饱受多年流亡生涯的苦痛和即位后四年所受墨者集体殉义的感召，献公自始即对墨者有充分的信任，以致墨者似乎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被聘募的墨者也一再表示对献公效忠之忱。平时对"重室子"（贵家子弟）表面上予以优待，而事实上是严加看守。
敌军来攻时，令重室子居城隅高楼上作侦察守候的工作，"失候斩"。其它"守城之重禁"和"大奸之所生""具以闻于上"。52 墨者对秦中央集权消除异己方面的贡献是不容怀疑的。此外，秦国当局自始即极力汲取利用墨者对军事工程及武器制造方面的专长也是可以肯定的。53 总而语之，墨者对秦军事上转弱为强的重大贡献，在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的大凯旋中得到充分的证实。
52 俱见于《备城门》；《号令》篇亦富参考价值。
53 最有资格评估墨子及墨者对军事工程及武器制造方面贡献的是叶山（Robin Yates）教授的两项著作：一、李约瑟,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5, Part6内叶山大专刊规模的长文，评述自墨子至北宋《武经总要》的城防攻守技术及武器。全文250页，居巨册之半。二、已经译成中文的《攻守城器械及东周军事技术》，刊在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页403-435。此文除肯定墨者军事工艺的长期影响外，扼要地指出墨者组织术众参加城防战争等等，对促进秦国统一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二）户籍与连坐
传统和近代中外学人研究古代中国以军统政的地缘组织的起源，每多上溯到齐桓公（在位，前685-643）时管仲的创举和公元前543年郑国子产的改革。事实上齐、郑的改革都不能认为是秦制的先例。兹分别辨析如下。
为了解管仲的改革，须对《周礼》中的乡遂制度略加说明。《周礼》虽成书较晚，"其所述的制度已非西周时代的本来面目，夹杂有许多拼凑和理想的部分，但其中乡遂制度，基本上还保存着西周、春秋时代的特点。"
据《周礼》，周天子直辖的王畿之内，王城、近郊和相当开阔的"四郊"统称为"国"；四郊以外以至王畿的边境间更广大的区域统称为" 野"。国分为"六乡"，野分为"六遂"。诸侯直辖的领土和卿大夫的采邑大都遵照王畿而划分"国野"和"乡遂"。国野和乡遂几可视为平行的同义词。乡和遂不但是不同的两大行政区划，其居民亦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级。前者的居民，至春秋早、中期还与城居的各阶层贵族保有一定程度的血缘关系，统称为"国人"，享有公民权利，是邦君扩充兵源的首要对象。后者的居民为数众多，一向被称为"野人"或"氓"，不享受国人的公民权利，没有充当士兵的资格，主要是负担农业生产上的无偿劳动。
国野乡遂的区别既明，管仲改革的真义就容易了解了。《国语·齐语》：
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齐桓）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 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
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54
54 《国语·齐语》，四部备要本，卷六〈齐语〉，页4上至5下。管仲军政统一原则下行政单位的划分，事实上仅限于分属于桓公及国子、高子二上卿直辖的"乡" 区。全国分成二十一乡之后，其中六个士商之乡与兵役无关，只有十五个"士乡"才分别由桓公和国子、高子二上卿统帅。即便在全国有限的"乡"区之内，国君都不能享有统一指挥的权力；而且维系这十五士乡人员的力量还是大部要靠旧家族的感情纽带。
《管子·问》篇中所提的一长串问题，都是齐国朝廷为了善后所应加深探问的：……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问宗子之牧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宅，今入者几何人？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余子父朮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55
55 黎凤翔，《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486-487。
56 Robin Yates,"Social Status in the Ch'in: Evidence from the Yun-Meng Legal Documents, Part One: Commoner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June, 1987,p. 222也认为管仲及子产为以军统政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之先河。因叶山在国际中国学界影响甚大，特此提出以供国际学人参考。
