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会中西文化和哲学，能从社会的文化构造及其演化这个最深入的层面来看待历史变迁，唯王国维、陈寅恪二人矣。其它诸如费正清、李约瑟、汤因比、斯宾格勒等等，也远没有达到这种深度。清乾嘉以后，中国史学进入考证的层面，到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把中国传统史的重重外衣剥掉，把从商周开始的以实用主义和现象逻辑为主导的层累的社会的文化构造的历史状态呈现出来。不管历史披着什么样的外衣，不管是过去的社会变迁，还是明清易代，还是后来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社会的演变，只是构成社会（不同地域的或某一相对封闭地域的）的各阶层的力量的相互作用而达到某种结构性的相对的平衡状态而已。王国维（为数不多的真正弄懂了康德哲学、能量守恒原理、进化论等西方理念的国学大师）近百年前能从读《资本论》看到中国未来会被赤化而当形势日下时自杀。陈寅恪上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哈佛读大学时候（之前1911年在欧洲游学时闻国内发生辛亥革命也去读《资本论》原著，以他三代儒学世家的功底，从十三岁开始在日、欧、美游学共16年，没有拿任何文凭）就痛心疾首，西方的技术、商业将涌入中土，而中国自身的文化会衰落，中国社会必将发展到物欲横流的状态。而从他治魏晋隋唐史推出众多前人未发之见，可以知道他期望的中国中兴之路，即中国未来社会的组织结构，必然是中国主体文化与西方科学充分化和之后（也是王国维的主张）的新构造。很可惜，社会历史的演化并不会走他们早已洞察到的捷径，这是每个生活在这段历史中的人们的不幸。