57 James Legge, 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 台北：文星，1963, reprint of the 1872 edition, p. 558.
这种依然联系到宗法亲属关系的问题说明齐管仲的改革决不会是秦献公全国统一性户籍编制的历史前例。
近代国际汉学界研究古代中国户籍制度的第二个误解，是以为公元前543年郑子产法令中"庐井有伍"，就是全国性以军统政户籍制度的创立。56 为审慎计，有必要将《左传》原文及十九世纪理雅各（James Legge）英译征引如下：
《左传.襄三十年》：
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
Legge译文：
Tsze-Ch'an made the central cities and border lands of the State be exactly defined, and enjoined on the high and inferior officers to wear [only] their distinctive robes. The fields were all marked out by their banks and ditches. The houses and tsing (井) were divided into fives, responsible for one another.57
英译是根据杜预的诠释，文字非常清楚明白，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但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充分汲取《左传》权威、伯父杨树达的淹博精深，往往能做出比较正确的注释。他特别指出"都鄙有章"不过是都邑和鄙野应保持传统的区别，并不意味这两种不同地区都需要精确丈量后划定（exactly defined）。"上下有服"的"服"不是指服装，而是指职守。最重要的是"庐井有伍"的"伍"应是"赋"的借字，是纳赋税之意，而不是户籍中由五家构成的基本单位。杜预注："使五家相保"更会引起古今读者的误会，以为是五家连坐法的初现。上世纪前半叶，童书业根据顾颉刚早期课堂笔记而撰的《春秋史》，更把"庐井有伍"释为"五家为伍的保甲制度"的滥觞。58 至于"庐井有伍"的"庐"字，《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庐，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则去。"59 庐井一词尚具井田古制遗义，怎能是全国性军政合一的户籍制度中五家构成的基本单位呢？
58 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开明书店，1947版，页151-152。
59 《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第二版，页1119，注五。
6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118。
为探求关键词"伍"的真义，只靠古今诸家注释是不够的，必须要了解子产颁布"庐井有伍"背后的政治实况和理念。幸而《左传》襄廿九及卅年的叙事是根据最原始的《郑书》（当时郑国的史籍），复杂繁琐之中每有耐人寻味的话语。简而言之，子产是在内外危机重重、几乎无法形成一个能勉强运作的政权的情况下，强行被命为执政的。他背后的全力支持者是无私让贤的罕氏族长正卿子皮。当"郑子皮授子产政"时，子产坚辞，因为深深了解"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秋间受命执政初期，在答复子大叔（美秀而文的游吉，廿一年后继子产执政为正卿）问难的谈话中，子产毫无虚伪地征引《郑书》中的谚语："安定国家，必大焉先。"意思是欲求国家的安定，必须先使世卿巨室安心。这个坦诚露骨谈话的时间大概是在前543年秋八月，《左传》紧接此项谈话的纪事就是子产颁布的"使都鄙有章，……庐井有伍"的法令了。如果这串法令的颁布不会晚到年底的话，他从执政之初到颁布一系列法令只有三几个月的时间。试问：在这样匆迫的时间之内，更在施政必须先姑息大族巨室原则之下，"庐井有伍"怎会是户籍制度革命的首发巨炮呢？事实上，细读国人对子产法令的反应也会得到同样的论断。《左传·襄公三十年》：
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
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杨伯峻训"伍"为"赋"之借字，是根据《吕氏春秋·乐成》篇"我有田畴，而子产赋之。"60 杨注极是，因初征此税之时，国人不无疑惧，勉强从命，三年以后，田畴因封洫水利而增值，子弟乡校教育也得到改善，所以由怀疑转而歌诵；处处反映乡里聚落秩序依旧，决未曾有过强迫执行户籍制度革命性基层组织单位改革的痕迹。五年后（昭公四年前538）"郑子产作丘赋"是进一步征军赋，其性质大体与前此鲁、楚等国之用心相似，征赋主要是为改良扩充多种武器的质量，都不是从事军政合一户籍制度革命的先例。61
61 姑举楚国之例（襄公二十五年，前548）："楚蒍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卥，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采子木，礼也。"杨注："甲兵泛指一切武器。""车兵""徒兵"俱指车上战士和徒兵的不同兵器。一系列土地利用及增赋方式都是为了增强武备。叙事始于"甲午"，此年的十月八日，结束于十二月前，所以司马能完成调查。".既成，以授［令尹］子木，礼也"札反映司马这项调查工作是合乎礼俗，并无大事改革之意。《春秋左传注》，页1106-1108。
62 请参阅拙著，〈《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刊于《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页21-22。
秦国变法成功最重要的关键是户籍制度的革新。传统及近代中外学人几无不归功（或归罪）于商鞅。其立论的文献根据不外：
（1）《韩非子·和氏》："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
（2）《韩非子·定法》："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
伍而同其罪。"
（3）《淮南子·泰族训》："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
（4）《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献公……十年（公元前375）
为户籍相伍。"
（5）《史记`商君列传》：孝公六年（前356）"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伺）连坐。"
本文以下所论与前此诸说不同之处在指出连坐法禁渊源甚古，"连什伍而同其罪"则始于献公，而且俱深受墨者影响。为简捷计，先论连坐。
墨子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尚同"。笔者十余年前发现《尚同》的篇名，实际上是《孙子兵法·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一语最忠实巧妙的简化。62 此语乍读之下似不足为奇，但具有纠正春秋"政多出门"历史积弊的深意。为适应战国初期列国间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情势，墨子就把这句名言引伸利用为建立一元化中央集权政体理论与实践的张本。《尚同》理论的出发点是在"未有政刑"的初民社会里，人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人人有自己的意见，"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欲使政治及社会上轨道，惟有人民自乡里而上，层层都服从各级的"政长"，最后所有各级的人民和政长都绝对服从于天子。这种政体一定是公正合理的，因为天子是上天为人民福利而选择出来的。《尚同》上中下三篇一再出现《一同天下之义》的语句，下篇更进而推论："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这显然是.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理论范畴最大可能的延伸和提升。
笔者无意深究墨子"政原论"逻辑上有欠圆通，但有必要考辨何以"尚同"模式的政体在国史上首度出现于秦献、孝之世。案：墨子为实现他所憧憬的一元化政制，订下一条指令性的原则："上同而不下比。"上同之义无须再释，"不下比"的意思是，下边的百姓不准比周勾结，对当地的政治情况有所隐匿。换言之，唯有以天下百姓为耳目，高高在上的天子纔能赏善惩恶，顺利推行政体的运作。《尚同·中》："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我们必须秉公指出，墨子的手段虽不无类似近现代独裁特务统治之处，但他的居心是善良的、反侵略的，试求改善人民生计的。
最堪注意的是《尚同·下》征引已佚《大（泰）誓》──武王伐纣师渡孟津的誓言──："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清代江声的解释："发，谓发觉也。钧，同也。言知奸巧之情而匿不以告，比事发觉，则其罪与彼奸巧者同。"这就是"连坐"。再《尚书·汤誓》："尔不从誓言，予则弩戮汝，罔有攸赦。"郑玄注："大罪不止其身，又弩戮其子孙。"同篇中武王历数纣的罪行内有"罪人以族"，可见殷代已有"连坐"。63 《史记·
63 刘海年，《秦律刑罚考析》，刊在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页201。
秦本纪》载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二十年（公元前746）"法初有三族之罪。"三族指父母、妻子、同产（兄弟）。可见早于商鞅四百年秦国已有连坐法了。
献公即位之初，百废待举，抵御外侮，莫先于巩固城防；巩固城防，莫先于征募墨者。墨者自始即发现，"上同而不下比"的政治理念和手段，几乎无一不与献公的图强愿望与步骤同轨合拍。献公难忘回国过关的危难，城防立法之初，宁失之过严，勿失之过疏，所以本文上节所引《墨子·号令》篇围城禁令是很极端的规定，在平常的情况，同伍连坐之罪有一定的范围，伍人检举也非漫无限制。64 无论如何"相牧司连坐"决非始自商鞅是可以肯定的。
64 杒札胜，《编户齐术：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页136。
65 刘仲帄，《尉缭子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伍制令〉，页186。
《史记》《秦纪》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必须与《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一起诠释。首先应该讨论的是什和伍这两个户籍上最低层统计单位的特点。如本节上引《国语·齐语》所载管仲在全国十五个"士乡"编制军队的各种单位是始由五家组成的"轨"，也就是伍，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根本不提什这个单位。所以如此是因为什不是最小的单位，也就不宜作为全部统计的基数。事实上，什的单位是存在的。《管子·立政》："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同书《禁藏》和《度地》等篇也都提到什伍之制。至于什作为组织单位的特殊功能，《尉缭子·伍制令》有很好的说明：
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国人聚舍同食，乌能以干令相私者哉？65
正是为了整军图强防谍杜奸，献公户籍改革之初即定下什伍之制。这不是全凭揣想，而是有幸《墨子》书中保存了原始第一性的记录。《备城门》："城上十人一什长"；《迎敌祠》："司马视城修卒伍……五步有五长，十步有什长，百步有百长。"经过笔者多方考证，《迎敌祠》所言皆献公早期事，《备城门》甚至言及征募墨者之初，主客双方必要的考虑，大有助于了解秦墨早期的活动，其史料价值之高远在《史记》三言两语式叙事之上。
至于什伍所辖士兵的种型和原来的身份，《备城门》篇中两条"示范性"的规律都有说明。"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下（或应作上）楼卒，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围（御）。"如果敌人大举进攻，无论师众多少，只能分四路进攻，届时守城兵士不过"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应之。"66 可见户籍是兵农不分军民合一的。什伍战时与平时的成员可能不完全符合，但二者间必有密切的联系。从《韩非子》和《史记》相关词语及注释揣测，什伍之制应该自始即逐步推行于全国的，其最初主要动机是为防止人民违法犯禁的，防止人民犯禁最适宜的组织单位是什伍，而防止犯法的工作平时较战时更为根本。所以〈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的综述相当正确，唯一需要纠正的是什伍和连坐不始于商鞅，而始于十九年前的献公。这应该是合理的论断。67
66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页25，解释何以敌人大军十万.攻无过四队者.："敌众虽十万，大约不过分四队进攻，其说颇类似近世不宜多线战争之军略。攻道之面狭，则利于守者……。"
67 可是罗开玉，《秦国'什伍'、'伍人'考──读云梦秦简本记》，《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页85-88，独持异说，而且对海外中国学界不无影响。他认为"云梦秦简的大量资料证明［《史记》］这些注释与史事不符合。"他论辩中自认为最有力的证据是："若'什'为'十家连坐'的话，那它应在里之下，'伍'之上。但在秦简的大量资料中，并看不出它的存在。"（页86）首先，我们顸知治古史最易犯的错误是对"默证"缺乏足够的了解，往往以为现存古文献中之
所无即表明从来未曾有过，而且以为持此态度是治学方法谨严的标志。实际上秦简中《秦律杂抄》里的《敦（屯）表律》即证明'什'的存在："敦（屯）长，什伍智（知）弗告，赀一甲；伍二甲。"秦简整理小组的注释非常合理：此处'什伍'从下文另有'伍'看，应指同什的人而言。屯长就是伍长，同什之人只罚一甲，而同伍之人罚二甲，札是因为同伍比同什关系更密切。但他仍坚持"什"是"临时性的军事编制"与'十家连坐"无关。这种偏见是由于未曾细读《墨子·备城门》诸篇内容，不了解献公对防谍杒奸实行什伍连坐的迫切需要。
由于秦简中尚未发现户籍原件，其具体形式尚无法确知。但张金光在其廿余年心血结晶的《秦制研究》对秦户籍特色及其主要意义有扼要的解说和评估：
……秦户籍为户，役册合编，户籍同时是应役者的徭役档案。此制为汉及后世所承。……秦户籍，就其内容而言，为综合体式，详于籍注，…… 凡国家治术所掌握的每一个人口的一切状况、家庭关系等等，尽在户口一簿之中。因之，政府只要一簿在手，便可统理庶政。秦所开创之户籍实为人籍之综合百科人事档，是国与家最为重要的典章，是典中之典，为国家一切章法之根本。……编籍与"相伍（即编户）"相为表里，相互为用。户籍组织与社会行政编组是统一的，以县系乡，以乡系里，以里系伍，以伍系术户，以户系口。这便构成了以秦户籍为纲的一条完整的系术绳索。68
68 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页787-788、823。
69 王学理、梁云，《秦文化》，页143-144。
从社会及政治观点，献公的户籍改革既彻底扫除传统乡遂国野的区分，又奠下走向统一集权国家的通衢大道。
（三）参与初步推广县制
秦为增强新征服的边区冲要之地设县，可以上溯到春秋中期。穆公以后，《史记》《秦本纪》及《六国年表》仅记有厉公二十一年（公元前 456）县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及惠公十年（前390）县陕（今河南三门峡西）。献公朝〈秦本纪〉只记有二年（前383）"城栎阳"，但因〈集解〉引徐广"徙都"之说，引起不少近代学人误会。实际上献公决心设置具有国防意义的县，始于即位后的第六年（前379）"初县蒲、蓝田、善明氏，"再五年后才" 县栎阳"。近年考古发掘证明即使筑成重要国防和经济基地的县以后，栎阳城垣面积和建筑规模还是远远不能与都城雍和未来的都城咸阳相比。69 按常理推测，当献公决意兴建一系列的县以为军事根据地时，必有墨者精英及军事工程技术专家参与筹划及领导。
（四）推动《尚同》理念的实践
结束本节之前，尚须推测评估墨者对献公政治改革理念及实践方面的影响。案：自宗师墨翟始，散于列国的弟子以专长论可分为三派："论辩" 者游说从政，"说书"者传播学说，"从事"者制器守卫。70 "从事"派的墨者固为献公所急需，然"论辩"、"说书"之杰出者亦决不会错过赴秦入仕的黄金机会。另方面"从事"者中的精英亦必能通解宗师的中心政治理念与实践的原则、方法和步骤。饱经沧桑的献公深明富国强兵有頼政治、社会、经济力量的平行发展，所以元年即下令废除殉葬旧俗，七年"初行为市"，十年即"为户籍相伍"。恰为臣民之间只有外来的墨者，除技术专长外，还能秉承墨翟的尚同理念及推行政制一元化的原则与方法。唯有墨者才能背诵"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的历史教训。笔者相信献公之所以自始即决心迈向政制一元化的崭新大道是与墨者一再阐发《尚同》精义分不开的。此项推论的合理性，反射于一个多世纪后荀子的视察和评估之中。
70 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页31-41，对墨者三种人才的功能与活动有很好的叙述与分析。
《荀子·疆国》
应侯（范睢）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术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范睢于公元前266年封为应侯，卒于前255年。荀子亲自观察到的秦晚期的政风民俗，岂不是百年后墨子"上同而不下比"理念高度实现的最权威的见证吗？荀子这著名的论断中唯一需要修正的是"四世有胜"的"四"应改为"五"，因为四世只能上溯到孝公，五世上溯到献公才符合本文考证的结果。总之，从本节重建多方面史实反思，献公朝确是转弱为强的枢纽，而促成这种演变的核心力量却是来自仕秦的墨者。
（五）结论
（一）秦墨的命运
两千多年来哲学及思想史界最大的困惑莫过于墨子学派何以从显学倏忽衰微沦为绝学。二十世纪前半论者有胡适、梁启超、钱穆、方授楚、陈柱、郭沫若诸家，但"在解释墨学衰微问题上，言之成理的说法少，似是而非的议论则太多，这反而防碍对真正原因的把握。"71 就思想及制度方面作简要的析论。
71 张永义，《墨子与中国文化》，贵阳：贵州人术出版社，2001，页331。
（1）墨子理想过高，难为常人接受。《庄子·天下》篇所论，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
（2）时代巨变不利于墨学及墨者
当秦献公征募墨者之初，秦是被侵略的弱者，正是笃信兼爱非攻的墨者乐意效忠的对象。但经过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大凯旋后，秦迅即变成最强的军事侵略国。这一基本事实既造成所有墨者良心信念的矛盾，更切断所有墨者社团发展的机会。
（3）献公与墨者的特殊因缘
笔者曾屡度提到墨者的种种专长恰恰迎合献公迫切的需要。撰此结论之际，再度反思，深觉二者之间的关系堪称是特殊因缘。之所以特殊是：建立关系之初双方都觉得一切同轨合拍，欢同鱼水；双方都不能预料局势发展下去会只对秦国有利而对墨者极端不利。这是因为战国期间主要国家都在建立中央控制下的新型官僚制度，墨者仕秦之初即以多种专长被分配到官僚机构中的不同部门，事功虽有册籍可稽，姓名则匿而不彰。墨者的种种技能和专长既经常被政府汲取利用，其地位和功用就越来越"边缘化"了。秦墨最无法抗拒的是统一集权中央化的政治洪流，自始只有浸泳其中任其漂荡，不能也不容逃脱。事实上，仕秦四、五世代以后业已完全消融于此洪流了。从理论及事实观点推想，至晚到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诗书百家之禁，墨者已经完全消声敛迹湮没无闻了。72
72 同上，页307-318。
73 《史记》，页2350。
由于墨学衰微，墨者无闻已久，司马迁撰《史记》只能以二十四字附墨翟于〈孟子荀卿列传〉之尾73："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然而他的《六国年表》序秦获"天助"说还值得我们玩味。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首先，"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一语，既有其模糊性又有其合理性。模糊性是由于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合理性是"之后"两字，事实上等于默认献公对变法图强已经为孝公、商鞅做了良好的奠基工作。后世读史者往往会遇到这类传统论史的表达方式的。再则通过本文的多方考证，史迁所讲的"天之助"无疑应该是墨者"人之助"；但是秦之所以能得到墨者"人之助"就只能归之于特殊因缘了。
（二）国史上的"大事因缘"
六十多年前陈寅恪师于冯友兰师《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三，特别提出两项论断。
一： 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两宋）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二：略阐由佛引起儒释道三教混融之后，转而反溯：
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术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术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今日反思，陈师两项论断皆有商榷余地。两宋新儒学之产生，固然是我国近千年来思想史上的大事，但就全部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应是秦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
至于陈师第二项论断──二千年来.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之不尽符合史实，显然是由于他在冯着审查报告中近乎炫耀的自嘲："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国史上对传统政制之本质及其运作了解最深刻的当推汉宣帝和毛泽东。
《汉书·元帝纪》：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
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
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
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74
74 《汉书.元帝纪》，页277。
75 《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下册，页1657。
76 墨者的悲剧也可释为弗洛伊德提出的人类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斗争的悲剧。
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写于1973年8月5日：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75
结束本文，"大事因缘"的"因"和"缘"尚需解释。"因"当然是笃行兼爱非攻，不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缘"则甚奇，奇在：墨者原来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情怀，在竭忠尽智仕秦的过程中，竟无情地被时代化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剂──这才是人类史上值得呕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76
2010年月4日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